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公民抗命–竊取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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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另一種公民抗命–竊取國
在史諾登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民眾的舉動之前，在維基解密揭開各種國家秘密之前，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樁美國平民竊取國家文件、揭露FBI情報不法監控人民的行動。
1971年三月八日夜晚，八個公民潛入美國賓州一個城市梅蒂亞(Media) FBI分部竊取了所有檔案；他們將檔案公諸於世，提醒了美國民眾國家權力的陰暗，但更戲劇性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逮捕過，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直到去 年，一本關於他們的書「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和一部記錄片「1971」出版，世人才見到八人中的五人公開身分出來講述這段歷史。

這八人自稱「公民調查FBI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FBI” ）他們其實是普通人，包括三名學者、兩名社工、一名研究生、兩個大學沒念完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對是有三個小孩的夫婦。

他們的行動目的是要找到證據證明「美國政府透過F.B.I.監控人民，壓制憲法賦與他們表達異議的權利。」而他們選擇的夜晚，全美都在看拳王阿里參賽的重量級拳擊大賽，包括FBI辦公室的守衛。

結果，他們比預期的更成功，雖然他們被歷史遺忘了。

那是美國的瘋狂年代。冷戰時代開啟後，情報機構和政治保守派執迷於要找出左翼的顛覆份子，製造了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六零年代美國開啟風 起雲湧的抗命時代，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等，挑戰著主導的權力和意識型態。面對如此激盪的社會，FBI卻恰恰被一個最極端的人掌握：胡佛 （J. Edgar Hoover）。在他將近四十年的主導時期，他把F.B.I.當做自己的禁攣（在這八人偷出的文件中包括F.B.I.幹員該如何幫胡佛慶生的詳細指示）， 其權力如日中天，沒有任何人、任何方法可以控制FBI：國會沒有正式的監督權（他們從未舉行過任何一場聽證會監督 FBI），原本應該是FBI上司的司法部長也懼怕胡佛，甚至每任總統都畏懼他。

直到「公民調查FBI委員會」的偷竊行動，FBI的醜事才首次曝光於公眾之前。他們取得的文件證明了FBI對美國民眾有各種監控行為，並有一個他們 認為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名單。尤其是有一個稱為”COINTELPRO”(全名為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行動，這個計畫從1956年就開始，目的不只在於監視各種他們認為顛覆的公民組織，包括反戰團體、黑人民權團體、婦女解放組織等等，更 包括滲透、分化和打擊措施。最惡劣的行徑如有一封由FBI寫給金恩博士的信，以他婚外情的祕密來脅迫他自殺。左翼大師喬姆斯基形容COINTELPRO 是「聯邦政府最惡劣的、最有系統的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雖然他們偷竊的文件涉及Cointelpro行動，但要到幾年後，當更多F.B.I. 資料被揭露後，這個行動的細節才更為人知。）

八人小組把竊取的文件送給三個主要媒體，胡佛知悉此事後，要求報社退回這些文件。這是美國新聞媒體首次必須面對該如何處理非法取得的政府文件的難 題。結果，只有華盛頓郵報獨家刊出（當年撰稿記者就是四十多年後撰寫此書的作者Betty Medsger)，原先不願意刊登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在事後也跟進報導。

胡佛方面發動了FBI史上少見的大規模行動，派出兩百名幹員在賓州地區調查。這八人之所以沒被逮捕的理由是，他們大都是一般公民，而和其他的反戰組 織沒有關係，且行動結束後，他們徹底解散，從此不再見面，幾乎也不再聯絡。他們也想過，如果被逮捕，他們會在法庭上呈現這些文件，證明為何偷竊是必要之 惡。

不過，這個新聞漸漸被遺忘，因為不久之後有更大的新聞──五角大廈文件案和水門案，且因為這八人始終沒被抓到，故事難以繼續下去。胡佛本人也於1972年過世。

1975年，參議院終於成立一個十一人的調查委員會，對FBI進行了十六個月的調查，訪談了八百人，進行了數十場公開聽證會──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 國會對於情報單位的調查。他們的報告揭露了更多FBI的違法行動：「有太多民眾被太多政府機構所監控，有太多資訊被他們掌控。」且在最終報告發表之後，國 會正式成立了對情治機構監督的委員會，而在1976年三月， FBI也正式將「美蒂亞竊案」（Media Burglary）結案。

國家權力的無孔不入是當代政治最核心的問題，尤其國家的安全和情治單位，經常以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顛覆滲透之名，壓制公民權利，擴張自己的權力。

負責結案的FBI探員Neil Welch在回顧該事件時說：「 FBI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制衡力量。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一個體系必須要提供其他方法，人們才不用訴諸如此極端的手段。必須要有其他的開放 管道。否則民眾就必須採取這種犯罪行為來揭示政府的錯誤。」

另一個F.B.I探員在1975年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我從來沒有聽見任何一個人，包括我在內，質疑過：我們採取的行動真的是合法的嗎？真的是道德的嗎？我們唯一所關心的，就是這個作法是否有效，是否會帶來我們所要的。」

回首這個案子，這些反戰份子之所以採取這種激進行動，主要是多年來的各種示威抗議，甚至當反戰已經是整個世代的反抗運動，但對於阻止越戰似乎都沒有效果，讓他們充滿了無力的悲憤感──他們就是在1970年尼克森政府宣布美國轟炸柬埔寨之後，開始籌劃行動。

在他們之外，另外一群也對和平示威感到絕望與不耐的左翼份子則成立一個組織「氣象人」主張暴力革命，要「把戰爭帶回美國」，讓美國土地上也感受戰爭 的苦痛。他們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但不傷害人），並在1970年轉身為「地下氣象人」，開始流亡生活。只是，他們幾年後就被逮捕了（但因為FBI的調查不 合法，所以大都被釋放）。

另一方面，對於胡佛和FBI的無法無天，從總統到平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他。其中一個參與者說，「當你和運動圈以外的人說FBI幹的事，沒有人 會相信。只有一個方法說服公眾這是真的：就是拿出他們手寫的東西。」或者說，當體制的權力制衡已經徹底失效，這是公民必須站出來，作為最後的防線。

另一人說，「在某些時刻，我們必須打破法律，必須從事深思熟慮的公民不服從的行動，來維持一個正義和合理的國家。我深以此為榮。這雖然不是我可以放在履歷上的經歷，但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事。」

他們的行動確實提醒了改變了國家安全體制，提醒了民眾政府控制人民的界線，也促進了制度改革。當時的FBI發言人Michael P.Kortan 就說，「那個時期發生的許多事，包括「美蒂亞竊案」，導致FBI改變看待和處理國內威脅的方式，改革情報蒐集的政策，並由司法部設立了調查指引。」

但即使有了部分改革，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又讓安全機構大肆膨脹，尤其在網路時代，他們有更多工具監控人民，逐漸茲長成巨大的怪獸。直到史諾登的揭密，人們才赫然發現這個權力體制不可見人的陰暗面。

這也是這些當年竊取機密者為何願意在四十多年站出來的理由：

「我們的政府再一次對美國民眾採取大規模的監控，並且對國會說謊。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站出來，可以刺激這個社會去思考與辯論這些一個健全的民主所必須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