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传统思维方式问题从哲理上已有许多研究，我这里只从政治哲学角度说起。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什么是阴阳组合结构呢?我想用如下一些组合命题来说明，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尊君—罪君的组合，王体道—道高于君的组合，等级贵贱—人为贵的组合，王有天下—天下为公的组合，礼之分—乐之合的组合，顺从—自强的组合，正统—革命的组合，等等。我所说的阴阳组合命题，包括以下两种含义：一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如“君本”、“民本”等等命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理论逻辑上也不能自成系统，而是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一种有机的组合关系；二是说，两者是主辅组合，在上边所列的诸命题中都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正像阳为主、阴为辅那样，不能颠倒。这里就君本—民本这一组合命题为例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论述君本与民本的理论极多，如果不把它们视为一种组合关系，就一论一，单项推理，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看法，甚至会认为君本与民本是互相排斥和互相否定的。比如，有些人抓住“民本”往下推，于是得出中国古代就有民主理论与民主机制，“民本”是与“君本”相对的，进而认为民本是现代民主的源头与合乎逻辑的发展等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中国历史上的君本与民本是一种组合关系，胶结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割。两者的关系应该说是这样的：君本以民本为基础，民本以君本为归宿。唐太宗如下一些话把两者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在传统思想中，“民为国本”与“君为民主”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
传统思想中讲民本的地方多多，然其要点不外是“重民”二字。为什么重民?有说不完的话。其实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两点：一是说国之兴亡在民之向背；二是说民是衣食之源。如何重民?也有说不完的话，然其要点不外是轻徭薄赋和慎罚。因此民本、重民的出发点是君本，是如何维护君主制度的稳定，而决没有把民提升为社会“主人”的意思，更不包含近代民主的含义。有人说“民本”便含有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以及民主的因素，那是开发者的投入和自我主观愿望的投射，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君本—民本的组合体系是一种极高明的理论结构，为把握、处理、调整君民关系提供了相当宽余的空间，于是谁想超越这个理论平台都是极其困难的事，以至可以说，直至近代西方的民主观念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宗在讲到君和民的关系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平台上打转转。由此可以看出阴阳组合理论结构的容量有多大!
在我看来，上边所说的种种阴阳组合命题在古代思想观念领域具有普遍性，是一种思维定势，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系统。因此这些理论框架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成为一种设定和规范。尤其对士人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思想和行为大体不出上述组合范式。孔老夫子是大圣人，高扬道的旗帜，以道为最高和最后的人生准则，他曾发出壮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在实际上他的“恋君”情结不比“死道”情结为弱，你看他三个月不见君则心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鲁昭公、定公、哀公显然不是他的“道”中之君，如果孔老夫子的理论逻辑与行为相一致，他就应远离鲁君和当时的其他的君主，浮游于海，固守他心中的道，但他没有这样做，我想所以如此，就在于上述的组合性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之为文化范式中有相应的活动空间。而且孔子本人对这种思维方式就有重大的创造，这突出表现在“中庸”论上。孟子也是在组合思想与作为。孟老夫子对当时的君主们几乎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几乎是一批到底，他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流传千古、让人无限崇敬的豪言，也是我们许多人认定民本即民主论的最重要的依据。的确这句话曾惹恼那位和尚皇帝朱元璋，几乎要把他革除教门。然而，不应忽视，孟老夫子的种种看似抨击和批评言词的衷曲，恰恰是对君主们的忠告和殷切的希望。中国有两句老话，“爱之极则恨”、“恨铁不成钢”，孟夫子的言论大抵属于此类。他自己坦言，世上爱君之切者，没有超过他的。我认为这不是他为取悦君主而说的表面逢迎之词，而是思维方式与行为统一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具有思想家色彩的儒生大抵都在组合性思维范式中行事。朱熹是旷世大儒，他用理学原则评判历史，认为三代以下没有一个够格的君主，他对宋朝的弊政批评也常常入木三分，照理，应对宋朝的皇帝有一个相应的定位，可是在他眼里宋朝却没有坏皇帝，即使不如意，也都是可以成圣的材料。宁宗赵扩即位不久，召朱熹作侍讲，让朱熹兴奋得不得了，满怀信心要把宁宗调教为圣王。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宁宗听不进他的大而无当的唠叨，转而认为他是个假道学，把他赶出了京城。然而他的“忠君爱国”姿态依然如故。朱熹不可谓不智，也不可谓不知世故，难道他真的是故意装傻?我想不是，从文化范式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儒家整天教育人们要忠于君王，要事之如父母，朱熹又是领衔大儒，因此像孩子被娘打一样，不会影响恋母情结，他的忠君情结应该说是真实的。这里不妨再说几句海瑞这位儒臣。海瑞受王阳明的影响较大，坚守知行合一。在我看来，他是我所说的组合结构的人格体现。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海瑞就是如此浑然为一体的典型，不过又以尊君为归宿。他说得十分清楚：“天下者，陛下之家”，所以为民也就是为君，正如何良俊评价的那样：“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如下的一幕，把海瑞的心境淋漓尽致展现出来。嘉靖皇帝是个有名的昏君，当时的民谣“嘉靖，嘉靖，家家皆净”，把当时的苛政揭露无余。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海瑞的上书震惊了朝野。他对嘉靖进行了正面的批判，惹恼了嘉靖，将海瑞下狱，判以死刑。由于海瑞的上书又充满了对皇帝热切的忠爱，嘉靖也不无领会，所以迟迟未执行。在一拖再拖的过程中，嘉靖病逝。海瑞在监狱里不知道这一消息。一天，狱吏设酒宴款待海瑞，他以为是临刑前的送别餐。海瑞在上书之前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把家属打发回家，备置了棺材。所以当狱吏请他吃酒时，便开怀大饮。饭罢，狱吏告诉他：“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出即有大用矣。”按一般人心理，听到这个消息，至少会松口气。然而海瑞却悲恸不已，如丧考妣，将酒饭全都吐出来，痛哭昏厥，栽倒在地。从海瑞一生的经历看，他绝不是逢场做戏，而是真情的表露。由此我要说的是，前边说的传统思想文化的阴阳组合结构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思维与行为方式，同时还是立命的价值准则。
以上说的是自觉的事例，其实细考察，那些造反者的思维方式也不出上述的组合结构。比如，梁山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在我看来，他们的路线与上边那些人尽管不一样，但思想文化方式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这点以后有机会再细致讨论。
总之，阴阳组合结构对传统社会的规范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有待深入研究。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讨论。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 | 
发表于 2006-6-30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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