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萧也牧之死

杜雅萍

作者：张羽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湮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膝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子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收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时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定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战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你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望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话。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于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直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收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罩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收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窑，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他仿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
　　1969年4月初，在“九大”进行期间，北京城内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今”，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北京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和家属，全部搬家，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身之前。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被恩准放假回家，收拾行囊，和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出发。萧也牧又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当他回到家里和老妻见面时，四个儿子围在身旁，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压抑而忧伤的。专政小组有条规定：受审查人员回到家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日晨昏两次，仍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一向把检讨、请罪当做家常便饭的萧也牧，当着妻儿的面，站在毛主席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妻子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真的，仔细想起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在家的几天里，他反复思考，不敢说自己无罪，可又置身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能说自己没罪吗？有罪，有什么罪？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他的眼前是深渊，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我的母亲十六岁来到我家，生了我们六个孩子。我三岁时，父亲死了，我是由奶妈带大的。后来家里破产了，我出去当学徒，学电工。抗战爆发，我参加了革命。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和老家划清了界线，我只记得养我成人的王妈，她死了，我曾到她坟头去悼念，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王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湖州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了妈——我叫她生妈，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弯，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李威感到突然，有些反感，说：“小武，你怎么啦，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萧也牧沉痛地说：“这次下去，我怕回不来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伯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诗，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句：“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到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罩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做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做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罩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端、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落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破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某某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某某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收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跷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上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去。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根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群专组长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汇报后，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也就是当时的二排，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这个排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的编辑，承担着水田作业最繁重最紧张的劳动。排长遵照连长命令，对萧也牧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管理。连续两日，凡过去和萧也牧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命令写他的材料。我和萧面对面办公十多年，又共同为《红岩》及罗广斌的被害伸张正义，自然也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并限我当晚写好，明晨交出。我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从自身受到的沉重压力深感压在病弱的萧也牧身上那不堪承受的承担。他受得了吗？材料催要得这样紧，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一种不祥的影子笼罩着我的心。
