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谢祥京：“西安事变”面面观

读史拍案

谢祥京：“西安事变”面面观（上）2015-07-22 10:3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谢祥京25854次点击:我要评论

。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也可以说，某些突发事件可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 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综述中国抗战史，同样离不开西安事变，它导致了红军归编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下,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是同胞，也是战友，都穿着国家发的军服，顶着同样的国徽，喊着一致的口号，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共御外敌。当时，国共两党都承认:中华民国的抗战领袖只有一个，他就是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谁说蒋介石不抗日?问题是老谋深算的杨虎城却没有料到自己“逼蒋”抗日的“正义凛然”之举，后来会遭到囚禁与杀害;少帅运气好，活到百岁，虽自责为千古罪人，死也不肯说出事变的内幕，把秘密带进了坟墓。曹长青先生说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谋，我看还值得商榷，少帅也有难言之隐，宁谈风流韵事，也不肯“出卖”他人。
　　“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至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消除了内战的危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胡军版的 《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尾幕：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一行人来到机场，杨虎城拉住张学良的手，他的手是那样有力的拉住,又是那样无奈的松开了。四目相对, 眼神里充满了不舍、担忧和无奈。他说：“汉卿，到此为止吧!”言语简洁，意义非凡，张停顿片刻，蒋插话：是啊，汉卿，到此为止吧!”张坚持，举步欲去，杨再次拉住张的手，叫了一声“汉卿”，虽然只有两个字,却是发自肺腑,在张学良的心灵深出激起了千层浪,杨知道张去意已定,拦也拦不住。张转过身，看着杨，两个大男人对视良久，较量了许久，千言万语道不尽，终于，张还是推开杨挽留的手，推开了生的权力，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飞机。这幕戏已经到了最高潮。戏毕竟是戏，杨虎城热泪夺眶而出，虽不说有点像鳄鱼的眼泪，城府极深的杨虎城总算踏实了，心中想着:在陕西这地盘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西安事变”总算以和平收场。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陕北的红军，尽管改旗易帜，但“政党”却合法化了，“议会”中也有了席位。
　　愁的自然是杨虎城，杨立马发牢骚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
　　杨这句话讲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主张，但是，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主张，是斯大林的主张。斯大林当时就怒骂张学良是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斯大林多封急电给延安，告诫毛泽东等人不要幸灾乐祸，发生内战、乱战对延安并没有好处， 只对日本人有利。斯大林斥责的就是“张杨”坏事，还怀疑是日本人的阴谋，“西安事变”一定要和平解决，避免内战让日军乘虚而入。就这一点，斯大林还是明智的。斯大林明白日本人的野心还包括占领苏俄。俄国人的确畏惧日本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的前途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张学良非常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但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我父亲谢晋生,生前对我细述过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前后后他都在西安。“西安事变”前夕他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副团长，在此之前，他还当任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副营长，代理过宪兵营营长。宪兵营长官衔虽小，但权力不小，西安军人的违纪、违法以及区内的治安，让宪兵营全管上了。俗话“宪兵见官大三级”，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支独特的宪兵营，几乎还是被“赤化”了的宪兵营。它之前的几任营长、副营长均是中共地下党员，全营宪兵中发展的地下党员也不少，力量不可小觑。家父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却一直为此沾光，并以此为荣。他的前半生,戎马东西南北，除抗战之外, 政治立场无疑是亲共的,“通共”之嫌，丝毫没有冤枉他。
　　原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万里曾经说过：“ 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中国的百年史，坎坷曲折，民众苦不堪言。任何政党，夺了政权就任性，必将给民族带来灾难。过去的承诺再好，不兑现的承诺叫忽悠。如果说美国在履行当年在《独立宣言》里对人民的承诺方面尚不完美的话，那么，在履行“革命”的承诺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就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恐怕是“圭步”与“千里”之遥?
