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日,9月9日这天,南京到处张灯结彩,从中山东路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有三处用松柏搭建的拱门,上面写着“胜利和平”和一个象征胜利的V型符号。 应邀参加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 担任警戒仪仗队的是国民党军的精锐新编第6军,全部美式装备。曾在缅北战役中予以日军沉重打出击;湘西会战中,又曾被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而让日军闻风丧胆。 新6军先就地利之便,担任了芷江洽降警戒部队。这次又凯旋南京,由中华东门入城,被市民围得水泄不通。 大礼堂内,担任警戒的士兵,个个钢盔铮亮,卡宾枪瓦蓝,足蹬马靴,一坎的人高马大,军纪严明。他们的军长廖耀湘,黄埔军优秀生,曾深造于法国陆军大学。 中央军校大礼堂正中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椅子,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当时,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国际一些高级官员,东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大礼堂两侧各有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 8点58分,冈村宁次等7名日本投降代表来到大礼堂。他们低着脑袋,哭丧着脸。7名日本代表在投降席后排成横队,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 然后就坐,依次为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舰队司令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三泽昌雄。日本七个代表都剃光头,穿军服,未佩军刀。 俟中日两国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 记者们骤然忙碌,镁光灯亮成一片。 冈村宁次戴着眼镜,垂着头,一言不发。被日本报纸捧为“战争天才”的他一贯很骄横。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到中国内战作战,从九江战役,到南昌之战、长沙会战等,他都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升为大将,登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宝座。 就在美国丢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时,他还向部队发布训示,企图带领百万侵华日军准备进行“玉碎”决战。可是,在8月15日10时10分,当他接到东京大本营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陆字第68号密电,那一刻,他低下了头,顿时明白,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 因缘巧合的是,他面对的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为他的学生。这会儿的冈村宁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是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在明治维新中兴办的。注重通过非常残忍方式的武士道精神。日本陆军的军官从将军到士兵,大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冈村宁次在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内,总共在“陆士”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何应钦就曾与他有过“师生之谊”。然而,此时此刻他做了阶下囚。 9点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匆匆翻阅。 9点07分,冈村取笔蘸墨,签下自己的名字,冈村宁次签字的整个过程手一直在抖;并从右边上衣口袋内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名下,边抖边盖章。心慌的他把印章盖歪了,可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不能更改,只得起身向受降席鞠躬表示歉意。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的结尾为: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国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授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功尽弃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 中国代表何应钦的这方印,盖得方正、鲜红、光明。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离席。日方七代表肃立,向何应钦一鞠躬,然后,捏着军帽,鱼贯走出礼堂。只见冈村绷着丧气的脸,其余人亦神情惨淡。 完成受降仪式的后,何应钦挺胸收腹,神情愉悦地走出大礼堂,他将签字用的毛笔携出,作为个人永久纪念。在礼堂门口,许多中外贵宾群趋向前,纷纷与他合影留念。 当何应钦上车驶出中央军校大门前往励志社午餐时,他还来不及回味刚才短短20分钟的自己人生的颠峰时刻,只是回头张望了一下中央军校的大门,蓝天白云下,蓦然发现国父著名的遗言不知什么时候被铲除了,他有点心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