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民国人物小传——文雄奇侠章太炎

杜雅萍

作者：遥望天河 提交日期：2006-3-26 15:17:00

题记
　　已经将袁世凯、杜月笙小传贴出来了，各位网友的批评予我助益良多，接下来把章太炎的小传贴出来。这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人物，至于他人是否有同感，则非我所知了。
　　
　　楔子
　　1999年，台湾的“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以新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的著名作家李敖爆出一个猛料，他端出一本书，《李登辉先生言论集》第十册，念了一段李登辉于“中华民国八十年六月十四日”（1991年）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话，李登辉说：“有时我们想，毛泽东最大的遗憾就是改了国号，如果毛泽东仍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因为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民国还能存在。”李登辉侥幸之情、小人得志之态溢于言表。“台独教父”李登辉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据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六年以后，毛泽东对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记者透露过自己的一个遗憾。这时候他知道难以在有生之年见到台湾回归，四面红色江山收眼底，唯有台湾一片青天（青天白日旗），难免生出“但悲不见九州同”之慨。当法国记者问毛泽东有没有做过错事，毛泽东说做过，毛泽东告诉他，“当年不该改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到底有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无从考证。但这个说法倒让人想起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人物来。“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就是出自这位大人物的一篇雄文，《中华民国解》。如果他知道自己创下的国号现在被人利用来分裂中国，不知会奋起作何激愤之词？
　　
　　中国每朝的开国皇帝，最煞费苦心亲自操办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确立国号（朝代名称）这一件惠及“千秋万代”的大事。国号就是一个国家的称号。名不正则言不顺，确立了国号就名正了，名一正，“天子”坐朝廷就是坐在 “自家的”龙椅上了，谁再来“抢位子”，那就是造反，“天下人皆可得而诛之”。可见这“定国号”的确是一件了不得的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
　　那么，这国号是怎么个定法？《史记·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这是上古时代的事，再往下花样就多一点了。一般来说历代国号大致有五个来由：据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开国皇帝原来继承的封号、爵位；源自开国者原来所驻或政权统治的地名；基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比如，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扫平六合，统一宇内”的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名，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羊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致有楚霸王项羽昙花一现的“王图霸业”。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楚汉相争，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就称为“汉”。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隋而建唐朝。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赵匡胤推始溯源，自己“黄袍加身”发迹是在宋州，于是国号曰“宋”。 至于明朝的国号，则是来自白莲教。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所以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虽是小说家言，到底也还有些真材实料穿插在里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就是现在在电视银屏上正红火的“大清王朝”了。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女真将自己的王朝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则是众说纷纭，从无定论。
　　这一串王朝国号完结之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真正开天辟地的大事，那就是1911年“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此之前，在中国战乱频仍的土地上，不管是亡国还是亡天下，那新建的朝代总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寻章摘句，为自己的国号添光加彩地润饰一番。现在，皇帝的龙庭没得坐了，王朝也没了，那新生的“中国”国号又从何而来？在一个讲究引经据典的文明古国，新立之国的国号总得有所本吧？
　　这个问题可不是小问题，而是民国肇造时让不少民国伟人大伤脑筋的难题。要知道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党人，虽然其阵营中人才济济，但大业初兴之际，他们大多是军政人才，而且这些人才要么出身绿林草莽，江湖会党，要么来自海外侨属，长于经商，或者是立志戎马的军人士弁，要说到上马杀敌他们之中不乏将帅之选，但说到八表经营，他们实在是才有不逮。所以象议立国号、厘定朝纲这样的文苑之事，必待一才大如海的饱学之士。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大清王朝没有垮台的时节，又有几个满腹经纶的秀才肯赞襄革命党的“造反”大业？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党人被清朝目为乱臣贼子，那真是冤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造清王朝的反。就是这样几个“秀才”还要和革命党人争地盘，打笔仗，所以革命党人要真正撼动大清朝的根基，还缺点火候，还少几个人才。
　　1906年，在东京苦苦企盼的革命党人，终于等来了这个人才。这一年六月29日，因为《苏报》案而名震天下的余杭章炳麟（太炎）在上海坐牢三年期满出狱，孙中山早早派得力手下亲往上海迎迓，船票购定，立马将章太炎迎往日本。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当时全中国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不过数千，而为了迎接这一介手无寸铁的书生，竟来了两千余人！
　　章太炎何许人也？竟然让这些每天刀头舔血的革命志士如醉如痴，如魔如狂？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
　　在近代中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乱离世界，涌现出来的各式人才数不胜数。就说这文学之才，一波一波如过江之鲫，但这其中真正称得上一代文宗的，百年论定，不过寥寥数子，章太炎，王闿运、梁启超等人侧身其中；近世造就的学问大家，也可以说是不绝如缕，但这其中真正称得上泰山北斗的人物，屈指可数，章太炎又名列前茅，甚至可以说独占鳌头。因开一代风气而名满天下的胡适之博士，在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所撰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该文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著述史，认定只有七八种书够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资格，即必须系精心结构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论构架并自成体系者。他随之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归入。魏晋时人论天下人才，说曹子建一人独得天下才八斗，其余人争抢那剩下的两斗，照胡适之博士的论定，则中国两千年来的学问之才，章太炎占尽三成，岂不令人“骇然”？ 但了解他所涉足的领域之多、之广，我们更只能张口结舌、高山仰止：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甚至医学上，他都是一位后人仰之弥高，无法回避的大学问家！近来更有人说，“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
　　更可怪者，章太炎不止是文坛巨臂，学界宗师，更是民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大将。一部中华民国史，如果少了这个人物，不知会减色多少。
　　折戟沉沙的林彪元帅有一句名言：“搞革命靠的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这话的确是鞭辟入里。话说回来，在乱世中国，端着枪杆子纵横政坛的人所在多有，但端着笔杆子横扫天下的人却寥若晨星。这样的人只有两个：章太炎和梁启超。这二位“言论界领袖”如双峰并立，巍巍峨峨，是民国政坛上万人景仰的风景线。但章太炎作为言论界领袖又有梁启超所不及之处，那就是他“革命出身”好，在梁启超辈还营营于保皇立宪之时，章太炎早已掷笔反清，为此出入监牢，亡命天涯，所以章氏是中华民国的“国父”级大佬，而梁启超在民国奠基的时候，很长时间只能“荷笔独彷徨”，师出无名之故也。
　　然而，要细数章太炎在政坛的“建树”，则又让人仓卒之间难以下笔。
　　他在民国建立以前凭着一枝千钧巨笔和保皇党论战，壁垒分明且战绩辉煌，让人目眩神摇，这些建树有目共睹。但入了民国，他好像和风车作战的堂吉珂德一般，身入无物之阵，奋力四面出击，观其势有如雷霆万钧，察其实则少有斩获。所以，他真是民国时期的最为独特最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和谁都作战，原来同处革命阵营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吴稚晖，他一一骂倒，言词刻薄，不留情面，袁世凯、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这些民国新贵，他个个痛罴，少有顾忌，那些穿梭往来的立宪党人如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人，就更逃不过他的老辣刀笔。至于康有为这样的老冤家，他几乎是不屑一战。看看上面列举的这些人物，任何一个都是跺跺脚可以让中国颤三颤的人杰或枭雄，但章太炎一人一马和他们鏖战不休，让他们走避不及。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大小政坛风云，他无役不与，诸般文化论争，他场场必到。怪就怪在，他这样骂倒民国政坛文坛上各路诸侯（不管有没有枪杆子），但这些诸侯们却对他奈何不得，手段高明一点的只好对他笼络有加，企图蒙混过关，手段不及的，则唯恐避之而不及，生怕他笔锋所及伤筋动骨。而章太炎骂过这些人之后，不管骂的多难听，却照样和他们合纵连横，握手言欢。那些被他骂过批过的人，对他只能加倍的小心，因为，他的笔墨落处有如刀劈斧削，往往是别人的千秋荣辱悬于他之寸管—他是公认的“史学大师”，谁不怕他的“盖棺论定”？想当年王闿运撰《湘军志》，将曾九帅曾国荃的赫赫战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杀人如麻的曾国荃枉是跳脚大骂也难耐他何，谁叫他得罪王氏这个“帝王师”？
　　他是民国政坛上曝光率极高的政治明星，翻开那时节的大报小刊，关于他的消息层出不穷，骂他的有，捧他的有，不阴不阳利用他的更有。但他说了那么多，管用的几乎没有！
　　所以，他在民国政界的角色，有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谁都难以把他的言行当真。他成了一尊神圣无比的神，谁都要对他顶礼膜拜，礼敬三分，但拜过敬过之后，照样让他去吃冷猪肉，没有谁想着请他来分一杯热羹。大家为什么要敬他？因为他有他的独门武器。就好比在冷兵器时代，大家都只能使刀弄棒，而他握着一杆火枪，而且他会兴之所至，随手放铳！他满肚子墨水，满腹经纶，总以为自己是王佐之命将相之才，可惜文韬武略全派不上用场，于是他愤懑地矗立于政文两界，施施然拖着一枝如椽大笔，舔得笔饱，磨得墨浓，随时准备着铺张扬厉大发议论，无限江山，在他眼里只是一副可供泼墨的山水，衮衮诸公，在他笔端不过是可供圈点的偶人，放眼当世中国，谁能有此气概？
　　为什么大家（除了新闻记者）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之对实际政治的见解，在别人看来，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和那些一力实行的实力派人物相比，他只能空发议论，和那些政坛上的滑溜泥鳅政客相比，他的议论又迂阔得只可以当笑料新闻。如果尽心尽力做一个政客，那至少还得懂点迎来送往、八面玲珑之道，可他连这个也不会，不屑为。他虽然有呼风唤雨的能耐，但当他升起祭坛的时候，恩承雨露的总是别人。他笨手笨脚，虽然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但劳累半生既捞不到钱也捞不到权，偶尔壮起胆子去捞钱，还被人家抓到把柄。他最大的政治功绩就是投身革命、创立共和民国，然而，在这个谁都尊他为泰山北斗的民国，这个他首创国号的民国，他还是逃不脱坐牢的命，袁世凯软禁他三年，大小军阀利用他，国民党恨他恨得牙痒，最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上台干脆还接连两次通缉他，让他衰朽之年还胆战心惊一回。
　　他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物，在我们的时代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政坛上的独行侠
　　章太炎是公认的“革命家”，是誉满神州的“革命党人”，鲁迅先生在一篇悼念章氏的名文中总结他的功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民国肇造，有他的大功劳，民国建政之后，纷离政局之中，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翻开民国年代的新闻报纸，关于他的消息总是特别的多。民国元年，章太炎在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这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先生关于“太炎师”在政坛际遇的妙谈。他真是政坛上不败的“独行侠”，几十年如一日在政海里倒海翻江。
　　
　　扇了梁启超一耳光
　　年轻的章太炎初登政坛，就以战斗的姿态傲世独立，藐视群伦