　　迟迟不愿意兑现对民众的承诺之人，或反其道而行之，还有何面目对待“革命”先烈? 还有何面目面对自己的民众?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父辈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也难免有记忆不周的失误。作为谢家的后人，只能尽力对史实进行甄别，还历史一个清白，否则一定会遭人唾骂，我深信先父在天有灵，亦会认同我的观点。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别把历史当婊子就行。
　　笔者今天重读家父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那种被洗脑后的文字表述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还有肉麻的感觉， 这不但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亦是中国军人的悲哀。因为家父的前半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军人。
　　家父无疑被忽悠了几十年， 虽然比起其他兄弟还算善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就“善”在敢吐真言。晚年的觉醒，知道民主党派的“民主”二字被人践踏了，不过是别人的“统战”对象而已。有人嘲讽大陆的民主党派，1949年之前对待国民党的专制就像一条狼;1949年后对待共产党的专制又极像一条狗，还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这不是什么月亮惹的祸，是承诺不靠谱的必然。别说什么肝胆相照?全是哄小孩的鬼话。机关算尽太聪明，鬼话连篇叫忽悠。
　　大家认真读读黄方毅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就明白了。黄方毅文章的亮点：“五十年代初，在内务部的部务会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在向干部做报告时引用了“周期率”，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都应该进行民主监督。不想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责问谢老：“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的逻辑，谢老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只能“守势”，也不甚合拍当时的主流语境。 “然而事情未到此算完，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央领导，此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老，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这段曾震惊中共，影响全国的对话。”……
　　黄炎培先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被人忽悠?只能老老实实夹起尾巴来做“狗”，尽管有时还争取吠几声，不幸的是，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就是他老人家的宿命。黄炎培的幼子黄方毅因在读小学，年纪小而未被波及，但上中学后即被有关方面下令，不准他入团入党。
　　《吕氏春秋.慎大》：“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
　　政权更迭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辈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即使“文革”结束，仍心有余悸。发牢骚亦只敢说说待遇不公之类，说什么房子愈住愈小，汽车愈坐愈大，八十多岁还得挤公车。谁是肝?谁是胆?家父心中也明白。今天尚能苟且偷生，只因台湾岛没有收回。五十年代的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震耳欲聋，还有那动人的“儿歌”：“我爱我的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反复唱，全国人民唱，全国人民不敢不唱。幸亏隔有一条台湾海峡，幸亏还有国际警察，不然台湾人民早已水深火热了。
　　有段子：早起义不如迟起义，迟起义不如不起义，不起义的来大陆都成了贵宾，不起义才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又在于“一中各表”。今天的共产党还真爱上了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年年”胜选。血浓于水，手足之情至少比越南兄弟、朝鲜小弟强多了，尽管民进党亦是同胞，但他们却不听大陆的呼唤，想搞“台独”。
　　早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中华民国的党、政、军大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第一个死去的是戴季陶，最后一个离世的是宋美龄。
　　这43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又成为主要“战犯”。败走大陆，或枭雄、或丑角，或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或联共、或反共，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令政治家们困惑，令海峡两岸人民惆怅，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近年来，每当国民党名誉主席访问大陆时，两党主席握手那么有力，笑容那么温馨灿烂，连嘴角的弧度,都那么完美到位,充满互爱的眼神,吸引了数亿电视观众。
　　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应该拒绝歌颂内战。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岸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李克军先生在共识网上的《抗战史的“研究”应与“宣传”有所区别》一文写得很实在，还有点幽默。文中阐明：……要使“宣传”更有说服力，魅力更持久，必须使“宣传”的内容更接近历史真实，这就需要把“研究”和“宣传”适度区分开来。“宣传”，可以对某些方面加以夸大，对某些方面加以掩饰或回避，但不能离事实太远;“研究”，则应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挖掘，对历史细节进行甄别、研判，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宣传”，可以强调纪律、统一口径，但对不同声音也应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研究”，则应不设禁区，不受意识形态和权威结论限制，容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达到澄清历史迷雾，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文史资料存稿选编5西安事变》，其中有我父亲谢晋生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遗作。
　　家父在回忆录中的引子：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西安。事变前夕,我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中校副营长,尤其是在事变前几个月,我是代理营长。由于担任过西安的城防工作，与当时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兼警卫营营长孙铭九过从颇密，与蒋介石的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等人工作上联系也不少，因而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由于宪兵营长期掩护了共产党西安的“西北特支”，我与这些老同志朝夕相处，对当时国共双方的斗争，群众的运动，他们的地下活动，也略知一些;另外，由于宪兵营是归杨虎城将军直接指挥的，他常秘密地给予了一些特殊任务，如保护中共代表，看管蒋介石，担任重要军事任务等，因而对他本人的活动也知道不少。事变时，我调任绥署特务团副团长(团长闺揆要)，最先奉命率领本团挺进渭南，防止中央军进犯，掩护大军集中，故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情况也了解一些。
　　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笔者最近在整理先父的文稿与书信，认真研究了一封60年代王菊人给我父亲谢晋生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全是谈的“西安事变”的史实应该如何据实撰写，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史料要“三亲史料”，即亲历、亲见、亲闻，并要我父亲补充材料。翰墨草书，让我花了不少功夫才辩认出来。
　　王菊人比我父亲小三岁，西安共事，还结拜为兄弟，几十年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
　　家父谢晋生撰写的“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有一定的份量，因为他对几个方面都有接触，其中包括西北军、东北军、延安的中共及蒋委员长的黄埔嫡系军人等等。
　　王菊人写给我父亲的信：“晋生吾兄：我来京已近三月，此行系奉调来此专整理十七路军方面的西安事变资料，今大约可整出西安照片原件七七七件，将来可达近千件，然亦失去甚多。近日转入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兄为西安事变前后均参与极机密军官之一，亦为杨主任最信任军官之一，兄写件已由湖南政协寄来此政协。兄补充了一些，充实之。兄奉求实精神写亲历之事，此最符合于党对此专项工作之基本。阅兄文甚欣胜。童陆生在此常见面，此事常与之交谈，只是当时他偏重秘密救亡活动，与你我着重于十七路军内部工作不同，闽生后来甚坏，文梅亦转了脚跟，闽生闻解放前夕死于上海。文梅解放后在西北大区作交际处工作，五五年调北京未一月因脑溢血无救而死。你我今尚在，可堪一笑。关于西安事件资料我还请你再想想，写些如当时的秘密活动与抗日救亡，士兵抗日情况等等，以及消极防御战等等，能详能实能多更好，自然详与实是历史的要求也。弟今年五十九岁矣，缅怀往事，一往情深，盼兄复我。……
　　西安的材料属于四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还加上蒋介石方面)才能较全面。我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我回西安当不能定期，九月内不能离此，来信请寄北京东城张自忠路各省箱事变内四号即可。…………六五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王菊人上 ”
