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在香港《光明报》工作的一些回忆

朱庆洽（原上海《解放日报》老报人、基建科主任）

近日阅读《世纪》2011年3期，看到沈艺先生所写“抗战时期《国民日报》社”一文，引起了我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回忆。

其实，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除去《国民日报》外，另有几家报社也设在那里的，例如沈文中提到的《华商报》以及我工作过的《光明报》等。此外，摆花街上还有一些私营的小印刷厂和排字房，他们承担着一些报纸、书刊的排字铸版一直到印刷出版的业务。当时的摆花街很有像上海的望平街，俨然成了香港的小文化街。

我是1941年重庆白色恐怖严重后，从重庆《新蜀报》撤退隐居在重庆青年会宿舍，并于当年6或7月接到萨空了老师从香港发来的通知，潜离重庆去桂林，再经柳州、玉林到广州湾（即现湛江市）后，搭海轮赴香港的。到港后先去九龙弥登道国际新闻社范长江老师处，然后由范长江告知萨空了，再由萨空了到国际社陪我去香港摆花街《光明报》报社报到的。由于我是单身，《光明报》在附近摆花街上设有单身宿舍，我也就立即得到了安身之处，一间宿舍二个床位，与我同宿舍的是报社副刊主编的施白芜老师。

香港《光明报》在我报到前已先创刊，它也设在摆花街上，而且和《国民日报》同在同一街面上。也是一幢三层楼的街面楼房。而《华商报》则设在摆花街的另一边，离我们《光明报》稍远些。

其实整个一条摆花街并不很长，三家报社的距离实际上是相当近的。不过三家报社虽都在一条街上，但由于政治背景各异，各自的言论立场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有关抗日战争国策等问题，彼此的报纸社论和副刊、短评等方面往往会论战不休，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各报同仁中，有的是老相识，有的还是新闻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可是因为政治因素，途中偶然相遇，竟视若无人，互不招呼。现在想来，也真有些何必当初之感。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成后设在香港的机关报。报社内部组织有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部门。其核心是报社社长梁漱溟，总编辑俞颂华，总经理萨空了。编辑部主要人员有国际版杨潮（即羊枣）；要闻版潘朗（香港撤退至重庆后，任《国讯》主编）；副刊主编施白芜（解放后在北京文联或作家协会工作），外勤记者谢加茵等。经理部配有一名副经理（姓名已忘，好象是梁漱溟的学生唐东久），每日陪梁老上下班，到报社后就分管报社有关发行印刷等业务。

我是报社会计主任，负责报社财务工作（在我到港前，报社会计工作先由《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王家振同志暂时代理的）。我的办公桌设在编辑部施白芜同志一起，我们两人又同住在一个宿舍内。施老师看到我本职工作不重，也喜欢写写弄弄，于是就让我帮他做个副手，平时代他收发、审看来稿来件；副刊稿件少的时候，就帮他搞些短文小件填填空白，两人配合得还相当可以。

《华商报》从政治背景看，似应为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所创办。在当时香港报纸中，《华商报》和《光明报》形似姐妹报，两报的抗日反蒋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华商报》的主办者是范长江老师，他是我步入新闻界的领路人，我们两人相识于重庆青年记者学会。《华商报》副刊主编是郁风。我和郁风大姐是初识，她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很有文风的散文家，她编的副刊版面构思精巧，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我有时也喜欢弄弄笔墨，就约我给她副刊写稿。在她鼓励下，我曾就那二次从玉林到广州湾的三天路程旅途，写成一组“西南行”通讯小品供她副刊试用。这篇通讯稿我是一稿两投，一稿给郁大姐，另一稿寄给上海《申报》赵君豪老师，供他在《申报》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刊用（赵是我1939年在上海读新闻专修班的老师）。《华商报》经理部方面我熟识的人不多，现在只记得王家振一人（他是萨空了老师的学生，广东籍人士），当时是《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广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报》或《广州日报》的经理。

香港《光明报》和《华商报》每日出版发行量均不大，两报广告收入也不多，但办报经费勉强可维持，所以仍能出版至日寇攻陷香港时才分别停刊。两报停刊后，员工根据组织安排分别隐匿民间，我和施白芜老师先被安排在摆花街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帮助做打杂、洗菜、洗碗等。不多久，我又被单独安排到香港下环附近一条小路上的一家杂货店居住。这次安排去那里，对我来讲有利也有弊，弊的是我到香港时间不长，前后仅五个多月，一到报社接触的大多是内地来的人，习惯用国语交流，广东话一窍不通，这次藏匿到本地一个小杂货店居住，共同生活的都是广东人，彼此语言很难沟通，生活十分不便，极为苦恼。有利的是，正因为处于这样尴尬境地，硬逼着我去听懂、学讲广东话。结果让我在匿居小杂货店的近一个月光景里，不仅能听懂大部分广东白话，而且居然还能和共居的杂货店伙计以及附近邻居们进行简单的会话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为我日后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在日寇攻陷香港大约一个多月后，因粮食恐慌，日寇当局开始大量疏散人口，组织上乘机分批安排我们进行撤退。我和施白芜老师是得到叶以群同志的通知进行撤退的。两人先由藏匿的住所撤到中环胡李话道一幢小楼房，在那里见到了《华商报》的王家振一家人（他和夫人及姨妹），后又有《光明报》的谢加茵，作家华嘉（解放后曾任广州文联负责人），彼此蒙难重见，自有一番欢庆，握手拥抱不已。当天我们就住在这幢小楼内。翌日一早，大家按通知分头到香港西南侧的一个渡口等候渡船。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国际社的黎溯、唐海以及生活书店的赵晓恩和孙明心一家人。

