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张贤亮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为张贤亮亲自定稿的未删节 版。原标题《雪夜孤灯读奇书》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述说着一个故事，破玻璃仍闪闪发光，它曾把空间隔离出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过它遥望蓝天碧水，展开幼年漫无边际的幻想；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2岁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如此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可想而知，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这种毫无仪式感地押送我启程去“教养”，让我颇为失落。
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书仍如刚下装订机一样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例行检查时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地繁重劳动，加上深入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走着、走着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出工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玲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肃宁夏交界的一个偏僻山村，我亲眼看到一对躺在炕上的老人脚下的铁锅里，煮着一个刚出生的死婴，令我当场把胆汁都呕吐出来。那正在10月份，还有点收获了的庄稼残留在地里，一路拾庄稼带乞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看，那简直是《巴黎圣母院》里“乞丐王国”的再现，唯一少了些浪漫。
这时，我就像《出埃及记》里摩西率领的那帮逃亡的以色列奴隶中的某人，竟怀恋埃及法老的“肉锅”来。劳教农场毕竟一天有三顿稀汤，只要躺着不动，一时不至于死还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后10天，所见所闻可以写出一部厚度不亚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当年自然没想到这是宝贵的写作素材，只是饱含着眼泪回到似乎阔别已久的农场。
与外面世界相比，我愿终生在这里“教养”！到了农场场部门口（“二小时队”所在地），实在没力气再挪动一步，像死狗一样瘫在墙根下。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走出来，瞥了我一眼，带着嘲讽的口气笑着说：“饿得受不了了吧！进去吧！”他领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残汤，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洁净如洗。然后，他又带我到一个有篮球场那样大的仓库去认领我的物品。那里面堆满了逃跑和死亡的劳教分子留下的东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黄色藤条箱，只装了一床渔网般的棉被和包着破布的《资本论》。
52年后，我居然在银川市古玩市场再次见到这位管教干部。聊起来，他还比我小一岁，已经白发苍苍，开了一家古玩店，对过去我俩都避而不谈，他兴奋地捧出他的珍藏让我看，真的有几件价值上百万元的宋元明时代的瓷器。这里，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从来没有遭受过人身侮辱，处处遇见好人。
“文革”时我多次被批、被斗、陪过绑、上过杀场，可是将我五花大绑的农垦战士还是跟我嘻嘻哈哈，他们一边绑我一边吸烟引起我的烟瘾，我还叫他们给我吸几口。他们会毫不犹豫、决不见外地把烟头塞在我嘴上，笑骂道：“狗日的！只许抽两口啊，多抽一口揍死你！”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使我发觉整个所谓“政治斗争”不过是玩笑。上面施行“愚民政策”，下面自有“愚君政策”。愚民永远有对付统治者的办法，见招拆招，把所有的“斗争”和政治措施都一一化解为玩笑。这就是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以互动、看起来上下一致的润滑剂。
现在，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了几千几百万人，统计上还有争议，有人要秘而不宣，有人要查个明白，而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弄清楚的必要，那不过是玩笑开得太大了而已，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我的小说中从来没出现“坏人”，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有人就有人性的闪光，就有玩笑。我不会写“坏人”，或者说我不会把人写坏。
即便因为我是主动“归队”没有再给我处分，但身体不饶我了，“二小时”也不能干了，开始发烧，大口咳血，稍一动便头晕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复工作后检查身体，医生仔细端详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钙化点，说我曾患三期肺结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医生哪知道我还真的死过了。我生死之际以及死而复活这段经历，至少可以铺陈出一万字的小说。
这里我只想感谢一位姓张的医生，他比我年长10岁，兰州人，耳朵有点聋，也是戴着“右派”的劳教分子，看过我在1957年前发表的诗。我之所以能读《资本论》完全是他的功劳。他竟将我治疗得以康复，能连续几小时读书而头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么神药呢？乌鸡白凤丸！原来，劳改局是按男女犯人的一般比例向各个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的，如果这个农场男犯多女犯少，这个农场的妇女药品就有剩余。
西湖农场正是男犯多于女犯，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10丸装的用以调经止带、医治行经腹痛、月经不调的乌欢白凤丸，嘱咐我每天吃5个“大蜜丸”。5个“大蜜丸”捏成团有个馒头大，而且又富含人参、丹参、当归、黄芪、山药等药材，当年的药品都是真材实料，绝无假冒伪劣产品，这种仙丹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不到一个月我就精神陡增，能爬下炕四处走动了，张医生却向上报告我还在发烧，需要静养。这时，冬天来了，下雪的日子，“病房”内格外清朗，而我却感觉无聊起来，靠在黄土墙上想来想去，认为我当初确确实实没有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今天叫我无可“改造”，而我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这样，我终于翻开《资本论》，想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翻开书便欲罢不能，首先是第一篇第一章分析商品，第一句话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引起我物欲的想象，因为当时商品奇缺，买任何商品包括火柴肥皂食糖都必须凭票。
现在，我还收藏有一张“月经带票”，发自江苏省南通县平桥镇，是四川樊建川先生送给我的，可说是存世孤品。连妇女用的月经带（今天称为“卫生巾”）都要凭票购买，创造了天下奇迹。而资本主义呢？却有着“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社会主义理应要比资本主义拥有更为“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呀！两相对比，在直观上就使我产生了对当前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怀疑。
接下来，更引人入胜了：“最初一看，一个商品好像是一个自明的极普通的东西。它的分析告诉我们它是一件极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在它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无论我们是从这个观点，说它会由它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说这各种属性，原来是它当作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取得的，它都毫无神秘之处。
