[原创] 红鼻与白象-谈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

南东

    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是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最近顾颉刚的日记出版，我们可以更多地得悉顾颉刚对此事的记录和看法，参照鲁迅的记录和态度，这个事件基本明朗了。
    顾颉刚多次在日记中反思他和鲁迅的关系，以1927年3月1日的日记说得详细且有条理：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后来顾颉刚又在晚年多次补记自己与鲁迅交恶的看法，其中以1973年7月11日在其1926年12月31日的日记空白处补写的内容叙述最为详尽，此段甚长，摘录如下：
    ……
    孙伏园去广州，此厦大风潮之导火线也。先是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中任佥事，自民元蔡元培任部长时所委任，教育为当时闲散部门，尽有闲暇，遂参加北大教授所编之《新青年》，作〈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颇负时誉。自后遂兼北大几女高师课。许广平是时肄业女高师，常至鲁迅家，两人发生恋爱，此本常事。鲁迅所娶徐氏，向无感情，是时益厌倦，留以侍母，而别建新屋于阜成门内，居之。许毕业后回粤，任中学教师。及张作霖入关，通缉新文化名人，鲁迅在黑名单内，不得不走。会厦大设国学研究院，文科主任林玉堂延沈兼士主其事，沈因介鲁迅、张星烺为研究教授，而林以予出《古史辨》突负盛名，亦廁予于中，我乃与沈、鲁、张同室办公，同桌进食，惟卧室不在一处耳。予以鲁迅长我十二岁，尊位前辈，而彼以予为《现在评论》派，今乃同坐一条凳，踧踖不安。闽、粤路近，遂遣其旧徒孙伏园到广州，是时中山大学组校务委员会，委员为顾孟余、郭沫若、李汉俊、周佛海等。孙到校访各委员，具道鲁迅愿至粤意，彼等示欢迎，且言：“我校既欲请鲁迅先生，亦欲请顾颉刚先生”，以聘书两份交之。渠返厦门，与鲁迅商，毁我聘书，不令我与他人知有此事。厦大校长林文庆者，校董陈嘉庚之好友，然其人娴英文而不识汉文，往来文牍皆秘书刘楚青（树杞）读与彼听，决定可否，请其签名。渠居然练得“林文庆”三字草书，不知者固不识其不娴汉文，然其书年月日字，便歪斜如小学生所写者矣。鲁迅既得粤校聘书，便急切欲离厦校，而苦于无名，乃专骂林文庆与顾颉刚，谓厦大中胡适派攻击鲁迅派，使鲁迅不安于位，又谓校长克扣经费，使沈兼士无法负研究院责任，逼使回京云云，于是我与林遂为鲁派（旧徒孙伏园、章廷谦，新生谢玉生等）攻击之对象，不徒流言蜚语时时传播，又贴出大字报，为全校及厦门人士所周知，我与林遂均成反革命分子矣。是时林欲拉拢予合作，抵抗风潮，一日宴全校教员，予既至，便邀入一小室谈话，予与彼本无共同语言，渠乃拉杂说琐细事以拖延时间，约一刻钟乃开门同出，使其他座客疑为会谈机密，而鲁派之攻击予乃益甚，谓是勾结校长以排挤鲁迅也。某夕，文科教职员开会欢送鲁迅，予未出席，而陈万里在会上云：“鲁迅先生此行，不但为了中山大学规模大，可以发展长才，亦以为有爱情对象在彼，可得情感上之满足也。”于是鲁迅以陈万里揭穿渠与许广平之间关系出于我之授意，恨予益深。是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经营之橡皮歉收，校中经费不足，而国学研究院之设立消费孔多，厦门富商不少拥巨资者，林校长宴之，期其有所捐赠，席间起立，谓：“诸公如愿厦门高等教育发展，不论捐多少，即一角一仙（分），亦所感谢”。富商尚未答，鲁迅即从怀中取出两角，云：“我捐二十仙”。席中人相顾骇愕，林亦无法下场，曰：“先生，请你收起了罢！”于是众客尽散，捐款之事不复谈矣。林到新加坡，与陈嘉庚谈决停办国学院，以研究教授改任文科教授，而鲁迅之离校为对林文庆与顾颉刚之革命行为，更振振有辞矣。
    然中山大学之当局对鲁迅固有关系，而对予则关系更深，顾孟余，予肄业北大时之教务主任也，傅斯年，予十余年之密友也，校中既同时聘鲁迅与予，乃鲁迅至而予不至，遂函电交驰，促予赴粤。予视时间至重，知每易一地即有半年左右之不安定生活，不克从事读书写作，故厦门环境虽不合理想，亦不愿未及一年而即去，且鲁迅已到粤，彼既视我为大敌，我亦不欲重投此矛盾重重之漩涡，故去函辞谢。鲁迅在彼，闻彼等议论，即谓“顾某与林文庆交情好，他是不肯来的”，一面又使章廷谦在厦大内宣传：“鲁迅是主张党同伐异的，看顾颉刚去得成去不成。”如此，我当然更不想去。可是傅斯年常来信督促，且说：“兄如果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两面夹攻，实使我走投无路，不得已去厦就广。鲁迅知我将去，又说：“他没有聘书，怎么来？”朱家骅（是时任副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都对他说：“我们是发给他聘书的，有档案可查。”及我到粤，校中照旧样发给我一张。偏偏我不晓事，把孙伏园扣发及现今补发的事对鲁迅请去的江绍原（新潮社员、语丝社员）说了，于是鲁迅偕许寿裳（亦彼所邀）、江绍原一块辞职。学生挽留，贴出大字报，傅斯年亦贴出大字报，云：“如不让顾某入校，我亦辞职。”两方均为校中重要负责人，鲁为教育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为文学院长，学生汹汹，停课数天。朱家骅出作调人，一方面许鲁迅等请假离校，一方面派我到江浙一带为校中图书馆购书。以此我与鲁迅竟未在中大见面。自鲁迅到粤，即聘许广平为中文系助教，离校后正式同居矣。
