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5年夏的交响

David

（最近写的一篇散文，里边提到的许多人是我的大学同学－David)

2015年夏的交响

青春的快板

2015年夏天，女儿18岁了。回国的第一件要事，给女儿一个“成人礼”。回上海的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去筱华那儿实地查看场地。筱华任校长的中学现在成了音乐附中。如今鼓励办特色高中，走自己的路。这是沿海城市的优势，不在高考一棵树上吊死。我看了一下场地，绝佳的选择。就这儿了。
女儿的“成人礼”，是一个由成长回顾、音乐演奏、祝贺致辞、感想分享、鸡尾酒会组成的聚会。我筹划了一年，终于在Albany和上海先后实现。
亲戚朋友来了，华东师大的高老师周老师来了。我的华东师大同事（我在母校兼职）来了，我的几个中学好友也来了。如我所愿，我的大学同学来了很多，平心和应坚从杭州和宁波赶来；还有毕业32年后第一次见面的来自皇城的斯家华。7903的花篮设计颇为独特，愉康把7, 9, 0, 3的寓意做进了花篮。鲜花，音乐，我做的PPT影像，在肖邦的《雨滴前奏曲》音乐中，纪录了女儿的18年的成长。

2007年，李云迪到Albany的“特洛伊银行音乐厅”举办独奏会。我带着当时9岁的女儿去了。李云迪演奏的一首《波兰舞曲》给我印象深刻，之后才知道这是他获得肖邦钢琴赛第一名的演奏作品。我说女儿，你以后能弹这首曲子，水平就可以了。八年后的“成人礼”上，女儿弹了这首《波兰舞曲》。
肖邦把波兰舞曲的一个简单元素演绎出一个曲尽其妙、跌宕起伏的音乐嘉年华，千军万马在琴键上游走，时而空灵，时而激越。女儿演绎的肖邦在小音乐厅里激荡。整个曲子13分钟，这个曲子，她在美国正式演奏过两次，在上海的这次是最完整、最好的。

2015年夏天，我和几个大学好友聚餐中大开“荤段子”（没有女生在场的好处！），我们畅谈各自年轻时在那个闭锁、蒙昧的年代的尴尬、可笑、苦涩的“性启蒙”，分享华东师大第一宿舍发生的秘辛，比如某些同学对同寝室室友的“跑马”，“自慰”的恶作剧。我们感叹当年生理成熟、心理懵懂的尴尬。在应该接触女生的年龄我们的经历是空白的。在我们的中学时代男女生不说话，现在想来感觉依然十分诡异，而且后果严重。我们这一代，结婚前接触过多少女生，程度有多深（你吻过女生吗？），多少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并非完美，当时还有许多是工农兵留校的老师操者方言大讲革命文学，文艺理论的教科书是以群的，现在拿出来简直没法看，全是苏联阶级斗争，艺术反映阶级立场那套。当时，王智亮老师的俄罗斯文学课，简直是空谷足音。我们通过王老师，认识了普希金，认识了屠格涅夫，认识了托尔斯泰。我也由此喜欢上外国文学，后来读了智亮老师的研究生。
        那时的我们都幼稚、肤浅，但是好学，有激情。所以演讲比赛在校园很风行。我也不甘寂寞。无奈，天性内向的我放不开，所以早早就败下阵来。记得我们年级里刘伟勋是拔得了头筹。我印象最深的是庄临安，无论从形象，气度，还是内容，都是一流的。
32年前的那个夏天，也是在华东师大第一宿舍。四位赤膊上阵的哥们在我和叶瑾、平心的寝室里打牌。作为惩罚，输一副牌要么喝自来水还是被画胸罩、鬓角。贺镭坚持即使自来水喝撑了，也要保持名节，绝不让别人的爪子在自己脸上或者胸部任意羞辱，刘伟勋则有一份斯多葛式的隐忍，任凭你童盆领、茄勾鬓角一一画来，不动声色 。