　　不少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学者没有人不知道王菊人的，如李云峰、李永山等，其中也有不少史料又是我父亲谢晋生提供的，传来转去亦有失真。
　　王菊人何许人?王菊人与“西安事变”有关联的职务是因为他担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多年(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后，王菊人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965年初奉全国政协之命调北京负责编辑整理“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
　　(1906～1975)名若渊，字菊人。祖籍陕西蒲城，王菊人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道光皇帝的老师王鼎的五世孙。王鼎不但是一代“名相”，还是林则徐的直接领导，是朝中不多的“抗英派”，“死谏”皇上的一品大臣。穷人造反，逼上梁山，情由可原，但家世显赫，出身名门的王菊人居然亦被“马列”征服，不可思义。
　　王菊人1933年春，被杨虎城送往日本深造，同年9月，杨急电召王回国，说服被蒋介石调往平绥线的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返陕归建。事毕回西安，仍任杨的机要秘书。1935年秋，中共党员谢华、徐彬如等秘密来陕筹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同年12月，汪锋带着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西安，杨虎城派王接待，并代表杨与汪谈判，双方就互不侵犯、互守原防、互派代表、红军在西安设立电台等问题达成协议。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梁明德途经西安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王奉命接待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王世英在西安期间还与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商谈。4月初，王菊人还协助有关方面，对张学良先后飞洛川及延安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周恩来秘密会谈，做了周到的安排。8月，毛泽东派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到达西安。张于8月30日晚会见王，双方就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军事联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王还特意购置了一部德制无线电台交张使用，杨虎城又委任张为上校秘书，住在十七路军总部，随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夏秋，王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先后在西安绥署特务营、该营营副谢晋生家、阎揆要团西安留守处，以及淳化、洛川、宜川等地，设立了六处交通站和运输站，使当时红军急需的文具、纸张、电池、医药等物品，通过这些运输站不断供给苏区;使进出苏区的人员，通过这些交通站顺利往返。
　　西安事变爆发前， 王与高崇民等奉命起草有关绝密文件，七昼夜“目不交睫”。事变发生时，王在张、杨的联合指挥部里，沉着机智地协助指挥。临潼扣蒋后，王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担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联络事宜。
　　王世英回忆：
　　1935年底月初我到了天津。后来党派我化装成商人到了西安。到西安我住在我的一个兄弟家里，后来和王菊人联系上。王菊人从前是党员，这时是杨虎城的秘书。通过王，我和杨虎城见两次面。
　　第一次见面，杨说汪锋是你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杨主要谈了要我们不要公开派人和他谈判，要我们不要打他，他也不会打我们。另外还送给我500块钱。我问汪锋苏区缺什么东西，汪说缺文具。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批派克笔和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往陕北。
　　在杨虎城的安排下，汪锋、王世英通过杨的防区，在杨的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派人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王世英说：
　　到陕北后，我向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要我再同杨谈。我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中央基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的联络，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双方建立起运输交通线，前线已无形停战。
　　为了进一步促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
　　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
　　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公祺。
　　毛泽东，8月13日。
　　这一次，拿着毛泽东信来见杨虎城的红军代表叫张文彬，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因刚发生了张学良派卫队营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事件，杨虎城在行动上格外谨慎。同时他因牙周炎引起了心脏病，一时无法接见张文彬，就先派秘书王菊人与张进行会谈。
　　王代表杨虎城就建立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线地区通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王菊人还向张文彬表示，杨考虑当前政治形势急迫(意指绥远与广西)，并不以达成以上问题的三项协定为满足， 而希望立即与红军研究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问题。
　　杨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希望建立以红军、张、杨三方会议的形式，来研究确定三方的统一行动问题。同时还谈了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而恰恰张文彬对这些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考虑也未得到授权，无以做答，只是希望先建立初步的合作，并认为杨对交通等问题的谨慎安排是“胆小、害怕、托病”。9月6日，杨虎城身体稍好后，立即与张文彬进行秘密会谈。
　　会谈后，张文彬9月8日致电毛泽东：“与王菊人谈话后，杨曾托病拒见。据从旁考察，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6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两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7日又根据与杨谈结果，与王、崔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
　　张在电报中所提“其他有关问题”，实为杨所最关心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以及国际援助等重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文彬由于年轻与片面误解了杨虎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不真实的情况，同时漏报(或隐瞒)了杨虎城急切需要同中共中央协商的重大问题，造成中共中央工作上一时期“厚张”“薄杨”。也由此，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准备与发生事先毫不知情。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比较畅顺的关系。王菊人说：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住西安。
　　当时，为防止与中共的联系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发现，杨虎城故意不与中共建立电台联系。没有电台通信，杨虎城便将有关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部署，口头告诉中共代表，再由中共代表报告陕北。
　　为方便双方人员的往来，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城内就有三处：(一)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袁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二)宋文梅的特务营部;(三)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后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
　　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
　　这时，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峙的前线，不但无形停战，双方还建立起交通线。一些红军和苏区紧缺物资在十七路军的协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
　　此前，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对杨虎城身边的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开展统战工作。
　　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这些组织与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父亲谢晋生本是黄埔嫡系，甚至还可以说是蒋校长的得意门生，南京黄埔同学会的骨干，驻三十二军的上校特派员，他为何又投奔了西北军呢?