我们这一批是组织安排撤退的，在人员集中后，先渡船去了香港岛对面的大洪岛，在那住了两天，然后才搭乘大渔船寻机越过日寇海上封锁线，偷渡到了澳门。到澳门后，我们一批人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分散居住于相距不远的几个澳门小旅店里。澳门当时是葡萄牙属地，日寇势力尚未进入，可以在澳门市内自由走动。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不仅经常在一起，而且有一次还碰见了金仲华先生，他是由吴梅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广播台副台长）陪同由香港潜来澳门的。

香港撤退至澳门的人员怎样继续撤退，当时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船去广州湾（即湛江港），再由广州湾去内地；另一条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前往内地。我们一批人是走陆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去内地的。为了继续撤退，我们一批人在澳门生活得十分紧张。首先是要兑换小面额钞票。当初香港撤退时，组织上分配给每人一张港币五百元大票，要兑成小票才方便市面应用。但澳门市面上大票调小票的兑换店也很难兑换这样的大票，又容易引人注目。只能到大赌场里先调换为赌场筹码，然后在赌场里出场时再用筹码调换成小票。为此我们一伙分别去过几次大赌场，也经此活动过了一把出入赌场的瘾。

另一项紧张活动是要设法取得通行证。越过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需要每人自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的联络站办理通行证。而怎样向日寇特务机关申报通行证，需要根据各人自身条件想法解决。我因为年轻，广东话能讲但讲不多，也不像本地人，所以我编的申请理由是，声称自己原来在香港一家杂货店工作，老板是台山人，这次去老板台山家乡找老板解决生活的。结果我的申请竟被最早通过，拿到了通行证。当时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申请办通行证的人每天有几百个，大部分是香港来澳门后要求转去日占区各地的。我们这一批共有男女十四人，申办通行证的时间是早上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排队等候开门。有的人不一定能一次通过，要反复再去。所以为了通行证就前后花了三四天才得以全部解决，弄得人人疲倦不堪。

我们撤退的具体路线是由澳门跨过封锁线，进入日寇敌占的江门，再由江门穿越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封锁线到达广东肇庆。我们到达肇庆后，印象中好像《华商报》的华嘉和《光明报》的谢家茵两人先后分头离开大伙，各自去了广东的其他城镇。其他的人一起到广西梧州市（当时称苍梧），然后搭船到柳州。《光明报》的施白芜老师到柳州后也和我们分手，离开我们转经贵阳去了重庆。余下的人搭湘桂线火车到达桂林，桂林市当时是香港文化界撤退内地的集合地点。

到了桂林后，各人分别自找落脚点先居住下来。我因预先得知，家中的大姐和四嫂当时已搬到了桂林，因此也就投亲暂居，很顺利就找到了她们在桂林市东门外七星岩附近的家。这样自香港撤退、奔波近四个月，到1942年3月终算有幸有了临时住所。

我们到桂林后，得知范长江和萨空了两家已先我们到了桂林，他们也正在探寻我们一批人的讯息，于是在多方转告后，我们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接上了关系。开始时，他俩嘱咐我暂时在桂林养息一段时间，等候分配新工作。我大概在桂林留住了四五个月，范长江老师又先离开桂林，经长沙去上海，并再转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行前，范长江老师曾邀我也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另行随其夫人同路而行。可是当时萨空了老师另有任务要我留在桂林，因此不能成行，临时又将我留下。但遗憾的是，结果萨空了另有任务，没有能够按计划接办《桂林力报》。而且不久后萨空了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押去贵阳息烽集中营。我幸好在萨空了老师被捕前，已经组织安排去了贵阳进修书店工作（进修书店是孙起孟老师当时在昆明与云南开明人士合办的进修教育出版社的属下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党的外围地下组织）。

我在1942年12月到贵阳进修书店工作。当时我大哥、二哥一家和四嫂母子二人又都搬到贵阳居住，我也就趁机又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其时我恰患肺结核病，经常咯血，于是我在贵阳就一面在贵阳进修书店工作，一面养病。大约在贵阳进修书店工作了九个月，因我在进修书店工作中有所创新，例如组织“读者日”等，在贵阳书报界有一定影响，业务有较大发展，昆明总社很赞赏，对我工作比较满意。正其时适遇进修书店重庆办事处的原负责人朱？？老因故调昆明总社，孙起孟老师决定调我去重庆负责重庆办事处工作。我就于1943年8月离贵阳到重庆的。这次是我二进重庆。

我和范长江及萨空了两位老师的关系从桂林后一度中断，失去了联系。一直到抗战胜利，我从内地“复员”回到上海后，才又得以恢复和两位老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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