　　1897年春天，在杭州西子湖畔孤山之麓的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28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海内文名尚未昭著。他来到上海，是应当时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9968月年创办）的岭南才子梁启超之邀，来参与维新变法大业。梁启超怎会找上这个一直株守书斋的书生？原来1995年康有为等人筹办强学会，到处征召有志之士入会，僻处杭州的章太炎也得到了一份广告，捐了银元16枚，得了一个会友资格。梁启超来到上海，手下兵没有几个，将一人独当，于是按图索骥，招章氏前来效力。
　　当时的维新事业正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先是，上年初有人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太后逼迫光绪封禁了强学会，原来支持强学会的几位封疆大吏如张之洞也见风使舵，撤销了对上海强学会的经费支持。光绪帝有心无力，还没有大开变法之门，康有为等人在野之身，只好鼓动喉舌来办报。
　　章太炎的任务是和梁启超一样宣传变法。可此时的章太炎，多年来学的是“春秋大义”，从小看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反满禁书，脑子里念念不忘的是“夷夏之防”，明着宣传变法，暗地里就想着塞进自己的反满私货。不止是反满，他的政治“献策”也是基于人种、种族观念。如他最早在时务报发表的政论《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种亟宜保护》，光看标题就知道他笔锋所指。在前一篇文章里，批评李鸿章联俄反日，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说这是“背同类而乡（向）异族。”他的外交方针是，“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李鸿章在列强之间周旋了几十年，苦苦支撑时局，无奈大清国势日颓，在甲午一战丧师失地之后，行联俄抗日之策，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这也有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内。章太炎献上联日抗俄的政策，则主要是出于他“黄种、白种，誓不两立”的种族观念，以为黄种人是自家人，应该“自为唇齿”。他这种议论，是当时不少“纵横之士”所共有的。因为那一代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天然”关系，看不到日本这个侵华的“后起之秀”肚里打的什么算盘，存的什么货色。
　　但要说章太炎对日本人怀着什么崇敬之情，倒大大地误解了他。象他这样的国学大师，身怀国之重器，对中国文化怀着一种天生的敬爱之情，而他们这一代人都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只不过是中华故国的文化儿孙罢了，讲到文华风流、经典册籍，那日本人只有听讲的分。1898年，章太炎避戊戌政变之后反攻倒算之祸，应日本人之邀来到台湾，为《台湾日日新报》撰文谋生。章氏也不安分作文，居然抨击起“台湾总督府”来，主笔一时疏忽登了出来，当时的总督儿玉源太郎见文勃然大怒，将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找去一顿大骂，社长悻悻回来，叫人去唤章太炎。章太炎安坐不动，只写一张纸条叫人送去：“何不唤守屋来？岂不知王前为趋士，士前为慕势者乎？”这话典出《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默然不悦。毛泽东主席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就用到这个典故：“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日本人大概不知道这个典故，结果是社长颇“不悦”，忍无可忍，亲至章太炎寓所来下逐客令了。章太炎犹是夫子气，待社长出门，喃喃自语：“名善兵卫，竟是恶兵卫。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其憨态真让人笑倒。但日本人对章太炎的精深学问确是真正尊敬的。后来章太炎流亡日本数年，甚慕汉家故物的日本人络绎不绝来拜访他。有一次某日本显宦求书，章太炎书《孟子·离娄》篇中一段“故事”以赠：“逢蒙学射于羿，尽弈之道，认天下为惟弈为逾己，于是杀弈。”又是行夫子故伎，讽刺日本人籍中国文化而兴，今则欲灭亡中国。到了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日亟，章太炎在远离政坛数年之后再度出山撰文痛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可见章太炎早年纵论天下大局，献联日抗俄之策，非为深思熟虑之计，恐怕一味和李鸿章宰相抗颜的成分居多。
　　章太炎于1936年逝世，当时正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夜，随之淞沪战事遽起，章太炎的营葬事宜便搁置起来，兵荒马乱之中，章氏家人只好将章氏灵柩暂厝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将园内原有的一口鱼池抽干，砌成墓穴，将灵柩暂厝于内。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官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先生之墓，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和他那个时代的杰出革命党人一样，章太炎的一生都和日本这个学射的“逢蒙”周旋：他们的革命大本营不得不托庇于这个东瀛邻邦，他们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最深刻的危机也是来自这个咄咄逼人的嘬尔邻邦。章太炎数百年一出的一代国学大师，其死后坟墓的安危荣辱，也还得取决于这个邻邦的一个小小军佐。这些事让我们这些后人追思，感慨万千。
　　
　　到底联俄还是联日符合中国利益，这个问题也许仁智互见，但章太炎氏书生论政的某些习气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大而化之，奇诡恣肆，文词宏丽，语气凌厉。但章太炎论政，虽然有似空发议论，不着实际，好歹还是就事论事，引经据典也还能切题。当时中国的大众舆论刚刚兴起，能够持笔论政的人才掘地三尺也找不出几个。别的人是怎么发议论的呢？章太炎夫子自道：“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这话大概是专门针对梁启超一派好以“声光化电”这些新奇之物来譬划立论的恶习而发。章太炎经学出自晚清经学大师俞樾（曲园），史学功底深厚，当然看不起梁启超辈种种投机取巧的文风。
　　如果光是文风相左倒也罢了，问题在于章太炎虽赞成变法，但实际上是一心反满，而康梁辈是打定主意要做光绪帝的“忠臣”的。而且康有为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而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两派“论学辄如冰炭”，根本就是天生的对头。尤其让章太炎难以忍受的是康有为的做派。康有为也是狂悖不伦的“名士”，热衷于搞个人崇拜，认为自己是当世孔圣人，孔子人称“素王”，他则自号“长素”，意思是自己比孔夫子还厉害，康有为的弟子也是众星拱月般对他赞颂不已，用章太炎的话来说，这些弟子“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灿。而好之者乃如极强（专丸）”章太炎将这些谀词如潮的康氏门人比为推着粪球的蜣螂！这还了得，康氏门人对章太炎怒目相向，只等找个机会相殴了。有一次，章太炎和人闲谈，说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咄此康胯（夸瓜），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敬伯，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说康有为象明代狂人李卓吾（此人养着一帮女弟子，放荡不羁，最后以伤风败俗的罪名入狱，在狱中以剃刀割断喉管自杀）一类。这话给透露到康党门徒耳中，“康党衔次骨矣！”这一天，“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一场混战下来，时报馆狼藉残红，章太炎也只好卷铺盖走人，毕竟是人家的地盘。不过章太炎给友人信中犹不忘从笔墨上讥讽康圣人一回：“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没人敢说他不是。
　　《时务报》在1896年于上海创刊时，总编和经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是该报的主笔。《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对戊戌变法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风行全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但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却通过权力手段，奏请让光绪下旨，把《时务报》收为官办，让他控制，欲把一份影响力巨大的、观点独立的民报变成官报，变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耍了个花招，暗渡陈仓，又办了一份《昌言报》，把《时务报》的空壳丢给康有为。康被耍后气急败坏，居然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治汪一个”抗旨不交之罪”。光绪听说这事后，命黄遵宪顺路去调查此事，结果”毋意彼此各执意见”，闹个不了了之。此事闹的过于荒唐，以至于被时人讥笑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对于汪康年的不买账，康有为一直记得很牢，后来逮着机会便诬蔑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时有意排挤他的弟子，后期不发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着实把汪的名声败坏了很久。对于康有为的这种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对他的评介是：”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为人处事带着太多的霸气，人缘不好。
　　不过，康有为一党这回和章太炎结下不解之怨，对他们以后的政治生涯的影响太大了。后来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骂之词倾泄而出，让保皇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嘲弄康有为这个“圣人”，而且言语诙谐，绝不下流，让旁观者忍俊不禁。下联是章太炎嘲讽康有为的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此联在技巧上应用了隐切、嵌名，作为集联，能达到如此严整，可见作者功夫之老成。尤其难得，章太炎骂康有为“妖孽”、“老贼”，但两句中决不带一脏字，其文才敏捷让人叹为观止。康有为门徒无故为老师树此大敌，真是有眼无珠了。
　　
　　被梁鼎芬揍了顿屁股
　　章太炎被殴出时报馆，只好回到杭州帮人编辑《经世报》，继续他的论政生涯。因为和康有为一派打仗，章太炎赢得了一个人的好感，这就是正做着湖广总督的汉族大僚张之洞。张之洞清流出身，原来是晚清政坛上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官运亨通，做官之余，总改不掉“词臣”（但张之洞最忌别人以“词臣”目他）习气，“宏揽自熹”，时时想着著书立说。他学问的确有功底，其《书目答问》是士林问学的必读书。这时候看到康有为闹得不成话，有污士林风气，就想着招一帮文章高手批驳康梁。闻得章太炎学问精深，又和康有为论学相抵牾，加上章太炎治《春秋左传》颇有创见，而张之洞不喜康有为的春秋公羊学，对《左传》倒很有心得，张之洞阅了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击节赞叹，“此人有大才可治事！”当下命幕僚钱槆来邀请章太炎去武汉帮办《正学报》。
　　章太炎欣然领命。他本就有游说汉族大僚反满的想法，这回是机会不请自来。但到了武汉，他又因反满论调而被人家横施夏楚。
　　张之洞眼巴巴盼着这位颇有风骨的才子来帮忙，待章太炎安顿下来就拿着自己刚撰就的得意之作《劝学篇》请章氏指点，大有移樽就教，夜半虚前席的古风。《劝学篇》专为针对维新党人的民权之说而作，主张“中体西用”，“中体”者，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西用”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其实坚守“中体”才是他最看重最得意的篇章。章太炎看完上篇中体篇，只摇脑袋。当张之洞问起章先生有何指教时，章太炎缓缓答道：“这书—下篇还算翔实。”张之洞一张温吞笑脸僵在半空，哽在那里，半晌接不上词来。
　　张之洞幕中还有一个大名士，广东人梁鼎芬（节庵）。此人文才不薄，诗也写的好，为时人称道，但章太炎对他的考语是“倨傲。自谓学者宗。”章太炎看不起他的学问，因为这人有一次为了和别人争论“文王受命称王”一语是什么意思，争论不清，竟然还打了起来。在章太炎这样的学问家看来，如此问题只费举手之劳就可定案的，居然还要靠拳脚来决胜负！梁鼎芬最出名的还是他对清室的一片拳拳忠心。他的晚年赶得上清亡，于是做了遗老，成为逊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师傅，兼督办光绪陵寝，奉安崇陵，誓死不仕民国。后即守陵种树，久旅梁格庄，穷困潦倒而甘愿结庐（号“种树庐”）于陵畔为清朝皇室守墓，困守山野，至死尽忠。这时候他正因为参劾李鸿章而罢职，被张之洞罗致于幕中，任《正学报》总办。这样一个忠君的才子，碰上章太炎这个以反满为志向的狂生，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当时有个算命先生早就说了，“他日梁节庵与章太炎，必至用武。”，因两人命相相克。果然不幸而言中。
　　有一次两人闲谈，梁鼎芬问：“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章太炎痴痴答道：“只听说他想做素王，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只这想做教主，做素王的想法，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闻得此言，瞠目结舌，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义愤形于辞色，当下就回去向张之洞告状，说章太炎“心术不正”。章太炎每天谈《春秋左传》中讲的夷夏之防，谈弑无道之君，谈光复汉族江山，梁鼎芬和他越加言语不合了。
　　《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嘱咐太炎撰文，章太炎兴致勃勃写就排满文章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看罢，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数百次。急急上轿窜往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有几个和事老出来打圆场，说章太炎做主笔是张之洞所聘，今因排满酿成大祸，是张首受其累。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将他逐出去就是了。张之洞深明厉害，马上命梁鼎芬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回去扯住章太炎出来，一切铺盖衣服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将章太炎屁股一顿好打，打完蜂拥逐出。章太炎来武汉当主笔，一个字还没见报，就这样吃了一顿轿棍被赶出了武汉。后来有人传说，章太炎每每和人争论不休，议决不下的时候，只要有人说“叫梁鼎芬来”，他就微笑不语，落蓬收场。