　　据父亲回忆：1933年11月参加十九路军“闽变”后，落难南京，闲赋一年，生活无着，由继母出面，找陈其采帮忙求职。当时，陈其采任国民政府主计长，由他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让我担任沛县保安队长。我嫌官小位卑，不愿前去。就商于长辈“七外公”李木庵(中共地下党)，李却极力主张我去。他说:一个队长地位虽小，但可以掌握100人的枪支弹药，还是大有可为的。革命总是从无到有，以少胜多的，百多人枪，将来发展以后，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他又说:沛县是汉高祖刘邦发迹的地方，以之成帝业。它处在苏鲁皖豫四省边境，现在封建军阀互相割据，我们可以利用各省彼此矛盾，利用国民党腐朽，可为长期工作不易被发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拿出地图给我看:沛县与山东的微山湖毗连，这个湖纵横数百里，港汊交错，可以与洪湖媲美，它是一个很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这不比到福建龙岩苏区一样的么?我被李老这一席话说得五体投地，决心去沛县。1935年春，李木庵随我一同到了沛县。
　　李木庵是我父亲的“七外公”，我们称老外公,他京师法政学堂毕业,是法学界的老前辈。民国初年，曾任广州和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过现代法学正规教育的专业人士之一，还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李木庵是延安十老之一。1940年后，李木庵历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并主持怀安诗社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李木庵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及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李老还真放下了架子，甘愿充当我父亲的“师爷”，跟随我父亲去沛县干了好几个月。当我父亲把沛县的保安队治理得刚有起色，不料，中共地下党徐彬如又介绍他与李木庵同赴西安。其实，这都是利用家父作为掩护，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还真有点本事，丝毫不比现代“特工”逊色。谢被安排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任副营长,1936年秋任代理宪兵营营长。当时杨虎城还兼任营长。李以担任宪兵营书记官为掩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李木庵为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及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务部负责人，“特支”书记为谢华)。地下党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组织学生运动及演讲“鼓动”，有意或无意，都为“西安事变”的“引爆”添加了助燃剂。
　　在“西安事变”前后，家父谢晋生在西安甜水井的私宅成为延安共产党人的重要联络据点。因此，家父与他们的交道也不少。
　　保护中共人员往来的安全也是“西北特支”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工作，不少青年奔向延安，西安就成为来往的重要门户。西安有一个绥署交际处，它是以招待国民党军政要人为名的招待所，但也招待共产党要人，因为它属绥署直接管理，一般人不敢随便去找麻烦。负责人还是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西安还有一个花园饭店，是市内第一流的旅馆，仅次于西京招待所。重要的中共往来人员，多由宪兵营营长金闽生接到他家里去住，一般比较安全。其他一般人员以及与“西北特支”联系的地下人员，则多半安排住在以宪兵营名义在花园饭店开设的房间。另外，还有一个莲湖食堂，是由地下党人宋绮云出面集股，杨虎城也暗中支持了一笔钱筹办的，它等于就是“西北特支”的招待所，当时不少中共地下觉员都住在那里。
　　我父亲曾说过：杨虎城虽识字不多，但经验老道，办事十分谨慎，他除了几次接见中共代表外，一般很少出面。在军事方面，多由参谋长李兴中、参谋处长王根僧出面;政治方面，多由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出面。“西北特支”常常与王菊人联系。其实，他们都是 ”同伙“。杨虎城这样就可避开特务的干扰与南京方面的怀疑。杨虎城每天上班，总是由他的机要科科长周梵白读报给他听，曰常要件也是由周处理，表面上是杨面前最亲近可靠的人，可是杨却对金闵生说，他这个人不可靠，什么机要的事不要向他淡。
　　1936年秋，中共中央派到第十七路军总部担任联络工作的代表张文彬，起初是由杨虎城安排住在交际处，门卫亦是宪兵营派兵守卫，关防较严。但自宋黎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感到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人员连西北“剿总”的职员都敢公开抓捕，又何尝不敢抄搜招待所呢?因此把我找去说：“张文彬是陕北的重要人物，现住交际处，你可把他接到你家中住，负责保护。”杨最后还叮嘱说：“切不可出乱子!”我当时惑到责任重大，但也惑到他们对我的信任而高兴。
