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贾府里的劳动模范”

本帖最后由吹笛在湖北于 2015-2-1 10:09 编辑

——读吉霞《贾府里的劳动模范》

网友吉霞写了篇短文，名字叫《贾府里的劳动模范》（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119701&highlight=），时下是冬天，算作是一篇冬天里的童话。冬天里的童话说的是贾府年终搞“评先”，“今年表彰九个先进分子，家生子四个指标，外来子五个指标”。童话里边明摆着这所谓评先只是手段，宣传“府里的核心理论”，指导“府里的一切工作”才是目的。其实呢，贾府里的这个“评先”，就是“老太太和太太”对下人“打一打”、“提一提”、“排一排”的活动。故而，这个所谓“评先”也不过就是阶段性地强调权威的存在，加深对权力的记忆和敬畏，便于今后权力的畅行，这才是贾府机械挨板“评先”的实质。

1）“评先”的实质，即所谓“刑德二柄”

从童话里走出来，这样的“评先”也是时下所有官家的实质。

瞧瞧，“打一打”、“提一提”、“排一排”，“评先”概括的多么准确、简洁和生动。吉霞文笔飞扬，会心处令人喷饭。

从来在单位的人和从单位出来的人，对评先不可谓不刻骨铭心。因为其结果往往与奖惩挂钩，要进人事档案，要跟你这一个人跟一辈子，还要时不时翻出来敲打，是一件很窝心的事情。平日里大家一样庸常忙碌，到了年终要分个三六九等，尤其是“民主集中制”那么“长官意志”一下，也常见身边“活泛”的或“会哭”的那么“嗲”一下，自然在物质损益之外，便产生很多伤人伤格的不愉快。故有人说：每一次评先都是一次精神侮辱。说到底，这是党国一体，政经一体，国家社会一体带来的危害。

在评先的处境中，任何一个人无逃于评价体系一体化的覆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曾经发生过有人一时想不开，为评级评先跳楼服毒的例子，这是社会空间萎缩、价值单面的恶果。韩非子在《韩非子.二柄》中，揭露“评先”是专制王权手中的暗器：君主用以制约臣下的手段就是“评先”，即所谓“刑德二柄”。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日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君主刑德二柄只能归所掌握，臣民才会服从君主的统治。用今天话来说，“评先”是国家控制的形式，国家意志的表现。由于国家无力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只好通过“评先”来转移矛盾。更何况，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只会嫉妒那些比自己钱更多的乞丐。因为一切被统治阶级的趣味都来自统治阶级（恩格斯语）。贾府的下人之所以是下人，是因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之能力；故而贾府的下人们都以贾府主子的价值为看人行事的标准。这就是国家控制赏罚，借以表现国家意志的缘由和机制。

2）“评先”是一种精神控制机制

近来读到宋代人的生活。

说到宋代士人能够融进退于一身，是说她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价值。相对而言，背后是宋代有一个“生活宽松而优裕的制度”。“生活宽松而优裕的制度”之下，宋人便了不起。从这个时期起，士人的实践方向渐渐由朝廷转向社会。了不起之处的一个表现，是创立了超越了血缘限制、比宗族更具开放性的民间自治组织——乡约。由此，村民社会自发形成自治组织与礼俗秩序，形成了阻隔国家权力之强制的屏障。乡约，是民间夺回被中央控制的价值评判权。由这些自发性组织构建自治秩序，民间社会才可能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才可能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相对自由空间。

又读到新浪微博。

那个写作中国体育金牌背后秘密的作家赵瑜说：“人要有善良的能力”。这使我想到，更早看到一则转述的北大金辽史专家刘浦江在《辽金史论》（自序）中的文字：

  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判断力彻底沦丧的时代，人们不得不依靠序引、“书评”或者获什么奖之类的名堂去衡量学术水准。这真是学者的最大悲哀。但无论如何，我的著作是决计不要名家作序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写下了这篇自序。

这里，刘浦江作为一个关乎知识和价值创造的学人，批评了时下知识界价值判断力沦丧的几个现象，更能说明现时代的人们精神独立性。回到《贾府里的劳动模范》，老太太和太太之所以能够有效执掌赏罚之柄，除了它跟物质利益挂钩，其实还在于贾府有效实施了精神界专制，精神控制机制在发挥作用。

