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整理文件夹，发现了以下一文，五年了，这些青春的脸变成如何模样了？五年来，又出了哪些青春的脸？好奇之？ 关注文坛青春的脸 舒晋瑜
编者的话 面前的这些文字向我们传达一种独特的讯息。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有些则很陌生。或者幼稚，或者单薄，或者走向成熟，或已形成风格，文坛上显见他们活跃的身影，使得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开始前所未有表示关注。当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谁会执着地坚守文学，谁将昙花一现都是未知。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前，本期"话题"的推出，希望这些青春的面孔带给春天更为清新的气息，也希望年轻的翅膀在天空的飞翔更为健康、持久、有力。 祝勇（1968年生，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为时事出版社副编审。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和思想学术随笔的写作。已出版个人作品集12种，代表作《行走的祝勇》、《你有权保持沉默》。） 我的职业是出版社编辑，平时工作很忙，所以写作不在我的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写作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例很小。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不看重写作，恰恰相反，写作在我心里占有神圣的地位，只是静下心来写作的时间少得可怜。我的写作时间完全靠挤，一般是在夜晚、周末，或者假日。我放假一般不出门，假期对我来说只意味着拥有了完整写作的时间。写作的时候，是我身心最愉悦的时候，尽管写作的过程常常很痛苦，但是同时也没有任何快乐能取代这种快乐。 由于我主要从事的文体是散文随笔，所以写作的速度完全不是匀速的。有冲动就写，没有就干脆不写，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也没有细致的时间表。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围绕一个大的主题写，但也是兴之所致，从不强迫自己，绝不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定时定量。由于写作时间少，所以我下笔尽量谨慎，有的甚至在心里酝酿了许久才动笔。这种酝酿不是打腹稿，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总的来讲，我的写作速度比较慢，有的时候一两个月不写一篇，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内能写两篇万字以上的长文。 我感觉自己越写越自信。（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时苦于写作时间太少，很想换个轻闲的单位，可以整天读书写作，可惜轻闲的单位一般都不需要我。游手好闲的梦想无法兑现，就只好去作当代阿Q，觉得像现在这样挤时间写也还不错，物以稀为贵，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写作的渴望。 郑春华（女，回族，少儿社编辑。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贝加的樱桃班》（已再版）、《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门上的小房子》等，获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图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许是因为童年时代对母爱和父爱的缺少和不满足，使我这份失落的情感最终停靠在一只不满一尺高的布娃娃身上。我对它如痴如醉，终日沉浸在一个"好妈妈"对一个"孩子"的无比疼爱之中。现在明白那时的我，是在通过自己想象中角色的转变，来满足和补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饥渴"。没有想到二十年以后这一童年情结，演变成我对幼儿文学的如痴如醉，现在每当我完成一篇作品以后所获得的快乐，便与当年我给布娃娃精心缝制好一件小衣服时的快乐是一样的。讲这些，最终是为了说明我写幼儿文学的目的，它可以说是没有的，可以说是喜欢，可以说是童年情结的延续……而在它的背后，是永远潜在着的渴望母爱和呼唤母爱的原动力。所以说，我对自己的创作想得很少，因为我是在为满足"自己"而自然创作，好像童年的那份饥渴永远留在了心里。相反，随着我为人母的时间越长，我想的更多的是"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无数次地这样问自己、问孩子。坦率地说，我对当今的教育制度（家庭与学校）是很不满意的，我深深感受到独生子女的双重无助与孤独。