    是时北伐军东破沪、宁，西破武汉，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在宁组织“国民政府”，即杀共产党员及左倾分子，号为“清党”。汪精卫在武汉亦组织“国民政府”，标榜“容共”。孙伏园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鲁迅离校后寄与一函，云：“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其徒谢玉生亦与函，同是对我破口大骂，而伏园加以按语，增其力量。此信于四月某日刊出，如我在武汉者（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
    我诚不知我如何“反对民党”？亦不知我如何使兼士为我愤愤？血口喷人，至此而极，览此大愤，适于杭州道遇江绍原，询得鲁迅粤市居址，即去一函，欲与彼在法庭相见，质此曲直。秋间予到广州，闻人言，鲁迅接信后颇为恐慌，迁居别地，其后挈眷迁沪，亦甚秘其踪迹。自此之后，即无大学请其任教，盖惧其以学校为闹风潮之凭借也。惟蔡元培笃于旧谊，畀以中央研究院特别编辑员之名义，月薪三百元。
鲁迅居沪，十年而卒。予每闻人言，鲁迅所最恨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予每自诧讶，我有何罪而使彼痛恨至于此极？年来读《鲁迅全集》，乃知彼之所以恨我，其故有在彼者，亦有在我者。彼与徐氏结婚，出于父母之命，远在清末，尚无反抗之觉悟，仅为无感情之同居而已。然性欲者，人类与一切生物所同，感情者，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既两不相协，名为同居而实无衾枕之好，其痛苦何如？闻孙伏园言，鲁迅晨起未理床，徐氏为之叠被，彼乃取而投诸地，其感情恶化如此，故绝未生育。鲁迅作文诋杨荫榆，谓其独身生活使之陷于猜疑、暴躁之心理状态，故以残酷手段施诸学生，虽非寡妇而有寡妇之实，故名之曰“准寡妇”。以此语观鲁迅，则虽非鳏夫而有鳏夫之实，名之曰“准鳏夫”可也。何以明之？鲁迅虽任教北大，且为《新青年》作文，而与北大诸教授不相往来，不赴宴会，虽曰高傲，而心理之沉郁可知。当孙伏园发起《语丝》，征文于鲁迅，乃首写一《假杨树达的袭来》，载于第二期。当时予颇疑之，以为如此私人间小事，安有大张旗鼓以耸动读者之理。其后知此人为北师大学生，神经不正常，欲见鲁迅而虑其拒绝，乃讬于杨树达之名以入其家，说话离奇，鲁迅遂疑其为侦探，为刺客，而暴露之于报刊，当作一回政治迫害事件，此正其“准鳏夫”心理之表现也。及其与许广平同居，生子海婴，有正常之家庭生活，乃能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辩证法观察社会现象，得到毛主席之高度评价，而《假杨树达》一文遂为编全集者所删去。猜其在闽、粤时对我之百般挑剔，亦犹此类，故其致伏园詈我之函亦不收于此集。此其故在彼者也。至在我之故，首发见于一九二一年冬之《阿Q正传》，渠谓“阿Q”之名为“桂”为“贵”，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按是年春胡适始作《红楼梦考证》，而我为之搜罗曹雪芹家庭事实及高鹗之登第岁月，此等事亦彼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不废，足证此类考据亦适合于彼之需要，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自后数年，我发表之古史、故事、歌谣、风俗论文日多，渠虽未加贬斥，亦暗地眼中出火，故于初到粤时便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当时傅斯年驳之，谓“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彼于此驳不能答也。总之，我助胡适作文，只此搜集《红楼梦》资料一事，而彼之妒我忌我则即由此一事而来。加上他反对杨荫榆而陈源驳之，陈源与我为友而孙伏园又加以挑拨，于是彼之恨我乃益深。我虽纯搞学术，不参加政治活动，而彼竟诬我为参加反动政治之一员，用心险恶，良可慨叹。
   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
   ……
    此时顾颉刚已看过《鲁迅全集》，了解到鲁迅对他的真实看法（这与他早期的一些认识也有所冲突——其中缺失了他曾认为川岛挑拨、潘家洵流言和他认为鲁迅抄袭的事，这或许是此时他自己排除掉了。）主要追记了他认为和鲁迅交恶的各种细节和可能，并最终归结到鲁迅的“准鳏夫”心理，他强调不说“谎话”，不过其中涉及的史料大多是孤证，是间接材料，错乱不少，有的还自相矛盾，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而且很多是那种推己及人式的预设。除了日记以外，顾颉刚在一些信函中也谈到对鲁迅以及个人和鲁迅交恶的看法，虽说辞各异，大意不外乎此。
    鲁迅对顾颉刚的看法主要是在给一些亲近者的信中，从鲁迅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顾颉刚的嫌恶是一点点积累和升级的。鲁迅首先是不满顾颉刚的浅薄；其次是他的阴险和专门荐人；再次是鲁迅受到顾颉刚等人的排挤。
    鲁迅在1926年9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他在9月26日的信中就有了“不与此辈共事”的想法；而在9月30日的信中更指责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随后“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这也为厦门大学的一位同事知晓，在10月21日的信中鲁迅转述了那个同事的话：“……玉堂敌人颇多，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我两人在此；兼士去而我在，尚可支持，倘我亦走，则敌人即无所顾及，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我，一面又各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胡涂云云。”鲁迅接着感叹到：“我看这是确的……北京的学界在都市里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吃苦的还是玉堂，玉堂一失势，他们也就完，现在还欣欣然自以为得计，真是愚得可怜。”稍后鲁迅和顾颉刚还是共处了一段时间，只是更加深了鲁迅对他“阴险”、“浅薄”的认识。
