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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8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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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罗马政制与中国人眼中的罗马故事
薛军：罗马政制与中国人眼中的罗马故事
采访、撰文：曹勉之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薛军，江苏南通人，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9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00），意大利比萨大学法律系访问学者（2001），意大利罗马大学（Tor vergata）法学博士（2005），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竞争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意大利Trento大学法学院“中国法”课程特聘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商法、比较法、罗马法。曾出版专著《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译著《学说汇纂》（第48卷），《罗马政制史》（第1卷）等，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新译著《罗马政制史》（第2卷）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曹勉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1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12），主治美国宪政史，旁涉比较法律文化等。
*罗马政制的当代意义
东方历史评论：从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的译后记中，读者能够一窥薛老师翻译这本书的缘起。译事不易，翻译这样一套卷帙浩繁、引注广泛的作品，不但需要海量的知识储备，也要求译者的勇气和决心。
薛军：尽管现在我在北大法学院主要承担民法的教学任务，但是在意大利学习和研究罗马法时，我曾经有很多机会阅读这本《罗马政制史》。甫一接触就为之吸引，产生了有朝一日译介过来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内对罗马，尤其是罗马法的研究一直有一定偏差，我们往往关注罗马的私法体系，却不大关注政制、公法的内容。事实上，罗马政制对现代西方政治体系的建构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介绍罗马政制的体系性著作中，19世纪的代表作品是蒙森的《罗马公法》，也是19世纪人对罗马公法体系理解的高峰，而德·马尔蒂诺的《罗马政制史》则完成于二十世纪，呈现出了意大利本土学者的独特视角。借翻译这本书，我也希望填补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空白。
东方历史评论：这项工作当然是“功德无量”。从译著第一卷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年，也能看出“取经不易”。
薛军：随着翻译的深入，自己也越发意识到翻译这套书的工作量的巨大，如你所说，翻译的历程也非常漫长，其间的故事，我在各卷的译后记中也有提及。在我看来，做罗马的研究无所谓“被耽误”，因为罗马“就在哪儿”。
东方历史评论：是啊，罗马“就在那儿”，我们几乎不可能看不见它。某种程度上，罗马政制史的知识基础首先是理解现代西方的一把钥匙。北约也好、美国也罢，这些当代霸权的很多“治理术”都能从罗马人身上找到端倪。
薛军：我前不久翻译完的《罗马政制史》第二卷就涉及到了很多的罗马时代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内容，从中可以找到许多诸如友好关系、礼遇等这些我们如今仍然耳熟能详的名词。如果不能理解这些词汇是如何起源的，缺乏历史性的纵深观察，我们将很难对当代的国际关系做出深刻的理解。借此，我也希望把这本书推荐给国际公法的同事们。
举例来说，德马尔蒂诺就在本卷中对战争、战争法的罗马史渊源做了巧妙的勾画。罗马人在宣布战争状态的时候，要经历一个繁琐的过程。首先，要去声讨对方，包括要求对方赔给我某些东西，或者做特定的事情。其次，如果对方没有答应，我方就要完成一个复杂的宗教程序，比如，我方的祭司要向对方的边界抛掷一个长矛。在繁琐的过程背后，体现出了西方的战神传统：神只庇护正义的战争，而不正义的战争会输掉。尽管罗马人的战争未必正义，但是他们能为每次作战提出正义的理由。在我看来，这就和我们东方的战争观念很不一样，这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的霸权建构提供了素材。
东方历史评论：您恰好戳中了国内学界的一种通过观察西方以“自证”的不良风气，即热衷于生硬地比附中西。这个风气传递出一种情绪：西方的好东西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甚至反过来看，西方的东西也没有比我们高明到哪里。走到了极端，学者就不惜真正地管中窥豹。
