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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拍案

党媒发文谈改造知识分子再引争论
薛之白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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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鸣大放”（资料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明确否定的态度。但是对于反右运动，官方至今仍然持肯定态度，所否定的也只是“反右的扩大化”。《红旗文稿》最近的文章，也是党内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历史已成过去，但映射的是现实。通过官方对文革与反右两者的定性，或许可以判断出左和右可以容许的范围，以及中国政治改革的可能边界。
（联合早报网专稿——薛之白整理）近日，中共党媒《红旗文稿》发表了一篇谈“反右”运动的文章，再次引起争论。这也是今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和中共党史问题上的又一起波澜，继文革、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反右”这个话题也受到了关注。
11月5日，《红旗文稿》刊发署名夏杏珍的文章《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回忆并评价了建国初期发起的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文章指出，尽管运动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评价和肯定。”
这篇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微博认证为“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的范剑平对该文评价道：“红旗文稿发文章为改造知识分子政治运动重唱赞歌，看来有些人整人还没整够。中国被人整人耽误了多少宝贵发展时间！”他的这条微博被多位大V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转发，但很快就传来了不同的声音，著名左派人士司马平邦发微博称：“知识分子不是天使，而你（范剑平）的话也不能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红旗文稿的话也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若自己做不到日三省其身，客观上也有人会让你日三省其身或六省其身，历史是最公平的。”
2013年，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也曾在《红旗文稿》上发表题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文章称“反右”并没有处死人，社会上有些人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应该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历史上的反右运动到底应该怎样定性？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反右对中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毛泽东与反右
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双百方针。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由此，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和批评。然而“大鸣大放”的好景不长，中央很快公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党内外的“右派”进行整肃和改造。反右运动由此而来。
对于毛泽东发起“反右”的动机，一直以来都有“引蛇出洞”和“阳谋”之说，这是源于《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据称是毛泽东本人所作的文章写道：“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一文中指出，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简直是熟练极了。毛泽东早已布好“口袋”，眼看着大批“右派”进入了“口袋”，他在思索着选择什么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击。
对于这种看法，学者王绍光并不认同，在接受《南风窗》的采访时，王绍光说，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始终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王绍光还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叙述历史，中国现代史已经被他们歪曲，因此有必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另外，也有人分析认为，反右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的运动。在人民网上刊登的题为《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一文中，作者李锐指出，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的民盟成员，对党的领导提出许多改善意见，但这正是让毛泽东不满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因此，反右运动是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私人医生的李志绥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对于民主党派在反右中的命运，《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一文的作者胡新民认为，民盟等民主党派自己要负责任。胡新民称，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7年多的奋斗，取得的成就硕果累累，但民盟却倾向于类似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新浪网上刊登的文章《毛泽东整风初衷是反官僚为何变成了反右派》也称，右派分子在提出种种批评的人中数量虽然极少，但他们的能量并不小，“如果听任这种状况蔓延下去，刚刚建立而尚不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陷入混乱。”
邓小平与反右
在反右运动中，邓小平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57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并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反右运动。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开始反思并重新审视历史问题，胡耀邦等推动了对右派的平反。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得到平反，但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少数人仍然不予翻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反右运动被定性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对反右的定性与邓小平的态度一致，那就是反右本身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曾回忆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对此，知名作家傅国涌指出，邓小平一直都有“反右”的情结，他没有否定毛泽东，更不会否定曾经的自己。后来在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反右的态度也同样是明确的。
在《红旗文稿》上刊登的《几个长期被曲解和混淆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一文中，作者宋方敏认为，很多人对邓小平的政治立场有误解，认为他拨乱反正、反对左倾，因而属于右，其实不然。邓小平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宋方敏进一步指出，邓小平曾经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错误倾向。
在香港《争鸣》杂志刊登的文章《邓小平何故反对为“反右”平反》中，《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分析说，邓小平并不像胡耀邦那样，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实践。邓小平始终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文革的遭遇，并没有改变邓小平反右的观点和决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经济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并未有大的动作，这是由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反右与文革 为何不同？
反右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一文中，作者徐贲指出，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反右运动是仅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回到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人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虽然反右和文革有一脉相承的因果联系，过程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也有一定相似性。但无论是民间对二者的认知，还是官方对二者的定性，都有很大不同。
文革的十年浩劫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部分民众对文化大革命都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相比之下，反右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较少，虽然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夹边沟记事》等著作，但引起共鸣的也多是知识分子。
对此，徐贲的文章指出，直到今天，广大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比对文革受害者更容易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对任何政治灾难来说，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价值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因此，有必要用正确的方法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构建。
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自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对于反右运动，如上文所述，官方至今仍然持肯定的态度，所否定的也只是“反右的扩大化”。《红旗文稿》最近的文章，也是党内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各代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虽各有创新，但执政理念大体上还是在邓小平的理论框架下，“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观念始终是这个框架的核心。“既防左、又防右”的说法虽然不再常见，但仍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指导作用。
历史已成过去，但映射的是现实。通过官方对文革与反右两者的定性，或许能够判断出左和右可以容许的范围，以及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

                                                      （联合早报网编辑：薛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