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何如璋是否曾出卖国家机密？ ——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刘晓峰 孔祥吉先生在2004年3月23日《光明日报》撰文，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指称中法战争前夕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把至关重要的机密出卖给了日本的情报人员。文末称：“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何氏之棺，已盖百年。然而，一朝失足，遗恨千古。由於新史料的发现，我想,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评论也该大打折扣了。”同年，孔祥吉先生复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为题发表论文，在正面评价何如璋在出任驻日本公使期间注重对日交流，在琉球事件交涉中据理力争，关注朝鲜情形、筹划开国之策等贡献之外，同样据此两封信指称“他在中法战争前夕曾向日本提供过情报”，提出要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是非功过有“新的认识”。孔先生的新说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笔者认为，指称何如璋“向日本提供过情报”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应当对此重加考量。特别是目前清史编撰工作正在展开，而事关一代历史人物之名节，兹事体大，所以不揣浅陋，在此谨陈管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对两封信件的文本分析 孔祥吉先生所据的两封信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这是他指称何如璋“在中法战争前夕曾向日本提供过情报”的根本史料，孔祥吉先生提供的原文如下： 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孔祥吉先生从两封信使用的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笔迹相同，后一封有朱笔明注何如璋字样，判定两封信当同出何如璋之手。又从第一封信“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这段话中推断何如璋拿过日本人“百金”。这是孔祥吉先生断定何如璋在中法战争前夕曾收取过“情报费”并向日本提供过情报的主要逻辑脉络。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两封信件均非“何如璋亲笔”。信件本身白纸黑字，没有问题，应是确实可信的历史档案。问题在于孔祥吉先生认为这两封信为何如璋亲笔所写，这一说法值得推敲。两封信是否为何如璋亲笔，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在第一封信和有何如璋字样的第二封信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正是两封信相同的笔迹。根据孔先生的介绍，这两封信使用的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但从作者《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中提供的原信照片可清楚确认，这两封信使用的实际上都是“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大清国日本公使馆”和“在清国日本公使馆”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反。如果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那么因为何如璋曾做过驻日公使，这信笺无疑为何如璋为日 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提供了某种佐证。同样，实际使用的是“在清国日本公使馆”则为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提供了反证。试问，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何以要一次次使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信笺呢？对此我们找不出合理解释来。何如璋的书法当时在日本颇有名气，至今可见的遗墨不少，与照片中的字体亦不相同（参见附件1、2与附件3、4）。 此外，从两封信都交到日人渡部处判断，渡部应是日本北京公使馆负责情报收集的书记官。更合理的解释是两封信均为中法战争相关情报，是由渡部汇总后交由日本使馆人员统一抄写，并附以日本人阅读汉文的特殊句读标点，再送回日本国内的。所以，说这两封信是何如璋亲笔所写，从用纸到字迹，都没有任何足以用作确证的证据，并不成立。 其次，第一封信与何如璋无关。关于第一封信，孔文介绍说：“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朱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指证何如璋收取贿赂出卖情报的所谓“收取金钱”的证据就出在这封信中。但既然我们已经判明两封信为何如璋亲笔的说法不成立，那么因为两封信笔体一致，而断定两者消息源同出一处，就大有武断之嫌。况且如果两份情报的情报源出于一处，日期如此相近的情报，其传递手续也应当一致，即和第二封信同样由“井上生”转至渡部。两者情报传递的不同线路说明的正是情报来源之不同。因为原信没有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又失去了“同出何如璋亲笔”这一支撑，所以仅仅凭借这里的“支那某官”、“某人”，是不足以指称其人即为何如璋的。因此我认为，第一封信“支那某官”、“某人”不仅不是何如璋，而且这封信与来自何如璋处的第二封信根本无关，完全可以按下不论。至此，所谓收受日人百金云云，也就均与何如璋了无关系。简言之，清末朝中卖国者确有其人，但与何如璋无干。 再次，第二封信原作者不是何如璋。孔祥吉先生在何如璋与出卖机密问题之间建立逻辑链条的，主要是第二封用朱笔写有何如璋字样的信。分析第二封信的内容，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周炳麟访问何如璋，信中介绍了二人的谈话；二是有人至何如璋处询问越南事，信中记录了何如璋的回答。但从叙事口吻来分析，很明显写信者不是谈话者本人，而是当时一位旁听者。因为如果是何如璋本人写作这封信，他一定不会自称“何侍读”的，也不会用“周炳麟来访何侍读”这样的口吻叙事。孔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了这点，可惜他没有正面对待这中间的矛盾，而是用“情报的特殊文体”这种模糊的说法加以解释：“情报末尾，有朱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才子写尽（进），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孔祥吉先生把这封信的作者误认为何如璋，主要因为有这段朱笔注。但根据孔祥吉先生提供的原信照片，他所引用的“朱笔注”从辨识到点断明显有误。正确的读法应当是“右者何如璋氏方ニ寓居致居候井上生ヨリ渡部书记生共之内报也。侍读トハ何如璋ヲイウ”，意即“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句话把情报来源交待的非常清楚——即情报是由寄居何如璋家的“井上生”传给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渡部书记生的，与何如璋本人无关。必须明确的是，何如璋身边有人偷听到情报并报到日人渡部处，绝不等于何如璋自己把情报卖给日本人。至此何如璋为日人提供情报一节，已完全可以判断不是事实。 二 “井上生”其人 日本人何以在何如璋处刺探到了情报呢？并且从后一封信的内容来分析，相关情报的泄漏肯定与何如璋有干系。这需要还原一下1883年何如璋的生活环境，找出问题真正的线索。