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北岛：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叛逆的作家

天马行空

北岛：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叛逆的作家 時間：2015-06-24 05:11      
6月19日下午，诗人北岛来到北京101中学，为同 学们上了一节特殊的语文课，谈谈“生活与诗歌”。他坦言自己对这样的场合感到紧张，不知道怎么跟身穿校服的听众聊天，于是跟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追根溯源 “最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所谓叛逆的作家”。然而最终他还是感叹于自己生活的复杂、难以说清，只能期待同学们的提问。不过，“穿校服的听众们”不仅熟悉北 岛，踊跃抛出的问题颇具质量，而北岛的回答也堪称精彩！

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复杂的，又简单又复杂。我1949年生在北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我出生以后到20岁这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在20岁那年，我第一次真正离开了北京，那时我被分配了当建筑工人。
作为作家，想追溯自己的人生道路，想了解自己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 地步，最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所谓叛逆的作家，我觉得（对我来说）真正要追溯的是童年。从小我就不喜欢上学，我天生就对学校就有某种敌意，对我来说这是束 缚。我从小就喜欢做白日梦，老师上课时就老说我走神。我数理化都不好，特别是数学，所以我后来都不知道怎么混到了北京四中。高一最后一次数学考试之后，我 就觉得我快不行了。

北岛：生活怎么会和诗歌有关系呢？
我高一的时候遇上了文革，那时候我17岁，所有学校都关闭了。出于私人的想法，我特别希望就这样下去，所以后来我特别害怕毛主席又改主意了。
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让我背古诗词，尤其在暑假，每天要摇头晃脑地背诵。记得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这两句诗朗朗上口：茅舍周围都是春天的水洼，到处都是群鸥飞舞。诗的音乐性特别好，特别是叠音的效果。
我在7岁的时候学了第一个字：人。我三年级10岁左右的时候在作文课上写了我的第一首诗，当然我完全抄的是报纸里的政治词汇，“走狗”、“螳臂当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些词语现在听起来会很奇怪，可是那时候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气氛。
1966年6月，文革爆发，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不去 讨论。但是那时候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这个年龄的孩子，经历了从关闭学校到上山下乡，这对他们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转折。我和朋友们编了一本书叫《七十年 代》，我特别引用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又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的可能性。

活动现场学生在朗诵北岛的诗
我们这批人，自己读书，也独自思考，用台湾诗人商禽诗句来形容就是“用脚思想”，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说法，我们和过去文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1968年，当时“上山下乡”要离开故乡，同学们面临分手，很多人写旧体诗词抒怀，成为一种时尚。
写旧体诗词显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当时有一本薄薄的书叫《毛泽东诗词》，总共37首，我全部都会背诵。同学们写旧体诗词、互相唱和，抒发思乡与离别，也抒发当时的革命情绪。但受到古典诗词严格的格律限制，很难表达更复杂的感情。
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是1969年，同时开始写旧体诗词，大约写了一年左右。而且我写得也比较差，跟我班里的同学比起来，大概就是三流的水平吧。后来为什么发生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呢？从旧体诗词突然转变到自由诗——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新诗，这和这段历史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有一个叫郭路生的诗人，他的笔名叫食指。他可以说是中国新诗运动的第一人，其实他只比我大一岁。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我特别问过他，是1965年，也就是他才十五、六岁。他的诗和当时主流那种宣传式、口号式的诗歌不同，充满了迷惘与忧伤，当时他的代表作有三部曲，其实就是三首，叫《烟》、《酒》、《命运》。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都在手抄他的新诗，广为流传。

