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不过一个多月，7月18日，广东军阀陈济棠被迫宣布下野，外公随即带着我五岁的母亲和新娶的继外祖母（我一直叫阿婆），跟随宋子良到广州，接管广东省银行。
国民政府是从广东发展起来，通过北伐胜利，走向全国的。广东省银行曾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那时还不叫广东省银行，直接就叫中央银行。1924年8月建行时七个董事里有胡汉民、廖仲恺、孙科、宋子文，可见受重视之程度。行长宋子文同时还兼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财政厅长。1928年宋子文在上海另建中央银行，广东大佬李济深主政广东，生怕广东这银行被沪行并掉，1929年1月，将银行更名为广东中央银行。陈济棠掌权后，1932年元旦，再更名为广东省银行，使其成为名实相符的地方国有银行。
银行名字在改小，实力却在增强。作为中央银行的时候，国民政府以广东一隅的财力，又要平定内乱，又要雄心勃勃地北伐，就算宋子文懂行，出尽百宝，发钞发债，总是疲于周转，发的钞票经常被拒收、挤兑，这也就是宋子文到了上海，要背靠上海银行界，另建中央银行的原因。广东方面的乱账也是后来打包重组，另发新债券逐步解决的。
变成地方银行后，广东省银行反而发展得好了：一方面没有了原来背负不动的宏大目标，一方面，陈济棠有点像猪八戒，打架本事不大，搞建设还是比较有办法的，广东又多侨汇，1936年的广东省银行，实力相当雄厚，库里的银元有一亿---------当时全国的银元总量大约是七亿。
广东省银行里会有那么多银元，与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有关。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法币改革六条措施，收回原来大约三十家银行的发钞权，只有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可以发钞（法币），银元必须一元兑一元换成法币才能流通。这些措施事先并未与半割据的广东方面协商。傻了眼的广东方面憋了三天，憋出一招：广东省银行仍用自己的货币-----毫银，拿钞票来，每元换一元二角，拿银元来，每元换一元四角四。这样广东方面，银元不但不流出，反而流入，广东省银行藏银达到了一亿元，真成了大肥猪。
太肥了就招人惦念，一个月后，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自任中央常委副主席，让出中央常委会主席职务，请两广的领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南京。胡汉民1月5日从瑞士回国，蒋介石还特地派了司法院长居正到香港去迎接，可两广方面更着急，派人在新加坡截胡，将胡汉民护送到香港，最后接回了广州。当然应该也是胡汉民自己的意思。胡汉民吃过蒋介石的亏，自然对蒋介石的邀请心中惕惕。1931年2月28日，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赴宴，随即被软禁，两广反蒋人士孙科、汪精卫、李宗仁、陈友仁、陈济棠等齐聚广州，要求释放胡汉民，接着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不承认蒋的南京政府，好在这个广州国民政府只能统辖两广，没有一个其他省份脱离南京政府，蒋介石倒也不怕，只是三四个月后，爆发了九一八，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一片要求共同抗日的呼声，蒋介石这才释放了胡汉民、胡汉民吃过蒋介石这个亏，自然更愿意待在广州，由两广人士好吃好喝供着。
可惜，好日子没几个月，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逝世。蒋介石随即提出五条条件，要求改组广东省政府，省长去职，军队各军长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第五条则是统一币制（废弃毫洋，交出银元，领用法币）陈济棠无法接受，于是两广事变爆发。
陈济棠建设搞得不错，还建立了一支全国规模第二的空军，这是陈济棠对抗南京的本钱。广东空军有一百几十架飞机，超过南京政府空军的一半，蒋介石早就惦记上了，派了戴笠在香港秘密接洽广东空军司令黄锐光，答应以每架两万港币买下整个空军（当时港币与大洋基本等值）结果半个月里，广东空军分三批投向了中央，陈济棠手下的军长余汉谋也通电响应中央，陈济棠7月18日，通电下野，逃往香港。
黄锐光发表声明说起义不是为了钱，蒋介石大大表扬了他一把，钱也就省下了，前面投奔过去十几架飞机拿到了全款，后面第三批七十几架飞机，每人只拿到一千元。
当然这些都是小头，大头是要立即控制住广东省银行。于是急派宋子良担任广东省银行董事长，外公一行三十来个人，跟着宋子良进驻了广东省银行。
不过接管权力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董事会五个董事换了四个新人，但很多具体银行事务仍掌握在老人手里，老人们都结帮在省银行程秘书长身边。宋子良还兼着广东财政委员（财政厅长）不太管银行具体事务。
