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楠 74岁的沈昌文坚持7点之前起床，甚至更早，他上网搜集资讯，装在两个U盘中随身带着。这个当年引领 1980年代知识界主流的《读书》杂志主编，现在最喜欢说自己是一个知道分子。当他背双肩包、挂 MP3骑单车出现时，三联书店的员工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沈先生”。已经历人生过大半的沈老，越活越像一个少年，他自己定义：“不良老年。”13岁离开正规学校，拜师学手艺，19岁在穷愁潦倒之际考入出版社，当了校对，以此开始他的出版生涯。尝过失业失学的苦，一直以宁波人的祖训当成“活命哲学”：“除死无大事，要饭永无穷。”
“接手编《读书》以后，大吃一惊，原来现在要做的事，需要独立思考，不能只靠‘乖’吃饭。”多年后，提到后期“专编”《读书》时的感受，沈昌文写道：“1995年底得悉要把《读书》彻底交出，起初颇感突兀，海外朋友更有种种猜测，而后细想，也并非不是好事。因为我过去所依赖的各位，特别是《读书》诸帅，或为古人，或已退隐，现在再想要用‘无能’的旧法编杂志，也没辙了。我实在不是编‘思想评论刊物’的料，历史的这一页，应当翻过去了。”个人经历和心态变化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巨变。他主编的《读书》，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更几乎成了一种精神胎记，铭刻着一代人甚至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的思想追求和文化梦想。20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开始对1980年代突然有了一种颇具神秘感的集体缅怀。不管人们要到1980年代去找回什么，都绕不过《读书》。
今天，沈昌文每天勤于奔赴各种饭局，朋友来自海内外。采访当天，他中午的饭局是谈《万象》，下午的约会是3个法国人要通过他了解北京餐饮业。他乐于拿自己的吃喝玩乐经四处招摇。月底，他还要参加一个‘关于网络与书”的论坛，主持人就是他，他特意说：“那天我要穿西装。”
《新周刊》：当年有两种人在《读书》上很活跃：一是几乎期期都有文章的冯亦代、黄裳、董鼎山、董乐山等老人，王蒙思想很活跃，但也有 50来岁了吧，另一种就是新锐学人像甘阳、陈平原、汪晖等等。是什么东西使这看上去有代沟的人在读书上能如此和谐?
沈昌文：当年特殊情况。思想解放，代沟自然减少了。大家都面临着刚从压抑中跑出来。当然到了后期出现了一些分野。开头尤其是 1980年代初期，大家都不了解，老的也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国外来的董也不了解。到了 80年代后期，大家就产生矛盾了，主要是很多学者，年轻的提了个口号，认为老人不能按照新的办法来思维，所以提出来按新的思维方式。在一次会上，老人很反对，以吕叔湘为代表，我把他的观点收在《吕叔湘全集》里。根据我的理解，吕老的意思，并不是说年老的就一定要按年轻人的方法来思维，怎么说呢，他是觉得年轻人看外国的东西没看懂，他认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应该有分歧。老人也觉得年轻的翻译外国的东西不地道。1980年代早期，大家都刚解放，都是从黑暗中出来，
《新周刊》：《读书》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把住那个时代的脉?
沈吕文：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没其他东西看。当然，《读书》有它自己的做法，现在是否还合适今天就不知道了。我们弄了咖啡馆，每个月设“25号”为读书日，变成北京思想界的一个节日。我们的口号是“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相当的自由主义的。开头我们叫沙龙，后来叫俱乐部，后来都被否定掉了，那个时代是不能用这些词的，像“俱乐部”容易联想到匈牙利的“裴多斐俱乐部”。“服务日”这个名字，是本人发明的。我想买一个电视机或者其他东西可以得到商店给我提供的各种服务，既然我们是办杂志的，那么也可以给读者提供服务嘛。
《新周刊》：你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
沈昌文：对，“贪污盗窃”。比方，我们通常见面的时候说，哎王蒙，最近看什么呢?我们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哪本好哪本不好等等。这个在表面上看是非常自由的，虽然我们提倡“四个没有”，但实际上编辑部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我们非常随和地听他们的建议，最主要是当天晚上就要分析有什么观点可以用，什么文章可以写。像王蒙写的很重要的文章，题目都是那时候产生的，叫《论“费尔泼赖”应该施行》(发在《读书》1980年第1期)，原来鲁迅说《“费尔泼赖”必须缓行》，这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周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气质是什么?
沈昌文：就是开放。七八十年代，我们下面的思想经常跟不上上面。当时的情况是，大家根据上面的意思想做某件事情，可做着做着，上面的看法和要求又改变了，更进了一步。上面的思想其实比我们下面更加开放，这主要是熠邦同志。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从禁锢中出来，觉得开放一点儿就可以了，可上面老嫌我们开放得不够。(插问：你怀念吗?)当然，吓念啊，这是我毕生的一大转折嘛。之前我做政治宣传、做翻译，大量的是做翻译工作，到1980年代开始我才开始做这杂志。
《新周刊》：大家都说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是最好看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沈昌文：主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放。
《新周刊》：创刊号那篇极为叫座的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你认为从1979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大众阅读真正做到了“读书无禁区”吗?