北岛诗歌手稿《履历》
1970年初春，我还明确记得这个时间，我和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到颐和园的 后湖划船。那时候颐和园特别安静，因为大家全都走了，北京城基本上都空了。我的一个同学突然背起了一首诗《在你出发的时候》，这让我非常震惊，我问同学， 这到底是谁的诗，他第一次告诉我说，叫郭路生。在我编的《给孩子的诗》这本书里，中国诗人唯一一个选了两首诗的诗人就是食指，因为他对我影响很深，其中就 有这首《在你出发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会遇到某一刻会照亮自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可以写这种新诗啊！1970年的春天，诗歌成为我一生的转折点。
1969年3月，我被分配去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建筑工人。我当了六年的混凝土工，又当了五年的铁匠，从19岁到30岁当了11年的工人。我们最初是在河北易县，在山里建发电厂，后来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建厂房。当时我们住的大工棚都是临时搭建的，百十来人住在一起，大通铺。我住在上铺，我的铺位少于一平方米，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写作的。
当时劳动强度大，师傅们很早就入睡了，鼾声四起，我用混凝土板改成小桌，盘腿而坐。把旧草帽拆掉帽檐，然后和泡沫砖一起做了台灯。为了怕影响师傅睡眠，我还特地把劳动服盖在台灯的光眼上，光线就特别暗。可以说当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自由，晚上读书写作，那世界是属于我的。
我小时候喜欢摄影，经常给工人师傅们拍照，拍全家照，也拍遗像。 我把照片洗好，免费送给工人师傅，我的名声很不错。所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工会宣传组听说了我的才能，有一天找我，让我做一个宣传展览。我一口答应了， 马上想到这会是我的一个写作空间。在谈判的过程中我就说，摄影是一门高科技艺术，洗照片非常复杂，需要一个暗室，别人不能随意进去。他们不太懂照相技术， 我提的所有的条件全都答应了。于是建了一个四平方米的暗室。我的暗室紧靠着大工棚，但是有自己的门窗和床位。别人不能随便进来，要先打好招呼，等我收拾好 才可以。
就是在这样的暗室里，我完成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在三联新编出版的《北岛集》里，第一本就叫《波动》。这是1974年写的初稿，当时我25岁。
30年前，这部《波动》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英国《卫报》采访报道我的文章题目，就说我的小说是从暗室里“洗”出来的。

三联最新编辑出版的《北岛集》，此为其中的诗歌两卷本
我很快就出了问题。我的一个朋友叫赵一凡，他是北京地下文学的收 藏家，他因为被牵连到一个案件中，被捕、被抄了家，我的作品就被抄出来。我因此被牵连，我被工地宣传组赶回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做铁匠。他们开始监视我，每天 必须跟他们报到。我开始跟同学们转移书稿，一一告别，做好了坐监狱的准备。幸运的是，警察完全看不懂我的小说，那年头，那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警察全都懵 了。据说他们请了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来鉴定，那些专家的结论是：完全抄袭自西方作品。总之我被从轻发落，没有被关起来。
从70年代到70年代末，我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地下文学的准备期。那时候我们有地下沙龙，三五个朋友，既是作者，也是读者，那时候不能随便把这些稿子随便抄出去，只能大家私下交流。
1976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抓。后来中国开始开放了，1978年12月31号， 我们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今天》。我们把刚印好的《今天》杂志贴到北京所有重要的政府机构和文化机构，第二天又张贴到北大、清华、人大、师 大等几所大学。我们特别留下一张白纸，上面写下“请留言”。当时我们最好奇的是我们写的东西有什么意义——我们跟当时官方的主流文学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那么这样的东西人们能接受吗？

今天的《今天》
我冒充读者混进人群当中，观察他们的反应，没想到很多人在抄我们的杂志，并留下他们的评论。大家的评论95%都是正面的，他们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这些留言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编辑。在随后的1978到1980年的两年中，我们一共办了九期杂志，都是油印的，每期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份，同时还有四本丛书。这本杂志今天还在，从我29岁到我今天66岁，到现在我还是这本杂志的主编。当然这本杂志曾有十年没有出版，1980年停刊，1990年我们在挪威奥斯陆重新复刊。到现在25年过去了，还在继续办下去。
80年代末我离开了北京，到处漂泊，四年内在六个欧洲国家居住，从1993年到2007年我搬到美国，2007年我到香港教书。这么多年在不同的国家漂泊，我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写过一些散文，写到我的朋友，“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还有墨西哥诗人帕斯，还有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等等。漂泊很多年，认识了这么多诗人，这种经历和视野，是我早年的生活中完全想象不到的，这时候再回头来看我童年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海外生活的25年我更说不清楚自己了，讨论生活与诗歌，这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生活为什么和诗歌有关系呢？还是请同学们来问问题吧。

学生们踊跃向北岛提问
问答
提问一：有人说诗歌是属于每个人的，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大人还是小孩，也不管受没受过教育，都可以享受诗歌，可以把写诗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诗歌到底是可以普及的还是只属于诗人的？
北岛：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我甚至觉得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自己，他写出的诗是大家共有的。我们为什么编《给孩子的诗》？是希望给同学们有一个共同的财富。
提问二：在您的诗歌和散文里有许多细腻、独特的感受和意向，这是诗人的天赋还是后天养成的？
北岛：很难说。我本来写散文是生活所迫，我当时在美国买了房子， 还要养女儿，付出很多代价。以前我没想过写散文，因为诗歌和散文很不一样。但后来我觉得，既然我经历的事那么多，接触了很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我应该写 写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我没有经济问题时，也还是喜欢写写散文。这是对诗歌的一种重要补充。
提问三：读您的《城门开》，里面说您早上起来看到窗框，光影在上面，像火车驶离站台。这样的想象力，您觉得我们普通学生是不是可以通过训练达到？
北岛：我觉得每个同学都不一样。有的同学的感受就很独特，有些人则是数学天才，这没有共同之处。很多人，比如苏童这样的作家，其实是写诗的。他对语言的敏感对他的写作起重要作用。虽然他起初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诗人，但他最后转变成一个重要的小说家。