所以我的写作又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对今天孩子的补偿，这使我的作品总是阳光灿烂，总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总是"美化"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失 误"……我企盼他们能通过我的作品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母亲、父亲和老师！ 刘一达（笔名达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北京晚报》记者。他的胡同系列丛书使人们对了解北京人和胡同文化多了一道文化风景。） 我有两个观点。一是作家应深入生活，反映时代；二是真正的作家应沉下心来，用心血写作，不被利益驱动。我在《北京晚报》当一线记者，每天都到小胡同采访。曾经也打算当职业作家，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鲜活的东西，促使我还是要当记者，因为记者直接接触每天发生的新闻，对于文学创作可以积累更多的素材，使我写的东西能更加贴近生活，把握时代的脉搏。作为作家，不该关在书斋里，躲在屋里浅唱低吟，而是应该反映时代，反映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一些文学作品百姓不爱看，不是因为图书市场疲软，也不是百姓不爱看书，而是作品本身的问题。每年出版上千部小说，有几部能流传下来？包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我们现在的书，大多带着一些商业气息，让人过眼就忘。 我们这个民族实际是上一个容易健忘的民族，作家应该有历史责任感。我喜欢胡同，就是在寻求记忆。这种记忆和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发生大的变化，思想也发生巨大的冲撞，有很多东西需要作家来挖掘。现在是文学尝试和积累的阶段，我计划用几年或十几年写一部真正有厚重感的作品。 王芫（女，山东人，1966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1起，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作品有散文集《你自己的真理》、长篇小说《什么都有代价》、中短篇小说集《口红》等。） 我每天坐在电脑前左顾右盼洋洋自得。坐在电脑前，显得了不起，这一心理刺激了我的写作。写出来的文字直接就变成了印刷品，这一前景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事实上我现在已经走上文学道路。成为北京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则意味着我已成为专业选手。除去外出开会、办事之外，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脑前写作。我很满意这种生活状态，但是却不满意我写出的作品。因为一旦进入专业作家的角色，我就会不自觉地拿自己的作品与好作品进行比较。以前身为业余作者，写作只是出于爱好。就象有人爱好打网球，有人爱好搓麻将一样，我爱好写作。一个爱好打网球的人并不非要进国家队不可，只要每星期打上二、三次，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即可。但一旦成了专业选手，进了国家队，那么除了爱好之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进。我也是如此。为了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最近我在大量读书。说来惭愧，我都快成中年作家了，很多文学名著竟从来没读过。当然也有年轻时读过现在又重读的，重读的时候有全新的感受，也竟如同未曾读过一般。在文学大师面前，我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有些不足似乎可以通过勤奋弥补，有些却似乎注定非人力所能为。果真如此吗？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惑。 俞白眉（西安人。大学念计算机软件，后来在一个计算机研究所编了四年程序。辞职。现在北京以写电视剧为谋生手段。） 以前是软件程序员，在研究所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我现在已经不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了。我想如果就现在这样子，靠写东西还能生存下去的话，我是不大愿意再回头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不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我甚至有偏见，对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心存敬畏--既尊重他们对人生方式的选择，同时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压力，我会努力和他们主动拉远距离，呵呵。 对我而言，现在时的生命价值丝毫不低于未来时的生命价值。我因此希望自己能够从事让自己充实而且快乐的事业。比如到目前为止，写东西是让我享受的事情，我就先这么着写下去吧。能干点儿爱干的事情还能顺手挣钱养家糊口，挺幸运的了吧。 当然人总应该有点信仰。老这么着写东西需要老琢磨事儿，三琢磨两琢磨，人常常会自以为看懂了什么而变得疑虑多多。那该是痛苦的。我选择的平衡点就是干脆去信仰简单的凡俗快乐，比方家庭，比方天伦之乐，比方和朋友喝酒。