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公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的一段话，也许称得上经典性的：“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不过，逆耳忠言总不如甜蜜的颂歌那么动听，权势者充耳不闻还算好的，等而下之者不惜动用权力打压、围剿，甚至对批判者置之死地而后快。翻检中外历史，这类现象比比皆是。骨鲠之士受尽折磨，甚至民众和国家因不听忠告而历尽千辛万劫！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国家状况的缩影。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以前，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同自己的祖国一齐受难。
中国知识阶层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加上经世致用思潮兴起，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和批判延绵不断。鸦片战争后的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而朝野上下沉睡未醒。在西学东渐中拓宽了视野的一些士大夫，抨击，呼号，建言，逐渐向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转变。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足迹如何与国家的苦难交叉吧！
鸦片战争后第一声凄厉的呼喊是魏源发出的。侵略者的军舰撤离南京不过三个月，他就捧出一部《海国图志》。它不但力求详尽汇编各国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而且在魏源自己撰写的《筹海篇》和按语中提出一个改革开放的纲领。
又有多少人知道，由于他已经察觉中国落后和深知官僚的腐败，加上他有经商的经验，早在1842年就提出应在虎门用类似今日办特区的方法，雇请洋人来办工厂，而且要民办为主，以民用产品为主。而大清帝国所以一再遭厄，就是错误地选择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为主的恶果。
他对科举的荒唐，也深恶痛绝：“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学非所用，用那些诗文高手去对付外敌和修复大堤，同用《春秋》决狱、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都是儒家文化的荒唐一面。
同魏源等少数先觉者的著作流传不广的状况不同，时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公众瞩目的人物。这是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申报》几乎同时在香港和上海出版息息相关的。王韬、郑观应和西方在华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及其助手蔡尔康等人引领着传播新文化和批判腐朽的潮流。他们说些什么呢？
与统治者满足于买船造炮的取向迥异，19世纪70年代的郑观应力倡发展经济同洋人“商战”；而且深知沉溺于官办工厂和军火生产是条死胡同，强调一定要“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改官造为商造”，将已经建成的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工厂“招商接任”，“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
他们要求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议院，以英国为榜样，实行“君民共主”。
他们的批判锋芒还直指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是这个文化体系抹煞了人的价值。二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规范引人盲信，应该否定。三是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切实际，与西方文化实事求是迥异。四是体用、道器、本末是统一的，不要自欺欺人说中国的“道”或“体”比西方高明！中国应该彻底进行改革。
此外，以甲午战争为典型，他们把清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林乐知、蔡尔康等编辑出版的《万国公报》和《中东战纪本末》不但留下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也成了揭露腐败的重要文献。
要是说甲午战争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少数先驱在呐喊的话，战争失败后，在追究失败原因、寻求救亡之路的热潮中，一个由他们主导的群众性启蒙运动终于汹涌澎湃激荡四方，并且很快就转化为推动改革的维新运动。从此时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
引领这次大潮的是沉默了将近二十年的严复。他在1895年2月至5月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雄文是这次大潮中最为深刻的思想文献。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严复影响的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异军突起，很快就超越其师成长为直至20世纪初期执舆论牛耳的思想领袖。他所编辑的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多种报刊，改变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而在维新、革命、留学、推行新政等四股热潮交汇、撞击中，出现了报刊星罗棋布、人才辈出的崭新局面。
首先，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关键时刻。其次，他们要求变革不停留在经济领域，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再次，他们认为维护公民的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关乎国家盛衰。
最后，时至19、20世纪之交，王韬藏头露尾对传统文化的窥视已被梁启超高昂的呐喊取代：“后世儒者动言，群言淆乱，衷诸圣。此谰言也。此乃主奴之见，非折衷也。”他在1902年撰写的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成了系统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部专书。而他撰写的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的数以千万计的介绍西学、评论时政的文章成了影响一代人的百科全书。
此外，他们提倡语文合一，提倡俗话，提倡改变文字表达方式和改变文体。
辛亥革命胜利，改变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言论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形成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三足鼎立的局面：与袁世凯政府合作的以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参政、议政群体，办起《庸言》、《大中华》等报刊（与这一派合作而又持独立立场，猛烈批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有著名记者黄远庸）；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激进派持坚决革命、彻底反对和批判现政府的立场；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与国民党中比较稳健的黄兴等人合作，批判一切与法治背道而驰的现象，提倡“调和立国”，力图把中国推上以法治、宪政为基础的两党政治的道路。穿插其间的还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等小流派，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报刊。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曾是《甲寅》杂志的重要骨干。
任何社会变革都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行生长出现代社会。时至19世纪，不改造、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寸步难行。这四代公共知识分子适应时代要求，为改造中国的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他们有如杜鹃啼血，唤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检视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说的有不少至今仍是奋斗目标！愚意以为这个现象应该这样回答：
1．没有他们辛勤地耕耘，不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这些震动沉睡中的中国人觉醒的历史事件失去思想基础，而且新式教育体系、新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新的政府机构和国会等等都不可能建立，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可能有那么显著的成绩。他们的奋斗已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更新的过程。从历史全局看，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萌发，而在甲午战败后出现第一个高潮。只要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降人们反复关注的话题，很多都是19世纪中国的旧话重提。
他们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证明：没有气势宏大、人数众多、眼光锐利、敢于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不断从改革中求发展的自由、民主、公正、富裕的现代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7期 | 
发表于 2006-7-3 2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