沈昌文：远远没有。这篇文章的标题开始不是《读书无禁区》，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编辑改的。作者是中宣部的理论学者，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提法比较大胆，所以他也受到了批评。
《新周刊》：编了十几年《读书》，对你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沈昌文：很多，主要是思想开明。还有非常重要的是认识了很多文化人。过去文化人我也认识，可是我们过去的观念是“我来管你”，尤其是像我在中宣部工作过。可是在《读书》时就完全不一样了，跟那些文化人的关系真正做到了上面要求的那样“必须和他们打成一片”，像冯亦代啊钱钟书啊，等等，很多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读书》，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新周刊》：你认为通过《读书》所实现的这种改变，有没有什么遗憾?
沈昌文：没什么遗憾。只是有的时候人际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笑)。(沈先生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说自己与他因为办刊理念的矛盾而分道扬镳，20多年至今未再说过一句话。)但毕竟为了把工作做好，我还是要到处去“请教”，我的资格很浅啊。
《新周刊》：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下海经商、从政等等，这些在1980年代中后期对知识界影响很大，当这些潮流在你身边涌过，你个人的生活观念和心态有何变化?
沈昌文：我就觉得跟不上。虽然对我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因为我是上海人，我以上海的标准来看，觉得很理解。
《新周刊》：在1980年代，《读书》是可供知识分子们“卧读”的，你了解今天的知识分子们的枕边书又是什么?
沈昌文：现在我不好说。当年来说是统一的，包括我们这些老人家，强调“可读性”。这个跟现在有些矛盾。(问：现在的书没有可读性了吗?)现在不，现在的年轻朋友强调尖锐、鲜明。还有一点，当年是没有学派之分的，现在都是用学派划分。
《新周刊》：有学者说，1980年代出版业的一大转变是出版人从“自在”发展为“自为”，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什么重大的转变吗?
沈昌文：当然不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智慧，也更追求利润01980年代给了很多自由，应该说那是一个特定的时候。主要追求思想智慧，那时是不讲利润的。贵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无书可读”，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个时代即便是追求利润，可读的书还是很多。
《新周刊》：“是书三分毒”，你的个人体会?
沈昌文：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关键是你如何读法，因此也牵涉到编辑如何编，关键是你能不能掌握读者的想法和思路。当年思想解放，关于每篇文章心里总会有个预测，出来之后如何如何。比如从王蒙、李慎之等人的文章中，我们开始对胡适、鲁迅有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看法。于是有了一种说法，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坚持了“自由主义”。是不是这样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新左派”的文章最早是在《读书》上发表的， 1984年5月，我记得。因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各种观点都应该让读者知道。当时有位先生叫崔之元，他的文章非常好看，编辑部收到后完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一致通过。
《新周刊》：怎么样看待当下年轻人的“功利阅读”?因为你喜欢的一句话是：急用先学。
沈昌文：对，我是赞成“功利阅读”的。阅读变得毫无功利，这能有什么意思呢?我是治学出身的，我非常讲究这个功利的，像是求知欲，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我又跟编辑们说这个。比如现在我上网，上得最多的是Google和百度。当年来说，我要找一位作者来谈稿子，我就先要了解他是哪方面的专家，他是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专家，我必须至少花半个小时去看一下魏晋南北朝的东西。
《新周刊》：为什么不主张行内人来编这本杂志?
沈昌文：不矛盾。行内的话，如果你是搞文学的，那你不用他的稿子，就会有偏向性。做编辑的应该开广胸襟，讲得好听，是从道德需要出发(笑)。
《新周刊》：《新周刊》做过一个概念：知道分子，这是你欣赏的一个词，为什么?
沈昌文：当然首先我不是知识分子。可是我就要求知道，比如，我又举王蒙为例，你要知道他最近在写什么书，周国平，一会儿闹这个事一会儿闹那个事；对余秋雨，你可以不一定有自己的看法，但要知道余秋雨跟某人有矛盾，不然弄得不好，在某人面前说他好话就不好……这样我就知道如何进退，当然进退之间你自己得有个立场。
《新周刊》：你说1960年代的“活命哲学”是，“除死无大事，要饭永无穷”，那么在1980年代呢?
沈昌文：那是我们宁波人的哲学。所以对我来说影响很深。我在上海，也是在一个宁波人的圈子里。无论哪个时代，有一条是肯定的：人要生存。我在上海，13岁起什么活儿都干过，侍应、赌场伺候人的，还给资本家造假账，因为我要谋生。找记得给最后一位资本家造假账，最主要他是有两个照相机，一个contax，一个莱卡，哦!都是德国货!我当时就非常想做摄影记者，这就改变我了。
《新周刊》：现在有很多人怀念1980年代，觉得那是一个“好的时代”，你认为呢?
沈昌文：应该是。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精神层面的需求极大，这就是刚才说的思想解放，上面的人老觉得下面解放得不够，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虽然这种状态到后来就中断了，但我有一种解释，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下，年轻人做得太过了。
《新周刊》：站在今天回过头来看，1980年代对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需要特别强调的历史遗存价值吗?
沈昌文：首先是否定了“文革”10年，开始恢复自由主义的威信。或者，我们在1980年代初很愿意讲的一个口号：新启蒙，说到今天，我认为中国同样应该到了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了。
《新周刊》：你能够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吗?
沈昌文：我很能适应。我很喜欢这个时代。 | 
发表于 2006-7-11 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