杜雅萍

做革命党人，骂革命党人
　　章太炎一心要“振大汉之天声”，可惜举目四顾，无有同俦，一人独往，四面碰壁。被逐出武汉不久，戊戌政变之后的钩党令接踵而至，章太炎这时的反满言论虽还没有传到皇太后耳中，但维新党的名号是戴上了，不得已往台湾避祸。在台湾勾留几个月，又撩拨了日人虎须。事也凑巧，这时候梁启超逃往日本，主办《清议报》，而钱循新调任日本任中国留日学生总监。二人叹息章氏人才难得，函邀章太炎去日本。章太炎遂于1899年六月离台赴日。
　　这时候的梁启超已经被清廷通缉得在国内无处藏身，也摆不起“圣人弟子”的架子，懊恼不已，对慈禧太后掌权的大清朝恶念横生，论政的言词日趋激烈，和章太炎有同病相怜之感了。章太炎见好就收，和梁启超第一次握手言和。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伯鸾（指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竹林旧好，公宜一修。”还反过来帮梁启超和汪康年重修旧好。汪康年曾经是《时务报》经理，也因为看不惯康党的嚣张而和梁启超有隙。
　　这次远游日本，章太炎认识了孙中山，这件事意义重大。此后两人在反清革命大业中时而携手戮力，时而反目成仇，当二人合作时，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二人构衅时，则两败俱伤。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二人的恩恩怨怨还是牵连不断，搅得民国政坛平添许多风浪。
　　还是在上海的时报馆中，有一次章太炎看到伦敦使馆追捕孙中山的消息，便问梁启超：“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 梁启超加了一句附评：“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可是两人真正见了面，他又忍不住“论其人才优劣”了。一次在清议报馆两人经梁启超介绍认识，一番深谈，章太炎对孙中山的看法是“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认为他连汉末造反的张角，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都不如。
　　章太炎门户之见很深，对孙中山的这个观感一直难以消除，为辛亥前后革命党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汇合了当时反满的几股海内外力量，如黄兴、宋教仁创建的华兴会（主要力量是长江中上游的会党），陶成章、章太炎为首的光复回（江浙一带的会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海外侨属），革命形势一时极盛。但好景不长，1907年夏，同盟会就发生严重分裂，此后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光复会的重建。
　　同盟会分裂的一个玄机就是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经费的问题。1906年清政府镇压了革命党在国内发动的萍浏澧起义以后，追寻祸本，认为出于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因此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的西原寺内阁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一面又力争不得罪中国革命党人。1907年初，日本政府在驱逐孙中山的时候，好言相商，并由日本政府资助孙五千元（有说为七千元），另一日本证券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后的活动经费。孙中山很满意日本政府这样处置。
　　但当时已加入同盟会并主持《民报》的章太炎闻得此一消息，怒火中烧，引发一场地震。原来，铃木久五郎资助孙中山一万元一事，章太炎是知道的，孙中山还从中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民报》经费，但对日本政府资助的五千元，章太炎等人则一无所知，当时留在日本的同盟会诸大员如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大哄，张继等人认为孙中三“受贿”，被日本人“收买”，“有损同盟会威信”，章太炎性子更火爆，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还不解恨，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到香港，以羞辱孙中山。孙中山羞恼之情可以想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年6月17日，孙中山为筹备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起义，派日人萱野长知赴日购买枪支，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带弹六百发。这种枪在日本已经淘汰了，但在中国还算先进武器，孙中山为了节省经费不得不买这种便宜货。章太炎从日本人处得知这一消息，又大为光火，说“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当时，对孙中山的专横武断早有不满的宋教仁从东北回到东京，立马联络同盟会在东京的一帮人，以《民报》社的名义用明码打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军事计划泄密，如此，购械计划泡汤，钦、廉起义搁浅，孙中山准备半年的武装起义就此胎死腹中，他对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当然恼恨交加。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一帮人还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让黄兴接任同盟会总理，亏得黄兴不肯倒孙，所以这一波倒孙的风潮不了了之。但孙中山和章太炎这一帮同盟会大员已经伤了感情了。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又起内讧。孙中山自从上年和同盟会的“兄弟”闹不和，起了甩开同盟会“另起炉灶”的念头，一方面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不再重视在东京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又酝酿将南洋的同盟会机关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使得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而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日渐涣散。首先《民报》就难以为继，因为这时候清政府查禁日严，《民报》难以运销国内，销路大减，经费极为困难。
　　古往今来，做“职业革命家”须有一项大本领，那就是有法子弄来钱支持革命。因为革命家都是不事生产、天马行空的人物，没有了钱寸步难行，何谈革命？黄兴口呐呐不善言，也不善治产，但投身革命之后资财不缺，因为有一位深爱他而颇具侠气的富孀徐宗汉愿意散尽万贯家财扶助他，孙中山则纯粹靠着自己的三寸之舌游说。章太炎看不起孙中三“闪烁不恒，非有实际”，但这不着实际的气派中实际蕴涵着一桩常人不及的大本事，那就是鼓动人心士气。孙中山叫得最响的外号就是“孙大炮”（据说是段合肥段祺瑞的考语），因为常发宏大议论，常许空头诺言之故也。他在南洋宣传革命，对那些散布南洋的中国侨民说，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家就是大家的，现在支持革命，踊跃捐钱，这钱就好比入股，到时候要分红的。那些手里有几个闲钱的侨胞谁不盼钱生钱、利生利？因为他这鼓动给人无限希望，筹钱的本事技高一筹，所以虽然不时有断炊之虞，但涓涓细流，终归汇成“钱海”。而同盟会中其他想单干的英雄就没有这等想象力，弄得手头拮据不堪。光复会的陶成章后来走投无路，居然想着去经商发财之后再干革命，技不如人，自然革命事业难有起色。
　　章太炎是个连自己的生活都打点不了的潦倒汉，弄钱的本事比起陶成章来就更不入流，只能呆在东京嗷嗷待哺。几年下来，章太炎守着《民报》“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窘迫得开不了伙，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充饥。章太炎为《民报》经费的问题，要求孙中山从南洋解款接济，信写了五、六封，电报去了三、四次，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章太炎能不一肚子火？
　　更让章太炎对孙、黄不能忍受的是，自己被“剥夺”了主编《民报》的资格，这就好比将军被赶下了战场一样让他难受。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8年秋，黄兴等在林文等帮助下筹备恢复。本来黄兴和章太炎相约恢复《民报》，将《民报》移往美国出版，章太炎也颇为热心，连去美国的护照都办理好了。但黄兴临时变卦，因为对章太炎主持时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又因避日本政府干涉，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章太炎由于多年困苦维持《民报》，现在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当然是怒发冲冠，要大闹一场。他撰了一篇洋洋大文《伪《民报》检举状》，广为发布，将续刊的《民报》称为《伪民报》，控诉孙中山的诸般“罪状”，其中有一条，“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不过三四千金，竟亦不为筹划，其干没可知已。”此公大笔一挥，一个想当然的“可知已”就将孙中山判为革命“贪污犯”！在东京的黄兴性情比较敦厚，决定不和章太炎计较，只在即将复刊的《民报》上登一小启，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这倒也是一着釜底抽薪的妙棋。但孙中山岂肯罢休，组织人马反击，于是有吴稚晖等人揭发章太炎“交通”湖广总督端方之事，声称章太炎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新世纪》指责章太炎以“万金出卖革命”。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是意气用事，捕风捉影、甚至凭空虚构来打笔仗了，旁边的康有为等保皇党则窃笑不已，幸灾乐祸，还添柴加火，唯恐天下不乱。一场混战，同盟会七零八落，“盟”既已难“同”，“会”也就不“会”了。
　　这场混战中，陶成章是倒孙的主力，也是实行家，章太炎因为和陶成章早在上海就认识，又都是浙江人，当然拔刀相助支持陶成章。有一种说法，同盟会内部之所以弄得如此水火不容，是中国地域特色使然。因为孙中山和他的铁杆拥趸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皆是广东人，而陶成章、章太炎一派则都是江浙人，此外同盟会中实行最力的实干家如黄兴、谭人凤、刘揆一、宋教仁则皆是湖南人。但实际上，黄兴等人在大局上始终是维护孙中山的。
　　1910年2月，陶成章酝酿已久的恢复光复会的举动终于实现了，但他让章太炎任会长，自己居副会长，因章太炎是后期光复会中唯一的理论家，扛着这块招牌有号召力。孙中山等人在继续筹划实行起义，章太炎则和陶成章办起了《教育今语杂志》，宣传“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去了，两派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后来1912年民国建立，烽烟四起的时候，孙中山的爱将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直接导因是争上海都督，但冤家早在同盟会分裂的时候就结下了。
　　重建后的光复会制定“必不汲汲扩张”的关门主义主张，不靠武装起义，而靠暗杀主义来“一举覆清”。陶成章甚至提出了一个实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收罗一批美女，在北京开设妓院，诱惑满清亲贵，席间放毒，一网打尽。这个计划倒是极有想象力，不知章太炎氏有没有参与？
　　章太炎虽是文章大家，学界宗师，但这人身上多有江湖侠气，他对那些从事暗杀的革命志士，虽然不太同意他们的方略，但对他们的为人和业绩是非常推重的。他在民国后写了不少革命志士传记，其中写得最为酣畅淋漓的就是光复会的几位暗杀专家，如徐锡麟等人的传记。
民国建立，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的分歧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之际，10月26日、28日、31日槟榔屿连续刊载章氏所撰《诛政党》，将当时国内踊跃参政的政治人物一笔骂倒，文辞犀利，旁征博引，气势磅礴，极为痛快。他将这些人分为七类，计骗取华侨捐款的康有为、“束帛之币，以赂贵臣”的立宪党分子、“高谈佛理”组织政闻社的蒋智由等人，“学文桐城”的严复，从事“国会请愿运动”的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人，各省资政员和各省谘议局员，江浙的张謇、汤寿潜以及争粤汉、京汉铁路权利的湘、川、闽粤绅士。他认为这七类，虽则“操术各异，而兢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这里他痛骂了国内所有有点名气的立宪保皇分子，还没有骂到同盟会的同志，似乎笔下留情。但，且慢，他就要回国了，且看他如何评价当年一个战壕的同志。
　　11月16日，章太炎回上海。他下车伊始就反对孙中山等人设立上海临时政府，“宜先认武昌为临时政府，虽认金陵且不可，况上海边隅之地”。“今日承认武昌为临时政府，但首领只当称元帅，不当称大总统。”政府人选如何安排？“今以一人之见，品藻时贤：谓总理摸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对孙、黄不屑一顾。他忘了自己还刚刚在文章里揭了张謇、汤寿潜一层皮。他反对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说当大总统“论功当推黄克强（兴），论才当推宋教仁，以德当推汪精卫”，言下之意，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孙中山！当时群英荟萃之际，孙中山誉满海内外，众望所归，没有人敢于这样放言高论指责孙中山，独章太炎放了这一炮，引人侧目，新闻记者仿佛猫儿闻到了鱼腥，对他的兴趣大涨。但章太炎品藻人物，是出了名的“把柁不定”，所以后人议立国史馆，有人推荐章太炎任馆长，有些人就觉得太不严肃，因为章太炎这样随口放炮的习惯撰起国史来，不知国史会编成什么样。且说他这里推崇备至的宋教仁吧，章氏后来的评价又对他大打折扣。他的《自定年谱》说：“遁初自武昌来，属余作人物品目。余念同志中惟有遁初略读政书，粗有方略，惟微嫌其脱略，似前世刘禹锡辈。时辈既无过遁初者，因为宣布”。宋教仁被刺之后，章氏却又以为宋教仁“政治知识实未备也”，认为宋教仁之死，实在是因为不懂政治之道。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说“然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徒以尧卿（孙武）、克强（黄兴）二公故耳，前者鄂中变乱，闻克强实有嫌疑”，又谓：“政治革命，名正言顺，但黄兴、陈其美非其人耳。今黄、陈已遁，天去其疾”，以黄兴与袁世凯、陈其美并举，说是“人心所反对者”，且连及孙中山，说“惟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而又严词请诛七奸。”可见他实在没有一点战略眼光，左右开弓，四面出击，忙个不亦乐乎。
　　孙中山和章太炎结怨，不管是因公因私，总之是被他缠颂不休了。后来孙中山又在政坛跌宕沉浮十余载，章太炎的一枝大笔总是如影随形，不放过他。但偶尔也帮帮他，比如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帮他起草檄文，这样的事当然是非他莫属了。但等到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时候，他又反目了。
　　1924年，孙中山逝世，陵寝奉安南京紫金山，章太炎有两幅挽联。一联曰：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这一联，不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难以体会其中妙处，不明民国史和章氏政见的人也不解其中深意。孙郎者，将孙中山比作三国时和曹魏、刘蜀鼎足而裂国分疆的孙权。孙中山晚年力倡革命，但不免和当时横踞政坛的军阀作合纵连横之计，比如他晚年为人诟病的联合张作霖、段祺瑞合谋直系军阀，正应了章太炎的“使天下三分”的典故。“魏德萌芽”，则是评点三国，认曹魏立国以德（曹丕称帝，是得自汉献帝“推国让位”的禅让，因此在法统上至少不是“造反”），孙权不应分裂中国，念念不忘“袭许（许昌，曹魏都城）”（孙中山念念不忘的是“北伐”）。这是因为章氏始终以为民国正统在袁世凯开创的北洋一系，而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军政府”，所以他宁愿支持北洋出身的诸军阀而不赞成孙中山在广东“另立中央”，更不赞成孙中山的“北伐”。“南国本吾家旧物”，字面上指孙权占据江南立国，实际上恐怕是影射孙中山在民国元年将家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将香山县“据为己有”（“二次革命”后为袁世凯所废，孙中山在广州建军政府时未恢复），而且以广东为大本营雄踞一方。还是在辛亥前，章太炎等人和孙中山在革命战略上就有分歧：孙中山主张将革命活动重点放在其家乡两广一带，而章太炎等人主张重点应该在江浙和两湖。但孙中山一意孤行，不肯妥协。辛亥革命最初还是在两湖的武昌和江浙成功，其中出力最多的也是光复会成员。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革命策略的一大失算。
　　孙中山逝世后，有人主张改南京城为中山城，以纪念孙氏革命之功，章太炎不同意：“闻拟改江宁城为中山城，此盖摹拟华盛顿府为之，以义则不应尔也。国家既非一人之私，虽一省城亦不应施号以自代。中土帝王，昔虽专制，然亦未闻以私氏冠地方者。明太祖攘离胡元，不假他力，其功至高，建都南京，始造城郭，亦未闻以朱氏冠之。孙公勋业虽高，比于明祖，则犹稍逊，而城池复非孙公所造，何得私之于己。况改建共和，称曰民主，犹不应以一人名号，变国家都邑之正称。华盛顿事，乃彼土习惯使然，若施之中国，则以为僭滥矣。”其中明太祖“不假他力”一句，又在暗讽孙中山的功业假之“他力”，名不副实。他之所以反对将南京改名，大概也有反对孙氏以“南国”为“吾家旧物”的意思吧。总之这一番议论，对孙中山明褒实贬，可见章太炎对孙中山成见难释。
　　“武关无故入盟秦”，应该是指责孙中山晚年“联苏”政策不当，是在和强秦结盟，迟早有被秦吞并的一天。
　　还有一联曰，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这一联被人评为“不伦不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别人伪托章氏之名而作。但根据章氏性情，和他对“孙公”一贯的观感，这“不伦不类”的一联倒应该正是出自章太炎之手—除了他，谁还敢 “满朝”、“举国”的一概骂尽？
　　据说，章太炎对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很感兴趣，别人还没有请他，他自己就先放出话来，说“孙公之墓志只有我有资格来写。”不过，他又提出一个条件：他这墓志一旦写就，别人不能删削一字。但他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孙中山的追随者怎敢把这机会给他？倒不是怕他文采不够，论文采，实在是非他莫属，论资历，这时候原来同盟会的几大元老宋教仁、黄兴、陶成章皆已经先后谢世，也只有他可以和孙中山平辈论交。怕只怕他在墓志铭里臧否人物，就是起“孙公”于九泉之下，也不能自辩，“孙公”岂不冤哉枉也？