　　10月6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权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权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权，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权。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权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挂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瞑、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起来。
　　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算命先生给他安排的五十三岁，而在五十二岁时就死于非命。
　　晚饭后，连部通知我和马振夜间去看守萧也牧的尸体。我来到牛场那间空屋里，对着明灭的灯火，顿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来黄湖不久，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死在我右边的床上。当时，由我和萧也牧看守遗体。在给死者更衣入殓时，面对一具僵硬的尸体，我不知所措，是萧也牧教我如何翻着把衣服套上去。没想到今年今日，我要为他来办理丧事了。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人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感谢“曹木匠”，他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现在干校兼作木匠，奉副连长之命，从校部拉来一车次等木板，连夜赶制出一具薄棺，也是经历了1957年风暴的人，为当年的同难者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栖身之处，使我们活着的人略略得到慰藉。
　　10月18日，萧也牧夫人李威和儿子、儿媳一行三人由北京来到干校，接着去牛场验尸。我奉命去开棺。曾是老区兵工厂的劳动模范的李威，没有哭，只是深情地看了看自己的丈大，伸手阖下了他那微睁的眼皮。她转脸对陪她未的副连长说：“我看了。吴小武不是病死的。”我站在一旁沉默着，心潮起伏，反复掂量着：要不要让李威看看萧也牧的下身和双腿？看看那能够说明死因的青肿未消的伤痕？副连长站在一边，我终于没有这勇气。晚上，萧也牧的长子家石和三子家刚来到“牛棚”，搬走了父亲的遗物。
　　19日下午，农工王树岗赶着牛车，载着萧也牧的棺木，到跃进间外去埋葬。群专小组另一“铁掌战士”横身骑在那口薄皮棺材上，一边用镐头锤击着棺木，一边结结巴巴地署骂着：“他……他妈的！老……老右派吴……吴小武，你活着臭……臭我们，死了还……还臭我们！”
　　棺材送出前，我们一批先去挖墓坑的人，被带到一块野冢累累的乱葬坟岗前，在卢阿狗的墓旁，找了块空地，挖了墓坑。一个曾毒打过萧也牧的人，向墓坑里撒了泡尿，骂着：“妈的！你死了，今天还罚老于半天劳动！”有人说，在死者墓穴里撒泡尿，能使死者永世不得翻身，那比踏上千万只脚还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啊！挥权的、辱骂的、敲棺的、撒尿的，以及罚站的、按头的、踢下部的，一切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人们，是谁播种了这么深的仇恨，以至在萧也牧惨死后还不让他解脱呢？
　　由于李威向连部提出了一些要求，同连部相持不下，发生了顶撞，有损“四好连队”连部的权威。连队领导又使出惯用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杀威棒来恫吓死者家属。10月21日傍晚，以红卫兵名义，在李威等人住的房子一边的墙上，贴出了批判死者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老右派吴小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了”。还发动干校中学学生写大字报狠狠批萧也牧的三子吴家刚。大有犁庭扫穴，横扫“孽种”、“狗崽子”之势。
　　埋掉萧山牧，李威等离计黄湖，转道信阳回京时，在团中央干校信阳接待站遇到刚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施竹筠，才知道严绍端癌症复发，于10月18日死于北京。两位多年相处的老编辑的遗孀，在三天之内失去了各自的亲人，如今异地相逢，断肠人对断肠人，都已欲哭无泪了。回忆当年严绍端从印度回国之前，在祖国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大为赞赏，曾想译成英文，介绍到外国去。后来回到北京，同萧也牧见面时，知道他受到批判，还为之愤愤不平。如今，在同归西天的路上，回首往事，你们对人间的是非曲直，将会谈些什么呢？
　　数日之后，我因事去校部供销社，在经过二郎岗前的道路L，碰到久未见面的一个文友。他正挎着个草篮在割草，劈头问我：“听说小武死了？”我说：“嗯，已经埋了。”他又问：“埋在哪里？”我转身指指跃进闸外面的土岗：“在那里。”他又说：“二郎岗不是有团中央的陵园吗？怎么没有送到这里来？”我说：“二郎岗陵园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坟地，连一些家属老太太死了也可以埋在这里，可是小武现在是什么人？‘牛鬼蛇神’怎么能进这个坟地？他只配送到跃进闸外边那个乱葬岗去！”
　　他默然，只对远处的土岗深情地望了一眼。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也没有必要问。
　　因一篇小说，触犯了禁忌，从此厄运缠身。接二连三的批判、打击、上纲、上线，使他在不息的“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颠簸、挣扎。为了想当一个人，他写了多少检讨啊！累计起来，何止一个中篇、一个长篇，不外是想做个人，想把他少年时代同情一个轿夫的善良的心、那种美好的感情，献给人民，献给他妈妈一样善良的人。可是，得到的是唾弃、凌辱、毒打，连死后的遗体也不容许回到人民的怀抱，只能在这个没人收尸的乱葬岗上与旧社会被遗忘的孤魂野鬼为伴！
　　九年以后，萧也牧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在四届文代会期间，数百名作家和本社同仁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本单位派人去黄湖寻找他的遗骸。那个土岗已被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遗骸已荡然无存。派去的人只从那里带回大别山下的一团泥巴，放在萧也牧的骨灰盒里。
　　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青年战士萧也牧，若干年后，他的遗骸和他曾向往过并在《红旗飘飘》上歌颂过的大别山融在一起，长驻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1986年12月于北京
　　附记：
　　本文在五年前完成后，曾由身历其事的同志，包括萧也牧的家属看过，核实了某些细节。前年，回京定居的康濯同志也在病中仔细读过，他和勉思同志一起对我谈过意见和想法。有些内容还未来得及补入，老康突然谢世，这只有留待来日了。于今，也牧惨死已二十二个春秋，昔日风雨已成陈迹，但某些角落里仍偶尔有冷风吹过，叫人不能忘却。为了不让那段历史重演，也还有必要追溯点往事，献给善良而健忘的人们。
　　　　　　　　　　　　　　　 1992年10月15日萧也牧忌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