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德记者的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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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一个东德记者的记忆碎片

陈晓舒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记者们开始适应新的写作。但多年养成的惯性，已在他们心中竖起另一道墙。自我阉割有时比秘密警察更可怕。这是一个东德记者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简短回顾。如今25年过去，旧时代的痕迹还在，但一个新的互联网媒体时代又将来临。也许他需要再次推翻一堵墙。






一、

乌韦·彼得（Uwe Peter）总是聊起东德时期的经历，如今20多年过去，他仍常和年轻的记者们说：“在东德的最后几年，我是戴着手铐在写作。”隔绝两个世界的那堵墙已经倒塌，但记忆中的墙还在，时时刻刻被提起，作为见证，也是警醒。

彼得看上去颇为强壮，大高个，步态敏捷矫健。完全看不出61岁的他，曾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他出生于冷战时代的德累斯顿，隶属于东德。从小喜欢体育，这也是东德时期为数不多被鼓励的爱好。东德在体育上曾取得比其他领域更多的骄傲，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初露锋芒（排名世界第五）开始，东德的竞技体育大爆发。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东德仅次于美苏，到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已仅次于苏联。

彼得那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而之所以想做记者，是因为“报纸太无聊了，我想改变它”。

在东德，所有报纸和杂志都挂靠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四个联盟党、或者自由德国青年（FDJ）、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这样的组织下。德国统一社会党出版的日报《新德国》，被称为德国最乏味的报纸，却是东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但即便是这类乏味的新闻，也是被严格训练出来的。在东德，要成为一名记者，首先必须经过统一培训。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成为准新闻记者的统一培训基地，每年仅有100个名额。在彼得就读卡尔马克思大学前，有关部门找他谈话，说：“如果你不为我们工作，就不能学新闻，不能当记者。”


这次谈话以闲谈的方式开始。彼得是个疯狂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迷，收藏了这个巨星所有的唱片。他们聊这些唱片，聊这些摇滚乐。在当时的东德，这些摇滚唱片并不能出版也不出售，彼得的唱片都是通过西德的亲戚和日本笔友这类“不正规渠道”寄来的。“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都是我身边的人报告给他们的。”彼得说。

民主德国把宣传分成两部分：宣传与鼓动，由此派生了宣传部和鼓动部。东德有句广为流传的话，精妙地区别了这两个词语：“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宣传负责提供科学的基础，而鼓动则是就曲折与困境做出解释”。德国统一党直言表明：“如果你在政治上不可靠，就不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这不是彼得的第一次谈话。18岁当兵时，有关部门就找他谈了一次，想让他为党工作，做秘密警察。彼得拒绝了。上大学的这一次，他同样保持拒绝的态度。但也许在对方看来，彼得似乎仍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同志”。他居然顺利进入了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但在彼得的整个大学生涯中，他不断被告诫，记者应该是凭借“一种责任感”在工作——犯政治上的错误，不但会终结你的职业生涯，还有可能造成其他危害。

“培训的记者很少，我们互相都认识。”彼得后来回忆，“我在1974年毕业，直到今天，我的大部分同学仍然在做记者。”

在培训期间，记者们有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阅读清单：43卷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全集，40卷列宁作品，还有斯大林、东德领导人作品以及马列主义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作品。“除了学校的培训，更多的控制来自报纸的总编辑，他们都是党性非常强的人。”彼得说。

毕业后，彼得回到德累斯顿，成为《萨克森日报》一名撰写国际政治的记者。相比起那些报道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同事，彼得略感庆幸。“他们每周有一次交流会议，讨论哪些选题是允许报道的，哪些是严格禁止上报的。”彼得说，“但作为国际政治记者，我们只是每个月在柏林的外交部有一次真正的信息交流会。”

东德的“鼓动委员会”第二号人物曾经告诫：“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是根据自身自由意志加入党的前线战士。没人被迫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但在各种忠告之下，许多记者们往往会进行自我审查，以免失去这份坐在办公桌前写稿的饭碗，被赶到工厂里工作。