杜雅萍

大汉遗民
　　章太炎1899年六月离台赴日，第一次到了日本，逗留了三个月，国内政变余潮渐息，他自料无事，遂于9月悄悄返回国内，漂泊于江浙一带，行踪诡秘。在这段时间他写了《翼教丛编书后》一文，笔锋所指，是那些政变风潮后纷纷冒出来痛诋维新派的投机分子：“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等。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现符命、舐痈痔恐不及，并其所谓君权妇道者而亦忘之也。”虽然处在难中，看来他笔痒难耐，还是想发议论。于是，不久他就再度来至沪上，加盟《亚东时报》做编辑。
　　在《亚东时报》编辑的位子上还没坐温热，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霉运“夹屁股跟到”。当时慈禧太后想废黜光绪帝，逼迫光绪下诏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试探一下舆论，以作为废黜光绪的先声。诏书一下，海内震动，连海外华侨也一片反对之声。其中反对最力的就是上海的士绅。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立即联合上海绅商士民公电北京，反对立储，要求保护光绪。一长串士绅名单中章太炎的名字赫然在目。这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场请愿，慈禧太后闻讯又惊又恨，又因为经元善所列的名单中许多名重一时的士绅是经元善为了壮声势擅自添加的，所以慈禧于1900年2月8日下令严拿经元善等人治罪。经元善逃往澳门。章太炎的这个名字，也是经元善自己加的，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但只要列名，就在通缉之列。和那些公卿巨贾相比，他这时候远算不上知名，所以在上海还能呆下去。但这个找上门来的横祸至少表明，而立之年的章太炎已经跻身于名流之列了。
　　1900年正是多事之秋，北方义和团声势正旺，一片兵荒马乱。南方因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三位汉族疆吏实行“东南自保”，和列强约定保证外国侨民的安全，所以战火还没有延及。这时候章太炎看到倾覆清朝的机会了，又一次上书李鸿章，劝他“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意思是要李鸿章起兵反清。这心思，和当年王闿运劝曾国藩拥兵自立一样，是一厢情愿。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考量。曾国藩、李鸿章均是翰林出身，要做出造反的事，只能说明中国科举制度的失败了。古往今来成就帝王业的英雄，没有一个出自儒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章太炎很得意的一点是自己“从没习科举”，也就是不受爱新觉罗氏的恩泽，所以他反清未尝没有个人际遇的因素在内。当年曾国藩对王闿运的看法是这人“”，但曾国藩好歹还肯敷衍一下王闿运，而李鸿章对章太炎则不屑一顾，半点回音都没有。
　　章太炎谋事的《亚东日报》中藏龙卧虎，藏着一位身体力行从事反清大业的义士，就是谭嗣同的同乡、同学兼好友唐才常。这时也看到机会难的，积极准备联络长江一带会党起义。可惜事机不秘，被张之洞侦悉而被捕，被捕次日即被枭首于武昌文昌门。
　　唐才常起义之前，曾在上海邀集名流八十余人，在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人数不多，招牌不小、到会的有容闳，严复、毕永年等人，章太炎也恭逢其盛。他本来不是会上的主角，但在这会后他做出了一桩惊世骇俗的举动，倒成了会议造就的焦点人物—他把自己拖在脑后几十年的辫子一把剪掉了。在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贯彻了两百余年之后，“辫子”已经成了效忠清朝的象征，章太炎这一激烈举动，等于公开宣布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反清了，这件事对章太炎个人事业的意义绝对不可忽视。
　　章太炎从事反满的念头早在早年的求学生涯中就深深在心底扎根了。还是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外祖父在教书之余，谈起清初的文字狱，讲到了著名的“曾静案件”。曾静案发生在雍正年间，明朝遗老浙江人吕留良拒绝出仕清廷，削发为僧，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这样的诗句明志。他在不少诗文中流露出“夷夏之防”的反清思想，曾静读了这些诗文之后，深受激励，谋划反清，事情败露，雍正下令将已经谢世的吕留良剖棺戮尸，抄斩吕氏及其弟子严鸿逵、沈在宽全家，还株连刻书藏书人。雍正开始的时候还想“以理服人”，将自己和曾静辩论的理论写成《大义觉迷录》广为散布，但他将曾静的口供骗了出来，又将他处以极刑。“曾静案”是清廷一系列文字狱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在江浙民间长期流传这些故事。外祖父讲过这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不能不严。”章太炎寻根究底地问：“这样的话，以前有没有人说过？”外祖父说：“怎么没有！王船山，顾亭林都说过的。王船山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后来章太炎看蒋良骥《东华录》中叙及清初的种种文字狱，对满清的恶感愈益加深。他最初的学问专长在《春秋左传》，而《左传》是一部处处强调夷夏之防、尊王攘夷的经书，章太炎的种族思想从中获得不少养料。进入民国以后，在历次政争中他在在强调民国的正统和法统的学理解释，而无视革命发展的趋势，恐怕也和他研习《左传》有关系。章太炎渐入青年，为了表明他尊奉“夷夏之防”的了信念，特意改名为章绛，因为顾亭林字绛林。
　　他之剪辫发，是出于对唐才常等人在反满和“勤王”之间游移不定的激愤。原来唐才常和康有为关系密切，其经费不少是来自康有为从海外募捐，因此唐在愚园召开的“国会”宣布宗旨：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请光绪帝复辟。章太炎当场就起来反对，说：“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绝无成事之理。” 于是他申明退出“国会”，回去以后正好一位朋友带有西方的衣帽，章太炎便愤然剪掉拖在脑后的鞭子，脱掉身上的清朝服装，换上西装。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宣扬自己的志向。
　　虽然章太炎从初入政坛起其反满的念头就没有断过，但以往的反满似乎还不够激烈—仅仅是流于闲谈，不见诸行动。但这一次的愚园会议之后，章太炎终于愤而明志，从此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从这一年起，他就不用清朝年号，而使用“永历既亡”、“辛丑后”或“共和”多少多少年，以示不承认清朝。辛丑，指明末永历帝亡国的1661年。
　　可是，章太炎晚年竟又将自己早年反满论调完全推倒，居然“考证”出了“满汉一家”的说法来。其实，在武昌起义一起，清朝大局败坏的时候，章太炎就降低了反满论调，在东京发表告满洲留学生书，说革命并非要将满人屠杀一尽，只是反对皇帝而已。既而民国成立，他就挖空心思弥合满汉分歧，从学术上考证出汉人原出长白山，和满人祖先本是同根生！这番议论，真让人大跌眼镜，于是一帮推崇章太炎的学者摇头丧气，对他的学问大为怀疑。章太炎自己倒照样振振有辞，不觉有何荒谬，所谓境由心造是也。
《苏报》案案中有案，章太炎一举成名
　　1901年初，章太炎正在老家过春节，上海的朋友吴保初（字君遂，淮军名将吴长庆之子，清末四大公子之一）派家人连夜报信，“缇骑将至，速避！”于是章太炎在这大过年的时节跑到山庙里躲了十几天。
　　风潮渐息，他又来到上海，经吴保初介绍，进了美国基督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这样，或许可以托庇于洋人的保护，免受清廷的追捕。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他躲在教会学校也不能躲多久，因为他的反满的名声越传越远了。小时候他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这样的惊世骇俗的怪论，现在他教国文，就不时用这类怪论“启发”学生，灌输种族思想。有一次，他给学生出了道作文题《李自成胡林翼论》，将当时还是声名狼藉的明末“反＃贼”李自成和清末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胡林翼相提并论，一时舆论大哗，轰动整个学校，连江苏巡抚衙门也知道了。这年的冬天，江苏巡抚恩寿派人到东吴大学，找到担任校长的美国传教士，要逮捕章太炎。也是章太炎命不该绝，他放寒假回杭州过年，没有抓到。还是吴保初又连夜派人往章太炎家中报信，章太炎这个春节又东躲西藏，不得安生。于是，在这年的正月十五，他第二次东渡日本，寄寓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社，一边为《新民丛报》写些文章，一边为改良派主办的广智书局删润译稿，靠稿费度日。这一次东渡他所见到的革命情势和上次（1899年）他来日本时所见到的大不一样了。这时候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增加到两千余人，其中很多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和章太炎相从过密的有秦力山、周宏业、王家驹，冯自由等人。这时期他还在东京发动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但被日本警方干涉，纪念大会没有公开举行成功。他们以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1661年被杀为明朝灭亡的标志。那个时代的革命党人习惯于抄袭日本的词汇，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他们也居之不疑地照搬。至于后来“支＃那”一词在近代中日关系的演变中变成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则恐怕是这些革命先驱所不曾料到的事罢。
　　章太炎第二次到日本只逗留了三个月，还是难以割舍在中国痛快发议论的生涯，于是又登轮回国。这次回国，他本来打算僻居乡里，花一年时间，写一部《中国通史》，“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可惜他没有完成这样一件工作。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修订自己前年（1900年）出版的《訄书》上，将以前的改良文字全部删去，增加了反清革命色彩。打开《訄书》，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两篇，公开批评自己以前写的《客帝》和《分镇》两篇政论的改良主张，转而主张坚决推翻清朝统治。
　　1903年春天，章太炎再度来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创立的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学潮的产物。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禁止学生传播新思想和议论时政，激起学潮，两百多学生退学，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这些学生组织了爱国学社，后来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四十多人也因学潮退学加入了爱国学社，一时之间爱国学社中人才荟萃，声名日张。章太炎在爱国学社教书，但因为爱国学社的学生一般家境贫寒，所以学社的老师都是义务授课。章太炎为了糊口，一段时间以翻译《妖怪学》这样的书来度日，非常窘迫。
　　因为这些学生本来就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青年，老师也不是冬烘先生，所以这学校办的非常活泼。学校在上课之余，每周还举办一次时事演讲，地点在张园。演讲内容不外乎反清、革命这些当时被一般人目为大逆不道的不伦之词，但也正因为说些不为常人所道的话，这演讲倒是能够吸引不少“看热闹” 的人。
　　张园开会，照例有章太炎、吴稚晖（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轻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章太炎因为余杭口音很重，加上有鼻息肉塞住鼻子，听众一般听不大明白他的内容，但他翻来覆去地口呼“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别人倒是能明白的。每当他高呼“革命”的时候，下面就掌声如潮，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
　　在爱国学社的师生中，章太炎和邹容、章士钊、张继等人特别投机，四人还结拜成兄弟。四人中就章太炎最大，已经35岁了，最小的邹容还只有18岁，张继、章士钊等人也才二十余岁。所以这四人结拜，在旁人看来章太炎不免有点“为老不尊”。但章太炎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惯了，旁人怎么看他是不放在眼里的。
　　章太炎和邹容最合得来。邹容本来在日本留学，因为看不惯清廷的留日监督在日本的奸邪行为，和几个朋友将他痛揍一顿，剪掉了他的辫子，就这样满怀愤恨回了国，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在爱国学社他也愤世嫉俗，看不惯那些一心学外语的学生，谓“君等舍国学而专习英吉利语，将来不失为洋奴。”有不少学生也看不惯他，有几次还差点相殴。但邹容人虽小，胆却不小，怀中常常揣着手枪，所以谁也不敢真的拿他怎样。邹容和章太炎相得如鱼得水，二人日常玩笑，以经世大业相许，互称“东帝”和“西帝”，因章太炎来自中国东部，邹容来自四川的缘故。从这些称呼就可见这帮人的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限。
　　这两个称兄道弟的不羁之士，终于闯出了一桩震惊世界的大案，那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苏报案”。
　　正是这个案件成就了章太炎“革命界之元老”的名声，奠定了他在革命阵营中的泰斗地位，也极大地推动了反清的革命大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案件成了清末反清事业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虽然也有革命党人和江湖会党此伏彼起的起义和暴动，搅得清廷疲于奔命，忙于应付，但这些“造反”之举，都不过是“草莽英雄”掀起的下层反抗，所谓“揭竿而起”，揭起的是“枪杆”，只有到章太炎等人在苏报大张反清言论，中国的“揭竿而起”才到了揭起“笔杆”的地步！章太炎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经学家，在学术界占有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其文章典雅淹通，魔力惑人，代表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高雅品味，这样的一个人居然明目张胆地反清，而且将反清理念行诸文字，表明清朝赖以立国的纲常名教受到了严重挑战，士大夫阶层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地支持此满清王朝了。
　　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事业，不管多么轰轰烈烈，如果没有抓笔杆子的书生加入，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要成燎燃之势，必须有几点墨水来“火上浇油”。明末张献忠的势力不可谓不大，声势不可谓不壮，但始终难以成就霸业，他鄙视书生、诛杀儒生就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的人永远只能“处江湖之远”，不可能登“庙堂之高”，只能一辈子顶着“草寇”的帽子被写入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起于草莽，但他们一旦小有成就，就延揽人才，重视“笔杆子”的作用，所以终于能成就帝王霸业。就是清王朝开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笔杆子”倒戈是所有王朝最害怕的事。武则天因为骆宾王的一篇精彩反武檄文而责备宰相失职，说他使人才沉沦于江湖而不能为朝廷所用，清廷因为王炽（香港《循环日报》主笔）暗通太平天国而对其通缉不遗余力，这些都说明士大夫的人心向背对王朝政局的影响。
　　袁世凯当政的时候，派人暗杀了如陈其美这样的“革命伟人”不少，甚至毫无顾忌地处死张振武这样武昌起义的元勋，但对章太炎、梁启超之辈文人学者则始终待之以礼，不敢有任何动粗的举动，他宁愿软禁章太炎三年也不敢加害，不敢开释，明知梁启超写就了反袁的文章也只能试着用二十万银元收买，不敢动武，这其中原因，倒不是袁某没有胆量杀人，而实在是袁某雄才大略，眼光长远，深明要成就帝王之业就必须对章太炎这类文章宗师优礼有加。由此可见，章太炎一枝笔的威力实在不可小视。他之公开撰文反清，对清廷来说实可称得上一件“晴天霹雳”的大事。

