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书摘》2006年第7期
台湾学者陈毓钧教授的《我们是谁?台湾是什么?》一书论述了台湾的历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周边国家对台湾的影响及台湾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引经据典，内容丰富。本文摘选自该书的第八章。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诞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代，都是以反帝反殖为号召，都为中华民族统一富强而奋斗。尽管手段方法或有不同，但蒋氏父子和毛、周、邓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过去国共曾经合作过，即使在冷战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有过接触。蒋经国面临美国以及“台独”力量的压力，而国际形势与大陆形势俱在变动，蒋自然会想到运用大陆的力量以平衡美国的压力，何况蒋本人对两岸的秘密接触并不陌生，并且也有管道。
中美和解及“上海公报”发表后，毛、周再度启动两岸和谈之门，派年事已高但和国共两党有深厚渊源的章士钊赴港进行活动。惜章到港后一病不起，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病死，前后才一个多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间，中共通过不同管道向蒋氏父子传达和谈意愿。一九七五年，蒋经国请出元老陈立夫进行秘密接触，陈在抗战前曾主持国共秘密谈判，和毛、周相熟。可是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卧病在床，时不我予。蒋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去世，周于次年一月病亡，毛于同年九月辞世。两岸接触因各自内部因素而停止。
沈诚系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曾任蒋经国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转至香港经商。受蒋委托穿梭两岸以处理蒋母墓园及经国之母坟祭拜事宜。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接见沈诚，请沈代转亲笔信给蒋，提出双方应以党对党谈判为主体，而且较为灵活，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于三月底返台将信交给蒋经国，陈立夫亦知晓此事。杨尚昆是蒋经国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杨时任中央台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也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系邓小平左右手，他的意见自代表中共高层想法。由于杨的身份地位，蒋十分重视两岸再次接触的管道。同年十月，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并宣布开放大陆探亲。北京则撤销专门针对台湾设立的福州军区，并将金门对岸的厦门变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从时间的推算以及事情发展的衔接，显然都跟两岸最高层的秘密接触有关。可是，就在蒋经国拟更进一步推动两岸和解之际，他于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病逝，两岸密使的管道又告中断。
一九八八年元月，李登辉继承“中华民国总统”大位，用他儿子同学苏志诚为其办公室主任。苏系在台湾官商界颇有名气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之弟子，也因这层关系而展开了两岸新高层之秘密接触。(江泽民于一九八九年“##”后接任中共总书记。)一九八八年二月上旬，南怀瑾在美国隐居三年后抵达香港，接到老友贾亦斌来电说要拜访。贾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兼政协常委，贾曾是蒋经国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时的左右手，两人还曾在上海“打老虎”。后来对时局看法不同，蒋贾分手，贾率部投共。我因先认识其子贾浩(乔治华盛顿大学同学)而认识贾老，并成为三代之交。贾老曾跟我说了许多事，包括蒋经国曾在晚年派人同他接触。贾向南表示因为苏志诚是南怀瑾学生，故想通过这层关系和李登辉接触。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贾亦斌再到香港见南怀瑾，并带来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代表杨斯德，杨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主任。杨是解放军将领，曾任总政联络部部长，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从事国军内部“起义”工作，也是杨尚昆的心腹。杨向南表示，中共有意同台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岸问题。南答应居中牵线，但需时日。李登辉因刚主政，权力基础尚不稳固。尔后大陆又发生“##”事件，所以接触日程一直难以确定，直到一九九○年底才有突破。
一九九○年十二月，苏志诚赴香港会晤杨斯德。次年，两岸密使有过三次密谈。台湾方面系苏志诚与郑淑敏(南怀瑾的女弟子)，地点在南怀瑾的香港寓所。二○○○年夏天，会谈照片被媒体曝光后，苏承认他是代表李登辉去谈判，郑则说她是去协助苏志诚作记录。密使事件曝光后在台引起波澜，“监察院”曾组专案调查小组访谈已经下野的李登辉，据监院报告李承认“苏先生担任此工作，是代表本人”。不过，二○○五年五月，李登辉却推得一干二净，说是苏、郑二人自己的事情。至于密使事件见诸媒体则与本人有关。二○○○年夏天，称我为老师的“明日报记者吕庭华想访问贾亦斌谈蒋经国，经我推荐贾老同意受访。贾老见多识广，好客也健谈，曾有触及南怀瑾之事。该记者未经贾老过目，竟刊登于网络上。南老弟子魏承思见后恐有误解并不满，为了老师颜面，著文二万多字附照片给台湾的“商业周刊”和“中国时报”，因此密使传闻得以变成密使事件。一九九五年，“立法委员”郁慕明曾在“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连战关于此一事情，连战当然一头雾水，惜缺乏直接证据，也就不了了之。
大陆方面先是杨斯德、贾亦斌，后来则加人了更高层次的人物。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苏、郑两人赴港谈判，大陆方面除杨斯德外，也来了汪道涵、许鸣真。汪道涵曾任上海市长，当时已是内定尚未成立的海协会会长。许鸣真人称许大爷，系中共国安系统资深高干，也是现任中共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之父。层级升高，代表性更足，具体事项谈判开始进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大陆海协会成立，汪任会长，以对应同年二月台湾成立的海基会，辜振甫任董事长。次年七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两岸关系条例”；八月一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一个中国的涵义”条文，指明“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国”。十月二十八日，海基、海协两会在香港会谈，达成“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之共识”。终使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会谈”得以在新加坡举行，轰动国际。这些良性发展，可以说是两岸密使管道进行对话、商谈之结果。
关于“辜汪会谈”，根据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回忆说，杨尚昆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访问新加坡时，曾就两岸会谈地点藉重新加坡有所探讨，杨还表示国共协商应把焦点纯粹放在经济合作上，统一的问题可以暂且不谈。显然，杨尚昆的观点反映了邓小平的务实路线，统一只能是渐进的，政治可以等待，但人民生计福祉优先。曾任国台办常务副主任的孙晓郁就曾告诉笔者，国台办成立之初，邓小平曾找他们谈话，邓指示两岸只要先谈起来就好办，而谈的范围很广泛，不限政治。
一九九三年三月，江泽民接任国家主席，江此时也任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另一方面，杨斯德因年龄亦已退出中央台办系统，而改由王兆国接替。因此，两岸密使的管道与接触，就由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与曾庆红持续运作。除了李办与江办的管道之外，两岸又辟了另一条秘密管道，那就是受李登辉倚重的“总统府”参议曾永贤，以及中共有关方面所建立的沟通窗口。曾永贤是“调查局”国际情报部门出身，也是李登辉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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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4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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