79级的学生是最多样的，从大叔级到小屁孩都有。我们之后，进入了清一色中学应届生的格局。
79级学生大部分是文革中野蛮生长的一代。我们“任性”，可以任性到拒绝入党。 77级和78级带着上山下乡老知青的深刻烙印。他们是“入世”的，高老师说，说得乃人寻味；他们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体制的“忠诚”。
如果父母官动员你入党，岂有抗拒之理。77－78级后来在体制里当官的也比我们79级以后的多得多。究其原因，是他们的教育，还有家庭背景。老三界很多人是文革前受的教育，是听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首歌会泪崩的一代。他们本身有大量是红二代，在他们的父辈被平反和官复原职后也陆陆续续考回大学。这一点79级并不明显。像我们班祝春亭这样的老大哥，来自社会边缘，而且不少同学的父母是右派。我们结帮去“修理”食堂那个欺负我们同学的家伙，这种少不更事的冲动，77级78级同学不会有。

2015年夏天，我们几个老男人约定三十多年后重上足球场过把瘾，权称“老爸杯”邀请赛。平心来了，应坚来了，老季来了，老温来了，当然，我第一个到，换上了短裤，球鞋，顶着烈日和36度的高温，就在筱华的学校的球场上开练了。应坚热身，球还没碰到就崴了脚。老季虽然已经“耳顺”，脚下毫不含糊。我操练了一会儿，感觉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文史楼前的草坪上。      
     
2015夏天，我应邀去台湾作一个年会主讲，在台北和李晓阳分别15年后又见面了。我在密苏里州教书的前一年晓阳在那里读研究生，我们是邻居。当年2－3岁的喧喧（他女儿）和佳佳（我女儿）现在都要读大学了。毕业回台湾后晓阳一直做互联网域名的工作，满世界跑。我的会一完，晓阳就开车带我从台北、九份到基隆、宜兰一路玩过来。然后我一个人坐高铁转长途车到日月潭小住，然后坐高铁去了台南。在台南接待我的是我的研究生淳妍，她修了我三门课，今年刚毕业，回到了她任教的中学。很可爱的小朋友。差一点，没赶上她的婚礼。她带着我走街串巷，领略台南的风土人情，各种传统小吃。
            

2015年夏天，我和一帮华东师大的哥们自驾车去武夷山。我的国际驾照中国不认。但凭我二十多年的驾龄，责无旁贷。在去武夷山和回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都碰上了漂泊大雨。同事赐平在我后面跟车，说雨越大你怎么开得越疯。

      
2015年夏天，借华东师大一方宝地，和棋友方克强手谈，优势下痛失好局。哎，后半盘勺子太多，加上老方官子功夫了得，不得不服老方宝刀不老。争取明年再跟老方一争高下。在我住处附近新开的咖啡馆，我还认识了老郭小李等几位新棋友。后来星期天下午有空，常去会会他们。
        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喝到茅台，在茅台的故乡贵州。主人的盛情难却，我这个几乎滴酒不粘的人豁出去喝了三四杯。哈，平生第一回，感到酒的好喝。平生第一回听说有“酱香型”，还有“浓香型”？平生第一回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生活中少不了酒，就像生活中少不了女人一样。

            我大姐看着我感叹：一个奔60的人了，你怎么还不消停，我也是醉了。


忧郁的慢板

2015年的夏天，我去南方。我跟教师谈美国人怎么教历史。
            我对历史教学的关注，部分来自好奇，因为我被告知，现在数理化靠题海战术，历史地理靠“背功”。想想我当年高考，历史题不也就是背答案吗？我纳闷如此深奥耐人寻味的历史怎么变成了一些干巴巴的、简单化的结论？我的关注也来自陆川的一部电影：《王的盛宴》。陆川回忆拍这部片子的初衷说，70后回顾自己受的历史教育，都觉得不对劲；说白了，有些受骗上当的感觉。要这么说，我们这批文革中经历中小学教育的人更惨了。陆川说他要代表70后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
著名历史学者迈考伦说历史是艰难岁月的向导，因为我们来自过去。丘吉尔说历史是胜利方写的，即是说，还有沉默的声音，沉默的大多数。我想起杨继绳的《墓碑》，为了现实利益和执政者的面子，掩饰过去不仅在官媒上司空见惯，而且渗透在中国的历史教学之中。