    鲁迅在1927年1月离开厦门，“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随后厦门大学国学院停办，林语堂离开，4月份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也来到中山大学。鲁迅随即“脱离中大”，并在4月26日给孙伏园的信中谈到不愿再和顾颉刚共事的原因：“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这被孙伏园加按语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这可能并未经过鲁迅的认可，他在回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同时他在1927年8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也说：“《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引发了顾颉刚和他的诉讼争议。
    而鲁迅在给相关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顾颉刚，其中尤其是在给章廷谦（即川岛，曾请托于顾颉刚，顾反劝林语堂不要请他，等厦大聘用，他却在给之的信中说“事已弄妥”，待川岛到厦门，他还“送来一大碗红烧牛肉……”）的信中，“红鼻”应是鲁迅在1927年2月25日给之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
     1934年7月6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又提到顾颉刚，这体现了他对之的总结性的认识：“三根（指顾颉刚）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现在看来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是一个过程简单且事实清楚的事件，之所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他们两位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其次就是以前顾颉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和认识我们了解的不多；再次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件由于当事人的独特性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可以说直到目前各种论说中都有其局限、偏颇和问题的，这包括鲁迅和顾颉刚本人，因此要全面分析这个事件不仅要充分把握到其过程中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还要对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有所体认，才能做到知人论世，如此认知主体的思想和境界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虽研究鲁迅，但并没关注到顾颉刚，相反我以前读过顾的《古史辩》，对他颇有好感的，近来看了一些论述他们之间关系的文章，不明所以，也没有探究的兴趣，只是觉得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往往偏离真实，偶然读到顾颉刚相关的日记，一下子触动了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也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般论者大多强调鲁迅如何刻薄顾颉刚，我在阅读时却没有这种感受，首先鲁迅对顾颉刚的感受只是一己之见，我并没有因此就如此看待顾颉刚的；再者是否刻薄是相对的。看过顾颉刚的辩护文字，感到他们之间虽然有一些误会，但鲁迅对他的认识是深切的。相较于鲁迅对顾颉刚的反感，顾颉刚表面对鲁迅很尊敬，而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表露的心理其猜忌有过之而不及的。同时鲁迅对之的判断多来自于他的表现；而顾颉刚的很多看法简直是向壁虚构的，他的有些分析可谓文过饰非，其辩解除了自我肯定乃至播弄是非外缺乏反省意识，他看过《鲁迅全集》后，仍作那样的辩解实为不智，这一点可能他自己也不觉吧。
    顾颉刚曾在自传中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显然他是痛苦于这种状态，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始终难于理解鲁迅对之的憎恶，其实他自己不是已经表明了吗？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是清楚鲁迅对之嫌恶以及其理由的，那么他的不解就有些奇怪了（这可能体现的是那种功利性的思维，在事理上他是明白的，但无法承担这种现实中的损害），单是污人抄袭就应愧疚，鲁迅因此对他憎恶不是很正常吗！再者我们看他的用词“揭出”，不知他是如何“揭出”的，胡适在1936年致苏雪林信中还认为陈源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这让我想起所谓“鲁七条”中的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不过这样的心态和表现大概一般人多具有的吧，就像他女儿顾潮认为其在应对川岛求职中的两面三刀“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而在一些论者那里则成了他“不谙世事”的表现。
