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学勤：革命的产生机制与革命的三种话语－－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上）

David

大革命历史回溯
　　朱学勤：《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北京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环境，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革命、面临政治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宪法。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人家是有宪政的，从1688年革命，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政治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宪法，但是人家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宪法》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宪法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共和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法》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革命，则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无论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所以叫“大革命”。我们说英国革命也没有讲“英国大革命”，讲美国革命也没有讲“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是以“大革命”称之。而这场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革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国革命有关的君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皇帝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路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八九学运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学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顿;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政治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华盛顿。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国民党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学潮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当时说人家“高自联”幕后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的“六四”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
　　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一个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后来一出事就出大事，吃大苦头。那个是大革命以后的五十年，小革命不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一个警察局的局长，是学建筑出身的，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由于他既有建筑师的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眼光。所以拉直了最适于打巷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把路打宽。这样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愤青上街，小街两头一堵就是一个街垒，马队根本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前小革命的教训，才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名言，“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完全可以说：“北京就是中国，中国不就是北京的部下嘛”。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是信奉权力的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所谓首都建设。当权者信仰权力集中，信仰一个超级首都，到后来就会出大事。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这样比法国多几十倍人口的国家把几个中心捏在同一个城市。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夸耀超级大都市，但一旦动荡起来，这就是你的坟墓。
　　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和平时期是这是城市行政长官的政绩，大学扩大，然后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说回法国。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因为如果贵族分散于各地，那么皇帝看不见，在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皇帝的心腹之患。中国的藩政之乱等等，都是这样起来的。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都是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也是一种削藩的方式。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可以，不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区，隐蔽作乱。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法国的宫廷文化中诞生了杰出的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大歌剧、油画等等，特别的发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这些贵夫人干什么呢?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男人们白天离开大院巨宅，到宫廷里去搞阴谋活动，贵夫人就在这些豪华住宅里面，在她的客厅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者，话要说得越奇怪越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人是最受沙龙贵妇的欢迎的。沙龙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装之外，另一个攀比的东西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的寒酸青年，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法国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物质基础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钱去搞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的女人却在他眼皮底下支持启蒙运动。这是他当时感觉不到的，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说“朕即国家”。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一个花花公子，爹留下来的这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他留下的名言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嘛，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是了。今天有的玩就玩，盘子崩在后面，或者再后面的人手里，那是活该他倒霉。

为什么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
　　接着就到了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国王。三个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怎么好呢?
　　路易十六时代的巴士底狱是没有政治犯的，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留下了LXB这样的人物，他也早就把他放走了。但是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呢?因为老百姓中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可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犯人。第二，他不仅仅开明，而且他还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就认为上流社会是最腐败的，下流社会是最干净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了、种地了，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琢磨把它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就是法国政治。
　　路易十六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娶的太太是奥地利的公主，也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这个皇后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等等她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的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个就是启蒙时代就出现的。这个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的。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所以路易十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那么法国社会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等。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法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了。到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是自耕农，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人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就是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了。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实际上法国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受到的历史教育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就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专制的手是逐渐往外松的。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我们且不论，单纯就革命要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够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错的。并不是像歌剧《白毛女》里说的那样，什么“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专制越严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一松开，可能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改革已经开始了，改掉了一部分。但是因为改革改掉了一部分，使得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改的就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爆发。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短的触发的导火线，他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托克维尔他不是以历史学叙述为己任，叙述法国大革命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事。那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任务。托克维尔给自己规定了就是我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他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不仅理解历史，更有助于理解当下。