我想知道美国人怎样教历史。

我旁听的第一门课，是高中老师讲宪法史。让我吃惊的是整堂课没有结论，都是讨论，事实，观点的澄清，不同诠释的对比，不同论辩的碰撞。我看女儿的美国史课，也出现“二次大战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真的是必要的吗？图鲁门怎么说，老兵怎么说？当时是什么情形？”

历史是批判的，历史还需要人文情怀。


两年前，我在杭州讲了这个宪法史的教学案例。去年11月，我陪华东师大的同事参访美国一所社会科学特色高中，校长Alessandro跟我们讲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做真实的历史探究，包括使用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今年我们把他请来，作了《如何通过历史课培养批判思维》的演讲，我自己也作了历史教学反思的专题报告。

在跟进的讨论中，一个老师提问：“如果我讲的内容和国家的主流意识主流价值（本人注：应该是“官方意识”或“官方价值”）不一致怎么办”？Alessandro的回答是：你们需要一个广泛的讨论，你们希望培养怎么样的下一代。你们现在在经济金融方面已经有了长足发展，那么在社会人文领域， 是否需要批判和创造。如果你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讨论问题的环境，让个人通过思考去得出自己的结论。Allessandro不会像我那么明白，在中国许多东西是不能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影响“安定团结” ，“你懂的”！
Alessandro说课堂上不同见解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们能学会尊重持不同意见的对方，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知道分歧点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中国网民的动辄恶语相向，互相谩骂，缺乏起码的相互尊重，不善富有理性的讨论，谁能说和我们的学校教育缺乏开放的氛围一点没有关系？


研讨会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举行。后来才知道，这个会搞得有些教育官员紧张起来：又是“美国人怎样教历史，又是”通过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你们想干什么？上级领导紧张，是害怕比他的上级领导会紧张，他的上级领导一紧张，又会传染到再上级的领导，直到再上级或上上级领导说没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至于Alessandro说的我们究竟希望培养怎样的下一代，Who cares! (谁在乎这个！)

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怂”。以为一头钻进泥土里，难堪的现实就消失了，或者别人就不说了。对中国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面子，里子是次要的。日本人也是，要道个歉也是扭扭捏捏，欲说还休。人家德国人爽快多了，错了就认个错。说历史都这么沉重，现实就更不能碰了。说谎，是避免难堪；欺骗，是有所图谋（程怡说的）。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我们还要撒多少谎，骗多少回。我不由想起鲍勃迪伦在越战中创作的悲怆的、天问般的反战歌曲Blowing in the Wind（《风中飘摇》）。歌中唱道：

山岳需要多少年，方能化为泥沙
人们需要多少年，方能获得自由
人的能耐要多大，才能视而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摇

要仰望多少次，才能见苍天
要聆听几多回，方能闻哭声
要死多少人，方觉死得太多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摇


2015年夏天，我去西部一个知名中学的老师做报告。我在演讲前被告知，这学校的老师很牛。意思是他们是当地的老大，不会轻易买你的帐。我是个喜欢掐架的，越是有不以为然的越是来劲。我很愿意领教一下很牛的老师们。