只是如此鲁迅的表现他们就难于理解了。对照鲁迅的一些记录和看法，顾颉刚对鲁迅的理解和鲁迅的真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一点看他确实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处境。而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之所以偏离事实、多变且自相矛盾，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心境，他的历史意识没能超越那种自我肯定的心理，他晚年将原因归结到鲁迅的“准鳏夫”心理，显然忽视了鲁迅和许广平早已恋爱，而在广州他们已经同居了，这也与他后面涉及到有关“毛主席”的判断大相径庭。自然这也表现出他认识到自己和鲁迅的冲突是个性和精神层面上的，只是他未能反思到自身的言行对鲁迅的伤害，进而理解鲁迅。
    论述这个事件的以“抄袭说”和“派系说”最为流行。一些论者看到鲁迅如此嫌恶顾颉刚，总以为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奇怪的是他们不质疑引起鲁迅憎恶顾颉刚的事实，却质疑鲁迅这种嫌恶本身，我想大凡关注这个事件，鲁迅的记录和态度总应该知道的，他们甚至要对簿公堂，就挖出顾颉刚散布鲁迅抄袭来，而顾颉刚的日记也澄清了这个公案，他确实讲过鲁迅抄袭，不过陈源的说法是否直接得自他则不得而知，鲁迅是否知道也需要存疑的，否则鲁迅的表现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或者说像顾颉刚这类人一样，如此他们还会发生冲突吗？一些人对于事实不做分析，偏偏汲汲于一些难于考证的事，有些人认为鲁迅是在到广州后才知道顾颉刚散布他抄袭的，而鲁迅在厦门时之所以没有公开他对顾颉刚的嫌恶，一部分是考虑他们都是从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而来的，他在1927年4月20日给李霁野的信中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
    顾颉刚在1927年2月11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很多人对这一事件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一段话进行的，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一点顾颉刚在晚年已经自我排除了，更没有意识这里不仅表现出顾颉刚的心态问题，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反向的疑邻窃斧的思维和心理，自然这里可能也体现人们那种共性的心理和意识。如此顾颉刚散布鲁迅抄袭也是影响他们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顾颉刚在和鲁迅的交往中难免有某种心怀鬼胎的表现，比如他们在厦门初相处时鲁迅就感到其“面笑心不笑”，这会加深鲁迅对他阴险和表里不一的认识。
    这也体现了一些人专好从私利或是欲望来认识和对待事物，相反却总是责人以道德和大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反感“正人君子”的一种表现，这大概是一些认识矛盾和他们之交恶的一个根由吧。
    有人将他们的交恶归结到派系之争，而顾颉刚曾是《语丝》的同人之一，鲁迅早期对顾颉刚并无嫌恶之意，而在鲁迅早期文字中有一篇《对于“笑话”的笑话》还对顾颉刚有所肯定。查鲁迅日记，在厦门以前他们也有一些交往，如1924年10月12日：“下午顾颉刚、常维均来”，1926年5月15日：“顾颉刚、傅彦长、潘家洵来。”同年6月15日则记有“下午顾颉刚寄赠《古史辨》第一册一本。”而鲁迅与顾颉刚同时应林语堂之邀来到厦门大学，在厦大共事的初期也有过一些友好的交往——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未必知道顾散布他抄袭乃至是不以为意的，鲁迅在中山大学对之采取“鼻来我走”的态度，我认为其根源在于鲁迅和顾颉刚在厦大的交往经历，顾颉刚之为胡适的学生，以及他是“现代评论”派，这些鲁迅自然在北京时就了然的。鲁迅自己是承认“党同伐异”的，并不以“公平”自居，顾颉刚的身份和政治主见确实为鲁迅所不喜，这是他们交恶的一个背景因素，但不成为鲁迅憎恶他的主要原因。
    概括而言顾颉刚和一般论者所认为他们交恶的因由都不太充分。其实从鲁迅的信中可看出，鲁迅主要是不满顾颉刚的为人和为学，而鲁迅眼中的顾颉刚恰是他极为厌恶的形象，当然顾颉刚是否真的像鲁迅所认识的这样则另当别论，这是对应于鲁迅的一种形象；在一般人的眼中，或者当顾颉刚遭遇到其他人时他的性情和表现也会是不同的，人们的感知更会有差异，这也是造成人们理解困难和出现偏差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鲁迅对顾颉刚的嫌恶是“可恶罪”，认为鲁迅的个性是偏激、刻薄的，或者说他脾气很大，缺乏容人之量。将他们之间的交恶理解为意气之争，这也是不确的，或者说如此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交恶。其中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性情——疾恶如仇且习惯于从精神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许广平在1926年11月16日给鲁迅的信中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在处理和顾颉刚的关系时，鲁迅确实如此。
