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争议的争议(5) 王治平 (王治平先生是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他的电子邮箱是[email protected])
21、个人能否识别通货膨胀? 薛著(《通货膨胀与失业》,p257):“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顾议:①“出现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人们就无所适从”是什么意义?何谓无所适从?这一论点缺乏实证支持。②老板的收入增加,老板怎么能不知道原因呢?收入增加无外乎:价格上升或成本下降。若是价格上升,老板必然知道具体原因,如果不是原料价上升,必然是需求上升。通涨是否被预期与老板了解收入增加的原因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老板是否打败麦当劳怎么能不知道呢?③什么是普遍的通胀?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 王评:通货膨胀本有预期和非预期两种,预期的通货膨胀会被当事人的行为抵消至少一部分的影响,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则会打得人们不知所措。从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来看,比如甲向乙借钱,约好利率,若预期有通货膨胀率,则他们会在合同中将利率提高,但有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发生时,债权人便要吃亏。但通货膨胀究竟会不会发生,人们不知道,他们就“无所适从”。从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来看,烧饼店老板的收入增加,他不知道是自己经营成功、产品特别受市场欢迎呢,还是发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自然也会被误导。这里的“普遍” 只是相对于烧饼店老板个人来说的全社会,不是如顾所误解的“通胀从来都是普遍的,局部的还能叫通胀吗?”,“普遍的”不是限定性的形容词,而是描述性的。正如“不必要的浪费”,是说“浪费是不必要的”,而不是暗示“有些浪费是必要的”;“普遍的通货膨胀”,是说“通货膨胀是普遍的”,而不是暗示“有些通货膨胀是局部的”。本来市场机制靠着价格信号可以引导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但通货膨胀扭曲了价格信号,这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危害。薛兆丰指出了这一点,并进而指出,原先人们认为的通货膨胀会带来就业率的提高的好处是虚幻的,因此,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就业率的政策建议就是错误的。
22、言论自由会不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薛著(《金钱与专家意见》,p284):“尽管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经济物品’的权利。同样道理,尽管你对事物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但没有了‘经济物品’的支援,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对社会毫无影响。” 顾议:①逻辑混乱。把言论自由与使用别人草坪扯到一起让人云里雾中。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何要用别人草坪呢?我为何不用公共草坪呢?比如类似于德国海德公园、美国时代广场之类的地方。②在报纸版面上行使言论权利,通常不仅是无偿的,而且还应该获得稿费或版税收入,这与使用别人的扩音器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扩音器,我干嘛要用别人的呢?难道我不可自己买一个?不可以找朋友借一个?③没有经济物品支援,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就对社会毫无影响?依此,民间口头文学就不能存在?没有文字的民族就不能存在?没变成铅字的演讲对社会就毫无影响?兆丰太走极端了。 王评:薛兆丰的话并没有错。思想是可以独立的,但你要把它向人们宣传,就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如“草坪、扩音器或报纸”之类。如果你自己有这些东西,当然你的思想就容易被人们获知,如果你没有,就需要向他人借,或你可以先去挤用公共的“草坪、扩音器或报纸”,但借不到、挤不上时,人们还是不能知道你的思想。所以没有经济物品,思想成果只存在于你的脑海里,对社会难以产生影响,如果你只能利用较少的物质条件,你的思想就只能在较小的范围为人所知,你在朋友间私下聊天,与在广播电视上对公众演讲,对社会的影响当然是不同的。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23、远道而来的商品就是质量较高的商品吗? 薛著(《从需求定律看文艺的江河日下》,p287-288):“需求定律更深刻的含义是:‘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它是说,生产投入的价值,取决于其最终产品的销售价值。这个结论看似颠倒因果,但其实切中事理。