学校的会堂很气派，至少比我们当年华东师大的河东礼堂气派。台下五六百老师，坐的满满当当。我的话题是英才教育。这里的学生，是全省最好的，全是可造之才。我谈为什么“应试教育”不是教育，我谈怎样发掘人的优势潜力（不是应试潜力）。我谈清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指出的当下中国教育的“短期功利主义”：学生只学“有用”的东西，就是要考试的。其他一律“无用”。
我说学习本质上是了解你活在的这个世界，了解你自己，本来应该是有趣的事，现在一味的应试，弄的不好玩了。
隔膜。大概是听烦了，台下开始聊天，声音越来越大。
我想这里的老师真的很牛。我这些年在中国演讲不下数十场，这还是老革命第一次碰到新问题。我就给他们下些猛料，我说美国优秀高中生在做货真价实的科研时，我们的优秀高中生在拼高考拼状元。我说如果成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人才是一个马拉松长跑的话，美国人在高中阶段已经把中国人甩掉好几条马路了。我说，许多“牛校”的牛气，来自送多少多少进北大清华，我说这算不上人才培养。人家纽约市三个数理科技高中半个世纪贡献了14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上百个科学院工程学院院士，那才叫牛气冲天。
So what! 这和我们有关吗？这猛药一点没用。
我希望我的发言结束后有人来挑战我的观点。没有。
一位语文老师到了前台跟我说，我们教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被活活碾碎。她是说，中国的现实，教师的挣扎，你一个美国教授有所不知。
学校的校长助理是来机场接我的女士。她说这里的事急不得。教育改变命运，在这里非常实际，就是拼高考，除此其他的路很少。这里一个省和北京一个市送北大清华的名额比是1：280，何况北京人除了上北大清华，还有许多其他路可走，如出国，如其他许多好学校。是啊，优质资源稀缺的结果就是竞争的成倍加剧，此乃生存法则。她说，我们的校长是有长远考虑的，他希望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我的最大忧虑是，这些老师是否会因为他们的成功变得自满，不思进取；他们是否会失去好奇心，没有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欲望。在这点上，我感受到了东部和西部的巨大差别。我的报告后，东部的老师问我，“告诉我怎么做？”，西部的老师问我，“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啊，走出这里的大山，去北上广的路依然遥远。理想太飘渺，现实很骨感。


心中有个我说，在中国就这德行了，你还想好到哪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忧国忧民，轮得到你吗？教育被多种非教育因素绑架；除了学业竞争对教育的扭曲，意识形态控制未见淡化，只有加强的态势。失望到疲倦，麻木。心中另一个我说，我幸免了喝地沟油的命，也要操中南海的心。李克强总理呼吁“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改善教育，包括培养人才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科协的“英才计划”在如火如荼进行。“拔尖创新人才”也写进了中长期教育规划。创造需要自由，尤其是内心的自由。可是内心自由又是件让父母官挠头的事。或者，他们中有些会纳闷，内心自由是个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这是一个死结。管束思想和言论是千百年历代统治者不惜工本苦苦经营的事。“钱学森之问”实乃“钱学森困境”。钱老的忧虑是，这样的体制，充其量只能培养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和优秀的技术官僚，不可能产生大批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学者。没有了创造想象和批判精神，很难想象这个民族除了“山寨”一些别人的创造，能有什么样的“伟大复兴”。大学的学术行政化的体制，评价指标的量化和僵化产生了没有灵魂的“学术繁荣”，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已经像《南华录》描述的晚明，早被打断了脊梁。他们追名逐利的热情恐怕远远高于为民请命的冲动。

我在台北时在信义的诚品书店买了一本常驻中国的美国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写的当代中国的《野心时代》；他说中国的状况很像美国的镀金时代的拜金和疯狂。我在网上又接触到一本赵柏田写的晚明士人生活的《南华录》，谈论晚明社会涌动的世纪末欲望和焦虑。我的观察，今天整个中国就是一放大了千万倍的红楼。这红楼里，从边远小镇的七品芝麻官到皇城脚下的京官，各自都在做自己的梦，有的碎了（小到雷振富，大到令计划），有的还在做，唯独和保卫红色江山无关，和人民的福祉更无关。如此这个“红楼梦”怎么个做下去。


跟我合作的华东师大教授比我乐观，认为中国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阶层是流动的，社会就能运转得顺畅。法国社会缺乏这个机制，所以会有大革命。但是，我怀疑这个机制的有效性。富士康的年轻人算得“苦中苦”了，他们什么时候能成为“人上人”？毛坦厂和衡水的恶拼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事实是，社会阶层在固化；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然形成，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不希望改变现状。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熟人社会”，需要靠关系往上爬，靠红二代红三代背景攫取巨大利益和财富的大有人在。在一个不能保证公正、公平的社会里，“人上人”的梦很可能落空而蜕变为对社会的憎恨，成为中国的“于连”。而且，孜孜以求争当“人上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充满焦虑的人，单向度的人，甚至没有底线的人。