3）时下“评先”扭曲了的评价标准

“评先”不但是一个精神控制机制，还是一个单一、扭曲的评价机制。这犹如说“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来评判一只鱼，它会终其一生以为自己愚蠢”一样，老百姓这条鱼被其这个单一的、扭曲的价值标准愚弄了。作为个人，要有赵瑜、刘浦江一般的价值能力；作为制度，要将价值标准还给民间，就像西方有价值的奖项都是民间组织所为一样，才能展现价值标准的丰富性。而时下中国，由于“国情”，评价事物的标准严重单一。

这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高度政治化，或一党化。

这里，两条新浪微博上读到的时论，都折射出对这种高度专制的评价标准及其现象的批评。一则是军事问题学者、历史学家余茂春对军内反腐的时论，批评说，“对徐才厚以及其他高官的一波波清算，虽然手法、调子不一样，但实际上目的差不多，都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对军队加以整肃。”中国的军队和政治关系太密切，1959年反彭德怀；1971年林彪出事之后，“每一次政治大动荡都对军队冲击很大，而军队对政治的卷入也非常过分”。结论是自然的，就是军队不搞国家化就永远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读后深感确然。

另一则是@任志强时论教育部长袁贵仁29日“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讲话，批评这个讲话是“把党派意识强加于高等敎育”。袁贵仁这样做，就等于将真理扔进垃圾。比如西方逻辑学，经济学曾是高敎中的基础课，有关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都来自西方…所以，按照教育政治化、党化的标准，显然莫名其妙。反而，时评家@鄢烈山在《平心静气评徐岚》的旁批中认为：“各省市教育局长必须是无党派人士，这个职务必须民选... “更早，大学教授@张鸣曾经疑虑，问道：什么是“学术安全”？

  看了两办关于高校教学的意见，有个概念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叫做“学术安全”？哪位大神刻意给开导一下。

4）扭曲评价标准下倭化的政治生态

  上述几例子的悖论，都是源自评价标准的垄断和单一。直截地说，是源自一元化。评价标准高度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人际生态怎样？这里，把话题回到吉霞的童话《贾府里的劳动模范》：

  晴雯，是家生子，嚣张气焰就高一些，得打一打。比如袭人，虽说品德有点差，经常告个密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人忠心，真心依靠咱们府里，得提一提她在奴才中的地位。所以，得排一排，在分配先进分子的指标时，也要分开来。由于家生子越来越少，并且，为了提高外来子的工作积极性，得给外来子的名额多一点。

原来，“打一打”、“提一提”、“排一排”的奖惩标准背后，就是看一个字“忠于”与否，再看“诚恳”态度。这就是“忠诚”二字。争立场不争是非，这就是一元化造成的生态。这使我想起了上下班路上，经过省武警总队大楼顶上的标语：“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战无不胜”（大意）。在这里，党、国家和军队整编成一体化了，人民自然也要服从这个一体化，所作所为的标准也就是站队，是站在这一边还是另一边。或敌或友，这个现象的背后，还是四面受敌的战争思维。但是——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这是最近在@共识网 #共识头条# 读到的一句话。戴博《重要的是中国想成为怎样的国家》说：

  中国老说什么现代化，总说改革，你到底是改什么你愿意改为一个什么样的超级大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跟美国有关，可是归根到底这是中国自己要搞清楚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6年……。

  5）游离“坐江山”伦理场，不跟你玩儿

在战争思维，“江山”心态下，精神必然高度紧张，精神紧张动作就必然变形。一个人的常态拥有的能力就会丧失。所以，为什么近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培养“能力”？执政能力，生活能力，道德能力…说到底，根本是价值能力的丧失。我们的价值太实际，就是三个自信四个坚持。稀薄的土壤长出薄弱的苗。人们的选择能力由此丧失，价值由此跟着丧失。所以，我们经不起风浪。因为单一必然单薄，承受不了历史的追问；功利的东西必然僵硬，在千变万化的现实面前，无法自圆其说，碰得粉碎。反之，活生生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丰富的人，需要的是形而上的、高高俯瞰和观照现实生活的、那些终极（不说普世）的价值及其引导。

  信“罪”的人看到上帝的眼，信“耻”的人看到的是他人的眼。

这是陈希我的概括，极洽。

央视九频道一个科学节目，上边说：地球有人类以来，大约诞生了二千亿的人口，却都是来无影去无踪，唯独一个人留下来了，就是意大利那个名叫奥兹的史前“冰人”，距今有5300年。2008年DNA分析表明，他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现代人种。

最后一次回到“评先”。我们不会为“评先“而感觉伤害。或者说，让“评先”见鬼去吧！让价值单一、无能力的口号也一同掉落宇宙的黑洞中去吧～

耳边犹忆儿时歌谣：“我不跟你玩，我有人玩”，不就是个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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