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菲：回忆杨廷福先生

李旧苗

 

　　杨廷福先生长子杨同甫，和我同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他职图书，我业编辑，平日相忘于道。去岁冬日，同甫先生找到我，曰为父亲诞辰80周年筹备一纪念集，希望能帮助联系有关文稿。我默然曲指，杨廷福先生，这位富魏晋气息的当代著名学人，在他正当盛年的时候离世，已20年矣！
　　初闻杨先生大名，是在1982年的冬天，我读大四，时正晨夕复习，准备本校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一日师兄们大踏步来，让我去看看隋唐史研究的原始史料，“有一位导师叫杨廷福，是很严格的学者，名气也极大，说不定要考我们的史料功底！”——后来我才知道，此专业的导师有三人：吴泽先生、杨廷福先生、袁英光先生。吴、袁两师原是所里的教授，三四年书念下来，总还有所亲近，唯杨先生是教育学院的，当时刚被学校调来，未曾谋面。听说外边报考此专业的人不少，我是所谓的“三门生”，年龄比师兄们小，知识面更是窄得可怜，史学研究的门都没有入，遑论功底，这一惊，非同小可。自此以后，对杨先生恒怀敬畏之心。尽管随着接触的增多，距离感逐渐消除，但此种敬畏之心，却是与日俱增。如今因工作的关系，镇日与大学、研究所往还，学问二字，稍知深浅，再回首杨先生，如其兼美书法、诗词、考证、文章，以及谈吐识见、治学规模者，群伦之中，难乎再以仰见。
　　彼时上研究生，老师们督课甚严，吴泽师的晚课，几乎要上到10点甚至更晚；袁英光师教我们写兴趣论文，两三千字，让我足足改了三次。为了收罗论文中唐代盐铁使、三司使的史料，曾奉师之命，枯坐资料室近半年，将《文苑英华》、《玉海》等，全部翻阅一过。记得最苦的，是通读新、旧《唐书》，以及标点《资治通鉴》。通读要还课，标点自己去对照，不懂可以问。那时年轻，什么都不懂，却敢读得飞快，还课时，杨先生问《天文志》，几乎没一个问题可以对答，羞得不敢见老师，能挨一日是一日。当时作标点用的《资治通鉴》是考取史学史专业的朱政惠学长借我的，他的家学有渊源，积有一批民初的版本，可供标点。书已经发黄，线装，现在是很难寻觅的了，这位老大哥却很慷慨，说：要读书是好事，终归支持你的，你要好好标点。那时上夜自修是要抢座位的，因为只有一间教室通宵亮灯，我动作慢，总抢不到，于是晚饭后就在寝室好好标点。女生寝室是老式建筑，房顶很高，灯光洒到桌面的黄页上，已经昏暗，加之日光灯老化，总是一闪一闪的，使我感到眼力不足，眼睛酸痛不已。原本我的视力特别好，在学校礼堂看电影，站最后看银幕上的小字，还清清楚楚，可两年标点下来，看天上的月亮，就变成了两三个晕黄的柠檬，直至工作后配了眼镜，忽见满天星月如此晶莹，仿佛重生般地欢喜了一回。
　　杨先生对给学生上课是很看得重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面课是在文史楼的小教室，人少，系里专支一小黑板在我们的课桌前，大家正襟危坐，教我们古汉语的贺卓君先生也来听课，她曾是周予同先生的学生和助手，课上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得同学敬爱，此席一添，气氛肃然。杨先生匆匆赶来，连说迟到，抱歉。落了座，才看到他一身簇新斜纹黑呢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团团脸上一派净气，和我此前几次看到他道间行走的不修边幅，有截然之别，不由我坐得更直了些。那一课务虚，讲对待学问应该有何等样的恭敬与勤谨。时至今日，先生在小黑板上写的四个大字“金箴度人”，犹在眼前。
　　此时不能不忆及师母。杨先生家庭，为典型故家旧风。我们的专业课，先生是领了学生去家上的。先生的两个爱子，曰同甫，曰谢俊，与我们同课，共承馨咳。兄弟俩长得极像，虽然杨先生对大家说：你们互相认识一下，亲近亲近，可我始终没能认明白两位世兄谁是谁。师母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师母年长于先生，对先生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这是我在以后越来越感受到的。第一次见面，师母弯腰为礼，慌得我们手足无措，以后次次如此，逐渐习惯，从此我便学会了鞠躬礼。每次课间，师母总是端上点心，或银耳羹，或莲子汤、红枣汤，说读书辛苦，也让先生润润喉，举案间，真有齐眉的敬谨。师母肤白而面圆，长眉笑眼，体态丰满，仿佛敦煌壁画中人物，我于现实生活中，首次接触到中国女性具传统风神之行事，心折之。先生去后，我们曾结伴去给师母拜年，家中落寞气氛，令人神伤。上海刚开始流行冬日软毛拖鞋时，我曾托同甫兄带给师母一双，不数年，师母仙逝。然每忆及先生家课，于我心有戚戚焉！