杜雅萍

《苏报》是一份在上海租界出版的小报，其发行人注册的是日本人名字，但实际由中国人买下来经营，这也是当时一般中国人经营新闻舆论事业习以为常的躲避清廷迫害的技巧，因为外国人主办的报纸清朝鞭长莫及。当时经营《苏报》的是湖南衡山人陈范。这人本来是江西铅山的知县，后来丢官了，就到上海来办报，大概因为自己丢官积了一肚子对清廷怨气，其经营的报纸对清廷也就不大恭谨。他当时和爱国学社约定，爱国学社的师生每月供给《苏报》一部分稿件，由《苏报》社每月支助爱国学社一百大洋作办学经费。因此之故，《苏报》上面几乎全是爱国学社师生的激烈言论。其中引来牢狱之灾的就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的序言。
　　这时候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仍在积极奔走于保皇、勤王，但清廷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实在是人心大失，倡言革命的青年越来越多，甚至连康有为的左膀右臂梁启超、徐勤等人也不时有革命言论，于是康有为大为焦虑，忙费尽心思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奉劝各界青年不可步入“革命歧途”，因为信写得有理有据，很有些说服力。他的结论是：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但他有些立论依据，则是章太炎无论如何要骂为“病狂之语”的，那就是他说中国“满汉早已平等”，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光绪皇帝英名睿智，享有“天命”，“足以变法而强中国”、“足以立宪而兴民权”，“天生皇上之圣仁，令其阅历变难，正所以救中国生民者也。”
　　康有为在各处文章中都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天命”，这和他的个人经历颇有些关系。细细说来，他的一生的确充满着种种奇遇。比如，因为他戊戌以前宣讲变法，使得很多保守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在他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顽固派考官如徐桐就故意将那些和他文风、议论相近的考卷调出来弃之一旁，想阻止他中试，结果康有为偏偏在那一场考试中一本正经不谈什么变法，虽然试卷平平，反而高中进士，让徐桐气得吐血。戊戌年（1898）的八月变法失败，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康有为是首犯，但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初八船过烟台，康有为上岸买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康有为，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康有为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康有为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他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康有为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康有为对家人和子弟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但他天命所归，命不该绝。康有为就拿这些神神道道的事情作为他的变法和保皇享有“天命”的证据，很长时间他的追随者也信之不疑。康有为善于造假，那是许多年以后，历史学家象侦探一样费尽心血才发现的一个秘密。康有为这一段自述，到底有多少水分，还不得而知。
　　可是，这些故事在章太炎这样熟读史书的人看来，和陈涉、吴广之流剖鲤鱼得书信，汉高祖斩白蛇入武关一样是故弄玄虚的无稽之谈。他一看到康有为又在“妖言惑众”，按捺不住，要驳之而后快。于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书》中的种种议论，章太炎于1903年上半年写下了晚清革命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文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一开始就指斥康有为鼓吹“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居心不良，不是为国家人民计，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的那些话，都是说给光绪皇帝听的，以期将来有朝一日复辟归政，自己能够高官候禄。此论一出，章太炎在气势上就压倒康有为一筹，使得这个以“圣人”自居的保皇领袖再也“圣”不起来。接着他引经据典地对康有为的各条反对革命的理由一一驳斥，文章气势恢弘，如江河滚滚，一泻千里，不可遏止，说理论证都有根有据，让人不得不服。比如，他讲中国满汉不平等，从清初开国的种种杀戮汉人、禁绝言论的恶行开始列数，读来让人止不住满腔义愤，康有为“满汉平等”的说法不攻自破。章太炎对光绪皇帝“圣仁英武”这一说法嗤之以鼻，说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连五谷都分不清楚，还谈什么英明！如果他真的那么英明，为什么在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仓惶出逃的时候不挣脱慈禧的牢笼？他又嘲弄康有为讲的光绪皇帝享有“天命”这一颇能蛊惑人心的说法。他说，要什么样的“天命”，他都能随手编出来，果不其然，他说到做到，就在文中信口编了一则清朝马上要完蛋的“符命”：《中庸》开头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结尾一句话“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天命”二字开始，以带有“载”字的一句告终。对照清朝历史，清初努尔哈赤建国年号是“天命”，现在光绪皇帝名“载湉”，正应着清朝国运到光绪为止！这一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得妙到毫巅，恐怕康有为这位“天命”大师也只能瞠目结舌，手足无措。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好之后，他曾托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没有带到。1903年6月，此文与《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这月二十九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了此文的摘录。章太炎此文一出，海内外奔忙的革命党人如奉大旗将令，热血沸腾，摩拳插掌，积郁心中的压抑之感一扫而空：原来革命还这么有道理啊！保皇派在海外华侨中的优势嘎然而止，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和革命派相比，他们不止没有枪杆子，现在连笔杆子都吓得有点抓不稳了。
　　这时候清廷嗅得章太炎文中的隐隐杀机，饬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加缉拿这群“倡演革命邪说”的“不逞之徒”。魏光焘以“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词，密令江苏巡抚派候补道俞明震专程从南京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逮捕苏报上一帮倡演革命的乱党分子。
　　6月29日，即《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当天，上海道和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由工部局派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抓人，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人。陈范事前闻讯躲开，蔡元培早已避往青岛，章、邹不在，只抓走了一个帐房先生。当天晚上，章太炎得到巡捕抓人的消息，不当回事，只说“小事扰扰”，忆旧钻进被窝睡觉。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来继续抓捕，巡捕还没问他“请问英雄出处”，章太炎自己倒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真说得上是自投罗网了。警察喜不自胜，连忙一把拷了去。当时邹容也是追捕对象，但他闻讯躲到虹口一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带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却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招”，要他主动投案。邹容也真讲义气，果然于7月1日到巡捕房自首了。接着，苏报馆被查封，财产没收，陈范破产遁往东瀛。
　　章炳麟为什么要劝邹容自首？章氏在邹容死后说是自己劝邹容“以大义”，但这个“大义”到底是什么，语焉不详。然而，1907年，因为出狱后浪迹东瀛、主持《民报》的章氏在《邹容传》中指责也是著名革命党人的吴稚晖（当时在巴黎办无政府主义报纸）在《苏报》案中向清廷告密（章、吴虽为《苏报》和爱国学社同仁，但有宿怨），导致章太炎等人被捕，吴稚晖怒起反驳，从而引发一场轰动一时的越洋笔墨官司，这就是同盟会分裂时牵连出来的《苏报》案之“案中案”，到民国建立二十五年之后，章氏即将仙遁的1936年，曾做到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吴稚晖还在《东方杂志》上写了几万字的长文为自己辩诬。正是在这文墨交驰之中，章太炎露出了底细。因为吴稚晖讽刺章太炎，说他既然不畏巡捕，愿意以身殉道，还劝邹容也来投案，那么他的被捕是“求仁得仁”，又有什么怨言，章太炎于是解释为什么要劝邹容投案：“《革命军》为慰丹（邹容字）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章太炎说出这自明心迹的话，也真是鬼使神差，难怪吴稚晖要说“仆闻此言，毛发倒竖，倒退三匝，吐吾之舌，久不能缩，疑有慰丹之鬼，附君而言。”因此吴稚晖就讥讽章太炎招邹容投案是“落水求伴”。这样的说法未免刻薄，但也可见章氏之招邹容投案，的确存着私心的。也正因为章太炎是出于私心而邀邹容同难，所以后来邹容庾毙狱中，章太炎是非常内疚的。他晚年还在探问懂西医的人，是不是有什么药可以让人吃了立毙而不露痕迹，因为邹容正是在快要出狱的时候得病，结果吃了西医的药而立毙狱中。章太炎一直怀疑邹容是被毒死的，但却毫无毒毙的症状。他对邹容之死念念不能释怀。章太炎的住处，墙壁的高处挂着邹容的画像，前设横板如长几状，几上有香炉。据说每月初一、十五，章太炎必沐浴供香一次。看来，他一生都在为邹容瘐死牢中一事负疚。
　　至于章氏为什么在租界巡捕大索《苏报》同仁（巡捕开列了六人名单按图索骥，其中也有吴稚晖），涉案诸人纷纷走避的时候，还安之若素，坐以待捕，这固然和章太炎对形势的判断有关，也是他的个性使然。
　　其实，在租界巡捕捕人之前，消息早就泄漏出来，巡捕房已经三番五次地传讯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他们是有充分的时间逃走的。但章太炎看到巡捕只是传讯，并不收监，以为不会有什么危险，当吴稚晖的等人落荒而逃的时候，反出言嘲笑吴某“小事扰扰”。结果巡捕房真的捕人的时，他一人在狱中，想着要一人承担这杀头的罪责，就难免惶恐了。所以，章氏之被捕，恐怕是他误判了形势所致，他并不是抱着谭嗣同那种“流血请自嗣同始”的决绝心态入狱的，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被捕之后有杀头之虞，至少也要坐几年监牢，恐怕也会急急遁走吧。证之民国初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时的情状，此论并不偏颇。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革命党人纷纷逃窜海外，独章太炎这时候“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章太炎诗），要去“面谏”袁世凯，结果被袁某软禁。软禁期间章太炎做出种种激愤之举，甚至自书“速死”的大字以示来者，但他其实并不是“死志已明”，因为他几次想方设法要逃出北京，而且在软禁的居所，他吃饭喝水都必用纯银器具，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怕袁世凯暗中下毒。所以，他这一次“入长安”恐怕又是失算了。
　　章太炎也许事前揣测，在上海租界这块外国人的地盘上，清廷要兴文字狱，治他的言论罪，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他这揣测不无道理。
　　在清廷就《苏报》案与各国交涉的过程中，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主张同意中国政府引渡罪犯的要求，但在领事团与工部局中，英国势力最大。英方的建议几同命令：“《苏报》诸人不能出租界一步。”美国外交部也命令古纳不得将涉案人员引渡给中方，并将他调任。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是租界当局的喉舌，他们的论调是：“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力。”《苏报》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彰显他们攫得的不平的治外法权的工具和机会。《苏报》案的主角，向来被人讥为“章疯子”的章太炎好像对此中关窍颇为明白，他在“下狱之日，神气激扬。”在被捕的第六天，他还在《苏报》上发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放心大胆地继续咒骂“逆胡膻虏”，他料到“租界权利必为外人所必争，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地。、、、、况乎满汉争讼，则裁判之权自非满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诸国中立而判此狱，于法则宜，宁能听其阑出租界，使裁判之权悉归于诉讼人之手乎？”于是他可以得意地向那些嘲笑他的人叫板：“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看来，“章疯子”并不疯，看事理看得非常明白。
　　事情也象他预想的那样发展。经数次公廨会审，上海知县下谕：“本县奉南洋大臣委派，会同公廨委员，暨英副领事，审讯苏报馆一案、、、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以减，定位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这个处分清廷已经是忍气吞声了。可这样一个找借口减轻处罚的判决，也得不到租界当局的支持，仍被领事团宣布无效。1904年5月21日，上海县知县会同英国驻沪副领事宣布最后判决：邹容监禁两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这时候距章太炎被捕已经十个月了。
　　这场判决，看似是章炳麟等革命党人的胜利，他们挫败了清廷的“阴谋”。但现在看来，这只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中国的脸上划上一道丑陋的疤痕，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蔑视。而革命党人在其中的角色，放在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也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与其说是来自他们为革命而作的牺牲，还不如说是来自一个悖论：他们的革命是为了救国，但为了救国他们首先就不得不“辱国”—托庇于帝国主义列强，一起来“欺负”四面楚歌之中的中国。这样的悲剧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重演了一次—孙中山为了筹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以和袁世凯、清廷相抗，不得不将汉冶萍的路矿权抵押给日本。虽然这项“买卖”在章太炎、张謇等人的极力反对之下没有做成，但这种种举动也足以让国人寒心了。
　　章太炎在上海租界的“洋监”里苦熬了三年。天底下坐牢没有什么舒服的事，章太炎坐的“西牢”虽然比起“国产”的牢房要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开始的时候，邹容还年轻气盛，不时和当牢头狱卒的印度阿三动动拳脚，到后来在章太炎的劝说下也偃旗息鼓了。吃不饱饭，又受欺负，章太炎在牢中生平第一次绝食。绝食到第六天，心神俱丧，实在难熬，一个过来人跟他说，有些人绝食绝了三、四十天，还没有断气，吞多少鸦片都没事，你这才几天，往后还有得罪受啊，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活着罢。章太炎也就听劝，不绝食了。
　　租界当局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特殊政策”，比如不让他干重体力活，而让他当裁缝，在邹容死后，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怕他也熬不住庾毙狱中，就派他去做盛饭的伙工，不止工作轻闲，还可以就势多蹭点饭填饱肚子，还可以由外面送书进来阅读，所以他在狱中工余就钻研佛学，出狱的时候已经在佛学上颇有造诣了。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章太炎三年后期满释放，竟然白白胖胖，比他进去的时候还有神采！
为“中华民国”定国号国旗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坐牢期满，随即被孙中山殷殷迎往日本，成为革命党人的座上宾。很快他经孙于军介绍加入同盟会，又因为他是当时同盟会中唯一有点“革命理论”的文章高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移交给他来主编。如此，他后来居上，在同盟会中取得了重要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个地位的取得，还和他前几年的革命经历有关。他在狱中的时候，和蔡元培等人还保持密切联系，这其间蔡元培等人组织了光复会，章太炎也为光复会的成立出谋划策，差点还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后来章太炎推辞，蔡元培就任首任会长），其后在东京，光复会集体加入同盟会（徐锡麟等人没有加入），因此之故，同盟会中的光复会会员如张继都是他的拥护者，他在同盟会中的势力不可小视。
　　他在同盟会中的最大功绩，就是和康有为为首的国内外保皇党、立宪派论战，使得革命党声势大振，有了理论上的大支柱，革起命来理直气壮。
　　比如，他撰写《中华民国解》，从学理上为推翻清朝皇室之后的中国国体、国号作论证，文章立论严谨，文辞典雅，使得立宪党人的智囊如杨度等人的文章黯然失色。
　　被袁世凯品为“旷代逸才”的杨度从他的老师王闿运久习“帝王术”，对自己的才华和学问都颇为自负，在国内力主君主立宪，也算是士林领袖。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杨度后来逃到日本，成了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结识了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他主张君主立宪，但与黄兴、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群豪也关系不错，是个四面八方兜得转的人物。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这时候正穷困潦倒，同乡章士钊给他找了个活计，就是为这几位“出洋考察”的“宪政大臣”抓刀写考察报告，原本是为了赚点外快，可是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一出来，他在国内却一下子声名鹊起，廷枢人物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就一心一意地要行君主立宪了。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以致后来一路扶持袁世凯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这是后话，现在杨度主张君主立宪，这和革命党的革命主张就互相抵触。要是往昔，杨度发文自是雄视天下，无人敢撄其锋，可惜碰上章太炎这个几百年一出的天才，在学问和文采上杨度都败下阵来。
　　 1907年，杨度作《金铁主义说》一文，在其所编《中国新报》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起连载，第一号《中国所处之世界》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这种说法当然是为（满清）君主立宪作合法性论证的，意思是华夷之分不在血统而在文化，这一点现在看来当然很有道理，也很有必要。但是章太炎和孙中山当时都坚持狭隘的排满主张，所以对杨度的理论就非驳不可，不然“排满”就师出无名。章氏驳斥杨度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而言；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说：“华是国名，原于华山。夏是族名，并非邦国之号，所以得称诸夏。”“是故华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他这一篇文章，就此奠定了“中华民国”这一新生国家的国号，至今“余威犹在”。恐怕袁世凯将他的洪宪皇朝对外宣布为“中华帝国”，也从这里得到不少灵感罢。
　　很长时间，章太炎都是革命党中的理论代言人，孙中山真正成为公认的革命“思想家”，还得等到他民国以后埋头著书写成《建国方略》，所以章太炎在革命阵营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不几年，同盟会分裂，他的笔锋调了个方向，使得革命党阵脚大乱，则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始料不及的。在辛亥革命的前两年，他实际上和武装反清的革命同行隔阂得很了，转而研究学问，研究佛学，《民报》上长篇大论的是佛学、国学的学术文章，很让孙、黄不满。但经过几年的文坛耕耘和论战，海内外都认为他是革命党内的“泰山北斗”，孙、黄一派拿他也无可奈何。在东京的几年，他学问大进，还办国学讲习班，收了一帮研究学问的弟子，开宗立派，已隐然是一代学术宗师。
　　细细探询章太炎到此为止的革命生涯，可以发现，他的革命理论最核心的其实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汉族主义，说白了，就是“驱满复汉”。他做这件事情有无限的激情，可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在大方向上他就有点不知所从了。这恐怕也是他入民国以后政治见解毫无统系、反复无常的一个原因。
　　民国建立，他对满清的仇恨转为对民国的热情，但也许因为他太过“热心”，反而被这个中华民国又是软禁、又是通缉。但章太炎对“中华民国”是有着深切的感情的。这种感情体现在他念念不忘的对“民国”正统的维护，对他首倡的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珍爱。武昌举义后，在拟定国旗时，各位民国大佬各有各的主张。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井字旗，这还是在东京“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已经众所周知了。那时候黄兴坚决不同意孙中山的图案，说这是抄袭日本国的太阳旗，自堕国威，孙中山出了名的刚愎自用，坚持己见，两人争论非常激烈，几乎动了手脚，要分裂同盟会了。后来黄兴以大局为重，暂且同意了这一国旗图案。章太炎却是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的，他始终珍爱自己提出的五色旗，取“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义。”当时还有袁世凯提议的龙旗，黎元洪提议的十八星旗。最终是章太炎的主张占了上风。可是后来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混战，孙中山又重新崛起政坛，他的继承者蒋介石统一了中国，青天白日旗卷土重来，章太炎只能叹息而已。1928年5月，章太炎《致李根源书七十四》：“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前后诸子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而徐、段、曹辈皆视此为轻。”是年黎元洪死，章太炎挽联为：“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僬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
　　1936年，章太炎大殓，按浙江人风俗，要在棺材里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节，叫“结彩”。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买了红、黄、蓝、白、黑五匹彩绸，按五色国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然后“结彩”以殓。当时在场的国名党要员深恐此举会激怒当局，因为国民党政府正拟为章太炎举行国葬，应该用青天白日旗，现在用旧的五色国旗，蒋介石怕不会答应。但汤国梨到底是女中豪杰，坚持用五色旗，别人也奈何不得。当然，因为日军侵华，章太炎的国葬就此搁置，一场近在眼前的风波也就没有酿成。
　　