压力无处不在。到了1980年代后期，所有的情绪都处于崩塌边缘。





二、

在德国，有关东德的故事往往很受欢迎，那像是寄居在这个国度上的另一个世界。柏林随处可见东德的影子，沿着施普雷河漫步，可以看到满是涂鸦的柏林墙遗址；在市中心，讲述东德政治生态的DDR博物馆常年挤满前来接受课外教育的学生；在查理检查站的街角，开设了一间不大的柏林墙博物馆，专门展示东德人如何穿越柏林墙的各种方式和工具；就连地铁站底下，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东德故事的展示厅。

彼得每年都要向来自全球的记者分享自己的东德故事。我在2014年夏天遇到他，尽管他已经讲述了很多遍，但激动之处，他不自觉地从英语转换成了德语。“讲自己的故事，太难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了。”他抱歉地向翻译克里斯寻求帮助。

克里斯是我们德国访问的导游兼翻译。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们去Bernauer街的柏林墙遗址，他指着街对面方方正正的小楼问：“你们猜这一边是东德还是西德？”每个刚到德国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考验，去辨认东德和西德的界限与区别。那个方正小楼，如今被居民装饰着各式鲜花，外墙已粉刷一新，但仍可以看出它是苏俄式的建筑。

1961年夏末，东德领导人曾下令士兵用水泥填堵Bernauer街上所有楼房底层的门窗，目的是不让东德人逃往西边。为了反击“叛逃”行为，东德的许多报刊上都登载了西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那些曾经受过工作培训的年轻女孩，在背叛祖国之后，沦为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她们现在住在西德的妓院，把生命浪费在取悦和满足美国占领军上，或者她们必须将其身体暴露在肥胖的资本家和花花公子们贪婪的目光注视下。这就是称赞有加的自由世界，它采用流氓的方式来误导人们，或强使她们以违法的方式背叛祖国，最终陷入悲惨的境地。”

但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宣传，只会让更多东德人感到恐惧。在Bernauer街，许多人爬上没有完全被填堵的楼房顶层，借助西德人的帮助，跳往西边。1945年到1961年间，约有270万人离开东德。在柏林墙开始修建的那一天（1961年8月13日），大约有15万人试图逃离，但不少人却死在了路上。

今天，这条街上设置了照片展示窗，纪念这些“用脚投票”而遇难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不少柏林人在这里驻足阅读纪念墙上的故事，所踏之处皆是历史，脚下的土地被嵌上圆形金属片，设有不同的数字编号，人们可根据语音导览倾听这块土地发生的故事。

克里斯把我们带到Bernauer街的柏林墙遗址前，这部分墙被修复成一根根竖立的钢管。“政府要重修柏林墙，柏林人不同意，毕竟这是一段不太好的历史，这个墙给柏林人太多的阴影，后来就用钢管的形式，可以穿行。”他说。

克里斯是个在读的博士生，他的孩提记忆里并没有太多冷战时代的阴影，但他对那段历史的细节丝毫不陌生，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都隐藏着这段历史。“你家住在东德还是西德？”几乎成了他们那时聊天的必问句。






三、

1989年10月，《萨克森日报》的记者们发出了许多以前不能发、也不能写的故事。很快，报社被没人管了，员工们自发召集了一个编委会，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那时我们天天聚集在会议室里讨论。”彼得说，“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在过去，“为党工作”是东德所有报纸唯一的目标，但突然间，这个目标不存在了。同事们开始重新建立和统一大家的价值观，自发创造这份报纸的各项规定，制定共同目标，解释为什么工作。

“我们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完全真实客观的新闻主义，我们规定我们的报道完全独立于各个政府机构、政治团体和地方领导之外。”彼得说，“而且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岁月。”

经过民主投票，记者们票选了这份报纸第一个女总编，由她来代表这个报社和所有同事的利益。“许多报纸、广播、电视台都开始选举新的主编。他们要给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意味着自由和专业：主编要引领大家面对公平的市场和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彼得说。在新主编的带领下，记者们完全自主地计划工作、寻找选题和决定报纸的各重大事项，包括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免。

在东德，所有报纸都由归属单位拨款养活，发行则是通过东德的邮政系统。但到了1991年，《萨克森日报》已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发行系统，他们很快就能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统一后的新德国成立了一个组织，管理这些原来的“党管单位”。其中一些东德的报纸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了西德的公司，但绝大部分东德的报纸还是消失了。

