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日记里的知识分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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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日记里的知识分子史



撰文：唐小兵


卡夫卡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这样一段写于20世纪初期的话用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似乎也切题应景。《读书》杂志前编辑赵丽雅（笔名扬之水）写于1991至1993年的日记现结集为《读书十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史。日记里看不到太多悲情的废墟，却流溢着一种与政治生活（包括政治关切）保持疏离感的文化生活之美。《读书》无疑是文革结束后这三十年来最能凝聚华裔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而作为该刊编辑之一的扬之水，自然是1980年代以降知识分子公共生活的见证人之一。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这个理想主义刚刚幻灭而拜物教式的世俗社会尚未崛起的空档，扬之水的日记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窥测那段幽暗岁月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窗口。

这是一个互联网尚未兴起而人际交往仍是主导性的交往模式的时期，在扬之水的日记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相互探访，约稿、催稿、邮寄杂志、赠书，各种形式的聚会，编辑部宴请作者，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交流（比如张中行、赵萝蕤、徐梵澄等人），主办三联书店读者服务日等，呈现出当时知识界最日常的生存状态。扬之水对这些文化空间和生活的描述极其简洁，甚至有意偏斜在对日常生活史的记录，比如她最细心记载的是在各种宴席上的菜名。当时知识分子讨论的各种话题（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都几乎沉默在她的叙述之中。因此试图通过这册日记整体地把握1990年代初期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册日记的价值或许不在于个体与时代在政治激荡之后的心灵史的历史记忆，也不在于对国计民生的如实记录，而在于将生活在那样一个废墟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史的社会结构呈现了出来。一个交流频密的时代，往往隐喻了个体性的交流的匮乏或者说表达空间的收缩。这正如1992年3月22日，扬之水到上海约稿，五点多钟跟朱维铮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接着朱学勤来访又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朱说：“随便聊聊，陪你度过一个寂寞的晚上。”“寂寞”一词，也许隐秘地透露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吧。

或许正因为此，当扬之水来到上海，纷至沓来的各种聚会，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餐叙、闲谈，让扬之水有应接不暇之感。从日记的零星记载，亦可见当时上海资源的匮乏，住宿极端紧张，交通也不便利，而从北京来上海购买了软卧的她与其同事，硬是被安排到硬座车厢站着，唯一的理由就是她们不符合铁道部的乘车规定：非十四级以上行政级别者一律不准坐软卧。扬之水眼中的上海知识界的生态也极有史料价值。1991年10月7日记载：“继往愚园路，访施蛰存先生。与黄裳先生极宽敞的居室相比，施先生的寓所甚觉逼仄，大约三代人同居一处。先生六十年代即已失聪，故与之谈话颇感吃力，近乎大声叫喊。请他为《读书》写稿，他说怕给《读书》惹麻烦，还是不写为好。”1992年3月24日记载：“往王元化先生家。王先生待人亲切和善，谈甚洽。一位白发皤然的老妪始终坐在旁边，却不知是何身份，原以为是夫人，后听说他娶的是一位少妇，那么这一位就不知谁何了。后来方从朱学勤处得知，这一位确是王夫人，名张可，原在戏剧学院执教，是一位很腼腆很拘谨的女性。尝为学生讲说莎剧《温莎的风流娘们》，但‘娘们’二字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最后憋出一句‘女同志们’，引得全班哄堂。”

扬之水的日记里凡是涉及到外出旅游或组稿的，都是巨细无遗地记录，但是在北京的日记却是极为简单的，大都是类似鲁迅日记那样的“流水账”式的基本事实的记录。这可以解释为一旦作者外出旅行或出差暂时脱离了日常性的编务生活，就对这生活世界有一种重新发现的新奇感。不过，即使在这些重复而单调的日记中，却也经常可以读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从日记可见，徐梵澄、赵萝蕤、张中行等数位是扬之水交往最密切的老一代学者，扬之水的为人处世也明显可见上述人物潜移默化之影响。日记中记载的这几位学者在私下闲谈中的知人论世之言，也尽见知识人的真性情。比如在1993年6月30日，扬之水应约访问徐梵澄说起陈寅恪的诗，言读下来“总觉得一派悲慨愤懑之气，发为满纸牢骚。”与陈寅恪相熟的徐梵澄说，“精神之形成，吸纳于外。以寅恪所生活的时代，不免悲苦、愤慨集于一身，而痛恨政治。世代虽变，但人性难变，故所痛所恨之世态人情依然。寅恪不满于国民党，亦不满于共产党，也在情理之中。其诗作却大逊于乃父。缘其入手低，——未取法于魏晋，却入手于唐。又有观京剧等作，亦觉格低。幸而其学术能立，否则，仅凭诗，未足以立也。”反观自己，徐梵澄认为其“一生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

