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比郭沫若大一岁，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比郭沫若出名早、影响大。1921年8月9日，他们在上海第一次见面。当时，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先驱、新文化的代表，已是北京大学教授。郭沫若则是留日学生，还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只是因为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新诗，诗集《女神》也刚刚出版。请他们同席吃饭的据胡适日记记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周颂九和郑心南，据郭沫若回忆是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当时，胡适是编译所请来的贵客，而郭沫若则初露头角，还未在商务出书。郭沫若记载，高梦旦向胡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后再作商量了。”同席有人称赞：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说：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由此看，当时他们的关系表面上还是比较友好，虽然郭沫若内心对胡适的居高临下未必心悦。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创造社成立后，郁达夫先有文字影射胡适，被胡适反击，郭沫若随即出来为郁达夫助战：“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胡适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态度则十分和缓，还去信给二人：“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有不能完全同情之处，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看信后，郭沫若回了一封信：“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以后，郭、胡之间互相看望。1923年10月11日，胡适和徐志摩一起去郭沫若家看望，见郭沫若手里抱着孩子，样子比较狼狈。出门后即对徐志摩说：“然以四手两面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
胡适的理解，弥合了双方的裂痕。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还浪漫地抱吻了胡适。
胡、郭二人，知识面都较宽，都属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因此在知识界都是领袖人物。这以后，几十年风云变幻，他们政治倾向相左，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追求的代表。郭沫若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则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入选新中国政府，胡适则远走美国，后又去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虽然去了台湾，但他在当时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并没有马上消失。于是，在1954年，发起了一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打响了清除胡适影响的文化战役。
事情是无意中引起的。1952年9月，胡适派的俞平伯将28年前的旧作《红楼梦辨》加以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4年，俞平伯又在《新建设》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了扼要的总结。这引起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学者的注意。他们在同年5月4日前夕写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批判。他们的文章先投《文艺报》，未能发表，后来又投母校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才终于发表出来。对此，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相关人士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念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至今却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篇文章最终提高到了“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这样一个政治高度。
文章提到俞平伯，只是一场运动的引子，而非矛头所指。所以，比起其他运动对象，此后的日子里，俞平伯只是被冷落，并没有受到更严酷的迫害。其实，这场运动要批判的，一个是已经到了美国的胡适，还有就是党内一些跟不上形势的领导干部，其中不但有把李希凡、蓝翎说成是小人物的冯雪峰，实际上也包括称赞过电影《清宫秘史》的刘少奇。
说胡适毒害青年30余年，即意味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之影响都是在放毒。不过，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曾视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为楷模。其实，那时候，不仅毛泽东对胡适颇为尊崇，胡适对毛泽东也大为赞赏。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介绍新出版物》的文章，文章说：“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是成都的《星期日》。”及至晚年，胡适在其回忆文章中还盛赞“我的学生毛泽东”在“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1945年4月和7月，毛泽东曾分别委托董必武、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并希望老师在道义和精神上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合理合法地存在下去，并希望通过傅、胡取得美国朝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有一种说法，1948年毛泽东曾对胡适的得意学生吴晗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表示：“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0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人民服务。胡适则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绝没有自由”———跋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于是，从1951年8月起，开始了一场有步骤地肃清胡适思想流毒的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郭沫若已不再像批判《武训传》时那样措手不及，本来他就早已和胡适分道扬镳，因此，这次运动，他理所当然地就充当起了先锋的角色。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就文化学术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场批判不仅仅是对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他认为，讨论的范围应广泛，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开展这个思想斗争。最后，他还画龙点睛地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相当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了胡适为战犯，但有些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