　　次曰清晨，我驱车将张文彬同他的电台报务员和交通员一共五人接了回来。当时，我住的是公家一栋大平房，共有三进，计有十余间。为了安全起见，我特别抽调了一个可靠的宪兵排，住在我房屋的第一进，白天设岗，夜晚设双岗，叮嘱士兵提高警惕，提防中央宪兵第一团杨震亚的袭击，还要提防陕西省党部特务便衣暗中捣乱。张文彬他们住在三进，我认为这是比较安全的，除了有电话通知他去参加会议之外，不曾让他个人随便外出过。我和家眷住在二进房屋，夜晚睡觉枪不离手，子弹在膛。在这段时间我很少外出，同张文彬他们同住同息，同出同进。我们同是湖南人，年龄相近，生活习惯合得来。
　　谢晋生的文稿中还有好几个小插曲：
　　1. 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也很想把自己的触角伸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陈世虎(黄埔五期)来西安。他同我是湘南小同乡，与我私交很好。虽学过法政，但起家于绿林，到处投靠，所以举步青云。他这次是经过西安到甘肃二十四师防地去的。由我介绍与金闽生、宋绮云等相识。不久，又经过金、宋介绍去见了杨虎城。陈世虎因为知道杨的发迹与他大致相同，心中感到敬佩。在与杨晤谈中，对杨推崇备至，当面表示：“我很愿意拥护杨主任在西北方面做我们的领导。”杨当时见到国民党军中竟有这样一个将领对他采取如此的态度，极为高兴。他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在蒋军中做他的内应。于会见之后，暗示金、宋要多方设法将他拉拢过来，便于了解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情况。
　　2. 1936年10月间，正是西安事变前夕，杨要金闽生和我代他物色一个与广西桂系李、白有关系的人，代表他去广西进行联系。金闽生同我考虑了很久，最后，由我推荐尹曜南前去。尹是黄埔一期生，过去我曾与他在广州、上海一道参加过反蒋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尹在广州任“反蒋黄埔同学会”书记长时，李、白是该会的指导员，因此不仅与李、白很熟，并且很了解他的政治态度，请他去广西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即由金闽生将上述情况向杨汇报，杨表示赞同。那时，尹曜南在南京，杨要我迅速去信，付去旅费，邀他马上到西安来。
　　尹到西安后，便住在我家里。金告诉杨后，杨马上给了他一本密电，另外付给一笔旅费，要我们向他转告，速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事不宜迟，希望迅速成行。
　　尹曜南向我们提出意见，认为他是代表杨去广西， 连杨本人的面都没有见过，这个代表如何当呢?金闽生把事告知杨后，杨说:“他去的使命，由你们同他说清楚。明天，我请尹先生吃饭，你们作陪，但请预告尹先生在席间不要谈他到广西的事情。”果然，第二天杨在席间对尹表示欢迎，寒暄一番，只字不提去广西的事。这样，杨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谨慎，除了原有的公开往来渠道外，并开辟了这么一条极为机密的渠道(杨并不是没有人给他当代表去广西，而是恐由他派去的人，不能严守机密)。后来，在发动了西安事变前夕，杨发了一个密电给尹曜南，要他与李、白联系。桂系的李、白当时即派了刘仲容代表广西，于西安事变时同尹曜南一同来到了西安，愿意配合张、杨的行动。杨虎城在这一招上也没有与张学良商量。
　　3.蒋介石为何敢来西安?
　　蒋介石是12月4日到西安的。蒋来西安之前，东北军调防部队中最后部分正在由新兰公路向西开拔，留在西安的直属部队，只有一个卫队营，由随从参谋孙铭九兼营长，一个工兵大队，由何某当大队长，另有一个炮兵营和刘多荃一0五师的一个旅，骑兵师一个团。至于西北军呢，重兵均已在陕北一带与红军对峙，留在西安附近的，仅有一个特务营(由原有宪兵营改编，以杨虎城随从参谋宋文梅兼营长)、一个教导营、一个炮兵营和警备第二旅。所以说，张、杨在西安兵务是很单薄的。
　　在中央军方面，宪兵一团已进驻西安，临潼有蒋孝先率领第九团宪兵一部分进驻。中央军第六师、第十师、第二十三师、第三十八师、第七十九师、第九十五师、第六十师、第十四师、第一0三师、第八十三师，均已集结在陇海路东线向潼关推进，天水有胡宗南的“追剿”大军。所以，蒋介石有恃无恐，敢于前来西安召集军政大员共商“剿匪”大计。
　　1939年，我去重庆拟就任三十五补兵训练处参谋长时，顺便去见了钱大钧，他证实了上述估计。钱在西安事变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形影不离。我过去在钱任三十二军军长时， 担任过该军黄埔同学会的特派员，常被邀去他家便宴，因而很熟。我向钱请教：“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你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么?”钱叹了一口气说：“情报是有的，可是判断是有错误的。最先，我们接到的情报大半是关张、杨双方的矛盾，并说他们双方有发生火并的可能;后来，到了11月间，我们接到有关张、杨联合的情报，并说明他们有称兵作乱的可能。我送给委座看，他一笑置之，认为不可靠。当时，我们从情报了解到，张、杨虽各自拥有重兵，但均在远地，始终未见有调动，西安附近驻军仍如往昔，没有调动。四周中央大军压境，而在西安城中的中央宪、警、别动队人数也相当多，他们决不敢鲁莽从事，情况的判断，有时是难以完全正确的。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变。”言下不胜嘘唏。可见，当时蒋介石在西安，敢干骄横跋扈，一意孤行，不接受张、杨意见，他是有所恃的。
　　但是，蒋介石到西安时，还是心存疑虑。12月4日，蒋介石一到西安，马止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中、高级将领，“亲切”垂询，以示“关注”。或许以补充军械，或奖以金钱，或给予密电码暗中联系，耍尽各种手段，尽其拉拢分化之能事，用心之险恶，使当时进步军人及各界人士，均感到惶惑。这也是张、杨毅然捉蒋的原因之一。