赵萝蕤是扬之水经常拜访的女学者，早年是燕京大学西语系重要的女学者，《一滴泪》作者巫宁坤就是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回的，其先生陈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诗人）不堪凌辱，1966年9月3日在家里自缢身亡。1991年12月28日，赵对来访的扬之水谈起对当时某知名作家的评论：“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十七世纪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博大精深他没有，十九世纪如拜伦雪莱那样的浪漫，那样的放浪无羁，他也没有，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这段闲话透露了赵萝蕤对人性和文学的基本理解，其对做人为文气象格局的强调，充分地呈现了民国大学培养起来的一流教授的人格与识见。很显然，扬之水虽然为人低调务实，不事繁文缛节，但在为人处世上深受徐、赵两位学人的影响。

扬之水身处中国知识界最核心的位置，却丝毫没有自得和傲慢，也没有文人常见的矫情与愤激。她与身处的时代保持着一种距离，正是因为这种不经意间的疏离感，让她留下的文字反而有了一种相对可信的价值（相对于对1980年代的激情叙事与1990年代初期的悲情叙事）。扬之水在叙述与一个学者发生笔墨之争的故事时，悠悠然写道：“其实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是怀抱挽救世态人心之志的伟君子（这是令人感佩的）。我不过是抱定一本心爱的《读书》和自己的几本破书，默默做一点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世界不能少了他们这样的读书人。而我这种爱读一点书、却不是读书人的人，原是可有可无的，无须乎去‘标榜’。自己读书，别人不读书，未必就读书一定是高尚的，不读书是卑鄙的。人生原有多种选择。如果读书不是一种纯粹的兴趣与爱好，而只是一种志向，那么作为人生的选择，它与选择从政、选择从商，也都是一样的，哪里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寥寥数语，将某些知识分子好名逐利自以为是的心态勾描无遗，也尽显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的扬之水的书生本色。或许这正可解释1980年代以降《读书》杂志能够长期吸聚各色知识人这一文化史、社会史的重大现象，因为主持杂志的编者不偏不倚，更无偏见和定见，保持着散淡而审美的平淡心。即此可见，《读书十年》的文化价值与其史料价值一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吹笛在湖北

做记号，待读。曾订过几年。

吹笛在湖北

这两天看微博，知道周实编著的《老先生（书屋里的书生底色）》跟一楼《读书》回忆相似。

豆瓣说：该书介绍了一个领域，一类人物，一种现象，一家社团，聚沙成塔，修复记忆，重返历史现场，会集闲话文库……《书屋》一九九五年八月创刊后，杂志封底的两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屋里黄金乃是书”。一九九五年用了两期后，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改成了“屋不在天，有书则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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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先生

作者:周实

　　在我眼里，吴江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他任过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中共中央党校的哲学教研室的主任、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党校的第一副教育长，离休之前还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是该院的副院长。再看看他写的书：《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哲学专题二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民主与政党》《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吴江论集》《冷石斋沉思录》《冷石斋忆旧》《旅港时评》《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十年的路——和******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以及二○○九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吴江文稿》三卷等。还有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所做过的两件事：一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在中央党校展开，《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他最后修改定稿。二是反对“凡是派”的、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并被新华社转发的、影响全国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读他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不得不承认的是，他所秉承运用的哲学确实是一门斗争哲学。


　　他最初与《书屋》联系是通过的陈四益兄（陈四益，笔名东耳、叶芝余，杂文家，1939年生，上海嘉定人，原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其著作主要有《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绘图新百喻》等）。四益兄转来他的稿子《林海行》，经编辑后作头条发表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其人其事”的专栏。文章主要记叙了一九六一年七月间，他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考察东北林区，想要弄清楚“大跃进”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失。文章回忆了刘少奇一路上如何“神态凝重，不多说话，好像心事重重，与地方领导人谈话时提问尖锐，并要求他们直言无忌，如实反映问题。而他自己的插话和对一些问题的评语更触及不少当时的禁区，如说，‘中国的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只批评共产党昏睡三年，如今总算醒过来了’……又如说，‘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等……”这些后来（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刘少奇“反党反革命”，否定“大跃进”的罪状。他吴江则幸亏所在机关的“造反派”未就此事追究他而没交待和揭发，侥幸逃过了这一关。这是一篇短文章，也就两千多字吧，写得却是很扎实。


　　接下来，就熟了，不是打电话，就是有书信：


　　周实同志：


　　上回通电话后，写成两篇文章，一篇《平心论胡适》，已提交《炎黄春秋》，他们预定四月份刊出。一篇《论自由主义》，就寄给你了，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关心，但写起来又不容易，我姑且试一试。我只能将我写的初稿寄给你（只此一份），字体潦草些，请谅。你们如果考虑可用，是否排出一份清样送我校改？你们有何改进意见，亦一并寄来。专此即祝