    而鲁迅在1934年5月22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反省自己：“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这也可增加我们对鲁迅嫌恶顾颉刚的理解。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虽多出于个人实际交往中的感受，但他对顾颉刚的不满又是超越于个人的恩怨，是从一个人品性、信念及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上出发的思考，自然这对应着鲁迅自身具有或是坚持的信念，引起他们诉讼争议的就是鲁迅指出顾颉刚曾“反对民党，”（鲁迅在1926年11月6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提到了“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则电邀之，”这里也透露出鲁迅不愿再与顾共事的意识，）这一点有人提出反证，首先鲁迅多次在私信中指出顾颉刚反对民党，显然是有所本的，而顾颉刚内心是否反对国民党这个很难论证，自然他的心态是变化的，他的表现如何也是无法预设的，鲁迅反感他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言行不一，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是一个“尊孔”的人。
鲁迅在《理水》中塑造了一个“鸟头先生”，这显然是影射顾颉刚的——有些人因此质疑鲁迅涉嫌人身攻击，而我认为鲁迅将顾颉刚文学化，既意味着他是将之当作一类人的典型来处理的，这部分地超越了个人的憎恶，这一点有些人倒是忽视了，他们总是从个人的恩怨来解读这个事件，因此往往会顾此失彼，顾颉刚的意见也是如此。现实而言鲁迅和顾颉刚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利害冲突，反倒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而顾颉刚早期的阳奉阴违也正由于此吧。
    正是由于这种性情、为人和运思方式的差异注定了鲁迅和顾颉刚的对立冲突，他们性情之间对立的背后是那种生活态度和信念的差异，鲁迅是看清了顾颉刚的真实而不愿与之共处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顾颉刚的身上延续了鲁迅对那些“正人君子”的憎恨，这可能真正体现出鲁迅嫌恶顾颉刚的地方。当然我并不是认为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其中有着很多偶然的因素，只是他们之间的交恶也不像一般人那样感到是难于理解的，现在我关注这个事件也想着他们是否能够避免这样的窘境，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负面的事情，我也因此理解到一些人的好事心态来。我强调他们的局限或是问题是针对其自身的，他们相遇、相互对待的方式都是真实、可以理解的；相反一些人从个人出发的同时却质疑他者对应的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症结。
    在这个事件中顾颉刚是很自我的，然而他却不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鲁迅。比如顾颉刚认同于他是“鲁迅所最恨之人”，这显然言过其词，其心理也是很怪，鲁迅对他只是不胜其烦，在私底下发点牢骚而已。鲁迅在与他交恶之前也多次用到“红鼻子”这个意象，其中多体现的是某种厌恶的心理，其对应的形象也不过是看客或庸碌之人。可以说鲁迅是不屑于将之视为对手的，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也表达了有些代之或因之受过的意思吗，在日记中也将“至在我之故”归因于他和胡适的关系。
    我们即使是站在顾颉刚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是有不少悖论，一般人注意到顾颉刚难于承受他与鲁迅的交恶，同时他也是不愿意与鲁迅交恶，就像他私底下诋毁鲁迅抄袭，然而表面依然尊敬，即使在厦门大学他们的交恶已经公开化（鲁迅之离开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说是由于鲁迅派和胡适派冲突），他在鲁迅离开厦门时还到船上送行，更奇怪的是他知道鲁迅不希望他到中山大学去，还是去了，其理由之一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和林文庆一伙的，否则也不会弄出这么个公案来，显然他不了解鲁迅或者说是按照自身的认识来处理的（另外据顾颉刚1927年3月1日的日记，傅斯年在邀请他去中山大学的函电中“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显然傅之邀请他有排挤鲁迅之意，而顾的前往是否也有这种自觉则不得而知。）那么对应的我们应该从鲁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鲁迅厌恶顾颉刚这类人，受到他们排挤，对鲁迅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和直接的影响，那么鲁迅的这种态度不也是很正常吗，所以我看到那些理解顾颉刚的人往往在责鲁迅以大义的同时，又是将自身的某些意识附加在鲁迅身上，无论是抄袭说还是派系说都是站在顾颉刚的角度上来理解的，或者说人们难于理解鲁迅为什么讨厌顾颉刚，却又按照个人的心理来设定他们的冲突——而这正是鲁迅所反感之处，这一点与顾颉刚的表现正一致。