薛军：以罗马为例，虽然我们在历史分期上把罗马看作王制、共和、帝制等几个时代，但是当我们想到罗马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帝国时代的罗马版图。在我曾经求学的罗马城中，就有着这样的一面墙，它位于皇帝广场，离人们熟悉的斗兽场很近。当然，在墨索里尼修建帝国广场大道之后，皇帝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的联系被切断了，不过这面镌刻了罗马版图的墙仍然保存完好。
这面墙讲的是罗马帝国的扩张，也就是它从一个小城邦到庞大帝国的历史。今天，如果我们以东方的专制帝国，或者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去看待罗马人，我们将很难理解罗马帝国的结构。比如，如果以东方的帝国体制来比附，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地域都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就会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感。但是，罗马版图上的很多政治体并未被罗马人彻底吞并，它们保留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东方历史评论：这样一个由共和转向大帝国，最终奠定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基础的共同体，确实为现代西方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素材，精细地观察它的权力运作模式，能够为直面现代西方提供宝贵的“支援意识”。
薛军：举行省的例子，行省是罗马人常用的治理新征服地域的办法。用法言法语来讲，土地一旦归属了罗马人，其所有权上是没有负担的，但是新地域被设立为行省，行省人是要就土地交纳保护费的，罗马以此将土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尽管后来也发生过对其他政治体做彻底吞并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罗马就是通过设立行省、派出总督的方式完成治理。行省这一罗马人所发展的制度，对欧洲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直到十九世纪，我们都能从英国的对外扩张中看到罗马帝国的影子，比如，为了管理印度，英国人派去了总督，并且和印度的王公大臣保持某种微妙的关系。再比如，希特勒在吞并波兰之后，就是派遣了一个总督去加以治理，他也是在模仿罗马人的做法。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对自己民族的想象纳入其中，这其实是不合适的。比如，囿于一己的传统，中国人往往把总督想象成集权体制下的地方领导人，一说起某个地方的总督，往往就把湖广总督曾国藩等等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带入进来，这无疑会造成误解。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传统是朝贡体系，这是一种对世界秩序的很特殊的理解。如今，世界治理体系是以西方人为原型建构起来的，中国人想要理解西方人，理解他们要做什么，必须要对西方古典时代的精神有所把握，否则，你甚至不能深刻理解二战之后的盟国体制、保护国体制、托管国体制等这些东方传统里没有的元素。进一步说，纵然先前的理论有所涉及，但当我们说到某一个国家处于其他国家的保护之下时，最丰富的经验正是罗马史所提供的。很多时候，理论是不足以描绘具体的保护是如何实现的，你只有看实际的操作，观察具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得其三味。
东方历史评论：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西方先贤大儒每逢谈及治国理政之道，往往都借用罗马史的素材，比如老师您翻译的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就是一例。我想，这可能和流传至今的相关史料本身的样态有关，比如，被精致地汇纂的罗马法文献、凯撒、西塞罗们相对丰富的个人作品等，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能够呈现出一个千年帝国形色人等的鲜活形象，为学者提供丰富素材。
薛军：你的这个视角很有趣。我们看《喀特林阴谋》，确实能从文字中看出勾心斗角、刀光剑影。比如，我们能看到喀特林和其他的苏拉的打手们的“阳谋”，元老们的讨论，可以说细节丰富，各色人物栩栩如生，我们为此能对政治决断的过程怀有更深刻的体察。同样，塔西陀的作品也给人以类似感觉。
中国人在理解现代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精神时，往往倾向于从思想的角度进入，进而将其的历史演变视为思想的变迁，更多关注西方的观念，idea，比如研究希腊人的政体学说、启蒙思想家的制度设计方案。这个进路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西方人给你提供了哪些说法。我以为，在此之外，我们更要关注西方人治理的实际经验，要透过史籍中那些沉睡的语词，看到他们的实践智慧。他们曾经如何组织一个政治体系，如何维持一个帝国。或许对于当今中国的学界，这个进路尤其具有启发性。
东方历史评论：既有的罗马史料的形态，与罗马人讲求实际的特征存在着相互的印证。尽管同样被看做现代西方的古典根源，但比较起来，现代人往往把希腊和城邦节日时《理想国》式的聚首议论、观剧后《会饮》式的对酒当歌、伯利克里的动人讲章联系起来，“文艺范”更重；而罗马的标签则是征伐、荣耀，思想家长篇大论，最终却是要争取一个案件判决。