　　新年好！


　　吴江


　　2000.1.5


　　在此之前，《书屋》杂志曾就自由主义的问题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郜元宝的《若有所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教授）、谢泳的《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谢泳，1961年生，山西榆次人，厦门大学教授）、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如是说》（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谢有顺的《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谢有顺，1972年生，福建长汀人，中山大学教授）、高增德的《且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高增德，原《晋阳学刊》主编、史学家）、赵诚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赵诚，1952年生，山西太原人，原山西行政学院教授。）、张志扬的《“自由”为什么中断了？——纪念“五四”》（张志扬，1940年生，湖北武汉人，原海南大学教授）、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在我和他的通话中，他也认为这是中国处在世纪之交的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于是，我就约请他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他高兴地答应了，文章很快就写来了，写了将近八千字。我也将我拜读的感觉，通过电话告诉了他，改稿很快又寄了回来：


　　周实同志：


　　打印稿今天收到，当天改毕。至于“附记”是昨天才完稿的，正好一起寄你。此文我自感还有一些见地，可能引起一点讨论，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个问题太需要讨论了。为了避免有人挑剔，我把文章搞得学术化一点。至于“附记”，我还拟趁此答复一位同志的意见，诸希斟酌。即颂


　　编安！


　　吴江


　　2000年一月廿一日


　　此文最后改定后，题目是《自由主义新论》，将近一万两千来字，发表在二○○○年第四期的《书屋》上。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我最喜欢他引用的马恩著作的三段话：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要向普鲁士政府争取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无理的书报检查和思想箝制。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思想上百花齐放。


　　第二，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着重指出工人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1971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7卷，324页)


　　第三，一八九四年一月九日，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1974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9卷，189页)


　　他通过这么三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你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这种所谓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个人自由，第二就是言论自由，第三就是思想自由。无此三者就没有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种自由。他的文章写得明白，这是他的文章的特点。


　　此之后，我又约他针对知识时代的来临谈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到今天成长的经历和命运。他又高兴地答应了。稿子又很快写来了。他又问我读后的意见，我也谈了自己的感受。改稿又很快寄来了：


　　周实同志：


　　兹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境遇》一文的第二稿寄上，在我就算是定稿了。你们若准备用，请照此排校，也不必再送清样了。如不用，告我一下即可。你们的刊物各方面令人喜爱，很有特色，望千方百计办下去，即使走波浪式起伏的路程。专此即颂


　　文祺！


　　吴江


　　2000年6月9日


　　此文，《书屋》最终未用，什么原因，可想而知。他即将稿转投发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之上，后又选入谢泳编的《鲁迅还是胡适》一书。


　　与此同时，我也将我所写的一些文字不揣浅陋地寄给他看，他总热情地给予回信：


　　周实同志：


　　谢谢你寄给我高水平的艺术品。我这个“文艺逃兵”很久没有读这类艺术品了（周实注：年轻时他喜欢文艺，据他自己说1938年他就是带着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念头奔赴延安的）。从《人彘》到《殛》我分二、三次读完。这是十阕悲歌，唱尽人间“残酷”（周实注：我寄了十个描写中国酷刑的短篇给他）。人家正在攻击中国人无“人权”，你偏偏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中国民族的“残酷”史实，除《殛》之外，大致都是历史事实。《人彘》一篇是写得最有功力的，也最显出人间的惨剧。而作者却说“一个人的不幸，不论多少原因，都是咎由自取”，恐怕有些不公正吧。至于你说万里飞云，万里来，万里去，“它们能飞到哪里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倒是历史真实。不仅屈原、李斯皆飞不出这片疆土，连神话中的鲧也飞不出这片疆土。但从史实来看，最残酷的冤剧还是袁崇焕之死，袁之死比岳飞之死要惨烈得多，而史界对此却一向表现出淡漠，我们从说唱中和舞台上从未看到过他的形象。你写刘伯温（周实注：我与董宇峰合著的《刘伯温》三部曲），为什么不写一写袁崇焕？你是诗人（周实注：我曾寄过诗集《剪影》给他）、小说家兼通历史，指出屈原是被“定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想来不是你杜撰的，我想这种可能性极大，不知你能否将根据示我？十篇中，客观上，方孝孺那个老头子还有若干可爱相。“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绝了”。不管哪朝哪代，知识分子确实轻易杀不得。“严勿至猛”，此之谓也。你的小说《刘伯温》还有没有存货，如方便，请赠我，但也不必勉强，我只是想详细认识一下这个“浙江老乡”。今年北京热得出奇，从武汉回来的人说，那个火炉子倒比较凉爽。天气确实是变了，请多注意。


