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漫议帝王口语

漫议帝王口语

转自二闲堂

作者：常罡

　　时下古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或主角或配角，常有帝王出场。其语言风格大致有三类：四字一组为基本构成的板强的成语体，随口道来的白话体，二者的混合体。既是艺术，假模假式总在所难免，无人会去苛求“真实地再现”。然而云龙缭绕、高高在上的帝王们，也像我们一样，曾是骨肉发肤的一体生命，吃喝拉撒、走动周游，其说话的声音确确实实曾在这个世界的某一局部震动鸣响过。他们开口讲话到底是何样腔调？不惟观今之影视，自儿时阅楚汉、三国连环画、便每生幽思遐想。

　　实则史学家们，如陈寅恪先生，也对史料的原汁原味颇为重视。晚明钱谦益与枊如是之间曾有一段床帏戏语，后人记叙多经粉饰。惟有顾公燮《消夏闲记》中所录：“宗伯尝戏谓枊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寅恪先生以为“乃保存当日钱柳两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

　　历代官修正史中记载的帝王语录，经史官们加工润饰载之正史，如原本散放自在的山石，被研磨抛光后砌成规整方形，语意或可信，但在语音上往往失真。古时没有录音机，何以窥闻当年帝王的唾余舌韵？幸而历年猎读稗史野录，偶于浩淼书海中得见雪泥鸿爪，莫不钩沉拾零以记之。这有些类似为古代琴曲或词曲打谱，虽不敢说完全可信，至少可以说是“下下真迹一等”了吧。兹条列于下，资好事者谈助。

　　如唐太宗，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记有旧闻一则：“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

　　正史《旧唐书—太宗本纪》亦有唐太宗反对求神醮仙问道事的记载。“上谓侍臣：‘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比读之下，同斥迷信，《酉阳杂俎》中的引语，平实简朴，虽不能定为口语，大概也是十分接近原话的。

　　南唐后主李煜，其词章高奇无匹，而他的口语呢？宋人王铚《默记》上卷和宋人毛先舒《南唐拾遗记》有南唐旧臣徐铉奉宋太宗旨意往见故君一节。“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听来除语句、虚词及节奏有文言书卷气之外，就是南音白话。

　　宋太祖赵匡胤，祖籍为涿郡，即河北涿县。但他本人落生于洛阳夹马营，成了河南人，其龙兴之地亦在河南，口音自然也是河南话。宋仁宗时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述：“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这位瞧不起文人酸腐的行伍皇帝，说话河南味儿十足，尤其那“甚”字。

　　《续湘山野录》中宋太宗即位一则，为史家留下“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却也能从中听到太祖口音。“至所斯之夕，上御太清阁四下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方心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斫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好做，意为好好干，今天的河南话仍有这种说法。

　　同书中另有宋太祖一段俏皮的河南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司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之后陶谷在玉堂上题牢骚诗一首：“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诗文相证，可知宋太祖确曾说过此话。

　　无独有偶，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也记述了此事。“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乃俾其党与，因事引荐，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词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同样几句话，文朴大异。魏泰为宋神宗时人，比文莹“生也晚”。成于天佑九年的《东轩笔录》亦晚于成于熙宁中的《续湘山野录》。史料流传，讹误尚且难免，更不用说经笔墨修琢而渐行走样了。

　　不过，《东轩笔录》中倒是留下宋真宗赵恒的原声，与他的伯父宋太祖一样，操河南口音。集贤殿大学士、参知政事向敏中的女婿皇甫泌“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夜不归。”向敏中请求真宗批准女儿与其离婚。“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御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汶泪，盖莫知圣意如何。”结果真宗误以为他要为女婿求官职，竟“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

　　北宋建都汴京，诸帝至徽、钦二宗，讲河南话应属顺理成章。南渡之后，也是在汴京大内成人的高宗赵构，口音自不会有变化。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高宗年号）久不能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惬圣意否？太后谓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份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高宗吴皇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又如，高宗背后批评大臣张浚说：“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不知官职是谁底，金碗是谁底！”

　　高宗之后为宋孝宗，是赵宋皇帝口音改换的分水岭。孝宗生于浙西临安府所辖秀州，七岁入南京宫中教养。曾告洪迈说：“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多首。”洪迈奏告，记忆所及，有唐绝五千首。孝宗惊道：“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虽支言片语，听来已全无河南腔，而是文绉绉的江浙官白了。

　　宋宁宗赵扩为嘉王时，得知曾祖母宪圣太皇太后要他做皇帝，“惊惶欲走，宪圣令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叱王侍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

　　大妈妈，南方无此称谓。当是汴京宫中沿用的惯称。做不得，却纯是南音。

　　以上均见《四朝闻见录》。值得一提的是，宪圣是河南开封人，宋光宗慈懿皇后是河南安阳人，书中记下了她们的河南话。立嘉王前，宪圣对嘉王的弟弟说：“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法。”又责嘉王：“‘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慈懿则喝叱拉着光宗袍裾苦谏的中书舍人傅良及百官：“这里甚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元修《宋史》记载这句话时便文雅多了：“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与孝宗宁宗的江浙官白迥然不同，可证《四朝闻见录》记录语音的真实性。

