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经济问题,最忌复杂地处理。最近国内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逾百分之十,楼价有上升的迹象,固定投资升幅逾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与生产力的增长皆强劲。这一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唯独北京见而生畏,大亮红灯,提出的宏观调控措施花多眼乱,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 任何经济问题,找到要点,简单处理为妙。有些问题,例如今天香港搞得大而复杂的福利经济,简单的处理办法不是没有,而是办不到。提出扩大税基的销售税只能把复杂的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因为经济增长精彩而带来的宏观「头痛」,是另一回事。 我反复地拜读目前中国的「宏观」报道,认为拨开沙石,只有两个要点,幸或不幸,可以简单地处理。说不幸,是这两点的处理都落在周小川先生(或央行)的身上,责任可谓巨矣!说幸,是过往的经验说,这两点的处理周先生(或央行)可以胜任。 第一个重点是通货膨胀。今天中国的通胀率徘徊于百分之一与三之间,好的,非常好。两年前曾经达到百分之五点三,央行跟着的处理有两手,值得一赞。佛利民认为通胀率在二至五之间最理想。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的不同:中国的工会压力、福利经济与最低工资的局限,皆不严重,我因此认为中国的理想通胀率应该在一至三之间。 目前中国通胀率理想,但不等于明天也如是。处理通胀最头痛的地方,是通胀的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一旦形成了,要压制很麻烦!央行要懂得怎样判断与掌握促成通胀预期的资料,未雨绸缪,先发制人是也。我没有足够的资料在手,不敢乱说,但成功只能以效果衡量,而这衡量说,央行做得好。 曾经与佛利民研讨,大家同意中国要控制通胀,最佳的方法是控制钞票的发行量。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运作与今天的有差别,但我还是认为控制钞票量是上选。不要多管货币量。何谓货币很难说,且调控不易。但钞票是什么小孩子也知道。经济学者知道钞票是银根(base money),而高明的会知道,目前的中国,钞票是最重要的银根。单是控制银根足以控制通胀,早于一九六三年由我的师兄A. Meltzer指出,所有西方国家的经验都支持这结论,只是他们的货币制度比中国的复杂,银根有好几项,调控远为困难。 中国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重点,是要防止银行借贷的坏帐比率上升。只要通胀控制得宜,银行坏帐有适当的约束,固定投资额多多益善。投资是储蓄,是今天不消费留待明天消费的行为,不要管凯恩斯学派的胡说八道。目今中国的固定投资急升,反映着外资与内资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好,认为今天不消费明天的消费回报会高于利息率。是好形势,相信费沙的分析吧。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不论,银行借贷投资多,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坏帐累累可能出现,把经济搞垮了。日本当年就被坏帐搞得差不多国家破产,二十年也不能翻身。中国今天没有日本当年那样傻,币值经不起外间的压力而大升,禁止农产品进口搞得地价天文数字,所以中国的银行坏帐是远为容易改进的。 资料不足,不敢多说。敢说的是:只要央行能控制通胀及坏帐,经济不会有「过热」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