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攘外必先安内”走到尽头 本报记者戴敦峰 《南方周末》：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高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整合三十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团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
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之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三十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质化，在其执政初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 “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下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南方周末》：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高华：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环境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十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 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 “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导向的，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的弱势的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为此也做了许多努力，三十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的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世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 “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1936年7月，蒋发表讲话：“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家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是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1937-1938年举国一致共赴国难，蒋也因抗日而获得了各党派和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
《南方周末》：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是如何调整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高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过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中共愿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命去苏联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开关系。陈立夫一行经海路到欧洲，秘密到达德国，准备前往苏联。后来因为消息有所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得命令陈立夫等人从欧洲回国。
1936年，蒋的亲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向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的回答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随即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加快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两国邦交的复交谈判。1933年初，中苏复交。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双方实质性关系进展缓慢。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觉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胁，这使得苏联感到与中国合作的需要。1936年，陈立夫奉蒋之命和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希望与苏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知难而退”。蒋的这一举动还有另一考量：“使苏俄不要乘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但苏不愿和中国签定军事同盟条约。1937年春，经鲍大使和王宠惠外长多次谈判，双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苏联愿向中国提供军援。
1937-1939年是苏联援华的高潮。苏联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援华国家。抗战爆发后，立法院院长孙科三次赴苏，获得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杨杰将军任驻苏大使，专门接洽军火来华问题。苏空军援华计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活跃在中国几个战区(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页60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通过从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的战略公路，援助中国大量的军火，
1939年，蒋通过孙科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北伐时期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来华。加伦将军又名勃留赫尔，三十年代初升任苏联元帅，是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但孙科被告知：加伦是日本间谍，已被处死。当然，被强加在加伦将军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二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 1940年后，苏空军飞行员和顾问陆续回国，对华军援停止。 2005年09月11日 | 
发表于 2006-8-2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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