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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1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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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炎：我的父亲
甄炎：我的父亲2015-07-21 09:30
来源:[url=" target=_blank]共识网-作者赐稿[/url]作者:甄炎 1619次点击:我要评论
 父亲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低等生物的生存哲学，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忍受不开腔。他简朴得像农民、吝啬，不嗜烟酒，也无知心朋友，对谁都客客气气，少了许多社交，少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但也杜绝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灾难。
说起来乃父也是抗战老兵了。他1942年春上入伍，在陈诚的第六战区94军当炮兵，驻守被后来成为“东方斯大林格勒”的长江三峡要冲石牌，是年17岁。遗憾而又幸运的是，94军不久奉命调防荆州松滋和长阳资丘，石牌旋由瑚琏的11师驻防，父亲没能轮上著名的石牌保卫战，失去了立功机会，但也因此侥幸成为了我的父亲。
父亲不是抓壮丁去的国民党部队，也不是一腔爱国热情参加抗日的。父亲是因为家庭贫寒，父亡早母改嫁，初中毕业后走投无路而投奔兄长，从此走上戎马生涯。他的兄长也就是我伯父长他13岁，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通称“黄埔军校”)第12期炮科。人说“好男不当兵”，可窘困的家境再加上偏辟的小镇，不去当兵又哪去找生计?几年后伯父当了营长，就把小弟弟也弄进了军营。父亲后来又把他最要好的同学介绍去当了兵。其实中国是人情社会讲究“亲亲为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来如此，就是现在一个农民工出去挣了钱，会带动一片三亲六戚乡里乡亲出来打工的道理一样。只可惜，伯父当年阴差阳错没有机会投奔共军，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也直接决定了我年轻时的命运，这是后话了。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父亲作为炮兵，辗转驻防，闻到硝烟弥漫，可还真没轮上真刀真枪干一场，就迎接到抗战的胜利。在国共内战之中，父亲随营驻守山东，手不释卷，于1947年赴洛阳参加考试，遂入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22期炮科，虽忝为“黄埔军官”，但他尚不知道“黄埔”声名已衰国军更衰。毕业后分配到四川什邡川鄂地区绥靖公署副主席董宋珩部任连副，到1949年底，共军兵锋已席卷大半个中国，父亲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为了改造利用这支旧部队，父亲作为下级军官被调往解放军南京炮校接受政治教育，革心洗面。因系正规军校毕业，人年轻又有文化和军事素质，不久分配至三野25军炮团。团长贺进恒(后升任至解放军二炮司令员)系教师出身，惜才用才，父亲深得器重，后随编为31军105mm榴弹炮团驻防厦门。
在新旧政权对峙的金(门)厦(门)炮战中，改换门庭的父亲按照新主的要求充分发挥了起义投诚人员的余能，用一发发炮弹去体现国共两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特殊关系。在解放军政工部门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感召下，父亲的阶级觉悟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要积极担负起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为值班第五连连长，这是父亲人生最辉煌的岁月。他说，那时的他要报共产党的恩情，可以用不怕死不怕累，一心扑在炮位上来形容。前任连长就是在他的身边被对方的炮弹击中而阵亡的，父亲毫无畏惧，接替指挥，立功受奖。
在正式的国战和内战时期，父亲身为军人无缘立功，而在和平时期的福建前线，炮兵的优长派上极大用场，在国共政治集中地用大炮来发言的世界奇观中，父亲的军事技能得到展示。此时的他激情勃发，一方面对苏式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无限憧憬，另一方面又为眼下在供给制和薪金制中的优渥待遇(月薪九十多元，那可是不小的数目)而充满优越感。
此时，我母亲已从西南军区调入华东军区，如此跨大区的调动，足以体现组织上对前方将士的关怀。有了幸福家庭的父亲从此告别自幼孤独长期漂泊的生活。他立誓要把一生都贡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改名为“中屏”，自励成为共和国新一代的职业军人。