杜雅萍

以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骂袁世凯
　　鲁迅先生说起章太炎的革命功绩，第一条就说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这件事的确是民国史上传颂一时的大新闻，但鲁迅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章太炎用来做扇坠的，不是大勋章，而是二等勋章。
　　就为这颁大勋章还是二等勋章，章太炎还专门有一篇表功的文章为自己争取得个“大勋章”，但最终在袁世凯当权时也没争取上。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有《与王揖唐书》：“揖唐中将左右：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国第二年也。元日恐有一番发表。稚晖辈决意辞勋，彼自无政府党，亦未尝艰难困苦；弟则不为此矫情干誉之事。盖赏功论罪，政理所先，图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牵而去，此乃于道德强人，失政治之理，负志士之心，必不为也。但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如上数端，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孙、黄之间，犹自谓未满也。然同功者亦非一人，其间或有性情暴乱、举措不当者。要之，功烈必不可没。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如是五人，虽不敢上拟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盖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祁奚所以为直；小曲辞让，非大人所为，故为君道其梗概如此。”
　　这一番表白义正词严，大有当仁不让的气概。不过今日看来，只能说章太炎夫子憨态可掬，不明大势，甚至不免有黄婆卖瓜、自吹自擂之嫌—那些得大勋章的，哪个不是实力派的大人物？哪个是光靠“鼓吹之功”赢得天下英名？而且他这卖文章功业的买卖，从一开始就看错了“主顾”，错托了“明主”，袁世凯虽然想着笼络天下英才，但他行武出身，力行实践，并不认为章氏文字之功“功在孙黄之上”。不过，章太炎最后还是得了个大勋章。
　　那是在袁世凯死后，民国十一年八月，黎元洪任总统，鉴于他保护共和有功，给他颁发了大勋章。当授勋专使莅临时。章太炎预供香案，袍褂整洁，还特意花钱雇了乐队前导，恭迎如仪。勋章来了，供勋位于案上，行三鞠躬礼，欢宴使者，欢送如仪。章太炎玩世不恭、张狂邋遢久已成病，从来未见他如此一本正经，可见此公对什么都不在乎，对这大勋章倒实在情有独钟，颇为看重。由此也可见章太炎有点痴气，他对自己真正向往的东西难以掩饰见猎心喜之态。他之所以这么看重这勋章，恐怕还是他的“政治瘾”在作怪：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对民国的“缔造之功”被世人低估了，所以他就拼命地要让别人承认他的“国父”地位，他最看不起孙黄之辈，认为自己见识高过侪辈，功劳大过侪辈，结果自己在这个勋章的面子上却被此辈比了下去，这一块心病恐怕还得大勋章来医。
　　但章太炎拎着二等勋章去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倒不是为了争那个想望已久的大勋章。这事还得从民初政局说起。
　　民国建立，纷争迭起，革命党人、立宪党、北洋军阀为了新生的民国政权争夺不休。首先革命党阵营内部就有裂痕。
　　武昌方面和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意见就不太协和。革命首义之功在武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孙中山一回国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轻松夺得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初夜权”，让袁世凯恼羞成怒，然后的一推一让，更显得袁氏和孙氏境界判若云泥。但这临时政府中武昌方面的首义元勋倒大多被搁置一边了，只有黎元洪被推举为副总统，这还是出于黄兴的竭力建议，其目的即在调和武汉。不过武昌首义的志士甚多，仅让黎元洪一个人做副总统，在武昌方面看来是不公平的。当时黎元洪下面的革命同志中，最重要的有一位孙武，他对策划起义，贡献很大，起义前一天，孙武试验炸弹，不幸爆发被炸受伤，举义后孙武是军务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孙武由武昌到了上海，陈其美对孙武的印象便非常不佳。临时政府筹组时，孙武希望做陆军部次长，可是各部次长多由海外归国同志出任，孙武被摈弃一边，这就使得武汉和宁沪之间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至于章太炎，原本是提名他为教育部长，未被各省代表会同意，遂告落空。章一心想做一个国师，想象戏台上的诸葛亮或是刘伯温，不料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后竟也没有他的份，遂使他也站到武昌方面。由于武昌不满南京组府的人事，而浙江的陶成章也与武昌接近，因此浙江一部分革命同志亦倾向武昌。
　　当时革命党内的不和主要是上海方面的陈其美攘权厉害。陈其美是上海一带帮会中很有势力的首领，上海一带清末民初的几个帮会头目如王金发（参与徐锡麟、秋瑾起义）、刘福彪、应桂馨（刺杀宋教仁的买凶者）均是他的得力干将，因而陈虽参加革命多年，也不免有点光棍流氓习气。有一个叫章天觉的，参与了辛亥革命，他在《回忆辛亥》中有一段重要记载，其中说及陈其美在武昌起义后，曾“密约亲信同志”谈了他对形势变化的分析对策。陈其美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久占优势之政党，始无可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陈其美的心思现在就主要花在怎么为同盟会“争地盘”上面去了，所以才有后来上海光复时夺李燮和之功而自称上海都督的事，才有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事。他还无辜枪杀了当时的镇江都督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进而准备刺杀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可见他对“革命袍泽”实在没有什么袍泽之情。然而，后来因为陈其美一心提拔起来的蒋介石执掌了中国政权，其侄儿陈立夫、陈果夫又是红极一时的CC系首领，陈其美的这些出格举动也就没人敢追究，陶成章就此死的不明不白。
　　章太炎在这个漩涡中左右为难。他当时劝陶成章、李燮和等人以大局为重忍耐退让，李燮在争夺上海都督一事上作罢，陶成章却不愿意撂手，终于被暗杀。章太炎闻得此事，火冒三丈，惜他手无寸铁，也无一兵一卒，不然恐怕要驱兵反孙了！1912年三月下旬，南京川籍革命党人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出席，章太炎愤然送去一副惊世骇俗的“挽联”：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就是针对革命党内部这些自相倾轧的丑事而发。
　　因为有这些过节，章太炎就有一个著名的政治见解：“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同盟会而来。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孙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章太炎就是希望同盟会“自动消失”的。但同盟会不肯自动消失，他就自己组织了共和党，和一帮立宪党人联合起来，将自己前几月发表的《诛政党》置之脑后。可惜他在立宪党人那里也难以发挥自己的“王佐之才”。和章太炎做搭档组织共和党（后来合并为统一党）的清末名状元兼大企业家张謇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价章太炎：“民国元年3月二十日（1912年5月6日）记：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任。”21日又记：“统一党开职员会，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后来章太炎干脆被他所创立的统一党开除出党了！
因为和孙中山一派合不来，又看不起立宪党，章太炎对袁世凯这位强人倒抱着好感了。他赞成袁世凯定都北京的主张，发表《驳黄兴主张南都电》，为定都北京作理论上的说明。这年的三月，他还有《致袁世凯论治术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当今急务，盖有数端：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吴。大端既定，然后政治可施。”几句话里用了三四个历史典故，生怕袁世凯不知道他满腹诗书、鉴古通今，可惜袁世凯连秀才都没中过，恐怕看得满头雾水吧？据说袁世凯的回信中对章氏献策有“至理名言，亲切有味”之语，看来也不过是敷衍而已。但章太炎急着想做“帝王师”的心态却表露无疑。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东三省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袁送了1万元的开办费，他就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是踌躇满志，制定了不少宏伟计划如开运河，勘测地质版图等等。可是到了地头，却没有人来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温言软语一番，还送了他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来到武昌首义之地，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太炎又志得意满了，当时还在湖北的黎元洪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觉得“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黎元洪的确是一个朴实谦卑、胸怀宽阔、淡泊名利的老好人，不然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也不会找上他。此后多年，章太炎果然不管政坛风云如何变幻，总是一力支持黎当总统，以至于有报社记者说：“章太炎先生的政见，无外乎‘总统非黎公不可’。”他对黎元洪的好感此后一直没变，就像他对孙中山的恶感至死不泯一样。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随之有孙、黄的“二次革命”反袁。章太炎为孙中山起草了反袁檄文，批评袁很激烈，袁世凯恼恨不已。共和党内有人向袁某献计，说可以赚得章太炎来京。袁大喜，依计而行，章太炎果然又兴致勃勃来京，他以为袁世凯奈何他不得。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有次章太炎乘马车外出赴宴，宪兵跃而登车，夹侍前后左右，很是威风，章太炎回来的时候，这些卫兵照样寸步不离，怪而问之，原来是袁世凯派来保护的。章太炎大怒，持杖逐退了这些抱头鼠窜的卫兵，他喜滋滋地说：“袁狗被我赶走了！”其实宪兵被逐之后，只是换了便服，照样来监视他，章太炎无计可施。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缓颊转圜，但袁世凯是决不肯放他出去“混淆视听”的，相反，还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年的2年10月，北京地方检察厅汇集他在南方的反袁言论对他起诉，可是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在黎元洪的劝说下，袁仍打算给章一个虚职，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价钱又谈不拢，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他在这国学讲习会门口贴一小启：“康有为之门徒不许入内”等等。
　　
可是讲学也讲厌烦了，他还是想脱离袁氏牢笼，于是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已经有输诚求和的意味了，可惜陆建章只能“按既定方针办”，怎敢放虎归山？章看看没有消息，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奇岛，以及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虽在异国，不敢谋燕”一语，是老老实实服输，表示以后不敢反袁了。袁世凯是何等样人，你一句服软的话就放了你？他还没那么天真。于是同样不予理睬。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元洪为章太炎说情，要袁世凯答应章太炎的条件。可是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还是坚持要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1914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行的酒令都是以骂袁世凯为能事，其实这些共和党的人都被袁世凯收买，故意挨磨章太炎的时间而已。结果章太炎到车站，赶不上车了。章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表示决不再在京停留。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手持羽扇，扇柄上摇摇晃晃坠着一枚二等勋章，看样子来头不小。只是他穿着一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蓝布长衫，实在不像善类（有人还传说章太炎当时一脚着官靴，一脚仅着白袜，则是说笑的杜撰了），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不久，袁世凯的“财神”、财政总长梁士诒来招待，方上来搭讪，章太炎鼻孔朝天：“我见袁世凯，哪里要见你？”梁某悻悻而去。良久，没有人搭理，章问接待员：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廏（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廏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秘书们推三阻四，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不得已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将招待室的器物损毁略尽了。值日官一见章，头都大了，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
　　袁乃命陆建章备车马将他骗出了总统府。陆建章来了，先向章太炎鞠躬：“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现在遣陆某迎先生见总统。”章太炎瞪了陆建章半晌，看他面色尚和善，随陆出登马车，车出东辕门，章太炎怪而问道：“见总统，为何不入新华门？”陆建章满脸堆笑：“总统在居仁堂。出东辕门，过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以免您步行。”章太炎也就深信不疑，结果被送至总统府附近的军事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杜雅萍