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应该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投入的成本或价值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不少‘经济学者’谴责开发商在竞投建筑用地时哄抬了土地价格。事实上,正是住房需求增加,才推高了土地价格和房屋的价格。责任在‘我们’!一件东西的价格所反映的,永远是对它的需求。 ……故意增加成本并不能提高产品的售价。如果你给旧自行车重新喷漆的成本是1000元,你以为你就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吗?如果你闭门炮制一张激光唱片,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付出的成本决定了它的售价! ……让我们再进一步展示需求定律的洞察力。如果你打算从广东空运一批荔枝到北方销售,那你应当选送优质荔枝还是劣质荔枝?答案是优质荔枝!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追加一笔固定的航空运费,所以优质荔枝和劣质荔枝送到北方后,两者的比价就会缩小,可见运送优质荔枝比运送劣质荔枝更合算。 这个推理可以解释很多同类的现象:优质的加州橙子和葡萄更多地运到了异地;豪华汽车总是出口多于当地销售;国际贸易总是以‘奢侈品’为多;在远走他乡的学生里,优等生的比例更大;出色的球队应邀远征的机会更高等等。解释这些现象的通则是:优质品和劣质品的价格分别加上一个固定的追加成本后,它们的价格比会缩小,从而使得优质品的‘全部成本’相对便宜了。” 顾议:①成本就是成本,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过去式,而产品价格则是一个现在式,价格如何决定成本?兆丰把成本与计划成本搞混了。产品价格决定的是计划成本。比如我们上马一个新产品,先考虑其现价如何,未来价格如何,然后再考虑预算成本如何,剩下的就是利润如何。②兆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投入成本决定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这是一个虚假问题,是兆丰的子虚乌有。经济学常识是:成本是价格的一个部分,成本对价格的高低有影响。③土地价格是一个复杂问题,在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上升一般是由需求上升带动的,但是当市场体制不那么完善时,则地产价格上升就不一定是由于需求上升,可能是由于供给垄断。比如,转轨时期中国地产的协议转让使得地价不合理上涨。④兆丰喜欢提出虚假问题,比如谁会故意增加成本?谁给旧自行车喷漆?谁会花1000元钱给它喷漆?除非这是一辆上万元的自行车!不过对于有些人、有些高档的自行车而言,重新喷漆是可能的。⑤兆丰又提出一个伪问题:运送荔枝到北方,要么是优质,要么是劣质,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运送优质荔枝,除非疯子才销售劣质商品。实际上,在优质与劣质之外,大量的是普通荔枝。因此,运到北方的荔枝,少量的是优质,更多的是中质,不同质量的商品各有自己的市场。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这与所谓比价缩小没什么关系。对穷国而言,其出口到富国的大多是优质(中国商家常在商品内销时标上出口转内销,以示层次高);对富国而言,其出口到穷国的大多质量一般,甚至低劣,这是铁的事实。不知兆丰同志的豪华车出口多于当地销售有何数据支持?远走他乡的学生中是否一定优等生比例更大则就要看优等标准是什么?优等标准是否合理?断然而没有实证作支撑地拿出一个结论是不合适的。 王评:尽管严格地说,均衡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但薛兆丰所说的“成本由产品的价格决定”,而价格又受我们的需求影响,也很有新意。现在有一种被称作“懒人牙刷”的电动牙刷,功效不错,但价格不菲,一般均在100元以上,结果就少人问津。又比如,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立即检测出蔬菜中的农药残留量的仪器,很受买菜的家庭主妇们的欢迎,但这种产品却不能面世,因为它的制造成本太高,比如说要1 万元钱一个,现在谁会去买来用?“故意增加成本”的人是有的。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上级用产值指标来考核企业,于是有的工厂就故意选用昂贵的原材料增加成本从而增加产值,苏联有篇讽刺小说,讲到一个制造铁桶的工厂用金子来做铁桶的提手,结果工厂的领导都因产值的提升而得到嘉奖,每个人都镶上了大金牙。现在也有人在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以大投入高成本为招徕,这是因为有许多人误以为巨额投资就一定有好看的作品。当有人,尽管他们的“需求”很愚蠢,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时,才会有什么样的“供给”发生。从理论上讲,劳动价值论就主要是从供给一方的成本来决定价格,效用价值论则主要是从需求一方来决定价格,最后的均衡价格是二者的交点。目前房地产价格升高,还是因为有钱买房的人太多了,若总是卖不出去,当房地产公司是一个独立经营、自负赢亏的厂商时,它就只能降价以售、压低成本。关于荔枝的问题,顾所说的穷人富人在此是无关的,不管穷人富人,都会要求物美价廉,要进行商品的效用与价格的比较。优质荔枝与劣质荔枝在广东各是10元和5元一斤,运到北京要各加5元运费,在北京分别就要卖15元和10元,根据效价比,人人都会要买优质荔枝,因为这时优质荔枝相对更便宜了,只是穷人钱少就少买一点罢了。只有在效价比相同的情况下,才会有“富人吃高质高价,穷人吃低质低价”之分。至于顾所说的穷国出口到富国的产品往往优质,富国出口到穷国的产品往往劣质,正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需求影响供给,或者说供给由需求决定。