税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中央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造成最大的麻烦的带来革命的部门。
　　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像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一个可乘之机，发生了十月革命，离财务危机比较远。其他三场革命全是因为税收引起的，而且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皇帝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他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一次小小的税收。
　　法国革命是什么原因的呢?法国革命此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所以那个年代他们互称是“姊妹革命”。有很多人是玩了一把美国革命再玩法国革命的。也可以看出那两者之间的联系之紧密。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一个事情的原因就是后面事情的结果。北美十三州就要独立，要把总督后面的军队赶走，就相当于现在我们香港要独立了。不是毛泽东理解的那样，一个民族推翻压迫我的另外一个民族。《毛泽东选集》里面讲，华盛顿他们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个民族要反抗英国人的统治。他的世界历史知识太欠缺，他是用中国史的知识去套。其实人家不是，人家是一个民族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在税收问题上发生冲突，结果发生内战。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英王处理不当，这块独立了，地球上多了一个美国。
　　北美独立以后，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八月美国独立以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了，撤退，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核心省，也是主要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路易十六是记着这笔账。七年战争打完之后，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了，13州要独立了。于是法国国王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英国的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是没有海军的，海军从那里来呢?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半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的。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的。结果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民间军队了。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全场笑)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笑起来了。不是只有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才叫志愿军。为什么叫他们志愿军?因为中国政府没办法宣战。联合国军队是当时是17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你跟17个国家宣战?都超过老佛爷了。老佛爷只不过点了八个国家，毛泽东显然也不好向17个国家同时宣战。但又要介入朝鲜战争。彭德怀那全是正规部队，哪怎么办呢?就叫志愿军。不过，这还真不是毛泽东的创举。二百年前人家法国就已经用过了。美国独立战争后期，法王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一样。是非常贵的，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但是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非常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吧。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所以贵族有特权，因为谁纳税谁有权。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当然这个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来说实际上是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的，就是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问他们“你们出不出?”第三等级说，我们没有贵族的特权，凭什么税还要我们出?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的时候，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机关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的时候，已经停开156年。我们可以想，毛在位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停了你人大、政协。等到要胡耀邦、赵紫阳、老邓他们要恢复政协、人大，不同的声音才又出来了。
　　那路易十六也是这么回事，把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恢复了。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庭议事。你注意，我们的人大、政协也一定是分厅议事。人大和政协一定要分开的。但是谁如果出个馊主意，节约闹革命，就是不要分开，让人大、政协合庭议事，那后面就可能有好戏了。在当时的法国也是，三级会议要么不召开，要召开就是分庭议事。结果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是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结果你们得寸进尺。
　　但是革命的逻辑就是得寸进尺。国王终于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人民大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干坐?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我们一定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那会议的议程又冲破了，不讨论税收开始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而军官们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军人在一起，就容易说这些大话。但是，那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间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已经是到了很危险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人们都相信。巴黎市民就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巴黎人心想，与其被你血洗，不如我先起义。于是决定在7月14日这一天就爆发了起义。起义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进攻目标，那目标很明确了——此前王权的象征——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根本经不起打，请的是瑞典的外国的雇佣军在那固守，很容易就攻下来。攻下来以后起义者把典狱长、市长都抓起来，挑在长矛上割下头颅示众。这就是法国巴黎的国庆节，大革命爆发的日子。1789年7月革命开始之后，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的时候同情巴黎，有的时候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但是我们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就是听宪法的制约就够了。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们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了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大革命是有其建设性的。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了第三等级开会，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无套裤汉是什么?贵族们有身份的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外面总要有一个长裤，叫套裤。普通的男人没有套裤，叫无套裤汉，相当于今天的蓝领阶层。编织妇呢?当时相信直接民主，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大门敞开。那巴黎市民的妇女们都可以旁听。跟中国的妇女一样，那时巴黎的妇女们一闲下来就在那编毛衣，所以她们在走廊和旁听席不断地编织手中的织物，就叫“编织妇”。巴黎的国民公会、巴黎的立法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的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决等等，他们的声音都是最响亮的。这时，法国开始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就可以推翻他。推翻他以后再后面那个派别更激进，也就推翻第二个派别。这形成了革命的比赛机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谁更左、更激进。