薛军：总的来说，希腊是一个以思想取胜的民族，他们为后人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思想源泉，但是，建设一个制度往往还需要实践的智慧，而这正是罗马的历史所呈现出的。我曾经在《读书》上发表过题为“西塞罗：一个罗马人”的文章，在我看来，西塞罗强调了“把事情办成”的罗马精神，即事功精神。比如，如何用已知的手段迎接未知的挑战，如何在复杂的条件下把事情办成功。这使得罗马对于现代人也很具有吸引力。其实，直到今天，西方世界对罗马人的现实主义都无限敬仰，对罗马精神的追思，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方历史评论：一个重要的细节是，甚至德·马尔蒂诺本人，在公法的深厚功底之外，还有着丰富的政治实操经验，是意大利左翼政治的代表人物之一。
薛军：我在罗马大学的导师斯奇巴尼教授曾经和德·马尔蒂诺有一些交流，对他非常佩服。在我所翻译的《罗马政制史》第一卷出版后，罗马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巨大的新书推介会，马尔蒂诺的亲属也到了现场。生前，他曾是意大利社会党的总书记，也是意大利的终身参议员，在政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他的政治身份也影响了他对罗马公法体系的建构。
东方历史评论：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早在马列的经典作品中，许多表述都由罗马人所“奠基”，直到今天，当代西方左派也很重视罗马史的研究。
薛军：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法传统也建立在罗马法的历史传统之上，但是迄今对此的梳理还不算清晰。我们的阶级斗争史，我们的土地理论，甚至一些词汇，比如专政、人民、独裁等，都是来自罗马。甚至对社会主义公法传统影响巨大的一些人，都是罗马公法专家。列宁就专门学过罗马法，据历史学家考证，他在喀山大学法律系修习罗马法课程的考试题目就是“论裁判官告示”。在推翻临时政府，创造新政体的时候，列宁也曾经试图运用过罗马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他曾说，独裁是一个伟大的词汇，我们不能放着一个伟大的词汇不用，我们要公开的宣布，我们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独裁。实际上，他要复兴一个在罗马的历史曾经具有积极意义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独裁都是一个有着正面意义的词汇：为了处理紧张事态，提高处理危机的效能，罗马通过独裁官便宜行事，从而保护罗马人的自由。独裁这个词汇走向负面，至少要在凯撒以后。可以看出，列宁和西方的古典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社会主义的公法传统，罗马是绕不开的一关。
东方历史评论：列宁的罗马法学习倒不足为奇。毕竟，注疏罗马法曾是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主业”，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复兴“真正的”古典时代也是流行语之一。我们今天眼中的那些现代思想家们，其时的“整体规划”其实正是重新解读经典、重新写就古典史。
薛军：你刚才说到我翻译的《李维史论》，那正是一本马基雅维里的罗马史读书笔记。如果你去看潘汉典先生写的《君主论》的译后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马基雅维里年少时，他的父亲曾经花大价钱购置了一套李维的《罗马史》，这套书成了小马基雅维里的快乐的源泉，他反复地阅读它，并且深受影响。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里对罗马的人物、典故信手拈来，并且高度推崇罗马的政治建构，这无疑和他年少的阅读分不开。
这里，我们需要留意西方的古典教育传统，我在读《杰斐逊选集》时就注意到，拉丁文一直是西方古典教育的重点，通过这种教育，年轻人在价值观形成的阶段里，就可以通过阅读普鲁塔克、凯撒、西塞罗的作品，沉浸在古典的文明形象和范式中，从而体悟西方文明的精神。杰斐逊就说，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是他一切智慧的本源。看来，教育的模式，幼时的阅读文本，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我们解读西方哲人的文本时，这种古典学的背景尤其要加以注意。
*中国人的罗马解读
东方历史评论：有趣的是，如同中国的经学传统，意大利国内的正统的罗马典籍研究也有点“注疏”的味道，大家反复研读留存下来的经典，扩充前人对《学说汇纂》等经典的解释。这种学术进路，具有鲜明的“古代”色彩，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罗马研究相映成趣。
薛军：首先要强调的是，在人文学科方面，西方人其实比我们更加古典主义。我的朋友，意大利法学家蒙那特里（Monateri）在一篇题为“黑色盖尤斯”（Black Gaius）中曾经说，盖尤斯的时代接近于中国的汉朝，谈起法学，罗马法传统下的学者往往要从盖尤斯等罗马法学家谈起，并且时常征引他们的章句，相反，东方人却很少会提起这个辈分的先贤，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西方人在学术上的“祖先崇拜”比东方人要强太多了。都说中国人传统，但是这方面比起西方来却差得太远。西方人更加关注本源意义上的文化内核的联系。如果你去到当代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系访问，仍然能够感受到古典学者们对这些原典的关注。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接受这样的学术训练的呢？