　　4.临潼捉蒋点滴。
　　临潼捉蒋时，张、杨分工的任务是：由东北军骑兵师白凤翔部一个团与张学良随从参谋孙铭九卫队营一部分，于11半夜，由王曲乘汽车出发，走城外去临潼捉蒋，以免泄露消息。由西北军的赵寿山、孔从周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等，解除西安中央所属军、警、宪、特等有关武装，扣留机场飞机、西京招待所军政要员、收缴各办事处武装等。
　　11日夜12时许，张率领他的高级干部来新城杨虎城的住所，坐镇指挥。当时的情况是：西北军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西安城内仅用4个小时已解决战斗，随即恢复了市面秩序。可是去临潼的东北军却经过一些波折，因蒋介石已逃到后山，久久未能搜到。在新城指挥的张、杨，吓得满头大汗。张学良严令孙铭九等派兵进行搜山，叮嘱：“一定要捉活的!”杨令孔从周率一营人，乘汽车前往增援，协助搜查，并令临潼县县长迅速调动群众，调集保安队，封锁骊山四周道路，形势变得紧张异常。幸亏8点多钟在半山岩洞中捉到蒋介石，才解除了警报。
　　士兵们高高兴兴地跟着孙铭九后面，孙把蒋介石背到汽车上，将蒋押上汽车时，士兵们为了表示胜利的喜悦，特地跟蒋介石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奏起了迎接上将的三番庄严军号，然后欢声雷动，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尴尬异常。
　　当大队马返回西安时，一辆轿车从西安方面急驰而来，孙铭九命令士兵加以警戒。经查明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当他在来任宪兵三团团长时，曾残酷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臭名远扬，群众恨久入骨。孙当即命令士兵从车上拉了下来，在马路旁边给枪决了。(孙铭九与我父亲的交流)
　　5. 软禁晏道刚
　　晏道刚是蒋介石派在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的，他是在钱大钧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继任这个职务的，对东北军是起着监视作用的人物。
　　可是，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命令将他扣留时，他还茫然无所知。他大摆其参谋长的威风，严厉斥问士兵：“是谁的命令?”他亲自打电话给副司令，张学良在电话中很风趣地对他说：“他们既然把你软禁起来，参座，那么就暂时委屈你一下吧!”这样，晏道刚才老实起来，听从指挥了。
　　6. 中央宪兵一团团长杨震亚，在西安他对群众运动多方阻挠破坏。划分防区后，竞敢常常越界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我们宪兵营早具夙怨。“双十二”事变的清晨，杨震亚正在他西域防区团部的院内做早操，被特务营(即原宪兵营)派去的部队围住，怒火中烧，当场击毙。其余守卫部队士兵，全部被缴械。
　　7.马志超逃走
　　马志超是西安市公安局局长，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安作恶多端，曾指使警察干涉群众运动，打伤过小学生，人民对他愤恨已极。
　　事变晚上，他住在自己公馆中，当时西北军在公安局没有抓到他，转倒公馆围捕他时，他携同老婆已从后门逃走。当时街边放有一部黄包车，马志超为了逃命，便让他老婆坐上黄包车，自己扮作一个车夫，拉着车子，8时左右逃出了西安城。
　　8.宋文梅看守蒋介石
　　蒋介石被押到西安后，开始四天(12日到15日)是软禁在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15日，四架中央飞机轰炸了渭南，并在西安上空盘旋示威，造成了严重的战争恐怖气氛。后因新城目标过大，便将蒋介石转移到西安玄凤桥高桂滋的公馆里。这里离张学良的住处很近，由张学良派兵看守。
　　在新城时，杨虎城是派他的随从参谋兼特务营长宋文梅负责守护。宋是黄埔军校七期学生，对待蒋介石，始终以学生自居。他守卫在房门，每见蒋时，必事先行脱帽喊一声“报告”，得到蒋介石允许后才进门，恭恭敬敬行个45度的鞠躬礼，才开始讲话。蒋对他很满意。宋还多次劝导蒋：“请校长为国珍重。”所以，西安事变解决后，由于蒋的示意，胡宗南对宋文梅特别垂青，认为蒋的所谓“新城蒙难”，宋立了“功”，竟为宋改名为宋“念慈”，表示宋文梅怀念慈父般的蒋介石，并对他进行多方拉拢。解放后，宋文梅曾在北京任国务院交际处副处长，后因病死亡。
　　不少史料上还提到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源远流长，也算是最早被“统战”的对象之一。在30年代，西北地下党“特别支部”的机要会议常在家父西安私宅内召开。不过，家父早年接触的一些共产党人，几乎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之辈，按梁启超大师早年的分析，他们只能算是 “职业”革命家。
　　拿今天的话来讲，几乎还是清一色的“权贵阶层”的代表。他们中间有历史学者，有考古专家，有大学教授，谁都比家父这个武夫强，他们忽悠我父亲岂能不照单全收?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最为强烈，中国人民的确苦难太深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当它传到中国之时，号召力很不一般，共产主义的美景的确具有相当诱惑力。“要向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开火!”、“反对独裁制度”、“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平等、富裕的好日子!”
