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1902年，而立之年的梁启超写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留下开山之作
回首百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启超无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启蒙，办报，办学，组织政党；暗中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代清政府大臣草拟《考察宪政报告》和其他奏章；为中国的宪政殚精竭虑；拟订中国第一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论，稳健、公允、中肯，重温史迹，人们往往为任公当年的远见卓识未能及时实现而扼腕叹息。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有机会系统接触世界先进文化，思想升华，成为公认的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减。
梁启超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从11岁中秀才、16岁榜列全省第8的举人，到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再加上一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个大师可不是冒牌货！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却在近代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必然既有瑰宝，又有极难打破的桎梏和必须填补的阙失。梁启超的高明之处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既肯定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贡献，又不回避本民族的阙失，并力图探索其中原由。当前“国学热”令人惋惜之处有一点是，有些人无视前人的学术成果，仿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创造新世界。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梁指出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七个原因：“蕴蓄之宏富”“社会之变迁”“思想言论之自由”“交通之频繁”“人材之见重”“文字之趋简”和“讲学之风盛”。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现在看来，不一定准确，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没。除了学术是否自由这个决定性因素外，他特别注意地理位置与传统的影响。例如，他说：“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在近年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类观念的影响。
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梁启超没有停留在对传统顶礼膜拜的水平上。他专辟一节阐述“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直指先秦中国学术有六大缺点：“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
前两点阻碍科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后面四条带来的恶果是扼杀学术自由，进而阻挡民主与科学的进展。开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 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是与泰西有别的缺点。孔学所以能独尊，正是由于他为专制统治者服务：“严等级，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客观、全面、敢于探索，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的开端。百年前，如此开篇，不愧为大师手笔。在此以后，凡是严肃的学者，大体都保持了这种良好的学风。现在有些大谈“复兴国学”的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国学大师已有的成就，从他们已达到的高度后退，这是儒学的不幸。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逝世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生，1929年病逝，享年56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立宪运动政治家和思想家。1890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同倡变法维新，后一直致力于推行宪政。他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造就“新民”，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制度背后应该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
作为启蒙者，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期 | 
发表于 2006-7-3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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