母亲是中等城市的人，世代劳动人民家庭，自开小染坊。母亲高中一年级参加解放军，就像8年前在四川“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激越征召下的青年远征军一样，投笔从戎当上了部队文化教员。所以，我母亲属于根红苗正类型。但这一优势遗传成份却泽被不了我，在纯洁阶级队伍的视野里，有成份论者从来都是从找短板的着眼点来衡量人的，就像生物学家选择品种要扶纯提壮那样。
关于红与黑血缘界定，是让我至今让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比如具有确实充分证据的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她的身上就有最红和最黑两种血缘的汇集，如果一定再要划分红与黑，这可是道世界性难题。
父母在炮声隆隆的厦门军营中有了我和我的兄长，早年的我，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长在军营里，革干加军干是红得不能再红的“革命接班人”了。父母还模仿一些大首长给革命后代取名什么“建厦”、“保厦”之类的为我们命名。有点文化但不高的年轻父母最适合受宣传的鼓动，他们陶醉在新生政权的凯歌行进之中，总把影片中苏联当成了明天的中国。父母后来说，他们那时是最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满脑子都是革命、国家、事业这些大词，从未想到像老百姓一样懂人情、重亲戚、置私产、居家过日子，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组织就是一切。
春风得意的资本还有一个是，父亲的立功喜报传到老家，居委会还抬着慰问品敲锣打鼓登门向幺爷爷热烈庆祝，还惊煞了街坊邻里呢。当父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正酣时，一纸复原命令让他们的美好梦想化为泡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道理人所共知，什么服从大局呀，军队现代化呀，道理有千万，可至那以后，除了极少数用作标杆的起义高官以外，共军中的一般起义人员全都卷被盖回家了，我家二十几年的下坡路就此开始。
“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宣传的一项重要政策。年轻的父亲曾笃信这样的承诺，可一遭遇现实却每每碰壁。按政策，复原既可从男方亦可从女方，母亲是城市里的人，按理可留住安置，可安置部门却要母亲随父亲回原籍，父亲不服论理，对方答，你们是大炮欢迎过来的。回到原籍，听候安置，一年以后，被安置去边远小学教书，父亲又有异议，又答曰，对起义投诚人员这已经就是“妥善安置”了。多次碰壁以后，父亲终于沉默了。好读古典文学的他，深刻领味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蕴含，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讲范蠡文仲的这些典籍故事，让我记忆犹深。
理想回到了现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实在意义让父母头脑变得清醒，母亲慢慢学会了做饭，跟着街坊邻居一样与小贩斤斤计较。从这开始，父母开始了记家庭流水账，每月开支都要作计划，精打细算过日子，记账的习惯持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自幼处于逆境的父亲本来就性格内向，作为起义军官回到家乡，回到社会底层，共产党的政策在基层经常被走样，在他人看来，起义军官与属于专政对象的国民党宪兵、敌特、连级以上反动军官这些被称为历史反革命的人差不了多少，是大炮欢迎下来的投降兵。在政治的重压之下，父亲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更加谨小慎微，甚至木讷可笑，他的老实本分往往成为同事开玩笑的对象，但这也带来好处，解放以来的历次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中套小，连绵不断，父亲竟然都神奇地有惊无险，每每侥幸滑脱。父亲就像庄子《逍遥游》所推崇的草芥、臭椿树，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不与计较、与世无争，所以逢凶化吉幸存下来。记得1970年暑假，全县教师三千余人集中在县中学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母亲担心得很，让我前往带信探望，我看见许多揪出xxx的大幅标语，也见到一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在看押下劳作，在这样的阶级斗争革命景象下，父亲忧心忡忡，神情沮丧，他看了母亲的信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也不小了，一定要本分、不要调皮惹事，还要自食其力，作吃大苦耐大劳的准备。我当时根本不懂何为非常时期，只是预感到大祸临头了。