　　咱家老外公李木庵很了解我的父亲，并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他知道家父是一个大少爷出身，虽不能算纨绔子弟，也不能让他随便迈上这条危险的船。即算我父亲当时有加入共党组织的冲动，也被老外公婉拒了。谢晋生在西安期间，与共产党人接触密切，甚至还与不少人结拜为兄弟，如王菊人、童陆生、宋倚云等，也许共产党核心人物考虑到利用我父亲身份掩护地下党，更有利于地下党的发展。老外公知晓家父至少不会出卖亲戚。
　　张文彬是与“西安事变”有关联的人物。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曾出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常任党代表和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学界长久以来对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鲜有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张文彬在1944年就英勇牺牲，留下的史料较少有关。其实，张文彬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父谢晋生还回忆说：西安事变几天后，我特地从防区赶到西安城找中共代表张文彬，我非常焦急地问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因为同我私交较好，对我也非常了解，所以坦率地对我说：“这一次事变是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我们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事后，才得到消息，并知道他们邀请我们派代表团来西安。形势既如此，我们对他们是采取全力支持的态度。现在，如果张、杨主张打，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打;如果张、杨主张和，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和的。不过我们红军只有几万人，除了保卫陕北及苏区外，尽限度也抽调不了多少军队。我们的主张是希望和平解决西安问题，避免内战，以免把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以便团结起来共同抗曰。”后来，张文彬还告诉我，由于杨虎城的部队发生了叛变，张学良部队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南京方面的大军又已压境，战火迫在眉睫。同时，我与”西北特支”的李木庵交淡,他谈到冯钦哉叛变时,感到非常伤心,认为一下子打乱了全局,使军事对抗变得极为不利,从而影响政治谈判.现在,应大力稳定军心和民心,粉碎敌人的内战阴谋,争取团结抗曰,争取这一胜利。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以后，家父说：在12月底的一个上午陪同许权中到七贤庄中共代表团驻地去见周恩来副主席。许权中是留俄学生，中共党员，是当年有名的“渭南暴动”领导人。“西安事变”后，许权中刚刚就任独立旅的旅长，是我团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接见我们两人时，非常客气，垂询了十七路军内部情况等。当许权中向周提到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看法时，周说，西安事变是我们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的。放蒋介石回南京去，我们是同意的，至于张副司令跟着一道前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临行也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事已如此，我们希望蒋介石能实践自己在西安的亲口诺言。不久，我同许权中便开拔到抗战前线，参加忻口战役去了。
　　对张文彬，乔纳森先生的博文是这样描述的：
　　张文彬是湖南平江县人，1910年生，1927年入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第七军政治委员，第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中共中 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36年2月，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不久，时任十五军政委的张文彬调任毛泽东机要秘书。1936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前者简称“东救”，后者简称“西救”。为了协调行动，张文彬奉命赴西安出任中共中央驻西北军的党代表，并负责领导西安地下党。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信中说：“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张文彬持此信在8月26日秘密来到西安，被杨虎城委派为十七路军总部政治处秘书，并被安排住在参谋长李兴中家里。李家就在张学良所居住的金家巷，有警卫有汽车，出入安全方便，便于掩护，且杨虎城的宪兵营长、副营长都是西安地下党的成员，直接负责张文彬的安全(谢晋生并非地下党员)。
　　张文彬在西安主要有两项任务：担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党代表，尽快探明杨虎城的真实“意向”;担任西安地下党系统的负责人。
　　1936年8月30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指定的机要秘书兼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副处长王菊人开始首次正式的秘密会谈，地点是在王菊人的家里，会谈至8月31日结束。王菊人回忆说：“1936年夏，张文彬即来我家找我，谈一些合作方面的具体事情。”
　　9月1日晚，刚结束会谈的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从此报告看，由于王菊人透露了杨虎城“提议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惊人计划，使得一直把杨虎城误判为胆小的张文彬难以置信而满腹狐疑，因此认定其是“空言”和“试探”。但毫无疑问的是：最早提议“请以我、张、杨三方会议解决”，其实也就是西北“三位一体”设想的是杨虎城。最早获悉并立即向中共中央传递“三位一体”重要信息的是张文彬。
　　1936年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二人密谈约两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问题”。8日，张文彬第二次向毛泽东详细报告，其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关于措施的落实。9月7日，张文彬与王菊人会谈，落实得到杨虎城同意的内容，包括部队驻防、民团控制、交通站点的设立、货物与人员的来往以及电台的通讯等，解决得非常顺利。
　　第二部分关于杨虎城的建议。1.因为十七路军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2.杨表示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3.杨希望我方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则对于国际援助也方便。并云，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4.又问及国际援助问题，他表示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的援助，并问及如何援助的问题(我答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当按具体情况决定)。5.杨又表示西北要张(学良)领导，但感张部复杂。6.杨提出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问题(我认为他是表示，一面是拒绝我们党的组织和侦察我、张间有无共同组织，同时他也确有欲组织各方政治核心成分的，故我答这很重要，当代转，并希从各方推动促此成功)。~
　　张文彬接着在报告中写道：“据王菊人谈，杨因病重(有点心脏病与虫牙痛)拟到青岛、北平或上海休养几个月，但未作决定。这样杨似欲借养病避开难关，暂观情势。”“我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抓紧他们已允诺的各项实际求做到。”
　　张文彬的报告最后说：“以上各项问题我的观察和答复是否错误?特别是口头初步协定，是否妥当?应如何求得实现，并推向前进?对于蒲、吴等组织工委及活动问题，及共同抗日组织问题，杨如真休养去的工作方针问题，等等，都应如何处置?望详细指示。并望根据新的形势给我新的指示!”