1993年，《萨克森日报》卖给了汉堡的出版集团。作为新股东，这个出版集团有权力决定谁是这张报纸的总编辑。但这位新股东表现得似乎“很圆滑”。彼得说：“他们找了个借口，说他们并不了解德雷斯顿。因此新股东并不打算换掉编委会，原来的总编辑继续留任。” 对于报纸的编辑内容，新股东至今都没有插手过。他们最看重也最先开始入手管理的，其实是广告部。

事实上，在了解西德媒体的运作后，彼得明白，对于汉堡的出版集团来说，总编辑这个职位，已经不是一个思想工具，而是否赢利却成为一个总编辑的关键能力。

“这对我们来说是颠覆性的。”彼得说，“在东德，总编辑全权负责这份报纸，报纸是用来鼓动和宣传的。但现在，我们和自由市场下的其他公司一样，赢利成了中心目标。我们想要的独立，必须建立在赢利的前提下。如果报纸不赚钱，股东就会再次卖掉它。”

从东德到西德，报纸所有权的转移相对容易，但对于不少东德人来说，那堵墙已经建造在心里。几年前有次外国记者采访，彼得向他们回忆起一件小事。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公共电视台被西德人接管，新上司是个女人，她走进会议室，气势颇强。然后她讲了一番话，等待大家的回应——作为西德人，她习惯了辩论和质疑，但是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彼得说。

《萨克森日报》那时也曾经召开过一次编委会，公开投票表决，让那些不能认同新的价值观的人离开。在报社的很多同事看来，这当中有些人应该离职——他们可能是秘密警察，或者曾和秘密警察合作过，在东德时期监视自己的同事，他们甚至写过许多关于同事的报告。

“但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自由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彼得说，“如今在萨克森州，几乎没有政党喜欢我们——这才是一份报纸应该有的完美境界。”






四、

我初次见到彼得，是在《萨克森日报》位于德累斯顿的办公室。这个城市被美誉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曾是萨克森王国的都城。二战时，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几乎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那些辉煌的古代建筑连同过往的历史一同被毁灭。

二战结束，两德分立，德累斯顿被划归于东德。那天上午，彼得带着我走到报社最顶层的会议室。“我们先来看看德累斯顿。”他边说边打开天台的门。德累斯顿的建筑都不高，站在那里，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彼得指着远处的一座教堂：“你们去过没？圣母教堂。”那座教堂在大轰炸中几乎荡然无存，人们从废墟中挑出旧砖，重建工程持续了13年。新教堂如今还保留着一面残壁。

从天台离开时，彼得突然说：“我觉得东德的社会主义和宗教很类似，不认同的人就是无用的人。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体制是最好的，99个人同意，只要有1个人问为什么，这个人就会有危险。”

彼得现在讲起过去的故事总显得云淡风轻，但在当时，他过得并不轻松。“10%的东德人会和秘密警察合作。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报纸那时没有那么多的秘密警察，是因为我们的总编辑、书记会主动向他们报告。”他说，“自我阉割比秘密警察要可怕得多。”

德国统一后，所有的报社都检查了员工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请研究者到管理秘密警察的部门去挨个查阅。但彼得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查阅自己的材料。他并不想知道都有谁曾经出卖他，对他来说，那已经无关紧要。

在结束他的东德故事时，彼得拍了一下手，略显轻松地说：“我很庆幸自己经历了柏林墙倒塌的那段历史，这种见证感让我更加热爱记者这份职业。

“现在呢？会有压力吗？”我说。如今已是另外一个时代，甚至已不是报纸的天下。互联网波及全世界的媒体，德国的年轻人也沉溺于Facebook和Twitter。媒体正在经历另一个历史的转变——技术革命将推倒另一堵墙。

“这或许该问问我的孩子们，他们也是记者。”彼得几乎要大笑起来。他的一对儿女现在正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报纸做记者。

彼得所在的《萨克森日报》报纸显然已受到冲击。这份地区日报共有210个全职编辑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每天销售24万份，报纸70%的收入来自广告。但如今格局变了，广告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0%。

对于媒体经营者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改变。2014年冬天，德国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经营者坐到了一起，讨论如何收费阅读。他们希望在2015年各大媒体的线上新闻全部转为收费。但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个下策。当他们无力顺应潮流时，再设立一堵墙，似乎已无济于事。

对于临近退休的彼得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在他看来，新时代的革命不会逆转，就像25年前的那堵墙终究会倒塌。不过，未来将是属于他的孩子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