24、山区小孩上英语课是不是太奢侈? 薛著(《生活中的“成本”》,p295):“在贫困山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是不明智的。让那里的孩子学英语,不仅没有收益,还是累赘,是奢侈,是浪费,跟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来换取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的油画没有差别。不要用个别脱颖而出的罕见例子来反驳。我们应该惦记千万‘陪读生’付出的代价和结局。如果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他们就应该积累更多生存和生产的实际经验,而不是英语单词。” 顾议:①兆丰说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有点荒谬了。兆丰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以笔者之见,因为是贫困山区,更需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得他们有至少与城里孩子同等的机会掌握同等的技能。现在严重不公的是,越穷的地方,教学条件越差,这是令人忧虑的。真正学英语是浪费的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②什么叫预期无法离开山区?依兆丰逻辑,毛泽东应该呆在韶山不出去。什么叫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是不是山区的孩子不需要上学?少上学?兆丰不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犯了科学研究大忌。③把在山区开设英语课看作是以营养不良为代价换取梵高油画,这真实令人费解,两者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兆丰同志又一次走了极端。 王评:让贫困山区的孩子学英语是浪费,这一观点决不是荒谬的,而是讲究实际的。其实不仅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就是城市里的孩子,可以说大多数的人学英语都是浪费,现在分工发达,有许多的翻译活动可以由专门的翻译人员来为大家提供翻译服务。当然,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己掌握外语,那就要各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学还是不学、学到什么程度。说“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这也是不对的,现在硬性规定无论哪个孩子都要学英语,那是侵犯了孩子的自由权利,你问过他们(及其家长)想学英语吗?为什么当事人不能选择他们该学什么知识呢?让所有的孩子都掌握同等的技能将是灾难性的,社会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技能。毛泽东能离开韶山,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能自由?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自由重于在不自由条件下的所谓“平等”。“义务教育”是指政府有义务供孩子们上学,而不是孩子们有义务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教育,不要搞错了。现行的教育内容值得商榷,这也是顾海兵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
25、婚姻中的敲竹杠现象是否普遍? 薛著(《婚姻的契约本质》,p299):“什么叫敲竹杠?两个农民约好长期合作:一个负责施肥,另一个负责收割。施肥在先,收割在后。但是,施肥者一旦做完贡献,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回了。届时,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的手里。收割者会萌发反悔的意图,不按约定的数额给予补偿,甚至干脆把先前的施肥者一脚踢开。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广泛讨论的‘敲竹杠’(hold up)行为。” 顾议:①误解误用敲竹杠。其所述例子应属于过河拆桥或不守信用。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敲竹杠是: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财物。②兆丰所述例子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收割者根本不可能独吞收益,除非他动用武力,或偷偷收割迅速出手,否则,施肥者会阻止他的,根本不存在施完肥之后主动权就掌握在收割者手上这回事。而且两个农民的合作也很少有这种分段合作,除非施肥者施完肥之后要出去打工,如果不是,则一定是两人同步合作一起干。兆丰有点闭门造车。 王评:“敲竹杠”本是俗语,人们都能理解其意,只要是利用他人的某种无奈使自己得利都是“敲竹杠”,不必拘泥于词典上的解释。这种按时间的前后来实行的分工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先行动者付出了沉没成本以后,后行动者违约的行为也是存在的。为了对付这种行为,在合同法上还专门规定了先行动者可以有“不安抗辩权”。这不是闭门造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