程秘书长，就是我们称为程家公公的那位，后来成为外公最要好的朋友，外公还认了程家公公的女儿为过房女儿。文革中，外公四个儿女，八个孙辈都散落全国各地，经常看望照顾他的只剩这个过房女儿，直至去世。但当时，程家公公与外公还是一对不断斗法的冤家对头。
广东省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时的架构，是两部两处六科。改为省银行后，简化成两处六科，两处是秘书处、稽核处，下面是具体工作的六科。
外公这次进驻省银行后，重新建立部一级架构，斗法的结果是，部是成立了，但只是职能部，外公当了新成立的储蓄部经理，兼香港储蓄部主任，位置仍在程家公公之下。国民党派系纵横，程家公公自有他的人脉，当过国民党秘书长，中统局长，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号称蒋汪之下第三人，是他的妹夫。
这里还没斗出输赢，不到一年，1937年七月七日，全面抗战爆发。保护行产成了头等大事，广东省银行迁到香港，外公带着六岁的我母亲和阿婆也住到了香港九龙。母亲在那儿开始上学---------精武小学，每天早操练拳，希望有一天能打走日本鬼子。
小学没念完，1941年11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进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转瞬沦陷，外公和程家公公匆匆携眷逃往澳门，两家在啤利喇街租了一幢房子住楼上楼下，共同的出生入死终于使双方放下芥蒂，结为好友。不久，外公偷渡战线，进入广东内地，追随国民政府，在抗战临时省会韶关、连县的银行工作。稍微安定一点后，母亲也随阿婆坐偷渡的走私小船穿越封锁，进入广东内地，与外公会合。
抗战时广东内地生活极其艰苦，日军还不时骚扰。母亲就读侨三中，沿途公路为防日军利用，全部掘断，上学单程要走四小时，住校只能吃政府配给的军粮，吃一顿饭石子要挑一小时，且无菜肴，有当地农妇开饭时携竹篮兜售小碟盐水萝卜，五分钱一小碟，就算添菜了。
日军猖狂，欺我防空力量薄弱，一两架飞机也敢不时飞来侦查骚扰。空防警报：敌机幺架，西向而来……学生就要躲警报，某日得报：敌机幺架，在银行所在地投弹一枚，在学校的银行子弟都哭坏了，母亲也跟着大家往家跑，四个小时跑回家，看看没事---------炸弹想是投在了别处，擦擦眼泪，住一晚，第二天再走四小时，回校上课。
生活条件艰苦，外公住的竹楼下面养起了鸡，自己还开了荒，每天下地种菜。黑暗的日子终于也有到头的时候，那天晚上，母亲在家跟同学打电话，电话质量很差，打了一会挂了，外公问怎么啦？母亲说今天电话没法打，老是窜线，总有人窜进来说：日本投降了!外公已经睡下了，听得一骨碌坐了起来，说：也许真投降了！我得出去打听打听。过一会回来，兴高采烈：日本真投降了！外面也热闹起来了，大家拿出藏着的鞭炮，放鞭放炮，又唱又叫，狂欢了整整一夜。
抗战胜利了，外公也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外公身在银行，热衷投资股票债券，可多少年来一直赢少亏多，以前家累重，还常有负债。到了广东，因为身兼双职，拿两份工资，渐渐有了积蓄------大约有五千港币，存在香港的银行里。日军占领香港，外公阖家经澳门逃往内地，两手空空，只握着一张存折。后来银行当局为了解决员工生计，出台政策，允许以香港的银行存折抵押，借出法币。外公借得法币后，碰到了一个投资机会。
42年4月，国民政府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债券，20元法币一份，约定抗战胜利后，还一美元，一共计划发行一亿份，发行了一年半才发掉一半。史料记载，金台县摊派十二点五万份，只完成五点一万份，县长受记过处分。也难怪，42年正是抗战最黑暗的时刻，谁知道什么时候胜利？谁知道能不能胜利？谁愿把实实在在的现钱换那个？各地商家响应号召，动员会上，被迫认购一点，转眼也就在黑市上打折抛掉兑现了，小地方头寸紧，市价更低。外公出差路过某县，只待一天，看到当地这债券价格跌去了一半，跌到十元法币一份。外公回家后，即汇款托当地同事将抵押来的法币全额买进此债券。抗战胜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此券狂涨百倍不止，当然一半原因是法币贬值得厉害，但外公是借入的法币，相当于法币的空头，某种意义上是两面获利。时乎运乎，外公发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可后来的投资，再也没有那样的成功了。
抗战胜利后，外公离开广东，回到上海。文革中，受冲击，也是时代大潮，个人无法幸免。八十年代初，我调回上海，照顾阿婆时，外公已去世多年。偶尔拾得片纸，外公字迹，写在烟壳纸上，疑是当年写交代的草稿，购买美金债券等等经过，就是从那儿了解到的 | 
发表于 2016-11-10 22:58
| 
喜欢听这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