　　先生的学术交游广，学术声望且惠及弟子。从一年级下开始，我们要准备论文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先生会根据个人的题目方向，写好短柬，让我们向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问学。当我恭敬奉上杨先生的手信后，受信的学者无不对杨先生的嘱托郑重待之。记得我问过学的学者有黄永年、姜伯勤、史树青、吴枫，等等，他们的学问和人格，同样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记得是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来了一位日本学者，拜杨先生为师，名冈野诚，当时已是副教授，年长于我等；现已是明治大学资深教授，很有成就的法律史专家。因我学日语，先生命我居中翻译。刚开始时，译得驴唇不对马嘴，闹了不少笑话，逼得我自学了一阵专业日语。我因此慢慢得知，杨先生的考证工夫和他的法律史研究，在日本乃至国际法律学界的崇高地位。杨先生本人，是绝口不谈这些事的。1985年底，我刚毕业不久，由袁英光师带领，随师兄们去西安参加唐史年会，同会的还有日本代表团、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会议开始的那一天，由中外学者共同提议，为杰出的已故历史学家杨廷福先生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此时，距杨先生故世已一年半，足见国内外学界对杨先生的崇敬与痛惜之情。
　　杨先生是1984年5月病逝的，但他从1983年起，就开始不适。先是视网膜剥落，待我们知道，已动完手术，去看他，只见他躺在躺椅上，还不能站立，向我们诉苦道：不抽烟还可忍受，这一天到晚，不能看一个字，真真是活着比死还难过！我们听了，心里也很难受，不知如何去安慰先生。刚刚听说眼睛好了，却又胸痛，不久入院，就再没能出来。1984年暮春，黄永年先生来学校讲课，让我陪他去医院看望已告不治的杨先生，行前嘱咐我：万不可在杨先生面前提起“学问”二字，只谈家常。他是满腹经纶，才华盖世，从反“右”到“文革”，受苦受难20年，厄运才断，如今刚如鲲鹏展开大翅，却折颈断羽，一病不起，这是痛彻心肺的事啊！此番话，惊心动魄，至今在耳。此前去探望，杨先生仿佛和我谈过学习，还让我帮他去查过书名；此后，我小心翼翼，不肯一字提书，除帮着问医访药外，就是搜索枯肠，去想小时候或同学间的顽皮事，来逗老师、师母一粲。
　　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先生故世时，年仅59岁。
　　20年过去了。三位导师中，杨廷福、袁英光先生，均已辞世，唯90高龄的吴泽先生尚存，学校出版社刚给他出版了《吴泽文集》。我们83级隋唐史专业的三位研究生，也风流云散。大师兄魏承思，现在香港，二师兄李晓路，现在美国，他们均以文谋生，但已疏离了学术，我也同样。本来都是读书种子，两位师兄均识见出众，尤其大师兄，先生们对他有厚望焉。然时势跌宕，除二师兄取得了博士学位外，我们都有欲续读博士而不能者，实愧对导师。唯勉以“恭敬勤谨”善待知识学问的金箴处世，不敢懈怠，以冀或稍有以慰先生。
　　现在我的手边，只有一件杨先生的纪念物，那就是先生赠送给我的《唐律初探》，上书“丽菲同学存念”。此书印量不多，冈野先生再来中国时，遍觅不到，承思学兄曾要我把这本书让给他，我思之再三，还是将书留了下来，不仅因为它存有杨先生的手泽，还因为它是杨先生唯一的身前著作。《唐律初探》出版于1982年。全书共收入七篇论文，其篇目依次为《〈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本质》、《略论〈唐律〉的历史渊源》、《〈唐律〉内容评述》、《〈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些借鉴》。这七篇文章虽各自成篇，但是每篇又互有联系，形成一个较系统的整体，大致反映了杨先生对《唐律》研究的基本面貌。其中的代表作是《〈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在这篇文章中，杨先生从两个方面对问题加以论证。第一个方面是提出问题，即阐述了在国际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唐律疏议》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而非永徽年间颁行的《永徽律》的《律疏》。他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考证时所依靠的论据，归纳概括为七点。第二个方面是反驳上述论点，证明《唐律疏议》即为《永徽律疏》。这部分也分为七个方面加以论述，从文献著录、敦煌写本《律疏》残卷、《唐律疏议》的刊本与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开元时所修撰的法典、《唐律疏议》的避讳与地名职官等几个角度，对前述观点的论据逐一予以反驳，然后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考证出《唐律疏议》当为《永徽律疏》，其制作年代在永徽年间。中华文明独步世界，《唐律》是中华法统的代表，荫及当时的亚洲各国，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研究动向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此翻案文章出于“文革”后一片狼藉的学术界，表现出作者极高的史学专业素养，被目为惊世之作，一举奠定了杨先生在国际唐史学界、法律史学界的地位。事实上，这只是杨先生中年治史之发凡；先生不但治史部，且治经部、集部，即以史部言，还精通魏晋南北朝史，真可谓腹笥不知凡几，遗稿积几盈案，师母曾言：你们先生发表的文章，都是他过去落难时就写好了的，现在改改拿出来而已。——而竟中途陨落，怎不令人为之扼腕太息！行文至此，想起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著名的两句诗：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谨移以作结此篇小文，敬祭于先生灵前。 