2015年夏天，我为女儿去哪个大学纠结。我离开美国前，她已经在康乃尔和卫斯理之间选择了后者。可是我到美国才几天，收到妻子的电邮，宾大录取了她，而且要在一个星期里给回音。女儿喜欢卫斯理女校，规模小，亲和力大，相比之下，宾大虽然高大上，但显得令人生畏。她妈和我权衡再三还是觉得宾大作为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有优势，以后选择的面更宽。做决定的前两天，他妈来电邮说女儿决定去宾大了。我不放心，给女儿发了电邮，告诉她无论她作什么选择，这个决定应该是她自己的决定，她选择宾大或卫斯理，我都会支持。等女儿来了上海，我才知道，女儿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因为她爱妈妈胜过爱自己。“她们抱头哭成一团，”儿子说。我听到后心里不是滋味。但对女儿来说，无论卫斯理还是宾大，都不会错，都会是极好的历练。我说，你这四年好好利用宾大的机会，条件，资源，好好享受这四年的生活，生活得充实愉快就好了，不要考虑四年后会怎么样。你爸爸的大学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回过来看，这四年还是一生中最珍贵、最值得回味的四年。


2015年夏天，我动手写一篇关于母亲的回忆：《远去的母亲》。母亲的老年痴呆（奥兹海默）症已经十年有余了。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认不出她的儿女了。我借同学聚会的机会，询问他们记忆中的母亲。当年，许多同学来过我家。许多同学吃过我妈烧的饭菜。叶瑾说起我母亲做的阳春面如何好吃。还有几个同学提到毕业多年后来我家，我妈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平心说我的父母很重“礼数”。我眼中的父母朴实和善良，招待好他们儿子的同学，对他们是件重要的、不可怠慢的事。我在女儿“成人礼”上忘了说奶奶对她的好。女儿啊，1997年你出生前奶奶去美领馆签证连续四次被拒签（因为所谓的“移民倾向”）。在你出生时，她做了多少小衣服小鞋，很cute很精致，让你爸都看得爱不释手。奶奶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奶奶连你爸爸都不认识了。可是，多少你爸爸的同学提到奶奶翘大拇指，三十多年后你爸爸的同学还记得奶奶做的阳春面有多好吃，你更要记得奶奶对你的好。


2015年夏天，我们再次聆听高老师诠释他在毕业三十年纪念聚会上的忠告：“站得住，看得透，放得下”。高老师说，生命贵在努力和进取，但受命、运、时的制约。三十年是“一世”。人生应该进入另一种境界。人最终为自己而活，所以自己要想清楚。我反思我的家国情怀，我的人生追求，我的命、运、时。我一直信奉的座右铭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当人生进入“收官”阶段，就不应该留恋“中盘”酣战。该收官了吗？

理想的行板

2015年夏天，我在西安认识了许多来自许多中国高校的新朋友，他们都是中国“创造力研究协作组”的参与者，来自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企业管理专业。因为是一个非正式的学术团体，大家没有多少功利目的，而是因为研究兴趣走到一起。我与陕西师范大学的胡卫平教授约定，一起为中国的创造力研究，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2015年夏天，我受邀去昆山在一个英才教育的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邀请方是杜克大学。我由此才得知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手建立了昆山杜克大学。从上海坐高铁到昆山，只用了15分钟。我原来以为这个杜克校园就是孤零零一幢楼，矗立在昆山的一个开发区里（我一定是受了上海纽约大学的暗示）。没想到这里已是初具规模的漂亮的校园，由一幢教学楼，一幢会议中心为主的综合楼，学生宿舍，和创新实验楼（在建）组成。我非常喜欢这个校园的庭园式设计，很现代，也有很古典，建筑群中央是一个大池塘，楼与楼由栈道连接。 学校目前还只有三个硕士专业。计划2018年招手本科生。 目前负责日常工作的Patrick向我介绍现在第一期工程还只用了整个用地的20％，接下去，还有第二期、第三期校园建设。我想象5－10年后，这将是一个成熟的高等院校，杜克会用它的影响力和教育理念为中国学生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又一个选项。我自忖退休后如果有机会到这里来上上课，倒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2015年夏天，由于机缘巧合我认识了北京“幸福泉幼儿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和灵魂人物程淮。在北京，我领略了这个高端幼儿教育的独特风范。无论是对孔融让梨的“谦让哲学”与彼得分蛋糕的“公平原则”的比较，还是“巧思法”让学前儿童了解他们在面对难题是有什么选择，如何选择；无论是符合幼儿思维和情绪特点的精巧的校园和课堂设计，还是教育软件的开发和应用，都可圈可点。程淮教授强调“微环境”的营造，这恰恰是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我想起当校长的筱华和我聊天时说的：“你说（中国教育）限制也有，但是你说自由我们也有相当大自由”。愤世嫉俗、不与体制合作的张文质，同时也在强调教师在每一天工作中的“微革命”。退一万步说，做些无用功也是不错的，权当西绪佛斯式的抵抗和救赎。


