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理？讲理的人在古代就已经死了！
作者：王开东 http://t.cn/R25giUw
转载自公众号：王开东（heimawangziwkd）
近日某家医院门口挂出一幅横幅：热烈庆祝我院住院病人突破四万人！
对医院来说，很多人住院，有钱赚了，也许确实可喜可贺。但是把祝贺的前提放在众多的病人身上，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治病救人的医德何在？白衣天使之心何在？最起码的人文关怀何在？
过去，一直以为中国人擅长说话，不擅长说理，现在发现，中国人连话也不好好说了。
中国有的是假话、空话、套话、废话，很少说真话、实话、有用的话，究其本质，并非全部是文风不正，更多的是社会风气作祟。
几乎所有的文件下发过来，一律是：要努力学习……要不断提高……要大力发展……要持续保持……所有的都是指令性的“要”，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
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必要性，不这样做的危害性，没有谁告诉我们，也无需告诉我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下级，上级部门无需讲理。上行下效，既保证了权力高效运行的畅通，但也造成了中国人不讲理的痼疾。
其实，中国文化有“巧言”的传统。传奇人物东方朔、纪晓岚，无不铁齿铜牙、巧舌如簧。但是，他们的巧言所展现的只是辩术或诈术，不是真正的说理。
比如东方朔式的机智，很多时候只能说是诡辩。
武帝一次外出，问东方朔一棵奇树叫什么名字，东方朔随口答道：“善哉”。过了几年，武帝又路过那里，再次问他，东方朔忘记了，就瞎掰说是“瞿所”。武帝大怒，问他为什么前后名字不一。
东方朔急中生智说：“马小的时候叫驹，长大了就叫马；牛小的时候叫犊，长大了就叫做牛；蚕小的时候叫蛹，长大了之后才叫蚕。事物千变万化，又岂能一成不变呢？”武帝闻言，方才悻悻作罢。
纪晓岚“老头子”之说，也是如此。纪晓岚体态肥胖，夏日，常常汗流浃背，每次去南书房值班，他总要脱光衣服，赤膊纳凉。乾隆皇帝打算戏弄他一番，某天突如而来，纪晓岚来不及穿衣，慌忙躲在座位后。乾隆坐了两个小时，也不说话，与纪晓岚干耗着。后来，纪晓岚终于忍不住了，伸出头来窥探，问同僚说：“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勃然大怒。厉声问“老头子”三字何解。纪晓岚从容顿首谢曰：“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
高宗大喜，饶了纪晓岚的狗命。
据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崇尚鬼谷子的“纵横术”，而不大在意修辞学。很多时候，修辞学是没有用的，纵横术却能够让我们保命。保命无疑是第一位的。延展到文学上，我们也是重抒情，少说理，诗歌中还常常“无理而妙”。
中国人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治人物以说服选民来争取选票，因而无不苦练说理的本领。现代西方执政党，每天都要面对在野党的挑战，时时被选民质疑，鸡蛋里挑骨头，自然需要雄辩的口才，逻辑地说理，才好让选民心服口服。
而古代中国则是一言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师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声音喊到底。专制国家中，辩士们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朕即真理，皇帝老儿金口玉言，欢喜谁就是谁，看谁不顺眼，立马拉出去砍了，哪里还用得着论辩？雄辩者嘴还没张开，脑袋早就在别处了。
中国人的说理能力，就这样先天不足，后天又没有得到培养，总是以狡辩为大智慧，结果就是在弯路上越走越远。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之辩中，其实，真正的赢家是惠子，而我们恰恰以庄子的诡辩为乐，反而认为庄子高出一筹。这种心理非常有意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真理并不重要，从谁的嘴里说出来才最重要，大人物说出来的是真理；大嘴巴说出来的也是真理，比如赵高的指鹿为马。
诡辩在中国的市场由此可见一斑。
诡辩术甚至迁延到现代，广受大众的喜爱。陆侃如的诡辩，传为佳话，可为佐证。
1935年，留学生陆侃如正在巴黎学院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一路应答如流。主考官很满意，突然，主考提出一个刁钻问题：“《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为什么东南飞？”
陆侃如随口回答到：“孔雀为何东南飞？因为‘西北有高楼’”。这句话引用了古诗十九首的名句。原句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刚好跟“东南”相对，西北的楼高，孔雀飞不过，只好改到“东南飞”了。
教授相视一笑，又故意刁难道：“孔子72个弟子，成年人有多少人，未成年人有多少人？”陆侃如灵机一动，回答道：“成年人有30人。未成年人有42人。”
教授问：“何故？”陆侃如说，孔子弟子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冠者五六人，就是成年人30人；童子六七人，就是未成年人42人。明明算得一清二楚啊。
教授点头赞许，全场更是掌声雷动。
这堪为经典的诡辩，类似于现在儿童喜欢玩的脑筋急转弯。其实，陆侃如的巧辩完全得益于中国的巧辩之风，与说理完全是风马牛。
中国人不在乎说理，甚至连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的“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
传说朱熹在路上遇见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笑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水火类，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
在这样的辩术中，虽然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辩术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巧辩之外，中国所谓的说话术，几乎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古代宋定伯把鬼都忽悠卖了；现代赵本山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伙夫忽悠瘸了，《卖拐》《卖车》《卖担架》三部曲持续火爆。
了解到这些，就明白了我们的教育中，学生的逻辑和说理能力何以那么差，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今天又没有非常迫切的必要。
有人甚至笑谈：女人的逻辑从不会出错，因为女人没有逻辑；中国学生的推理也从不会错，因为他们从不推理。
回到高考中，全世界只有中国没有要求高中生必考说理文，甚至个别省市，还强调一定要写好记叙文。高中生能把记叙文写好就不错了，至于说理文则等到大学再去学吧。但学生到了大学，简直是牢里放出来的囚徒，好容易飞越疯人院，怎么会安心学习说理文的写作？
想想看，有一个高考的终端考核在验收，学生依然十五年都没有弄好记叙文，那么，学生怎么会在毫无压力的大学阶段把说理文写好呢？这不是完全在推卸责任吗？
回头看看西方国家，普遍重视说理教育。以美国为例，其公立学校的说理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所有年级。
加州教学纲要规定：
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
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
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
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
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
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
八年级要求的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八年级则着重对具体文本中的说理谬误进行评论。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
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
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
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也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美国就开始说理教育，说理教育贯穿了美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所有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必修课。
那么，美国何以如此重视中学生的说理能力的培养？
首先，人们需要理性，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其次，逻辑和说理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能力，说理的民主特性是理性公民素质的必然体现。
再次，说理不只是思考和明理，还要用理由来证明合理。不仅要照顾自己的观点，还要始终顾及对方的观点，用同理心来说服对方。
最后，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分析自己，也学会公平和正义，甚至也学会了分享和理性并存。
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我们的教育，这些年说理教育严重不足，导致抒情教育也走向假大空。须知，感性、理性和智性合一，才能形成正常的人性。但我们像别里科夫一样，总害怕出什么乱子，不敢让学生畅所欲言，不敢让学生天马行空。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漏网的学生，在高考中因为表达了个性的看法，真实的思想，从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所担心的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说理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说理了，我们都成了非理性的人，而且病入膏肓，无法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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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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