　　明代皇帝有十七位之多，只举洪武、万历、崇祯三位。

　　《明史—太祖本纪》中，洪武皇帝朱元璋是这样说话的：“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枭张猜忌，元祚将亡，中原涂炭。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颇似电视剧台词。明太祖出身贫苦，后靠积年勤学，能吟诗做赋，可撰写四六骈体，然而却绝不至于张口即工整对仗如此。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诏令考》收录了不少非常口语化的太祖诏令。如致大将李文忠：“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那里直到（知道）我都料定。”又如致大将徐达：“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见得高强便当处，随你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教你难行事。”此外，亦可参见已被视为书法珍品的《大军贴》等明太祖亲笔书信。如其中一封写道：“教总兵官将各营内新旧见在马疋数目报来，毋得隐瞒，就叫小先锋将手抹来回话。”

　　但这些均属于明太祖提倡并力行的白话行文或军使转述的白话谕令，仍不敢遽信是这位安徽凤阳人的口语。

　　明初时人刘璟，是明太祖肱股谋臣刘基、即刘伯温的次子。他著有一部《遇恩录》，竟原汁原味地记下了明太祖与他的谈话，使我们听到了明太祖的一口凤阳话。“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你休道父亲吃他每蛊了。他只是有分晓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据传，刘基是被丞相胡惟庸毒杀的。明太祖还对刘璟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瘪）的，却死了，正是着了蛊了。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

　　《明史-刘基传》后附有刘璟小传，称太祖思念刘基，每年召刘璟和其他一些功巨的后人“入见便殿，燕语如家人”。由此可证刘璟所记，当是明太祖语音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明成祖朱棣于洪武三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藩居北平，即皇帝位后亦迁都北京。依家族口音嬗变的一般规律，从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九年（藩居北平的第六年）的洪熙皇帝朱高炽起，明代的皇帝们就开始讲北京话了。

　　有明一代，传宣谕旨是太监的职权。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七：“凡文书由御前发票，司礼监令小奄抱黄袱箧送阁门。”所谓票，即司礼秉笔太监从旁笔录下来的皇帝口喻。崇祯年间相国文震孟之子文秉“转就友人处借神宗邸报阅之，参以家庭见闻”，编成《定陵注略》十卷，记叙万历一朝政事，其中引用了诸多口说笔录而成的万历喻旨。仅举一条，可了解万历皇帝口语风格。给事中李沂上疏请肃查不法太监张鲸，并说“数日前都市流传鲸广进金宝，多方请乞，故皇上犹豫未忍决断。”万里皇帝发话说：“这事情已有了旨了，这廝（指李沂）每欲与张居正、冯保报仇，私意不遂，故捏污君父，好生无礼！着革了职，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了来说！”

　　活脱脱是明人白话小说语言。

　　皇帝在内廷私阁用日常口语。而在朝殿之上，与百官议政又是怎样讲话呢？从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所记崇祯帝与朝臣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上御文华殿，诸臣于门外行叩头礼，讫。上寻命：‘卿等进来。’诸臣肃班入，东面鹄立。上首召王志道，玉音甚厉。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番议论？昨儿王坤疏，有旨责他率妄，大体如何又存了，牵扯许多？说内臣参的处了，参内臣的又处了，但处分各官，都为内臣。这等朝廷之上，别无政事，全是内臣了。种种诬捏，不可枚举。总是借一个题目，凑砌做作，只图落于史册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时志道说谬误二字语音不朗。上问辅臣：‘是说什么？’辅臣延儒代奏曰：‘谬误。’上曰：‘有这许多谬误来！你在朕前便说谬误，书之史册就不谬误了？尔前疏只说王坤应管兵马钱粮，不该轻意侵及辅臣。这就是了，如何有许多话说？不论该处不该处，一概都是为内臣。难道朝廷政事都是内臣做了？只因内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张大起来，你可谓奸巧之极！’多顷，上曰：‘年前敌薄都城下，那是谁致的，诸臣就不说了？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来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才差内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甚么？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

　　读来如闻其声。

　　清代，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在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创制满文以前，文字为蒙古文，口语自是满语。自顺治定鼎北京后，“近汉官，习汉俗”，如乾隆帝所说：“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三），口语讲汉话，即北京话，满语反倒渐渐废驰了，以至乾隆曾训谕诸皇子：“若能熟谙国语，习弓马，方为正道。”

　　入关后诸清帝，一口北京话非常纯净地道，遗存的语音史料亦多如山积。至于末代宣统皇帝，很可能还会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他的发言录音呢，因此只举一、二为例。如清宫医案所记，康熙帝劝喻患毒疮的大学士李光地：“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不可减吃食。”以及雍正帝在官员引见单上批朱：“丫头是的一个人。”或“人甚伶透，可怜见儿的。”诸如此类，足以类推。

　　行文至此，复思陈寅恪先生关于钱枊对话原辞的议论。对于治史论人者而言，所有纤纤细节，不惟古人原话，能助人翩翩浮想之趣，更具有潜隐微妙的功用，即有助于复原历史的“彼时情景”。如亲检遗物，添身临其境之感，时时提示今天的历史学者，不宜勉强与为难古人，须设身处地、通情达理地解读历史。惟如此，或能少一些偏执粗简，少一些评史论人“不论其世”以及事后诸葛式的高宏挥洒。这也许就是陈寅恪先生所云“极可珍贵”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