2015年夏天，在战战兢兢回避给谭帆电话近两个月后（原因暂且不表），我们终于坐在一道吃饭聊天。我谈起去台南的经历。

我的台湾之行，味道最浓的是台南。你在台北玩这玩那，你静不下来。到了台南，你一下子安静很多。你会慢下脚步，看看随处可见的历史遗存。你会坐下来，品尝随处都有的地方小吃。我下榻的旅馆附近就是孔庙，纪录了台南从明代以往如何成为台湾近代史的发祥地（在那里我看到了我很喜欢的赵孟頫的手书）。这个日据时代的重镇，今天依然保存了当年的许多建筑。

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台南还保留了许多过去的生活方式，如早上去哪个地方吃早点，让我想起小时候，爷爷搀着我的手在四川北路买大饼油条的情景。台南的低调，从容，和慢生活，我想是因为不像台北高雄那么现代化，较少受全球化冲击。相比之下，台北虽然还有些都市里的“村庄”，还有些独特的文化地标，如故宫博物院、龙华寺、士林官邸、诚品书店等等，但还是有很多后现代“克隆”的痕迹。然而在台南，随处可见有鲜明个性特色的（one of a kind）、有家族渊源，经营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小店，有些是经营小吃，有些提供用品，包括手工制作的帆布包。我印象最深的是“莉莉水果”；门面很小，顾客就坐在门前过道里品尝各种水果小吃。我吃的是红豆冰沙。
我从莉莉水果，想到了阳春面，想到了法国的葡萄酒文化，想到了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我琢磨，文化，简单地讲，就是一份讲究，是一份精益求精的坚持。由此推论，文化的起源与人类社会出现闲暇有关，如此，把阳春面作出档次，做出品位来，阳春面或者水果才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而成为能让人回味和享受的对象。文化的消失，意味着人失去了欣赏生活的能力，街坊，邻里，天空，河流，除了实际效用，都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感。所谓“没文化”，并非是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而是除了功名利禄、洞房花烛、生老病死这些世俗关怀，没有了欣赏“无用”之物的能力。用这个标准，中国当下的文化，不如晚明，不如宋朝，虽然中国人可以扎堆PRADA，可以在挤爆瑞士名表店 。

谭帆说，还有所有制。是啊，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不了这么有个人特色的水果店，产生不了最地道的阳春面，因为那份讲究和坚持必然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行为特点。文化的勃兴，来自这种由下而上的能量，需要的是宽松和自由的环境，还有从容的心态和个人的品味、执著。


从教育的“微环境”到我对文化的感悟，让我想起了刘瑜的《观念的水位》，想起张维迎的《观念的力量》。刘愉的观点是，中国人的观念在变，许多20年无法想象的东西，现在已经为大家接受（比如同居，比如同性恋，比如宪政民主）。张维迎的观点是，虽然利益驱动是人的行为的基本特征，但最终，观念会胜出，成为驱动社会的力量。观念是有质感的。于无声处，革命在发生。观念最终能破局，能解开中国的死结。