民国三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这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走又走不脱，居又居不安，于是他只好书以泄愤，每日大书“袁贼、袁贼”二字。他喜欢以油炸花生米佐酒，吃花生米时必去其蒂，口口声声“杀了‘袁皇帝’的头！”他得空就骂老袁，还在住所的门窗上桌上遍写“袁贼”二字。只这么写不过瘾，他又从后花园里挖树根，大略修理成人形，上书“袁世凯”三字，焚而埋之，然后高兴得满院子跑圈，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整日介以此为乐。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未敢面见章太炎。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 他还召集寓中所有仆役(均是陆建章手下便衣警察)，颁示条规：(一)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很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说：“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章太炎在龙泉寺幽禁了几个月，开始绝食，7、8天之后，马叙伦来看他，相谈甚欢，夜已深，马叙伦肚中饿极求去，章太炎恋恋不舍说可在这里吃饭，马叙伦面有难色说：“对着你这个绝食的人，我怎好开口大嚼。”章太炎于是说，那我也陪你吃一点好了。这一次的绝食也就到此为止。
　　章太炎后来又被移送到钱粮胡同一位医生家里，由那位医生负责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他的弟子友好也可以常来探问。据陆建章后来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先生：（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紧；（三）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往来；（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完全交给你。”有此可见，袁世凯肚量还是大过曹孟德，不肯做杀弥衡之事。或许章太炎也深明袁世凯为人，自己种种冒犯举动，不致于有送命之虞，因此名士派头就做的更足，闹出了不少传颂一时的笑剧。
　　章太炎脱离袁世凯的牢笼，是在袁世凯死后了。经此一难，章太炎的声望反而大涨，又成了反袁的英雄。但他后来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只是他也懊悔自己没有看清楚袁世凯的真面目。1916年，他在《告葵丑以来死义诸君文》中说：反对专制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彻底胜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
文坛大宗师
　　　　1911年11月1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时评”栏有一篇名为《文字功》的文章，谓：“革命虽重实行，不重空言，然理论足以复实事生，则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并首推章氏和邹容，谓：“一、章炳麟也。当甲午、乙未之顷，全国人心锢蔽不开，而一般文人，醉心科举，除八股贴括外茫无知识。章生平不应虏试，提倡民族主义，所著《訄书》，发挥透辟，于是革命之学说，如怒芽茁生，日渐加长矣。”这是民间舆论对章太炎革命功绩的品评。至于“政府”的评价，也不下与此。为章太炎的授勋而公布的请勋原文中说：“窃以章炳麟之功，有非寻常所可比者，中邦古以专制立国，君权之说，深入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
　　由此可见，章炳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首先是由他的文字宣传之功底定的。而他能建此独一无二的文字之功，端有赖于他天生的文豪健笔。他的文章好到什么程度？好在哪里？这些问题还是首先由他的同时代人来回答吧。章太炎的好友，在清末思想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宋恕（平子）说：“枚叔文章，天下第一！”如果这是出自朋友之口，作不得准，那么曾被章太炎斥为“何物胡适”的胡适博士的评价就应该掂量一下了，他说章太炎是清代学术的压阵大将，那说明至少在晚清学术界，章太炎文章无人可匹敌了。梁启超为司法部长时曾任梁启超秘书的湘学名宿李肖聃（其女是和毛泽东诗文唱和的李淑一）曾说：“自常州诸师张大今文之绪，康有为承其绪论，缘饰政术，而经学本义以荒。自梁启超主纂新报，时杂倭气，迄于后进，语体代兴，而文章正宗以坏。自革命诸家改更国号，心迷海西谬论，以谓吾土旧艺不足复存。章以朴学巨儒，首创大义，截断众流。”这一番评论则又将梁启超目为“败坏”文章正宗的罪首，而章太炎成了“力挽狂澜”的救时儒宗，标举章氏不遗余力。
　　
文人相轻重
　　在中国，做文人不打笔仗，那是辜负了“文人”这个称号，而做文人不敢对同行有所褒贬，那只能说明这文人还没有做到一定级别。中国自古就有品藻人物的风气，战国时养士成风，品评人物节操、才能就成为时尚了。到魏晋时期，清谈中的一大谈助就是评点各家风流人物，举凡德行、政事、言语、雅量、文学、赏誉，无所不评，无人不鉴，人物品藻成为一门学问。后世的文坛宗师、士林领袖，往往就是品鉴人物的行家里手，青年后进、籍籍无名之辈，只要得到舆论领袖的一字优评，那就前途有望，所以才有“跳龙门”这一说法。不过，品评人物德行、才能、风骨，还是有据可依，说到议论文章高下，那就众口难调，从无定评了，因为谁都不服谁，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家的好”。所以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
　　文人是不是就一定会相轻？应该说，越是有名的文人，就越是容易相轻。这一点，倒是从章太炎和他同时代的诸文豪的互相讥评可以看出来的。大概文人相轻，有如黄婆卖瓜，卖瓜的黄婆一多，自然口水就喷到别人的瓜上去了。
　　章太炎文章真的是天下第一？这个首先就有旁观者跳出来表示不服。有人说梁启超文章胜过章太炎。亲历晚清文坛盛况的吴其昌有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评述，非读不可：
　　“当年一般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天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诸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魄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发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惟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1896－1910）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之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之有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他将晚清文坛诸多声名显赫的巨子评点一番后，认定还是梁启超的文章夺魁。
　　不过，品评文章，首先得声明一下评点标准。吴其昌的标准，最根本的还是文章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这一点上，的确，从晚清到民初，无人能与梁任公匹敌。在晚清文坛上，严复是自信而傲视一切的，但他在和梁启超讦难中，也承认其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梁“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墹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政治启蒙，也还是从阅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开始的，所以毛泽东所撰文章，不拘文体亦不求文雅，但见他天马行空般纵横往来，嘻笑怒骂而又说理明晰，这不免有梁启超宽松放达的文风影响在内。
　　但从文章本身的审美标准来看，章太炎的文章恐怕又超乎梁启超之上。章太炎的文章，用词典雅考究而气势磅礴，特别来得宏大壮美，渊博淹通，格调高古，深为士大夫阶层所推崇。梁启超说他自己的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可见梁启超文章的读者主要还是可以一鼓而奋起的热血青年，而章太炎的赞赏者，则来自那些饱读诗书、讲究辞章学问的士林中坚和耆宿。他对上述列举的诸位大文豪，都看不上眼。他鄙薄梁启超的轻薄文风，讥其为“科举新样”，差点就说那是哄小孩的玩意儿了。不过“科举新样”这一说法也不是毫无由头。
　　1905年废除科举，八股制艺当然连带废弃，于是改兴策论。可是成百万的举子一辈子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习的都是八股、试帖诗，一旦要考试策论，一时之间又从何下笔？所以，有那心思灵敏的，就将梁启超《时务报》上畅快淋漓的政论一一择意熟读，策论时居然也能言之有物。因为梁启超论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世间万物无有不能比拟入文的，又加上从声光化电、西洋风俗诸新事物中抄袭一二新名词，颇能唬住一帮宿学老儒，因为此辈对这些外洋新事一无所知。但他们为了标榜自己也能谈“新学”，出的题还是要有点新意，所以有“拿破仑项羽论”这样不伦不类的考题。这些话题正是梁启超辈所津津乐道者。于是，梁启超虽然人被清廷通缉，文章倒成了清廷考试出题和答题的样本了。章太炎讥讽梁启超文章为“科举新样”，就是本于此事。
有一次，上海有人选定近世文人名家笔语五十家，章太炎当然列名其间。可是章太炎闻得这一消息，却大发其牢骚。他在《与邓实书》中说：
　　“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宏雄，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掩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原来是怪这选文者将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自己的“浅露”之作。
　　接下来，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价！“定文者以仆与谭复生、黄公度耦，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复生气体骏利，以少习俚语，不能远师晋、宋，熹用雕琢，（牛京）而失粹，轻侠之病，往往相属。公度熹言经世，其体则同甫、贵与之侪，上距敬舆，下摧水心，犹不相逮。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愿与二贤参俪。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大衍之数。。。。。宜告以鄙怀，无令署录，玉石朱紫，庶其有分！”照他的看法，谭嗣同和黄公度的文章，实在不足为观的，可观的只是“志行”罢了。王壬秋、康有为的文章，虽也不是一无是处，到底还不能入章太炎氏的法眼，“仆亦不愿与二贤参俪。”言下之意，将章某与上述诸子并称，没的污了章某人的文名！所以他坚决要求选文者 “无令署录”自己的文章。他的议论让旁人见了，止不住要掩口而笑：这文选中选的只是他的“浅陋之作”，就这些浅陋之作也足以令其余的文章大家相形见绌，康、梁、谭、黄之辈见了此论，怎不为之气结？