父亲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低等生物的生存哲学，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忍受不开腔。别人怎么高谈阔论，他不开腔;别人怎么牢骚满腹，他也不开腔。父亲没有观点、没有怨言，也没有玩笑。他简朴得像农民、吝啬，不嗜烟酒，也无知心朋友，对谁都客客气气，少了许多社交，少了人生的喜怒哀乐，但也杜绝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灾难。
父亲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我们兄弟的学习和劳动兴趣的培养上。很小时就要求背诵唐诗宋词，读书笔记一天一个，要求很严，传统式的教育，弄不好就吹胡子瞪眼，弄得我们当时挺难受的。节假日就带我们去深山老林拾松果、打柴火。父亲的信条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一二岁时，就要到十几里以外去挑米。生活所迫，加上严父的管束，从小养成了我们吃苦耐劳和勤奋学习好品格。
与父亲与世无争的核心价值相适应的就是他把个人消费压抑到极致，他用度极简，不舍得花一分钱。点油灯，他总是一灯如豆，拨得小小的;用水，也是用了一道用二道;穿衣，不破烂是不会扔的。记得有一年，我随父亲照看学校，整整一个星期，全吃蔬菜，吃得我反胃口。即便如此，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那每月19斤口粮还是让他脚发肿，要不是隔一个星期来母亲这里“打游击”，真恐怕父亲墓木已拱矣。母亲在铁厂工作，条件宽松些且经常出诊，省下饭票。每次见父亲回家，我们兄弟第一件事就是拿饭票去食堂给父亲打饭，或者吃赊账。在平日，父母的千多元复原费就是高价购买萝卜、红苕、南瓜而消耗殆尽的。要是没有铁厂的优先保障和复原费的补贴，也轮不到我这里说三道四，早已成为一抔黄土了。
母亲从事医务工作，从工厂医院到乡下铁厂，再从突击“肿病号”到公社卫生院，频繁调动，我们就颠沛流离四海为家，直到定居时，什么家什都没有，可算无产阶级了。母亲后来成为妇产科医生，主要的工作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接生“杀人”。母亲曾在方圆几十里内让上千人平安来到人世;因为强制计划生育刮宫引产，也让六千多生命胎死腹中。晚年的母亲回忆说，有好多次上级强行要求违规打掉七八个月以后的孩子，那真叫残忍啊。拆房、牵猪、断粮、追踪、捆绑，手段无不用其极以强行在拼体力吃饭靠子女养老的农村实行一孩化计划生育，真是猛虎苛政啊。
母亲乐善好施，特别富于同情心，她最愿意扶危救困，让许多小孩恢复健康、挽回生命或走上前程。院子里老谢家贫如洗，小孩严重营养不良视力模糊，母亲就送鱼肝油丸和营养食品，救回了一只眼睛。老宋穷困，不让儿子读书，母亲就苦口婆心相劝，后来儿子读书成绩好，跳出农门现在还当上县旅游局长。医生老赖的女儿两次考试落第，他不让再复习，母亲也是循循诱导，说现在城乡差距太大了，你就忍心让她将来嫁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过一辈子?还撂下话，要是你不管她我就收养为女儿来培养。结果她终于考上财贸学校，现成为了县财政局的领导干部。
教书行医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史以来都属贤德职业。皇权不下县，广大农村都是靠乡贤士绅治理，教书先生和郎中都是传统美德的载体。中共建政以后，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土地公有，集体劳动，政治权力支配一切，打破了农耕社会的和谐关系，农民以社员的身份紧紧束缚在土地之上，读书不读书反正都是绝大部分人在农村挣工分维持生存，这样一来农村教育就成了政府一头热的奢侈品，父亲职业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而母亲则不然，她直接为人解除病痛，帮助新生儿降生人世，做的都是善事，出门都有人招待弥足珍贵的荷包蛋。这是父亲所不能比拟的职业优势，所以，我们更为母亲而感到自豪。在我看来，在赤贫的环境下，医疗比教育更显重要，救命治病，怕是穷人经济学的首选吧?
正因为医术好、群众基础好，母亲又比较清高，很看不起那些举止粗俗作风霸道的基层干部。母亲的医术好，泼辣干练，救死扶伤，这让她在山区方圆几十里内闻名。直到现在，耄耋之年的母亲最有高峰体验、最能找到自我实现感觉的事，就是回到老家，这个那个都认识她，尊称她，讲述她的种种善举，都请她去家里吃饭。
母亲生长在城市，当过兵，见过大世面，平时又喜欢看书看报，谈吐不一般，所以她和有文化有修养的干部谈得来，但母亲一般情况是绝不巴结那些权势者的，母亲个性好强，她经常给我们说的口头禅就是“穷得硬肘，饿得新鲜”。甚至为了坚持公平正义，有时不惜犯上。可是，有两件事让母亲强烈感到软肋的存在。一是所谓父亲的政历问题，二是我当下乡知青的前途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我企冀推荐上学、招工、参军跳出农门奔前途的关节点上成为交互影响的痛点，是母亲挺不值腰，说不起话，挥之不去的心病!为了我的前途，母亲不得不察言观色给人说好话，节衣缩食请客送礼，费尽心机攀扯关系，谨小慎微处事待人，生怕有一点不利于渡过难关的闪失。今天，有反对改革的人振振有词说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很好，真是信口雌黄!