我问高老师，我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已经美国化了。我所关注的中国，我的中国文化的浸润，对他们是陌生的，甚至无关痛痒的。我能够做什么？高老师说，让孩子们知道中国的文化魅力，中国的人生智慧。是啊，如果什么都不做，中国文化在我这一代就会自生自灭，可惜了。我这些年回国，吃惊于多少同学的孩子去了国外发展。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保留至少些微的关于中国的美好记忆，包括这次在上海的“成人礼”。我希望他们知道中国有数千年的很精致的语言和文化。女儿现在中文水平，能读李开复的自传。如果她还能读苏轼的《水调歌头》，诸葛亮的《出师表》，还能领会其中的深奥幽玄，功莫大焉，止于至善。

回旋的尾声


2015年夏天，70天满满当当的中国之旅（包括大陆和台湾）结束了，我登上了联合航空的的波音747。飞机上我看了乔治克鲁尼主演的《明天的世界》，那个叫雅典娜的小女神，让愤世嫉俗、委靡不振的几个大人打起了精神，选择了争取而不是放弃、逃避。美国人的心态真年轻。

半夜回到家里，又闻到青草味了。早晨起来，看见草坪上的草疯长，需要修理了。前后院的几棵大树两个多月后已经郁郁葱葱，遮盖了大半个房子。天还是那么蓝。


2015年夏天，美国也热闹起来。地产大亨Donald Trump，辩论中把其他所有共和党竞选人给trump 了。他的加入，把总统竞选变成夺人眼球的真人秀。不过他说“政治正确”害了美国，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希拉里也来捡便宜，说共和党成了TRUMP的天下，你除了投我的票，还能干嘛。哎，希奶奶，你这时就不要来凑热闹啦，这不，电邮门你的麻烦又来了。不过，2016年我还是会投你一票哈。


2015年夏天，《中国好声音》又来了。我通过这里的中文节目，听到了不少好歌（如李维和周深联袂演唱的《贝加尔湖畔》）！当然，还有《中国好歌曲》（如张岭的《啤酒Blues》！）。有时我会跟这些对音乐痴迷，执着音乐人生的80后、90后一起流泪，为他们高兴。今年，周杰伦加盟了。他的《青花瓷》确实不错。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在东平路上的席家花园餐厅做东，给张文质洗尘，也感谢老季、筱华、愉康、建樑对我的关照。小时候，我们称这里徐汇区“上只角”，即高档上海人住的地方，当年是诸多欧洲国家的租界。这里有许多独栋的欧式洋房，许多被改造成餐厅，别有情调。席家花园是其中一个。

饭后，我们走出餐厅，一股热浪袭来。这个炎热的夏夜，我和老季、文质意犹未尽，从东平路头拐出，往衡山路方向去找家咖啡馆坐坐，一拐角，突见普希金铜像！原来，我们正在汾阳路，岳阳路，桃江路交汇的三角地一处。我的记忆中，上次看到这个铜像还是2004年左右，我到这里一个琴行为女儿买小提琴。我在想，今天的年轻人，有多少还知道普希金，是否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否知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别逗了，大叔。你们已经是过气的一代，我又自嘲起来。是啊，我们不可能再成为“嬉哈”音乐的鼓吹者，我们已经无法忍受震耳欲聋的夜店。时代变了。华东师大里我们的第一宿舍，已经变身为“申大厦”了。可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贝加尔湖畔》依然回荡在空气中，肖邦的《波兰舞曲》依然美妙如初。
在席家花园的那个夜晚，我们几个同学相约，来年一起去丽江（文质说是束河古镇），住上一个礼拜。还有人提议去租一个四合院。丽江，那是个聊天、打牌或发呆的好地方
。有谁喜欢打牌，甚至愿意喝冷水或者被画茄勾鬓角？还是唱起我们毕业时唱过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或者《深深的海洋》？


我的心，又飞回了中国。


写于2015年8月15日Albany家中

水笺

也醉了，时光阡陌，万水千山总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