《文汇读书周报》

 

李旧苗

陈丽菲与老公苏智良合著有《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

老木匠

这好象是旧文了。当时见了就想转过来，好象因为真名有事，不能发文就耽搁了。感谢旧苗兄！

这位杨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后半生的谋生专业是受他老人家启发、启蒙而入臼的。

好象是1979年杨先生彻底“平反解放”后不久，我们系专门请了他来讲唐代的法制，一共是两讲。先生上课决不看稿，喜欢在教室里边讲边踱步，很快从讲坛上下来，从走道一直走到教室的最后面，大家扭着脖子看他，听他高谈阔论。他讲唐朝的制度，讲官员的编制的简洁，讲唐代律令两大法典体系的区别及设计意义，这都是闻所未闻的。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兴趣。

过了一年，听说他在上师大开一门中国法制史的课程。我和另一个同学每到时候就骑半个多小时的车到上师大去听讲。不过先生才讲了个开头就由钱元凯先生继续讲下去，他自己到意大利米兰去参加国际中国法制史的研讨会了——那次会议只邀请了两位大陆学者，一位是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瞿同祖先生，一位是写了《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79年发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的杨先生。

在我考这个专业研究生前（杨先生本人并没有这个学科的硕士点），记得还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他当时住在师大一村。以后上了研究生，也曾去拜访过。不久就听说先生罹患肺癌。我和另一个同学赶到淮海西路的肿瘤医院，和先生最后一次交谈。他还关心我们的学业，以及身边的病友。

先生的追悼会是在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送花圈的单位、社团特别多，记得有佛、道的协会，有法学会、史学会。我们在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心中感谢带我们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