    我们从鲁迅的角度来看待，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根本上是人生态度的对立，而这样的人在一起注定会冲突的，从这一点看他们共事中的龌龊，以及鲁迅不愿与之共事很正常，顾颉刚的表现就很难理解了，这可能就在于顾颉刚本意是不愿和鲁迅冲突，同时他也是按照自我来认识、对待鲁迅的，我们可以说他在日记及信中分析自己和鲁迅交恶的因由正是他的自画像，只是他用来理解鲁迅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分析出鲁迅嫌恶他的这么多理由，却将责任推到鲁迅及他人的一个原因。当然鲁迅嫌恶他的并非主要是其认识到的原因，但是这些也是作用于他们关系的重要因素，当顾颉刚自觉到个人的胡适色彩时难免会在认识和对待鲁迅的过程中有着这样的眼光和心态的，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感受与认识之间的错位造成他们相处中的张力关系。
    当然鲁迅嫌恶顾颉刚也有过激之处，这种过激不是说鲁迅的反应，而是他对顾颉刚的认识有某种情感的作用，同时从顾颉刚个人的感受上看也是如此，应该说顾颉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其品性也未必恶劣到鲁迅和他无法相处的地步，这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顾颉刚在某种意义上是代人受过，鲁迅是反感顾颉刚那群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正人君子”形象，只是最终他将这种反感集中到顾颉刚身上，他自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不是已经指出其他人“更浅薄”，只是这些人也无法达到与鲁迅冲突的能力。另一方面鲁迅从心性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顾颉刚，在坚持自身的同时也忽视了顾颉刚的某些权利。这就好比鲁迅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概念“资本家的乏走狗”，应该说一般人都有着这样的意识和表现，而且梁实秋还不是那种特别恶劣的，从这一点看鲁迅的论述是有力的，但未必公平，也就是说我们从社会的意义上看鲁迅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正如“精神胜利法”一样是振聋发聩的，若具体到某个个体则都会存在着是否恰当的问题，这也取决于看待这个事件的个人，我们若从社会意义上看就很好理解，但若从个人恩怨上来分析，总是有捉襟见肘的地方。
    鲁迅和顾颉刚是那种对应的存在，当他们遭遇时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压抑——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鲁迅对顾颉刚的嫌恶远甚于陈源等人，因为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短兵相接，有那种切肤之痛。我们在思考鲁迅所遭受的困苦时也要注意到对应的那些使其苦恼的人也是因此而困苦的，反之亦然，正如顾颉刚的表现，他们眼中鲁迅的偏激不仅是这种关系中鲁迅的存在和表现会偏离个人的真实，而在对应的人群中这种感受会更加强化。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顾颉刚的表现及现在认识上的混乱，这是一个事实清楚的关系，认识的混乱主要是由于理解上的困难，或者说鲁迅个人存在的独特性超越于一般人的心智。
     1927年6月12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弛，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这一句话可谓是他和顾颉刚冲突的一个注脚，也应是我们理解这个事件的前提。这一方面使我意识到我们在关注这个事件需要超越我们自身的某种自我肯定的心理和意识；另外就是鲁迅也应该因此意识到他的这种存在对他人之理解和对待他构成了一些张力，那么如此若能以轻松、自觉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张力现象就不会造成太多问题了。
    人们关注这个事件往往注意到鲁迅之对顾颉刚的嗤之以“鼻”，因而将鲁迅理解为对应性的存在，比如“刻薄”等，实际上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鲁迅并非是好斗，也不乐于遭遇这样的状况，人们更会因为鲁迅现在的形象而要求他，而忽略了在生活中鲁迅那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无奈。人们也会忽略了顾颉刚的表现对鲁迅的伤害，在他们的交恶中其实鲁迅多是被动和“逃”避式的，鲁迅离开厦大，顾颉刚等人是一个原因；而鲁迅离开中山大学，则主要是因为顾颉刚，引起他们诉讼争议的信件也是在鲁迅不知情中发表的，应该说在生活中鲁迅才是受害者，正如傅斯年认为他已“失败”一样，你看作为师辈的鲁迅两次被理应师事他的顾颉刚挤走，而且在中山大学随鲁迅离开的还有江绍原、许寿裳等人——鲁迅并不希望江绍原离开的，随后他多次为江绍原介绍工作，这在现在也是难以想像的，难怪鲁迅事后感叹自己做了“傀儡”，而顾颉刚在日记中强调自己和中山大学的当局“关系更密”，事实上在他们交往中鲁迅对顾颉刚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同时也看不出鲁迅有伤害他的意思，以后他们很少有交集，只是解放后鲁迅被圣化，这对顾颉刚的心理和生活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像此时胡适对他的影响一样，使得曾经以胜利者自居的顾颉刚在耄耋之年仍不忘声辩，这应该说是世事弄人以及个人心理的问题了。不过晚年的顾颉刚对他与鲁迅的关系又有一些新的反思，“我自省，一生只有和胡适、鲁迅、朱家骅三人的关系是我的大错”（《顾颉刚日记》第十卷，615页）。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