革命的“竞赛”
　　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而且一浪高过一浪。1789年到1791年大资产阶级行君主立宪制。1791年-1792年是中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叫吉伦特派掌权。吉伦特派的时候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并且争论要不要判决国王死刑这个问题。国王一下子变得毫无威信，要上法庭了，成了被告了。而比吉林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比尔，卢梭的粉丝。他们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了，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这个做法。第二个阶段就是罗伯斯比尔，雅各宾执政。雅各宾派区别于第一、第二阶段，他真是把自己叫做“文化革命”。也就是说早在毛泽东的的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多年法国就玩过文化革命了。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你特殊的地方，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整个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才一年。
　　文化革命是最最激进的，政治改了，社会也改了，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人心深处的活塞要重新装，要铲除旧人，要重新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大规模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文化政策。唱红，薄熙来是小打小闹，毛的文革是大玩。但老毛这个大玩家不是第一个，罗伯斯比尔在1793年的法国都玩过了。而且那一年，表面上法国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舒坦，我们这么有尊严，这些有朝气。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但每一个人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最后搞得每一个人从拥护革命变成怨恨革命。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东西在我看来，相当于一个人一样。人有短期发热，那么人类群体有没有过这种短期的发热?有。个体发热，我们说他癫狂;集体发热那就是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能够舍弃奢侈的物质生活，乃至于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可以舍弃。人人都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的理想。我的话来说，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鸡犬升天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得到了搞权位他的部下就跟着升官，而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所谓理想，通过扩音器扩大，扩大以后整个社会都竟然跟着他进入他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地短暂地重复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回世俗生活中去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革的中后期就开始出现逍遥派，然后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老百姓悄悄地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另外一种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了。同时，手抄本也开始出现。到这个时候，必有某一个政党意识到一个潮流，就是社会要回家、要还俗，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那么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的，俗称“热月政变”。热月政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往世俗生活大规模地退却。这种大规模的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也最简单。就是人们终于发现“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被成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经过一段时期的革命癫狂以后，社会出现了集体还俗现象。
　　我们中国的“热月政变”什么时候开始的?1976年。我们的热月政变是有两件事情，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的。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把“中国的罗伯斯比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中国开始回到世俗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的“热月现象”，是革命陷入极端癫狂以后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反弹。当然革命后也会出现很多不服气，留恋故去那个时代的人了。法国热月期间出现过巴贝夫，出现过“奋进派”。雅克宾派也组织过零零星星的起义。但最后被一个崛起的炮兵少校在巴黎街头用炮轰散。这少校就是个子非常矮，只有一米五几的拿坡仑。拿坡仑镇压了国内的革命派的残余抵抗，又顺应整个社会的世俗走向，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军事强人的独裁政府，开始发动对欧洲的战争。
　　所以拿破仑战争是一战以前的世界大战，他把整个欧洲国家都拖进了战争。而且他作战的方向也像希特勒一样，是逆时针方向，扫平欧洲无敌手。最后也像希特勒一样，一东一西两个敌人他打不下来。跟希特勒更像的第三个地方，是跟英国对峙以后掉头向东打俄国，就在1812年一败涂地。希特勒某种意义上说是捡着拿破仑的脚后跟走，连失败的轨迹都一样。拿破仑失败后，被革命推翻打倒的王朝回来了，人称“复辟王朝”，即“波旁王朝”。
　　波旁王朝仅仅统治了十五六年，法国就又革命了，这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把波旁王朝推翻，后来王朝里面的另外一个旁支奥尔良公爵回来，再恢复王权。这个王权也只维持了十几年，到1848年2月巴黎又革命了。巴黎的这一次革命还触发了全欧洲的第二次革命浪潮，人称1848年革命。这1848年革命是被沙俄利用革命的时间差逐个扑灭的。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马克思是那个同时代的人)才提出他的革命的第一教义——“以后发生的革命一定要是欧洲的几大文明首都同时发动。”整个规律被后来的列宁打破了。列宁说我一个人搞，没有一起发动，也搞成功了。
　　回国头来说1848年革命。托克维尔是1848年革命的目击者。就是说，1789年到1793年那场大革命他还没出生。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经历了那场革命。托克维尔是个贵族，但是是个自由派贵族，他不是保守顽固的贵族。他的家庭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冲击，也有上断头台的。革命以后逐渐家道衰落。1848年革命让他又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大革命。后来托克维尔在卡芬雅克的政府做过外交部长。马克思书中曾经多次提到过卡芬雅克，后来1848年被镇压下去了。托氏1856年写成这本书，1859年就去世了。而1859年以后法国没有太平过。
　　托克维尔死后的1871年3月18日，巴黎又革命了。那场革命搞了72天，就是我们这辈人都熟悉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发生是让人非常意外的，因为那不是一个和平年代，而是战争年代，是普法战争法国打了败仗。普鲁士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法国发生革命，巴黎又发生革命了。搞了72天还是被镇压下去了。这恐怕是法国最后一次暴力革命。