很明白，人会由他的活动，依照于他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材的形态就被改变了。不过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种普通能感觉的东西。但这个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它就成了一个感觉的超感觉物了。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它还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
这段话下面是这样注释的：“我们想起了这样的话，当一切其余的世界像是静着不动时，为了要激动别个，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来。”多么富有思辩魅力！看似语言游戏其实是大脑运动。
在劳教农场医院复活后，我还拣到一本破烂的《易经》，不知是哪位难友侥幸带进来的，最终成了他的遗物。两本毫无关联的书参照来看，竟相得益彰。后来我看列宁的《哲学笔记》，上面有列宁这样的“警告：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全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原文是两个惊叹号）”
而我正是因为读过《易经》，初步有了思维训练，能以稍稍理解它的思辩性，“第一章”立刻把我紧紧地抓住了。后来，我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黑格尔的晦涩只有东方人（受过纯思辩－玄学训练的大脑）才易于理解的。他的一切都存在于虚玄的云雾中，而这虚玄的云雾正包含着无限的充实与丰富。”
马克思的文字令我如入仙境，使我手不释卷，不知不觉即将黄昏。我马上爬下炕，拿了十几粒张医生提供给我的鱼肝油丸向拖拉机手换了一瓶柴油。我将柴油倒进一个小药瓶，瓶盖上钻个小孔，穿进一缕破布条，就成了油灯的灯芯（以前的药瓶是铁皮盖，大量使用塑料制品是后来的事）。
晚上，灯光如豆，而我在灯下兴奋无比，如痴如醉。这种浓烟直窜的油灯我从1960年冬一直用到1965年夏宁夏农场普遍通电为止，每天早晨擤出的鼻涕其黑如墨，加少许清水搅拌搅拌可以用蘸水钢笔写信。奇怪的是我曾吸过大量的污染颗粒仍然健在，可见什么pm 2.5、什么雾霾并没有那样可怕。
这就到“雪夜孤灯读奇书”的境界了。我这里要较长地引用马克思一段话，才能让读者领略到马克思的理论风采：“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在那里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Bentham)。自由！因为一种商品（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是由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力平等者的资格，订结契约的。
契约是最后的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此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处分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联合并发生关系唯一的力，是他们的利已心，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的私利。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每一个人都由事物之预定的调和，或在什么都照顾到的神的指导下，只做那种相互有益，共同有用，或全体有利的工作。
离开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抱庸俗见解的自由贸易论者，就是从这个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来判断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社会――剧中人物的形象似乎就有些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咪咪，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别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上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最后一段多么形象！完全是小说笔法！我还是喜欢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1975年，我已在农垦十三师五团当了几年农工，有点积蓄，进城到新华书店买了全套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资本论》，“1975年6月第一版”，后面一段译文是这样的：“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我用了一百多块钱，花光了娶老婆的准备金（果然我到43岁还没钱娶老婆，把儿子的出生都耽误了），然而大失所望。两相对比，哪种译文生动当下立判！我觉得我们官方板起面孔训人的文风大大削弱了马克思著作的趣味性，令人望而生畏或望而却步，从而严重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普及。
听家在银川的农垦战士说，要买这种书最好到废品收购站。于是我又进了一趟城，只花了一块钱就淘到“1964年11月第2版”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资本论》和“1972年5月第一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在中国大陆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可以满足全部精神需要。管教干部大可不必没收我的文艺书籍，当时的官方更是在文化专制上神经过敏，“他不是疯了！他是神经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包容了他们在世之前的人类文化艺术成果，能让我在人类文明中徜徉，神游八荒。
从希腊神话、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以及《圣经》、《创世纪》、《吠陀经》直到莫扎特的音乐剧《魔笛》、席勒的《唐卡洛斯》……马克思恩格斯都穿行于其中，进出自如，更不用说从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了，《人权宣言》的启蒙者卢梭，更是两位先哲崇敬的思想家；《资本论》中大量的注释，特别是1845年到1862年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简直可以当小说读；马克思还涉猎到中国历史，曾举明代一位户部侍郎王茂荫上给皇帝的条陈，用来阐述货币史。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生动、形象、幽默，有时还略带俏皮，用跳跃跌宕的词句构建出严谨的逻辑，这才是大智慧的表现！他们的幽默俏皮好似站在高高的云端俯瞰芸芸众生时发出的微笑，如果有“神”的话，那就是“神”的境界，直白地说就是“出神入化”。早在1872年，就有评论家说过：马克思能“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也说得有一种特别的风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注释）。
官方总是说“马克思主义富有战斗性”，却不懂那种“战斗性”是软性的，是抚摸式和把玩式的而是不是钢性的口号，可见我们官方还是像列宁说的那样“没有理解马克思”。到1975年，我就彻底看透了专制制度闹不长久，当年号称崇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正是马克思引用海涅那句名言以自嘲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于是，我在我最早拥有的第一卷《资本论》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引自罗曼罗兰的话：“向正在受苦受难而又顽强奋斗的自由灵魂致敬”，在第二卷扉页上题了“锷未残”三个字。
所谓“四人帮”最猖獗的年代，正是我觉得非常可笑的年代，每当看到他发出的“指示”就不禁哑然失笑，正是那个年代培养出了我的乐观主义精神。