    这使我想起林语堂在《悼鲁迅》中的一段话：“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也谈到自己在厦门大学被排挤的一些情况），这里的同事包括顾颉刚，其中也体现出鲁迅个性的温厚。其实在厦门的鲁迅，可能林语堂的感知更加贴切，林语堂在《鲁迅》中说“鲁迅在这种地方（指厦门）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这大概也主要得自于他和鲁迅在厦门的共事的感受，“白象”是一种称誉，其实也微含讽喻，这除了强调鲁迅的独特与高贵以外，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在现实中也是一种负累，这让我想到鲁迅在厦门大学和林语堂的共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为林的处境而担心，可能正体现出鲁迅的这种特点，表面上看他很世故或者是悲观，可从情理上看却是太天真，这就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顾虑的，林语堂是清醒的，或者说习以为常的，反倒以为鲁迅的这种存在以及对世界的态度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是对个人尊严的敏感等，对应的人在意的是个人欲求的实现和现实的利益。我们从社会意义上看鲁迅是高贵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个人以及他人的层面上看则会出现乃至是造成问题。
    鲁迅不仅在生活中遭到伤害并深受影响，我注意到现在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也大多在情感上倾向于顾颉刚——我们不能单纯地从鲁迅存在的独特性与一般人的自然对立来理解，也要注意到鲁迅这种独特本身的问题，这是对于他者，也是对于鲁迅自身的。还是以他们的交恶为例，我认同、理解鲁迅的心情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也慢慢意识到顾颉刚的权利，他也并没有恶意来伤害鲁迅，他更多是从个人生存的需要以及个性来应对的，就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作为当事人自然会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我若因此要求他客观、公正，这也是一种苛责，这也使我意识到鲁迅确实忽视了他们的这种真实性，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按照我们的特性以及标准来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反之亦然。对于鲁迅来说他固然是受害者，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但是这恰恰构成他们冲突的一个因素；另外鲁迅虽然不屑于与之周旋，却因此深受其害，影响个人的生活和对人世的认识和态度，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失计。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也可以说体现了他个人以及其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关系，那就是鲁迅理应在思想的层面上认识和包容顾颉刚而在现实的层面上进行斗争，然而鲁迅的表现有些相反，他在价值层面上排斥顾颉刚，而在现实中又是一种回避的态度，而这种内在张力形诸语言，就表现出某种激烈的色彩，现在人们根据鲁迅的言辞来反思这个事件以及鲁迅个人，自然是很难得到真相的。
    鲁迅在发表《孔已己》时曾作一附记，批评“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固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理水》中将顾作为一类人物来对待，但仍难免有这种人身攻击的嫌疑，这其实恰体现的是鲁迅个人存在的悖论，在与顾颉刚的冲突中鲁迅失去了内心的平和。概括而言在这个事件中他们都是忠实于自我的，但事情往往偏离个人的本意，使得大家都受到伤害，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很多负面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关注和分析这个事件依然没有超越这样的悖论，显然这也不是鲁迅所愿意看到的。
    我们关注这个事件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鲁迅、顾颉刚等人的认识，了解到民国时期学界的某种风貌以及分野，但也可从中窥得人性的幽暗，以及生命存在的悖论，感叹世事的无常，可谓“目力所尽之处，终于有了裂缝。”（王寅《窥镜者》）