其实，更具体的答案就在后面的“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这行字内。出现在信件中的“井上生”，是进一步澄清问题的关键人物。 这里的“井上生”，其实是近代日本“中国通”中一位翘楚人物。“井上生”真名楢原陈政（1862-1900），化名井上陈政，中国的名字叫陈子德。他既是日本间谍，收集中国情报卓有成绩，又是文人，是清末大儒俞樾的学生。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 楢原陈政曾化装成中国人，使用陈子德的名字远赴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收集中国情报,历时6年。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此书1888年由日本大藏省出版，可谓甲午战争前日本收集中国情报的“代表作”。在安徽，他曾冒充中国贩纸商人深入泾县刺探中国宣纸制作技艺，回国后写成《清国制纸法》。1890年俞曲园70寿辰，也是这位楢原陈政编撰了《曲园自选诗》在东京博文馆出版，他还在日本动员了包括明治开国元勋胜海舟在内的几十位日本学者，为纪念俞曲园古稀寿诞写作诗文，编辑成集，此即今天编在《春在堂全书》中的《东海投桃集》。因为送长女婿之葬，俞曲园70寿辰本来是想“不觞一客，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的。他在《东海投桃集》序中说：“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遍征诗文，余固不知也。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余不禁哑然而笑。曰：在本国则却之，在彼国则受之，其谓我何？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自惟卅载虚名流布海外，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雕锥朽木，刻画无盐，其雅意亦何可负哉。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题曰东海投桃集，以识诸君爱我之情，亦见中外同文之盛。……”。可1891年他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满载中国情报的《清国商況视察复命书》。来自文化的友善和来自敌意的情报刺探在楢原陈政那里竟然是如此并行不悖。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在日本下关春帆楼上，中日全权使臣举行了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次谈判。日方7名出席人员中赫然便有楢原陈政其人，足见33岁的楢原陈政已经成了日本处理中国关系的核心人物。1900年，楢原陈政死于北京义和团运动的炮火中。时任日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年38岁。 楢原陈政才是这起间谍事件的核心人物。1877年（日本明治10年）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均精于学问,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越明年，秉承日本大藏省命令，一位16岁的少年来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这个人就是已经变名井上陈政的楢原陈政。1882年何如璋归国。20岁的楢原陈政又由大藏省派遣随何如璋同船来华继续学习。孔祥吉先生所发现的两封信件发出的时间是1883年（即清光绪9年）上半年，其时楢原陈政正在北京何如璋身边随他学习制度掌故。根据孔祥吉先生介绍，前引第二封信，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排于1883年7月8－9日之间，那么这封信所记载的，应当就是楢原陈政从何如璋处刺探的情报。同年10月9日，清廷任命何如璋赴福建督办船政，12月25日，何如璋到达马尾。楢原陈政与何如璋分手应就在这一阶段。次年（1884年），楢原陈政南下杭州去俞樾那里学习。何寿朋《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记载当年楢原陈政是因为不容于继母，才由鹿儿岛藩士、时任日本大藏省造币局局长的得能良介托付给何如璋的。不论“不容于继母”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何如璋之于楢原陈政，先于公馆抚养之，后带他回国教育之，对他都有养育之恩。也许正因如此，在任职北京日本公使馆期间，楢原陈政曾专程赴广东凭吊中法战争中获罪遣戍、期满归乡后物故的何如璋。其时楢原陈政“伏诣墓门，涕泪横流”。并出资在何如璋墓前建起石狮两头。 第二封信中的“内报”一如孔祥吉先生所说是“情报之谓”。审度楢原陈政生平，很明显他是一名对中国古代文化浸润很深的文人，又是为日本明治政府收集了大量中国情报的间谍。了解了何如璋生活中上述相关的背景资料，“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句朱笔注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孔祥吉先生发现的第二封信，情报来源就是楢原陈政。这一结论与第二封信的第三者之口吻也完全相合。这样我们总算弄明白何如璋身边的情报是如何被日本人刺探到，从而也就明白了说何如璋本人出卖国家机密，是如何冤枉的。 就情理而言，何如璋向日本人出卖情报的结论也大有需要推敲的必要。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薛福成日记》载：“总署奏：前定章程，四品充二等使臣者，月给俸薪一千两。嗣因何如璋、刘锡鸿俱系五品官阶，拟照四品充二等者，月给一千两。……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此事《清实录》等亦有记载。据此可知使日时期何如璋的俸给程度，也能大体推量出他的经济状况。不说何如璋是读书人，贵为侍读学士，以“赏加二品顶戴”做过首任驻日公使，官居三品，但说月俸能拿到一千两的官员，会为“百余金”或“几百金”出卖国家核心情报，这在情理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更何况是对一个16岁起师事自己、在自己身边学习的外国年轻人出卖情报？！从大的环境讲，1883年距离甲午战争还有十一年，当其时也，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与甲午以后、与日俄战争以后、与民国前后、与今天区别很大。读一下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中何氏《使东述略》的开篇就会清楚，何如璋是一个怀抱大中国信念的知识分子。可以想象让这样一个人在1883年向日本人出卖情报，他要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如果再联系他任驻日本公使期间的行迹和他一生的行状，上述结论就更有重新讨论的必要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的两封信并不是何如璋亲笔，而是北京日本公使馆抄写的，两封信中所记情报存在双重来源的可能性。其中一封可以断定来源于何如璋处的情报信件与日本间谍文人楢原陈政直接相关，所报情报为楢原陈政据自己耳闻所提供。孔祥吉先生所提出的何如璋本人晚年变节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并且在事实认识上也缺乏可信的证据。我的结论是何如璋是冤枉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出卖过国家机密。 《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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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24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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