按当时规定，上山下乡满两年以后，知青一般可以有招生、招工的机会，但我的机会都被有背景的人挤掉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参军。父母知道自己的软肋，但万般无奈之下也想侥幸获得别人的同情，希图政审能过关，因为党有一贯政策嘛，“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本人政治表现”。我本人表现良好，是公社的优秀知青，还是基层干部，当兵应该没有问题吧?1975年，我已完成了x光胸透，这是体检的最后一关，眼看就要实现穿上绿军装的梦想，但在定兵终审的时候还是被刷了下来，理由是我父亲是起义投诚人员，属于政历问题。次年，公社武装部长同意我又报名，说政审可以过关，可是，到了最后关口，他们又说我伯父政审经调查系关、管、杀人员。接兵的起先非常看得起我，说这是个好兵料子，一定要带走，可转眼又不认帐，这下可气得我母亲前去申述论理，她说：他伯父连我都没见过，与我家素无往来，有什么政治影响?再说，孩子他父亲那时就能当兵而且还提拔当了解放军军官，都解放二十几年了，怎么政策还倒回去啦?接兵的回答的很直白：你们那时有文化有技术，解放军需要;现在有文化有技术的多，想当兵的更多，我们当然可以不要!这样的回答让母亲无言以对，只有回家痛心地安慰我。后来我才知道，伯父官至中校，任职于川鄂绥靖公署情报处，解放前夕自感大势已去，退出军职回家，后作为伪军政人员判刑7年，逐放新疆，因表现较好提前释放，在尉犁县劳改农场就业，不久病逝。因为他的原因，我们家备受政治歧视，让我知青生涯前途黯淡。
不是吗?在父亲母亲的政治经验中，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都是随机而变的，又大多数是理念、概念，无法度量，操作起来更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变，你只有接受现实，无法也没设置管道让你去说理或获得救济。内战时的起义感召政策已时移世易，何况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政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更在情理之中。一时一个口号，承诺统不兑现，父母亲和我感同身受与千千万万有此经历的人一样。
但是，父亲母亲对执政党的感情仍然是很深的，他们从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出发，以所接受的宣传教育为标准，认定还是执政党使他们有了结束军阀混战的和平安宁生活，有了一份工作，有了家庭，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好日子，特别是眼下这份时不时不断增加，以前从未想到的达到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更让他们觉得这是执政党的恩情。当然，从更严格意义上讲，父亲母亲以人生的经历对执政党是既爱又怕。怕，就是怕执政党再犯错误，它要犯错误，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的，也根本不受老百姓的意愿所左右，老百姓只有顺意屈从和受苦受难的份儿。
所以，父亲母亲总是老实本分做人，人心向善，同情弱者，乐于帮助别人，凡事想得开，不去争强好胜，信奉“退后一步天地宽”的处世法则。父母的内敛或者说鸵鸟政策受到福报，他们很好的身体，当然这也得益于当年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的山区行走，锻炼出了一付好身板。在行遍了祖国各省之后，他们现居家静养，不请保姆，生活完全自理，看书下棋，喜看电视，依然关心国事天下事，父亲每天坚持上网学习，会使用微信，但从不发表意见。去年父亲被下病危通知还做了胆管支架大手术，下手术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马航客机找到没有?
母亲说，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张狂过，唯有一次，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可抑制。那是1978年初，恢复高考后上线的名单用红榜公布出来，确切的消息传到父亲那里，他连走带跑赶到母亲的单位，迫不及待高声嚷嚷：考起了考起了!三个娃儿都考起了!竟然全然不顾公社党委书记此刻正在现场。父亲的得意忘形，此情此景俨然范进中举的重现。父亲这一“小人得志”的大不敬举动，吓得母亲连连制止他：“聂书记在这里，聂书记在这里”，可父亲依然视而不见，一会儿冷静下来才向书招呼表示歉意。要知道，在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全家的兴衰荣辱身家性命全都攥在人家书记手里呢!
兄弟三人同时分别中考大学中专，要是继续“推荐”上学，这得要多大的官啊!说来也怪，就在父亲慌忙间无视公社党委书记大驾以后，我们家的政治境遇和经济条件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形势蒸蒸日上。三十多年来无天灾人祸、人丁兴旺、平平安安，而且各有所成，在父母眼中，这都是邓小平的恩泽，邓小平是无人企及的给人民大众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大英雄。
我了解了一下家族的历史，祖上从江西永兴移居三峡地域三百多年，从没有过官僚、将领、文人、富豪，更无缘煊赫家世，他们是世世代代的平民百姓，栖息繁衍，构成了封建专制的深广基座。
过去的几十年，父母亲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不做声。他们以小人物、小家庭的政治智慧苟全于改朝换代，侥幸于政治运动。宛若汪洋大海的浮萍，随风飘散、随波逐流，图的是平安过日子。他们的经历是中国传统社会芸芸众生的真切写照，他们缺乏公民的体认，唯以老老实实、恪尽职守应对风雨变幻，以勤学、耐劳自立自强，以恭谦友善见融社会。
共识网“我的家族往事”征文启事写得好：每一段“大历史”都会影响一整代人的命运。……但在热衷于宏观叙事的历史记录者那儿，小人物、小家庭乃至小地域的“小历史”却往往在岁月的长河中被后世遗忘，没有这些“小历史”，历史的记录和书写终归都是不完整的。为了“小历史”不被后世遗忘，为了历史记录和书写的完整性，我写下了如许文字，并以此文献给九十岁抗战老兵的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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