薛军：读书期间，我修习的核心课程都以罗马法原始文献为基础。我们主要是对罗马法的片段做分析，比如，我们要看作者是谁，这段文献是从哪里被拣选出来，传播的过程中是否遭到篡改。通过这个分析，我们最终提交一个文本分析报告，课上，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看看这个分析是否全面。应该说，这就是意大利的罗马法学者对法律学术的一个训练。
说起来，我们在国内写文章时往往强调创新，至少，意大利的学术共同体是不会对罗马法学者做这样的要求的。他们主要会关注，你是否把你的思考置于这个思考脉络中，你有没有将你的关注点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我们如今过于强调自己的独创性，往往在没有读懂的时候就开始发挥。这个其实有着很大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某种程度上，让罗马史名满天下的，恰恰不是罗马土地的后来人。比如，蒙森的《罗马史》和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两部作品虽然代表了不同的罗马史的治史思路，但都是个中经典，也都通过译介与中国学人发生过各式的关联。
薛军：蒙森对罗马史的阐释就是相当自由主义的，他心仪的时代是罗马的共和时代。不夸张的说，蒙森恨不得把罗马共和说成是三权分立的先声，罗马人的政治被建构在元老院、执政官和民众大会的三根支柱上，构建了现代西方的雏形。他对罗马政制的这种阐释，就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因其卓越的文笔和扎实的功夫，蒙森的《罗马史》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作品，但或许和他如此鲜明的倾向有关，这部罗马史的杰作最终是未完成的，因为对于帝制后期的内容，他已经写不下去了。
东方历史评论：在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七十年》中，他记载了自己熟读吉本作品，以卓越的英文“横扫”同侪的故事。吉本的作品文辞华美，骈四俪六，堪称英文写作的典范，为此也影响巨大。
薛军：关于吉本，流传着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有一天，他徜徉在罗马的大街上，看到夕阳西下，突然间生出很大的感慨。如此一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究竟是如何从这个小城起步，在经历辉煌的历史后，最终龟缩回这座城市的？他由此开始了对罗马帝国如何由盛转衰的思索。应该说，吉本是把罗马奉为西方精神的源头的，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正是对他所在的文化传统的一次探索，也为当时已见端倪的大英帝国提供了一面镜子。
东方历史评论：不只是蒙森和吉本，也包括近来很有影响的《罗马人的故事》的作者盐野七生，异域作者的“偏见”，有时恰恰提供了观察罗马的不同视角。
薛军：正是为此，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理解罗马的独特模式，因为罗马“就在那儿”，给你一种无限的阐释可能性。比如，在读盐野的书的时候，我总感觉她在内心里爱上了那些开明的君主。她写共和时代的几本书，还没有气韵生动的感觉，但是写到了凯撒，就开始进入状态了，尤其到了他写哈德良、图拉真的时候，文笔就非常生动活泼。或许，东方人在内心里就对开明专制的君主怀有青睐，这些君主们或许既有高效率，给人以秩序感，又有克里斯玛的人格魅力，容易引发普通百姓的崇拜之心。这样，他对五贤帝时代的描写就非常的精彩。或许，面对“整齐划一”的情况，东方人更能把握其中的美感。
东方历史评论：是的，对于这个曾经雄踞世界一极千年的政治体，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是不重要的。“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来自异域的研究，往往能通过对家国的关怀，以特定的意象点出本土学者熟视无睹的部分内容。
薛军：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本书在东方商务精英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许，管理一个帝国的角色很接近一个当代公司的CEO，为了对这个共同体负责任，他需要要把事情料理的非常周到。另外，能办成事情的罗马人往往有务实精神，脚踏实地。罗马人或许不会和你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直接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做法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个人觉得啊，罗马人的政治治理经验到现在为止还在启发着西方的政治精英阶层。比如说，有人把美国比喻成新罗马。我倒觉得，从政治治理成就来说，美国离罗马还差得远。世界霸权的获得时间还不如罗马的三分之一长。
东方历史评论：或许也正是为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丝毫不讳言对罗马的神往。
薛军：在罗马的相关研究上，美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注。有人说，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西塞罗时代就有了，当时，对于潜在地威胁罗马强权的政治势力，罗马可以率先对其攻击。比如，我们都知道地处东欧的国家罗马尼亚，从历史上看，这首先是一个达契亚人建立的国家，但是如今，它却成为了罗马尼亚，它的语言也和拉丁语系关系更近。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是，图拉真时代，罗马征服了达契亚，把当地居民都赶了出去，对这里进行了殖民。攻击达契亚人的理由，正是基于先发制人的理念：我不是要坐在家里等你，但是看到你对我形成威胁了，我就可以去打你了。理解这段历史，对于理解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深层次原因是很有帮助的。