因为这时我正在读《资本论》第三卷，我读到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我曾在我的《小说中国》一书中作为“统治者的宝典”：“……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指贷款，因这段话在“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者收入。生息资本（续）”之内－引者注）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原著括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
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起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当时社会，严格地实行着“身份识别制度”，建立了一套遍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的“身份识别系统”，出身于资产阶级、业主、地主、富农、上中农以及“黑五类”与可疑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不论多么优秀都无法进入社会上层，数以亿计的人固定在悲惨的处境中受着种种折磨和歧视。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这种统治是极其愚蠢、极其脆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今天，马克思这段话仍在我脑际徘徊。我认为当前社会值得担忧的并不是贫富悬殊而是贫富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不畅，社会底层甚至中下层的杰出人才能凭个人本事挣扎到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阶层有固化的危险；我们离“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财富阶层和管理阶层的“指标”还差得很远；户籍制度其实是变相的“身份识别制度。
1988年，我站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向 在那里牺牲的“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的英灵默默道歉。我们从1958年到1978年挪用“公社”的名义在中国大陆境内成立了成千上万的“公社”，经营长达20年之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竟然对《法兰西内战》故作不知。
“公社”大旗上标明的无非两项：“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而我们只不过是用“公社”的名义剥夺了全民的财产－公家全部拥有，人民一无所有。实际上，按马克思的说法，所谓的“公有制”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公有，是由众多个人的私有所构成；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目的决不是永远要当无产者，而是要变“无产”为“有产”。我又想起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取黑格尔的话：“人权，其实是财产权”，没有财产权，谈人权就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在暂时还不能“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的社会情况下，要打造一支素质优秀的公职人员队伍，必须要求公职人员通读、精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至少，这些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大脑训练变得更为聪明，同时接受一次人类文明的洗礼。我们面临的社会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无非是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开宗明义就说：“一个国家应该并且能够从外国学……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发现，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但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认识到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由于“跳过”了必要的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须回头做起；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人民历史真相和现实真相；玩笑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一个没有隐私和秘密可言的世界里，坦率才能展现自信心而获得公信力；要断然割掉与母体的脐带，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怀抱吮吸他们的乳汁，这样，我们才能“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
最近，听到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入法的消息，我陡然感到一丝悲哀。马克思已经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阐述了自由、平等、边沁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如前所引），得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名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的结论。
而我们不仅还乐此不疲地以道德名誉激励人心：什么各种评奖、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评先进、树标兵、什么什么“十大人物”……层出不穷，表现了我们仍没有从封建意识窠臼里爬出，更把作为人子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规定为法令。把起码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浑在一起，既降低了道德底线又亵渎了法律的严肃性。我们还没有学会该由道德管的交给道德，该由法律法规管的交给法律法规，怪不得整个社会缺少契约精神，为数多多的法规契约仅仅是表面文章，一纸空文。
由此我想到，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那一定是要比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为先进的文化体系吧，一定是比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更具有对全人类精神感召力的博大的文化，而不是关起门来只让中国大陆人享受、其他国家民族对之侧目而视的文化吧，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先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学学，看看他们是怎样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中吸取养分的。
在我们精挑细选人类文化成果，极力想分辨清楚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时（以什么标准选？由谁选？），请想想他们是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他们是一切照单全收！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他们将全部人类文明的成果化为自己的“特色”。你事先设定一个“特色”，就划了一个拒绝前行和改变的圈子。
我即将八十岁，垂垂老矣，“不做大哥好多年”。现在，“中国梦”是个时髦词，抚摸着我精心读过的几本书，我以为最值得我留恋的是那时读书的激情，如果要问我的“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能够返老还童！ | 
发表于 2015-1-10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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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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