1954年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前后连续召开了8次，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12月8日的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总结性发言。发言原来的题目是《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之前已由周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因此，郭沫若在正式发言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题为《三点建议》，发表在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郭沫若的三点建议是：（1）必须坚决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的斗争；（2）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3）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郭沫若还宣布，在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已经通过了一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这次会议，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这个计划亦由周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随后，哲学、历史、文学、戏剧、教育等各个领域，纷纷展开了一场对胡适派的批判，艾思奇、胡绳、任继愈、李达、侯外庐、范文澜、何其芳等知名人士均纷纷上阵。
当时，胡适在美国，对于批判他的几百万文字，他都一篇篇看了，但他认为“不值一驳”，甚至还说，“有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觉到愉快兴奋”，这说明，“我个人的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已不是完全白费的”。
唐德刚曾回忆：“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章之时（大陆叫‘反动学术’，台湾叫‘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其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只知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40多年过去，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场批判，乏善可陈，其负面影响却显而易见。本来，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思想文化环境，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评论《红楼梦》，或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都属学术之争，不会因为某人掌握着政治权力，就剥夺他人的学术自由。怎么看待《红楼梦》的争论，亦犯不上兴师动众，让整个知识界都来表态、都来批判。但是，恰恰相反，当时的环境，可以说已无学术自由可谈，其后学术研究的路子，也越走越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不能承担主要责任。
批判胡适的运动是以胡适的独生子胡思杜自杀而告结束的。胡思杜是1950年从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任历史教员的。1957年“鸣放”时，他曾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向党组织提出教改建议。但“反右”开始后，他首先遭到批判，因而对生活绝望，遂于1957年9月自杀身亡。郭沫若没有料到，儿子自杀的悲剧，10年之后竟在自己家里重演。
据唐弢先生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可见，胡适是什么人，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批判胡适，他心里亦非常明白。
批判胡适派的台风还没有尘埃落定，批判胡风的锣鼓又开了场。郭沫若与胡风曾经有过一段友谊。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曾同在重庆文化界活动，同属周恩来麾下的文化阵营，来往很多，胡风多次去郭沫若家晤谈，郭沫若也曾向胡风约稿。1941年，庆祝郭沫若50大寿，胡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郭沫若过51岁生日，胡风还送诗一首：
城有天官府，乡有赖家桥。
画地作天堂，休道老渔樵。
有无何必问，屈子枉行吟。
不见伽蓝殿，肉身佛几尊。
当年拜印度，今日拜谁来？
蓝衣虽易色，依照老希裁。
沿街飞马面，租界暂安然。
铁剪横天下，抽屉当名山。
寿筵不用草，稗子也还稀。
且尽今朝酒，金风剪破衣。
鲜为人知的是，在不久后开展的延安整风中，周恩来与重庆文艺界的联系曾受到严厉批评。1943年10月12日，中宣部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群众》未认真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首当其冲的就是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党内才子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他们的思想见解与胡风相近。董必武当时向延安汇报他们的思想是偏重感情，提倡感性生活，注意感觉，强调心的作用，认为“五四”运动之失败，是由于没提倡人道主义，而主张把人当人。1945年和1948年，中共方面的文化人，通过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曾先后两次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过批评。到1955年，胡风问题更是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突然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数百位与胡风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知识分子纷纷被捕。胡风问题的最终定性，最初连周恩来、周扬都感到意外。当时，处理胡风案子的，有陆定一、罗瑞卿、周扬等10人小组负责，郭沫若没有参与决策，而只是作为知识界的头面人物，跟着上纲上线地表态，于4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他指出，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5月25日，郭沫若主持召开了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人民日报》揭露的材料，完全证实了胡风集团20多年来一直是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第二天，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请依法处理胡风》：“到了今天，全国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然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样也不能容忍的。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如果说，郭沫若对《武训传》的批判，还包含着真心实意检讨自己当初失误的成分的话，那么，他之批判胡风，已经变为了一种盲目的紧跟。其实，胡风是不是反革命，郭沫若心里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墙倒众人推的风气，只要上面宣布谁是批判斗争的对象，大家也懒得去追问罪名是真是假，就一拥而上地推波助澜，生怕别人以为自己不革命，这未尝没有求得自保的意味。
（选自《才子郭沫若》/邢小群 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3月版） | 
发表于 2006-6-29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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