东方历史评论：尽管中国人的罗马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但是据我的观察，我们今天所延续的研究传统则主要来自过去三十年对罗马文献的系统引介，不知您赞同么？
薛军：我提醒你注意一个现象，在49年后的十几年间，虽然我们对西方的人文思想比较封闭，但是却系统地翻译了阿比安、塔西陀等罗马文献。事实上，苏联也是非常注意对罗马的研究的。这个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不无关系：西方阵营既然自封罗马史的解释正宗，社会主义阵营就要给出自己的罗马史解释模式，从而争夺阐释权，这也是意识形态冷战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对罗马法的研究来讲，也有这个特征，六十年代，北京大学曾经大张旗鼓地试图恢复罗马法的课程，据谢邦宇老先生回忆，这在当时被看做一个政治任务。这反倒印证了我方才所说，罗马“就在那儿”，就是屹立在史前的一座高峰。如果你不去阐释，你如何和你的对立面对抗？
78年之后，中国学界的特点是对罗马法进行了二次继受。如你所说，民国时代的老先生主要是从二手文献这边过来的，比如比利时和日本，后来江平先生开启了意大利学派，和意大利高校进行了大量合作，不但派遣了大量学生和进修教师，也组织翻译了大批文献。应该说，我们现在翻译的《学说汇纂》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这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境界，足以引为自豪。据说台湾学者对我们也非常艳羡，每来大陆，必采购我们的翻译成果。罗马私法课程早就蔚然成风，而最近，中国政法大学等院校也开设了罗马公法的课程，我的导师徐国栋教授更是出版了罗马公法的专著。可见，学术是在往前发展的。我们现在是直接进入到罗马的原始文本中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西方的汉学家可是一向都以直接研究原始文本为荣的，我们如今在这方面完全有底气和他们平等对话了。
东方历史评论：在自己的阅读体会中，罗马的魅力也就在于此：纵然帝国不再，似乎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有古无今”，但罗马人的故事却“亦新亦旧”，为此，对于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它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薛军：罗马走到今天，有它的幸运，有它的偶然。某种程度上，罗马人的政治行为模式，更加契合我们今天的一些需要，比如光明磊落的性格，fair play的精神，如果不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去评价，就显得很难理解。倘若他们一代代人反复强调这种精神、这种典范，年轻人的精神气质就会有所变化。相应的，如果我们教的是荆轲刺秦、三顾茅庐，那相形之下就大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需要警惕的事情是，把外国人的东西不加反思的搬过来。阅读西方，可以有助于我们甄别西方来的说法。我们其实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关注西方的。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被西方喂的东西。我们过去都在强调，中国有着很强的家族制度，看看罗马，那里的家父权那么强大，我们的家族制度一下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既然这样，我们该如何定位我们传统？百年以降，我们的身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视野开阔之后，对自己的认识也会有新的角度。
近三十年来，西方传来了很多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常常被很多词语之争所吸引，比如现代与后现代，建构和解构。其实，这也不是特别明智的进路，在我看来，关键是看看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他们的政治实践是什么。举例而言，在统合共同体方面，罗马人有很多做法，比如建立新的城邦文化，但在攻陷迦太基之后，罗马人犁翻他们的土地，又撒上盐。这绝非常见的做法，罗马究竟为何对他们恨之入骨？看看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交战史，迦太基曾多次在被击败后复兴起来，我想，这种做法或许也基于罗马人的恐惧吧。
在西方读博士，往往需要通过一次资格考试，老一辈史家吴于廑先生在考完他在哈佛的博士资格考试后之后，写作了才气纵横的“sphinx之歌”，“从太古当年/我徜徉在这大荒一片/尼罗河是我一支最长的弦/也弹不尽这古今悲怨。” 和老先生一样，在读西方文献的时候，我曾很多次感受到心同理同的地方。今天，我们更多地讲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想，这也同时要求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智，更加包容的胸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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