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参加的学科评估活动相当频繁，既作为本学科的负责人接受别人的评估，也作为“评委”参加对外校学科的评估。评来评去，不免心生厌烦，觉得这种评估过于烦琐，而且时常流于形式，对于实际的学科建设并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2005年初，我收到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签署的邀请函，请我作为“评鉴委员”赴台参加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学科评鉴”，顿时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不知海峡对岸的“学科评鉴”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也许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益的经验?于是暂时排开心头对评估活动的厌烦感，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邀请。
2005年4月下旬，台大中文系寄来了三大本评鉴材料：一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系史》，简明地叙述了台大中文系的发展历史，书末附有几篇追思该系的元老台静农、郑骞等先生的文章；二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师简介》，逐一介绍了台大中文系53位专任教师和32位兼任教师的个人简况，重点内容是近五年来的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三是《台湾大学教学研究单位评鉴表》，这是最重要的材料，也是最有特点的材料，不妨做较详细的介绍。
此表由台大校方设计，内容分为四大类：背景评鉴、输入评鉴、过程评鉴、结果评鉴。所谓“背景评鉴”，是关于制度建设及总体规划等内容的，所以附录了该系的一系列文件，例如“学术委员会组织法”“课程委员会组织法”“新聘教师甄选委员会设置办法”“教师评审委员会评审作业要点”等。所谓“输入评鉴”，是关于单位所获得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其附录有“教师资料调查表”“专兼任教师学位分布图、平均年龄图”“仪器设备资源调查表”“空间资源调查表”“经费资源调查表”等五种资料表。所谓“过程评鉴”，是关于五年内的教学、研究情况的，其中许多资料表与大陆的学科评估内容相似，例如“举办大中型学术研讨会情形”“硕士班招生及毕业情形”“教师进修之执行情形”等，较有特色的资料表有“邀请国际重要学者访问情形”“大学部招生转系及休退转学人数统计表”等，附录有“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研究生必读书目暨考核办法”“课程人数统计表”三种。所谓“结果评鉴”，主要是指教师所获得的学术研究成果，附有“共同研究成果表”“出版品目录”“获学术奖励情形”以及“中国文学系的发展”等四种附录。
这份评鉴表的最大特色是每项评鉴项目都下设“自我评鉴”和“访问评鉴”两栏，前一栏由被评鉴者自行填写，后一栏则由评鉴委员填写。“自我评鉴”的内容包括“自评说明(优点、待改进之处、进步情形)”和“满意度”，满意度分四等：a(满意)、b(尚满意)、c(待改进)、d(亟待改进)。另有n／a一等，表示“不适用项目”。最后一类是考虑到各个学科的不同性质而设置的，例如在输入评鉴的“教学研究仪器设备是否有与校内其它系所相互支援”这一栏中，中文系的自评等级即是n／a，表示此项目的内容不适用于该系的评鉴。我仔细审阅了这份表格，觉得台大中文系的自我评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虽然大部分项目都自评为a、b两等，但也有自评为d的，例如“输入评鉴”类的“研究室、教室、实验室及其他用途之空间总量、分配及使用情形”一栏，该系的自评即是d，意谓该项情形“亟待改进”，主要理由是：“本系教师个人研究室尚有二分之一需要二人共用一间，亟需改善。”反观大陆的评估表，自评的内容大多是自我肯定，有的甚至流于吹嘘，很少看到有自评为最末一等的。“访问评鉴”的内容包括“优点、应改进事项、进步情形、自评说明是否合理及评论”诸项，这有待评鉴委员考察了实际情形后再行填写。
2005年5月16日至5月18日，台大中文系的学科评鉴正式进行。评鉴委员共5人，除了我来自南京大学以外，其余4人均是台湾中文学界的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蔡信发，曾任彰化师大文学院院长的李威熊，曾任东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清茂，现任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董金裕。评鉴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学者组成，其中没有任何教育部门的官员，这是与大陆评估不同之处。经过协商，大家推选曾多次参加类似评鉴活动的蔡信发教授为评鉴委员会召集人，此后便正式开始活动。评鉴程序的第一项是听取台大中文系主任叶国良教授的汇报，以后的四项活动均由评委们自主进行，叶主任一概回避。第二项是全体评委与台大中文系的教师代表座谈，询问他们关于系内情形的意见。第三项是全体评委与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座谈，询问他们对学校和中文系的意见。第四项是由每位评委分别约见中文系的三位教师和三位同学(从中文系提供的全系师生名单中随意选定)，向他们了解情况。第五项是举行评委会会议，交流约见中文系师生的情况，商议评鉴意见。第六项是由召集人宣读评鉴决议初稿，并进一步与台大的人员交流意见。第六项活动除了叶国良主任外，还有中文系教师代表8人以及台大教务长陈泰和、文学院院长彭镜禧等人参加。如果说参加第一项活动的台大副校长吴静能仅仅做了礼节性的致辞，所以算不上是正式的评鉴活动，那么参加最后一项活动的陈泰和、彭镜禧两人对于评委们提出的意见当场进行的答复则是评鉴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教务长陈泰和，当即对评委们的意见做了14点很具体的答复，有几点是代表校方对改善中文系教学条件的承诺，颇有点“现场办公”的味道。叶国良主任也对评委们的意见做了一些说明。最后，评委们将各自写在评鉴表上的意见交给召集人归纳综合，并委托他整理成一份以评委会名义填写的评鉴表交给台大校方。
参加此次评鉴活动，我觉得较有新鲜感且有较大借鉴意义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评委有较多的机会与中文系的师生进行交流，尤其是评委与师生之间“一对一”的约谈，对于了解真实情况很有帮助。我约见的两位副教授分别对青年教师课程负担过重、中文系规定的“一级期刊”数目太少等情况做了很充分的反映，两位研究生也对系内教师的指导工作、系办公室人员的服务态度提出了一些直率的批评。如果不是采取这种“一对一”的约谈方式，评委是很难听到这些意见的。