法国人为何难以“告别革命”
　　革命以后为了震慑住革命的幽灵，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一个就是要震住诺玛特尔高地。用两个东西锁住高地上的革命幽灵的。诺玛特尔高地是一个革命的胜地。1789年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1871年巴黎公社也是从诺玛特尔高地出现。马克思写的东西也老出现这个字眼。
　　法国人怎么震慑住他呢?一，在诺玛特尔高地上搞了一个大教堂，这个去过巴黎的人应该都见过。后来的法国人认为之所以革命不断，重要原因是没有宗教。过去的宗教被大革命摧毁了。要恢复宗教，所以搞了个大教堂。第二个呢，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革命胜地诺玛特尔高地相当于我们延安清凉山、宝塔山，周围全是被红灯区包围。红磨坊就是在诺玛特尔高地下面。
　　流血的革命没有了，但法国还是个不稳定的政体。比如说1958-1961年阿尔及利亚危机，1968年五月风暴……前两年，巴黎的南面的市区，第九十几区，阿拉伯子弟烧汽车、烧轮胎等等。巴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整个法国似乎一直都不稳定。就是法国这样一个上帝特别眷顾的地方为什么如此不稳定。这个我想有很多原因，法国实际上是个艺术性的国家，他不是一个科学型，不是一个理性化的国家，或者理性化远远及不上东面的日尔曼或者西边的英国。但是他的国家性格和南部的意大利，息息相通。女人们到巴黎有理由，从时尚到珠宝，女人最感兴趣的确实是在巴黎。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男人跟着巴黎的理论走，跟着巴黎的思想走，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极有可能陷入巴黎式的混乱、动荡。女人有理由热爱巴黎，男人最好多看看柏林、多看看伦敦，或者是纽约和华盛顿。巴黎是一个过于女性化的城市，像女人一样充满艺术灵感、像女人一样容易癫狂、容易歇斯底里、容易失去控制。
　　在我读过的所有的大革命时的著作当中，托克维尔写的是最深刻的，也最适合我们中国人阅读。

中国的革命话语氛围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法国和中国它的地理上相聚遥远，语言不同，历史的过程也完全不同，是地球这一端和那一端的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民族。但是从政治性格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在世界历史上找出一对最接近的民族，恐怕只有法国和中国。当年陈寅恪曾经凭他天才的直觉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性格，尤其在政治上和中国非常的接近。
　　这里又回到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文革。毛泽东自学过英语，从来没有自学过法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你会看到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隐隐约约的贯穿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尤其是文革的高潮当中。
　　比如说所谓516通知。1966年的516通知，毛怒骂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因为“二月提纲”提出了一个在今天来讲是常识的命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在516通知里面怒斥“这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观念”。那个时候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毛自己没有想到，半个月以后，对于他支持的北大聂元梓他们搞的那张大字报，他自己给出的评价就是：新北京公社宣言。而文本上看，北京公社就是巴黎公社的汉语版。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夺权有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毛把它提高到吓死人的程度，“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然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顺着这个思路，就把夺权以后新成立的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等到真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毛又往后一退，说“那恐怕不行吧。还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就引起所谓外交承认问题。”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各省市的政权怎么组织，那是各个省市的事，怎么就牵涉到外交的问题呢?这反映出毛的思维方式。逻辑上他是跳跃的。他没有受过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天生的就是法国式思维，从这里跳到那里，然后从那里又跳回来。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经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读完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完这本书，再看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种感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读完某一部文学名著以后，回头再来看根据这个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小人书。
　　不久前韩寒的三篇文章掀起的网络上的讨论——关于革命，关于自由、关于平等、关于博爱，关于传统，关于激进与保守等等，这个都是200年前，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岸巨人的对话。那边是柏克这样的英国贵族，在上议院发表法国大革命感言录，这边是托克维尔对柏克的回应。而200年以后，到中国，这样一种巨人之间的对话，突然变成韩寒与方舟子之类的人在泥潭里面捉对厮杀。然后网民们在两边吐唾沫。争论的东西没变，争论的角色、台词、腔调、举的例子都发生了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学历史的人很悲观，常常会感觉，台词、演员、服装、道具、布景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惟有那个老掉牙的剧本没有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人国。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阅读来领略200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托克维尔是马克思同代人。马克思是巨人，托克维尔也是巨人。针对这同一段历史，他们都写过雷霆万钧的著作。托克维尔是《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克思当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然后联想到5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也写过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两本著名的历史著作。这是我到今天还很佩服的马克思最好的两本历史作品。现在在汉语世界已经读不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当然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对，历史证明当时的争论，很多观点是托克维尔对了，马克思错了。但是没关系，这同样是巨人的对话。这本书他1856年开始写的，1859年这本书发行第四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他的绝笔。此前他写过很多书，比如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大本，比这个出名多了。但对发生在自己祖国的法国大革命，他只写了这200多页一个小册子。尽管如此，这个200多页的小册子，今天在法国史研究领域，依然是谁都绕不过去的扛鼎之作。
（未完待续）
来源:共识网，共识书会第三期，时间2012年3月

zoufeng_1234

好看，可惜老网不来了，估计他会表示非常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