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戚本禹：回忆江青（中）-（2）

戚本禹：回忆江青（中）-（2）2015-08-03 09:40
来源:新浪微博作者:戚本禹12021次点击:我要评论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铁树朱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