北岛为学生们签名
提问四：您怎么看待近些年工人诗人的兴起和他们的作品，比如许立志？
北岛：首先，我没有认认真真读过他们的诗，也很惭愧。但是我在香 港的诗歌朗诵会上见过孙恒和一个另外一个歌手，他们是打工诗歌的代表，我觉得挺独特，一直希望能跟他们沟通，可惜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平台。我觉得诗歌的写作 最好不要归类，定义成“打工诗歌”，这就没什么意义了。诗歌只有好和坏的区别。
提问五：您提到自己有很多诗人朋友，您觉得同诗人打交道和同其他人打交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性格、气质会给您独特的感受吗？
北岛：我觉得没有诗人这个专业的称号。你只要喜欢写诗，就是诗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诗人有什么重要性吗？我觉得他只要得到自己的乐趣，形成自己的感受和视野，就很独特了。不用刻意强调他的身份。
提问六：我觉得写诗的人一定都很有想象力，他的诗能被人喜欢，能知名，这样的人并不多，他的作品一定满足了大众的需求。
北岛：我说一个尖锐的问题。写诗的人，可能只有5%的 优秀诗人。每个人都可以写作，这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符合别人的判断，你也不一定在乎大众的评论。不管喜欢不喜欢，同学们你们自己有判 断，不需要听取公众的评判。我们有粉丝这个概念，其实很危险。我几年前专门批评过，粉丝基本上像邪教一样。那么多粉丝干嘛呀？
提问七：您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好朋友，您曾经批评过他的一个译者，李笠。请您谈谈翻译和母语之间的关系。
北岛：我收录在《时间与玫瑰》的九篇文章，最早是在《收获》里写 的专栏，我为此得罪了很多人，我性格中就有这一面，不会讨论个人的矛盾。（我得罪的）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只有李笠，我以前在斯德哥尔摩时就认识。和他的 翻译相比，以前的一个译者就更差了。但是我讨论李笠翻译的错误，和他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听说他也经常批评、骂我。这我也可以理解。
虽然他学的就是瑞典文，也算是托马斯的学生，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太随意。他认为有些东西是天生的，其实很多还是应该查字典。他自己写诗也是一样，没有控制力，（翻译）经常有很多明显的错误。其实翻译都会有错误，但是我觉得特朗斯特罗姆的词语是非常精确的，不能够有任何杂质。
提问八：有些作家对待创作非常谨慎。他们可以闭关三个月，除了基本生活需要都在写作。另外一些作家会在游历过程中，诗意大发，感慨万千。您早期似乎更像第二种作家，晚年对待自己的作品则更加谨慎。您觉得自己是哪种诗人？
北岛：我是后一种吗？不像吧。诗人怎么会像他们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呢？我不讨论我自己的诗歌是属于哪个类别，我觉得我也很难归到哪个类别。最好不要去揣测诗人表面的生活。我的表面生活应该还是比较快乐的吧。

北岛与学生们合影
提问九：您怎么看待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三联的《北岛集》两卷本马上要出了。《履历》收录的诗歌时间是1972至1988年，《在天涯》涉及的是1989到2008年。一定要分的话，可以说一个是早期作品，一个是后期作品。这还是有些偶然性的，我突然在1989年开始漂泊了，我的日常生活、语言经验都发生了变化，联系还是存在的，不会断裂。常常有人喜欢我早期的作品，但是不太理解我后期的作品。这都可以理解，因为我后来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提问十：特别喜欢您的《回答》。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这首诗的？可以谈谈您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吗？
北岛：先老实交代，这首诗初稿写于1973年，最初题目是《告诉你吧世界》，1978年12月23日最终定稿。我以前的诗歌，是比较个人性的，后来是跟中国重要的时代转变相关的。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回答》的这种变化有时代的关系。我自己总是对这首诗不太满意，但是很多人偏偏都会背这首。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编辑而成，有删节，未经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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