二是整个评鉴活动基本上做到了实事求是，接受评鉴的单位与评鉴委员会双方对此达成了较好的默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评鉴程序的设计比较合理。据叶主任介绍说，台大校方对评鉴结果十分重视，但是校方并不要求每一项都必需达到优等，尤其是关于设备条件等属于“输入评鉴”的栏目，如果得分较低，那么校方就会注意改善其条件，而不是降低对被评单位的评价。所以叶主任甚至开玩笑地说，评委们把“输入评鉴”的各项评得低一些也许对台大中文系更有利。反观大陆的学科评估，却往往对物质条件(包括院系自身根本无力解决的办公用房面积等)做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果不能达标就要扣分，甚至影响整个学科的地位。
这样，被评估的单位只好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
三是评鉴的内容设计比较合理，比较注重学科的内涵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上的高指标。例如台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招生规模相当小，全系的专任正副教授有43人，却核定每年招收硕士生18人、博士生8人。他们在近期内不准备扩大招生规模，校方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招生规模之大小并不是评鉴院系教学业绩之依据。反之，台大中文系的教师们还以此为荣，因为要考上该系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非常困难，所以该系毕业的博士在全台湾有相当好的声誉。我把大陆高校研究生招生的规模之巨告诉台湾的同行们，他们无不为之咋舌。
四是评鉴项目中没有依据统一的学术期刊目录来对不同的院系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同样标准的量化考核。台大中文系针对本系教师的学术研究自行制定了“中文系办理教师评审暨评估优良学术期刊等级名录”，将台湾的学术期刊分为三等，其中第一等有《台大中文学报》《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语言暨语言学》《清华学报》《文史哲学报》《思与言》《汉学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等9种。而台大的其他院系也分别自行制定了各自的期刊等级名录，台大校方均予认可。反观大陆，所谓的“核心期刊”或CSSCI等期刊目录都是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学科而且是由上级下达的，各个院系或学科的教师对此没有发言权。以至于在某一种“核心期刊目录”中收入普及性刊物《文史知识》而没有权威性较大的学术刊物《文史》，在中文学界传为笑谈。在最新版的CSSCI期刊目录中，属于中国文学类的期刊只有15种，其中竟然不包括《文史》与《中华文史论丛》。加上语言学类中与汉语有关的10种，属于中文学科的期刊共有25种，而经济类的期刊则多达72种，管理学类的也有26种。我曾以南京大学的教师人数为据粗略地测算过人均拥有CSSCI期刊的数量，结果是中文系的人均数还不到商学院人均数的五分之一。如果南大校方以CSSCI期刊发文量为同一标准来评估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业绩，其结果能有什么实际意义?
五是评鉴委员会与被评单位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评委们受台大校方的聘请，代表校方对中文系进行评鉴，校方对评委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被评单位的情况，因而基本上杜绝了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被评单位虽然也希望得到较好的评价，但并未面临被“降级”或“摘牌”的风险，所以其心态比较平和，并不把评委视作钦差大臣在整整三天的评鉴活动中，台大小文系只在第一天晚上宴请了评委一次，则让评委与前来晤谈的中文系师生一起吃“便当”，完全没有在大陆的评估活动中屡见不鲜的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我认为台大所以能做到上述几点，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评鉴活动是由大学而不是由政府部门进行的，而且被评鉴的单位在评鉴活动中有较大的主动性和自主权，评鉴的目的是让学校了解院系的真实情况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不是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台湾的大学里没有诸如“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名目繁多、等级森严的称号，他们的学科评鉴也不像大陆高校这般频繁。以台大为例，校方对院系的评鉴每五年进行一次，此外没有任何别的评鉴，院系领导和全体教师都可以比较专注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
通过这次评鉴活动，也使我增进了对台大中文系的了解。以前我与该系的部分教师有所交往，但对该系在台大的地位等情况知之不多。此次有机会对该系做了较细致的近距离观察，方知台大中文系是校方确认的“台大十大顶尖院系”之一，在全台湾的中文学界则稳居第一。台大中文系与世界知名大学及大陆著名高校的中文系科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例如在评鉴表中有一份“邀请国际重要学者访问情形”的资料表，说明他们在五年内邀请了38位学者前来讲学，这些学者分别来自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日本的京都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德国的汉堡大学以及大陆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来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有3人，在人数上仅次于北京大学的5人而在大陆高校中居第二位。台大中文系在评鉴表的自评栏中这样回答“是否有订定以国外较具声望之系、所为标杆，并力求未来数年能超越(如有订定，请书明该单位名称及理由)”的问题：“基于本系在研究、教学、教师规模与素质各方面之成效，本系拟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校中文系竞争。”由此可见北京大学等四所大陆高校的中文系科在台湾同行的心目中占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这种来于外部的评价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自己进行学科评估时的一项参考系数。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 
发表于 2006-6-29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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