xubaiduo

文人相轻，势同水火！
当年被迅哥夸赞为战士的刘半农，亦被他视为倒退。至于钱，更是形同陌路！

南东

你对鲁迅话题很关注啊，多批评！

xubaiduo

鲁迅是我意欲踩踏的对象——
你等着我的狂批……呵呵

南东

欢迎针对主帖的批评！ 4# xubaiduo

南东

谢谢斑主的加精，希望有人看完并直言自身的感受或是认识。

菜籽

加精太 快了——迄今未见评点！！！
排版太乱，阁下自己去整理吧——

南东

欢迎楼上评点、批评！

zoufeng_1234

红鼻和白象形成对照，确实有趣。但是红鼻是顾的身体特征，鲁迅喜欢拿这个攻击对手，白象是鲁迅和许广平谈恋爱时候的爱称，二者不太对等，好像有点那个。

南东

回楼上：鲁迅可能是不喜欢红鼻子，他在认识顾之前也在作品中用过红鼻子的形象，谈不上拿这攻击对手。而白象最早是林语堂对鲁迅的一个称呼。你读帖不认真啊！

zoufeng_1234

10# 南东
什么叫“可能不喜欢红鼻子”，谁都不喜欢自己长个红鼻子，但是如果别人长个红鼻子，我们也不能说:我讨厌他，因为他是个红鼻子,我天生不喜欢红鼻子。利用身体缺陷攻击别人是非常低级下流的行为，偏偏鲁迅还乐此不疲。

关于白象：

在他和许广平的通信中，经常署名“小白象”，或是“你的小白象”。比如1925年5月鲁迅在北平给许广平的第二封信(5月15日夜)，署名的地方赫然画着一只高高举起鼻子的小象。(《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三册》第105页)而《两地书》在公开出版时，署名“EL”，就是Elephant(象)的缩写。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以象自喻呢？从《柔石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我很感谢他的话，因为我的神经末梢是太灵动得像一条金鱼了。”这给我们解开谜底提供了一些线索。鲁迅先生欣赏的正是象的宽厚和强韧的精神。

可见不管“白象”的原创是不是林语堂，鲁迅本身就喜欢“白象”这个称呼，而且把这个当成自己签名。所以我说红对白本身很俏皮，很不错，但是内在涵义上不太对等。如果顾颉刚自称自己为“红鼻子”，或者“红鼻”是朋友间对他的爱称，那就另当别论了。

南东

回楼上：你对鲁迅颇有研究嘛！我用红鼻与白象有我自己的用意，就像你对之有不同的解读一样。

ironland

同一件事，不同人会有不同解读。

我对鲁迅不熟，但素来颇厌恶。同样看林语堂谈鲁迅，我的依稀印象是：一个厚道人，不想说死者坏话，但也终无法痛快赞颂死者。“战士”一词，在林语堂的字典里，未必是褒义。

南东

回楼上：林语堂与鲁迅有过共同战斗的经历，也疏远过。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喜欢或是厌恶都很正常，但不能因为自身的喜好而将之附加在鲁迅身上，比如说不喜欢鲁迅的战士姿态，很正常，但若因此说鲁迅卑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ironland

您请随意。我明白对许多人而言，鲁迅是非常值得尊重和效仿的人物。

南东

鲁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尊重美好、有价值的事物或是人物本身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也是一个人基本素养。 15# ironland

南东

我若和鲁迅同时，说不定和他争的一塌糊涂，但是他的作为和追求还是值得尊重的。就像林语堂与鲁迅有相互不认同的地方，也发生过争执，但鲁迅始终将他作为朋友看待，林语堂从他文章中看出也是尊重鲁迅的。

zoufeng_1234

南东多次强调鲁迅作为一个战士如何值得尊重。言下之意只要是战士就是值得尊重的，有价值的。

鲁迅作战的对象往往都是同行文人，不是什么流氓恶势力，只是一些观点不一致，他就要痛打落水狗。和老毛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有点类似。我没看出来这样的战士有啥值得尊重。

ironland

16# 南东

谢谢。

不。

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就个人而言，我宁可没教养些，也不要尊重这个人。

但我尊重您对鲁的尊重。

南东

我没有强调因为鲁迅是战士，所以我们尊重他。 18# zoufeng_1234

南东

我们是否尊重一个对象当然取决于我们对之的认识，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尊重美好、有价值的事物或是人，这一点应该有共识的。 19# ironland

南东

我感到现在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往往是由于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就像顾颉刚和鲁迅的关系，现在人们又因此而批评鲁迅。当然鲁迅也是有其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