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搏非: 关于《八十年代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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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搏非: 关于《八十年代访谈录》

 
　　这几个月几乎没有一本书能成为话题的，但上个月有了一本，就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就先有了很多消息，先是对陈丹青的访谈在《万象》、在网上的公布，接着有朋友传来一份对甘阳的访谈全本，一下勾起了兴趣，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一直在期待着这本书。

　　书在上海的上市已经是五月初，当时我正读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两相比较，很多场景和逻辑总在脑子里重叠，尽管两者相差了60年，却似乎有些特征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用《魏玛文化》的副标题来说“八十年代”，就是：“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

　　“八十年代”是一个概念，一个试图成为现实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蕴涵着很多的渴望和诉求：民主、自由、自下而上地变革和自上而下地承认变革……等等、等等。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以后，“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般的人心都把它看作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就象是一个预言，一种崭新开始的希望，在当时，这几乎是全民的共识。

　　近代中国在其寻找现代性的路向上，如果勉强地分，至少有两种形态可以被抽象出来：一种是国共政争及其49年后定于一统的列宁式社会主义中国，另一个则是五四时代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胡适们的中国。而八十年代，在尝试了前一条路线的几十年以后，至少在某些方向上要试图重回后一条路线了。

　　几十万右派复出，许多被放逐于边缘的知识分子一下子重回中心，局外人又成为局内人。大批的知青返城，连续两届高校招生，几乎网罗了十年的青年精英。原来在地下传播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迅速地在新时代成为文化主流。八十年代的风格其实来自于文革和文革前的年代，正是对文革极权的批判为八十年代的风格注入了激烈的色调和政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其实并未真正创造什么，它只是把已经存在的解放了出来，并且伴随着从未有过的和平的变革紧张而激动地伸展。这种解放和伸展当然还十分有限，被切断的文脉和对外界的隔绝成为文化复兴最大的阻碍。然而它依然是个极有才情的年代，在中断了两代人的知识传承和中断了30年的与世界交流以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依靠才华、洞察力和批判的激情创造了“八十年代”，而且他们严肃地、努力不懈地试图赋予这个理想的概念以真正的内涵。

　　很显然，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只是冰山一角，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没有进入。当时还有一些更重要的知识群体，一些对构成八十年代不可或缺的会议、文章、观点和作品，但即使如此，此书也已经在当下的语境中构成一个特例，只是今天的年青人若仅以此书去看当时，难免会有些误读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魏玛共和存在了14年，最后以一群知识分子的流亡结束。在这张流亡名单上，有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布莱希特、格罗兹、康定斯基、蒂利希、格罗皮乌斯……八十年代比魏玛时代更短暂，它也有一长串流亡名单，不同的，就是它的流亡者几无成就并已渐渐归来。

　　八十年代已成绝响，再一次的复兴看来要期待再一次的苦难了。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6-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