　　当天，张文彬又与杜斌丞会面，并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杜斌丞是杨虎城的亲信，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对杨虎城的影响很大。因此，毛泽东在8月13日致信杨虎城时，特地也致信杜斌丞。信中说：“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
　　会面后张文彬又向毛泽东报告：“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杜云，他有一个学生，是回民，现住西安，可以使他到马鸿宾、马鸿逵处活动。”
　　1936年12月9日，以西安中小学生为主体的游行请愿是西安事变全局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据当时西安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兰生在“事变前后西安学生运动座谈会”上回忆：“这次运动还是以学联为中心，总指挥是张文彬，指挥部在王根僧家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中“张文彬”一章也说：“他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张学良在台湾》的作者张魁堂认为：“张、杨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因为怕影响他们的计划，也怕学生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蒙受牺牲。但由于组织者坚持，张、杨只好同意，并决定双方派兵去保护游行学生。”魁堂所言之“组织者”能够“让张、杨只好同意”，显然就是指张文彬。
　　西安事变前夕的学生运动给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高潮是临潼请愿，也是张文彬的杰作。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忆：“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打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中共党史人物传》说：张文彬“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临潼距西安50多里。据当年作为中学生参与游行请愿的何尤回忆：“在中正门外，各校又整顿了一下队伍，有一两千人(因为当宣布去临潼后，一部分同学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队伍)，就继续沿公路向临潼走去。当队伍出城一两里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在天色将暗、众多学生正为食宿无着担忧时，那天一直对学生避而不见的张学良出现了。为了让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尽早回城，更为了避免可能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张学良公开地作出了他那著名的承诺。
　　当年学生游行的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李木庵回忆说：“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另一位负责人宋黎的回忆比李木庵直率：“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指挥部乘胜收兵。何尤则说：“游行队伍就地解散，当同学们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
　　对于张文彬领导的那次学生游行，《中共党史人物传》作了这样的评价：“那次游行，规模之大，次序之好，情绪之悲壮，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当时张学良虽然跃跃欲试，但并不如杨虎城那样坚决，关键原因之一是对苏联的态度缺乏充分把握。张文彬及时发动的“临潼请愿”，促使张学良下了最后的决心。
　　张文彬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12月17日周恩来乘飞机在西安降落时，就是张文彬去机场迎接的。徐彬如回忆说：“张文彬到飞机场接总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资料更为详细，说张文彬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形，谈了有关方面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谴责引起了张学良思想的剧烈波动。张文彬的及时汇报打消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的担心与不安，为即将与张学良的谈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谈判期间，张文彬还做了大量具体的协助工作。
　　据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撰文介绍：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杨虎城将军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经久不变，即使大革命失败，他对共产党也不失望，不仅“不清党”，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党组织始终不断线，共产党员更是遍布他部队的各系统、各部门。他信任、重用共产党员，用共产党的办法，改造自己的部队。他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
　　现在重读这些“史话”，虽有点像笑话，毕竟还是局内人说的，不算神剧中的对白。”官二代“的杨拯民也当任过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权利虽不大，牢骚也不少，总认为其父对中共的贡献巨大，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我父亲谢晋生1903年出生，比杨虎城将军整整小10岁，然而却比杨拯民大19岁，这可是一代人的差距。杨拯民有牢骚可以理解，我谢家大小姐谢海珠牢骚就更多了，在私下没有哪天不骂那个“老毕”养的忘恩负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六亲不认，说什么当年父亲如何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营救共产党，管辖的关卡常为延安走私禁运物资……你们得了天下忘了本!大小姐不断写信给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为父亲争取政治待遇，其实家父的“政治待遇”也够好了，可大小姐还想为父亲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当当，因为有的人什么事也没干还进了政协常委。人类，坏就坏在一个虚荣心，我虽无党无派，小学带上那个红布条都感到莫大的荣耀，好像我们立马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似乎还被民间评上了“少儿歌曲”的忽悠之最。
　　当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杨拯民还是给我父亲回了信：谢老您好，海珠信已收悉，您当年在“西安事变”前后为革命之贡献有目共睹，不用海珠提醒拯民也不会忘记。全国政协委员增补之事，中央自有统筹安排，宽心为乐。颂大安
　　杨拯民 1982年12月
　　笔者不是杨拯民也不是杨翰，更不想为父辈祖辈争什么鸡巴名誉，别说对党外人士承诺什么“肝胆”相照?他们就是对自己人也残酷打击，无情恶斗。如“西北特支”的几个老地下党：谢华、李木庵、童陆生等人，不是被打成右倾就是打成反党分子。家父谢晋生在西安营救的学运领袖宋黎也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冤狱多年，尽管平反后任了要职及中顾委委员，也够惨了。一辈子与畜生打交道的我，无党无派，不吐不快!
　　共产党若通情达理，杨拯民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有一年国庆招待会，江大佬给杨敬酒，勉励杨，扬却发了一通牢骚。什么牢骚，你懂的。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可借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 杨拯民被关进“牛棚”，杨虎城虽早遭杀害，但土匪出身的恶名成了后人的原罪。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 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杨瀚是杨虎城之长孙，杨拯民之子。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 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 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台湾领导人反省历史，说不定也替先辈们叹息，几十年了，你这个小毛孩又来把伤疤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