　　有人和他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还专往他枪口上凑，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章太炎对梁启超等人之文风如此鄙薄，当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嫌疑，但他这评论也不是没人呼应。陈登原说：“启超下笔，真倚马可待，《清代学术凯伦》十余万言，但二十余日而就。一章甫脱草，即邮寄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去。全稿毕，十余日后，《申》、《新》两报出书广告已见。从文稿到印刷，新闻纸外，殆未见可以比速。当时予在南京，花牌楼有商务分馆，购此书者每鹄立以俟。人家书桌上，无此书殆不足以言学。视张炳麟书之板藏浙江图书馆，岁或印刷五十部百部以应世者，其荣枯甚有不同。及今论之。梁著《饮冰室集》，正如王世贞《四部稿》，非不庞然巨轶，非不一时风靡，但以浅尝即止之故，不久即见庋书库，视为珍本，当风行草偃之后，成无人过问之物，真为所以遗憾。盖启超早年喜为政论之文，已嫌其滑于手，晚岁论学，又喜与胡适辈浪相角逐，更嫌其浮于笔，非失诸契勘，即泛泛立论，等身著作竟似过眼云烟。缀文之士，睹此可以三叹。” 章大师若知后世有陈登原君此论，应该会私心窃喜，含笑九泉吧？
那清末民初的文坛上，还有没有入得章太炎“法眼”的人物？他只稍稍看得起一个和他抱负相类似的人物，那就是史学大师、向以“帝王师”自命的湘潭王闿运（他曾是清季权臣肃顺的智囊、军师），而民国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章太炎以刘伯温（青田）自许，也是“王者师”一流的人物，而且章太炎还真的向人密授过“帝王术”，弟子就是黎元洪。妙就妙在，这两位“帝王师”在政坛上既择不到“良木”，也寻不到“明主”，却在文坛上都是一时祭酒，执文坛之牛耳。
　　1916年王壬秋（闿运）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而王闿运所做自挽联亦以自家帝王学不能大用而抱憾：“《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馀高咏满江山。”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这样的伤感之语。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闿运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中国的“帝王术”源远流长，《史记》中描述的那些纵横之士，大多都习得点“帝王术”，其中商鞅和韩非算得上是杰出者。
　　章太炎不止佩服王闿运的文章，对他的志向大概也甚是赞许，因为王闿运在湘军崛起的时候曾游说曾国藩反清，做个汉人的皇帝，可惜曾国藩不用，而章太炎对曾国藩从没好感，因为章太炎站在满汉区分的立场上，认为曾国藩帮助满人镇压汉族的起义，是吴三桂、洪承焘一流人物，谓为“大盗”。此惊世之论见诸著述，至再至三，为此还有过一场纠纷。原来，章太炎为了贬低曾左诸人，借其后人之口来骂曾左：他在《检论》中说，曾国藩死三十年后，其孙广钧语人曰：“吾祖民贼。”曾被王闿运誉为“神童”的曾广钧大怒，因为他根本未说过如此大逆不道、不伦不类的话，乃驰信呵止章太炎，章太炎倒是给了他“面子”—将“其孙广钧曰”易为“其家人曰”。这不禁令人想起章太炎和吴稚晖的那场官司来。当时吴稚晖责骂章太炎生编硬造、血口喷人，章太炎为自己所作辩护词倒也别开生面：“足下试念仆作《慰丹传》，非法庭录供之爰书。有其事，则略记其语，宁能适与声气相肖？非独仆然，自来记事者皆然。足下自命为无政府党，与法律相攻，顾于寻常记叙之言，欲以法吏录供为例，岂足下不知文体也乎？”言下之意，我这是“写文章”，古往今来好文章是只求“神似”，不求“形肖”的，他不止讥笑吴稚晖“不知文体”，反而倒打一耙说吴稚晖既然自标为无政府党，怎么学讼棍之徒来“缁珠必较”!难怪吴稚晖气得要打他嘴巴。就王闿运一事来说，到底章太炎是因为爱王闿运的文章而及他的立场，还是爱他的立场而及他的文章，这个就难以回答了。大概还是喜欢他文章为多吧，因为此老和章氏写文章时都好在文中“泄私愤”，两人相惜，大有“吾道不孤”的味道。

杜雅萍

至于严复之辈，他的评价就有点刻薄了。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中说：“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词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祗益其丑也；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纾自云：“日以《左》《国》《史》《汉》《庄》《骚》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以数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听其发言，知其鄙倍矣。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语以重，汝纶既没，其言有无不可知。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谬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则复不得比于吴、蜀六士矣。（见《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他以雅俗两个标准来衡文，严复、林纾则既不能雅、又不能俗，所以两人简直可以说不入流！
　　林纾（琴南）在晚清文坛上好歹也是一方重镇，他以翻译西洋小说成名，但他实际上不懂外文，靠着别人将外文口译出来，他再揣摩会意，以优美动人的文笔写将出来，因为行文跌宕起伏，感情饱满充沛，虽然在情节上可能和原文相去甚远，但他的译作反而更加引人入胜，一纸风行，有洛阳纸贵之势。钱钟书先生曾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林纾翻译的小说，到后来自己能看外文原著的时候，反而觉得原著不如林纾的译作精彩。可是这样一个译作风行海内的大文体家，章太炎贬得他一无是处。这自然要引来任气好辩的林琴南之反唇相讥。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如此评点文坛：“今庸妄锯子，饾饤于汪伯玉、哮勃甚于祝枝山，用险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膺力，斥桐城不值一钱，而无识之谬种，和者嗥声彻天。余则以为其才不能过于伯玉，而其顽焰所张，又未能先祝枝山也。”“吾亦但见其黔黑凶狞而已，不知其所言之为文也。”“庸妄锯子，剽袭汉人余唾，以丐扯为能事，以饾饤为富，补缀亦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不讲，奢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缙绅旧蔽之冠服，袭之以耀乡里，人即以缙绅目之，吾不敢信也。、、”，这位桐城文法的大家，现在效村妇骂街，不见了哀婉清秀的情致，喷薄而出的全是尖酸刻薄之词，可见是动了真气了。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说这位庸妄锯子是谁，那名字却也是呼之欲出—“用险句奇字以震眩俗目”，这不就是说的章太炎么？章太炎最喜欢用古字、奇字、生僻字，这已经成了他的招牌了。
他这种风格是刻意养成的。熟知内情的刘成禺说起章太炎的作文“秘笈”，让人忍俊不禁。他说，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的手钞秘本，匿不示人。比如陈散原作诗，有换字秘本，一首新诗做成，必取秘本中相似相等之字，择其合格而又最新颖者，斟酌而调换一下，所以他的诗多有他家所未发之言。有一次刘成禺和冒鹤亭（辟疆）、陈散原在庐山松门别墅久坐，陈有事离开一会儿，这个秘本不小心留下来了，刘成禺等人检视，则见上面有各种作诗时以备换用的字，如“骑”字下面列着“驾”、“乘”等字类。刘某稍一看，忙掩卷而出，怕陈散原恼羞成怒。这样的“秘笈”章太炎也有。而且有几十册，蝇头小楷，极精善，皆汉、魏以前最好文调，所以章太炎作文渊雅古茂，的确是有所本。据说章太炎的文章，开头一稿也没有高人之处，平常得很，但他写就一稿之后，他会将“秘笈”拿出来，找秘笈上的典雅古奥文辞，一一替换掉自己文中他认为不满意的字句，如此三、四稿之后，文章格调就渐渐高了起来，几有脱胎换骨之效。章太炎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被刘成禺等人发现了这一“秘笈”，章太炎差点和刘某人打起来。所以，林纾讥笑章太炎“剽袭汉人余唾”，或许是章太炎作文用秘本一事被林纾探得也未可知。
　　还是在上海的时务报馆和梁启超等人合作的时候，章太炎初次发表政论，因为文风独特而引人侧目，但毁誉参半，有人叫好，有人摇头。谭嗣同在《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说：“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如贾宜，章似司马相如。” 章太炎对此不屑，觉得谭将自己和梁启超相类比，无异于“鱼龙混杂”。他看了谭嗣同的名著《仁学》，乃“怪其杂糅”。黄遵宪《致汪康年书》谓：“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原注：“任父盛推麦孺博，弟深信其言。”）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乎！”而叶翰《致汪康年书》则谓：“章氏十九期报第二篇论文太艰涩，洗太散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可是，章太炎的文章艰涩难读，正是他竭力营造的风格，他怎肯为了个不相干的读者观众而“选词加润”？
　　1898年章太炎避戊戌政变之祸，远遁台湾，在日本人办的《台湾日日新报》撰文谋生，报社的日本人稍通汉文典籍，对这位正冉冉升起的国学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章太炎每撰一文皆一字不易地照登。但章氏文辞古奥，实难索解，日本人的报社主笔惴惴不安地委婉提意见，章太炎抬头瞄了人家一眼，也不吭声，提笔铺纸，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不关吾事，吾只患吾文之善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日本人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叹息而去。
　　有人听过章太炎的演讲，这样描述章太炎和他的“观众”的关系：“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指章太炎的余杭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尤使我难过的，是他音尾后的笑。这笑不是演讲材料的好笑，而是社会的笑，沟通听众情意的笑。听众莫名其妙，却向同伴丢个眼色，嘴里也歪出十分之几的笑。这笑并没有丝毫的同情于敬意、我看了难堪，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想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想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他，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这里描述的章太炎演讲之“境界”，不就是他作文泼墨的心态？他以为别人自当能够体会他文中妙处，懒得为了迎合别人而降低自己对文章美感的要求。他是这样地自负，认为他文章的妙处不言自明。
　　说起来有些凄凉，章太炎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一般人都不以为意，而他觉得无足轻重的文章，别人倒又啧啧称奇。他晚年删定自己的文稿，将很多文章都删落，不予再版，其中摒弃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诸多文雄论战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不当留下来污了他的文名。可是，鲁迅先生回忆章太炎师的时候，却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maychang

不错不错，相当翔实。

是从天涯转的？

好久没有去天涯了，感觉那里鱼龙混杂，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