　　敬礼！


　　吴江


　　2001年5月29日


　　周实同志：


　　又读到你的令人发颤的大作（我又寄了十个描写酷刑的短篇给他），与“美文”相反，是叫人恐怖的。第一篇《膑》，孙膑原为孙宾，对我还是新知识，鬼谷子为他改名，倒是害了他。我最近刚从山东淄博考察齐文化归来，在田野里亲眼见到齐故都及稷下学宫遗址，还游览了齐长城遗址，均拣了纪念石回来。山东是一个传统文化大省，可惜他们犯片面性，只记着孔圣人，忘记了辉煌今古的齐文化。我这次是想去促使他们对此有所醒悟，去掉片面性，恢复百家争鸣精神。孙膑名扬海内外，他们也忘掉这位老祖宗了。听说马陵道在今聊城一带，朋友劝我去看，没有精力了，回来看到你的描写，倒补上了这课。你说这类“鬼事”写到二十就不再写了，也好，还是写诗吧。“诗者，持也”，要坚持下去（我不解“持”作何解），尤其要解决继承古体诗的问题。目前这种新诗好像不大有人看，完全写旧体也不好，能否把两者融合起来？我也请邵燕祥同志这么做（周实注：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当代诗人，晚年多写杂文、随笔），他说愿试试，但至今没有作品问世。你们合力解决这个问题吧！如何？即致


　　敬礼！

吹笛在湖北

（续上）
吴江
　　2002年11月1日

　　邵燕祥是当代大诗人，要解决也是他解决，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他是开玩笑，顺手查了一下“持”，原来出自《文心雕龙》：“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意思大约是说诗人写诗要注意思想的雅正，要有顺美匡恶的讽谏。写的作品要质朴，应该避免浅薄轻浮。诗人要本着自己的性情，才能写出好的诗来，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不编《书屋》后，不久即“内退”，生性害怕麻烦人家，与外界就少了联系。后来，又做“兄弟文化”，那是一家出版公司，于是，自然重新拜会文坛上的各路英雄：

　　周实同志：

　　贺年片收到，谢谢。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以为你在认真做诗人了，不想在出版集团还有你的大名，并称可策划编辑图书，好像又是个经济人了。我老了，八十七岁了，除了仍动动笔以外，上网之事离我甚远（周实注：我邀他上一家我当时正在做的网站）。我既不上网，又不看网，所以离时潮更远了。你走后，《书屋》仍然寄我，但我已无力作贡献了。残躯倒能勉强维持。你有何见教，可随时函示。

　　吴江

　　2005年1月12日

　　周实同志：

　　亏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废人，以所编刊物寄赠（周实注：我寄了一本新编的图文结合的《咔嚓》摄影丛书给他），与其说赠以知识，不如说赠以友情。刊物内容我竟大部分不懂，唯你写《母亲·父亲》一篇我读了，但仍似懂非懂，而且懂得的不是令尊父母，而是你这个人：“天地之间，只容得一个英雄！”（周实注：这是我那篇文字中的一句话，原话是：“那个时代，天地之间，只能容得一个英雄！”）你这个人的处境也可想而知了。我今天已八十九岁了，不久了，难得还能通几回信。前些日子邓力群出了一本书（周实注：邓力群，1915生，湖南桂东人，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其中提到我，我回他一信，现在趁回信之际，顺便寄你一阅，这也算是人间风景。即祝

　　新年快乐！

　　吴江

　　2006.2.18

　　周实同志：

　　你送我的两种木刻画已收到，十分感谢你还记得我，并送我新年礼物，使我感动。你不愧为性情中人。我今年大病一场，“心梗”、“心衰”一齐袭来，住院三月，以为必然奄忽，不想竟然渐愈。对我这个九十老人来说，上天还算慈悲。我大概还要再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复原。想想这把岁数的人，生病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无须计较得失。你的情况谅好，工作顺心吗？为念。祝福新年。

　　吴江
　　2006年12月19日

　　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给邓力群的信，那是一封很长的信，确是一道人间风景。而我所做的那家公司，那家“兄弟文化”公司，最终又因各种原因还是没能生存下去。

　　吴江（1918－2012），浙江诸暨人。十九岁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岁辗转到达延安。一九五七年以不愿从政而愿从事学术为由，离开行政部门，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一九五九年调到新成立的《红旗》杂志社，与陈伯达（原名陈建相，1904－1989，福建惠安人）、胡绳（1918－2000，浙江钱塘人）、邓力群等共事。文革中挨整，复出后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一九九○年在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他所抒写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是一本在相当程度上直言无隐的回忆录。尤其对陈伯达、邓力群、胡绳、胡乔木（本名胡鼎新，1912－1992，江苏盐城人）、杨献珍（1896－1992，原名杨奎廷，曾用名杨仲仁，湖北十堰人）等中共理论家的刻画十分生动逼真，对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评论也很有见地。

吹笛在湖北

转自周实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