娶妻生子就是我的理想之一。别人怎么来，我也怎么来：现在找个好老婆；三十岁的时候为稻梁谋；四十岁的时候发愁子女教育；五十岁的时候操心孩子上什么大学合适；六十岁的时候开始面临老婆更年期的挑战；七十岁的时候可以喝寿酒，和老哥们下象棋打麻将度日；八十以后是老同志了嘛，爱谁谁。 写作说到底就是写作，与网络无干。在网络上我有点击量高的文字，也有写出来很少人看的东西。前者未必是好的，后者也未必糟成一团。所以我说不好网络写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是从作品成功与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写作如何，不必说网络写作如何。我希望我的文字老实，筋道，不说废话，不指天画地。有时候还喜欢开开玩笑，钻出文字挤挤眼睛透一口气。我希望我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字。因为我眼高手低。呵呵。 魏微（女，生于1971年，江苏人，现居南京。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小说，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大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小说《在明孝陵乘凉》入选"当代中国文学排行榜"，为"七十年代以后"代表女作家之一。） 我热爱写作，可是即便在很多年前，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一个诗人跟我激情澎湃地说过，他是拿写作当生命去对待的，如果不写作他就会死。我很不适时宜地笑了。我不以为我会为任何一样空洞的东西去死，这其中包括理想，爱情，写作。我想兼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兼得的；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选择活着。我爱惜生命，像一切爱惜生命的人一样，我沉迷于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细节，我懂得它，并知道怎样去享受。 活着真是一件迷人的事情，即便琐碎，平凡，可是生之灿烂。 我想，假如我不写作，我现在就是个简单的日常女人，也许是个上班族，也许是个白领；我结婚生子，为各种相干的、不相干的事情忙碌着，焦头烂额。可是在某一瞬间里，也会有生的愉悦，突然袭击了我，让我的身心里有阵阵欢喜。 而现在，我在写作，我也觉得很好。我从不以为，写作是特殊的、大于日常生活的；我不认为它是理想。对于我来说，它是职业。我靠它养活自己，拿稿费和版税。有人介绍我说，这是作家，我就会纠正说，我是职业女性。我很高兴自己对写作有这样冷静的、公正的态度。我不想拔高它。 我想，我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职业是我所擅长的、喜欢的；我在这里头翻跟头，天马行空地行走，虽然劳累，单调，可是我觉得愉快。--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好运气。 丁丽英（1966年生于上海。1989年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1986年开始写作，1997年成为自由撰稿人专事写作，1998年获刘丽安诗歌奖。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时钟里的女人》，短篇小说集《孔雀羽的鱼漂》）。 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写作那会儿，根本没有好的条件。那时我工作的办公室，因为是财务科，怕失窃，所以窗户上每隔两寸就安插一根钢条，水平方向上也是如此。栅栅栏栏的，很难看，有种蹲监狱的感觉。那间办公室里摆着掉了漆的笨重办公家具，暗黄的帐簿，装钉用的钻孔机，以及盛凭证单据的木匣子和锈迹斑斑的保险箱，还有戴着袖套笼、表情严肃的同事们，他们用特细钢笔记帐。静寂中，不时传来激烈的算盘珠子声，踢踢啪啪，敲得人心里直发慌。每当我站在窗前眺望，也只能看见江湾体育场那高耸的照明灯架，孤零零的，仿佛一只发不出声音的话筒。四周全是灰灰的平房和坚硬的围墙。而在室内，你竟可以一年四季观察同一只蜘蛛在墙角，如何辛劳地吐丝，如何织网，如何悠闲地繁衍后代。 就是如此单调乏味的生活。这样苦苦地挣扎，犹豫，彷徨，后悔，几年下来一事无成。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该下决心了，要不，一切都将太晚。于是我离开了单位。我知道这是在对自己下毒手。我不给自己留有退路。你看，虽然我如愿以偿了，但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我早就向往的生活，竟是一种没有了退路、穷途末路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尝试。我将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经济压力，感受一种体制外的无安全感。 我借了一间房。每天早晨带上包和一只不锈钢杯子，骑一辆破自行车来这儿写作。杯子里盛的是午饭。零食或水果都不带，是为了避免可能有的分心和贪婪，因为其中任何一条原因都会导致体重的增加或写作的半途而废。我可不想那样。我甚至还郑重其事地把这里命名为?工作室?，把自己弄得像一位艺术家。过去对作家的印象可不是这样。过去作家只需要一支笔和几张纸。现在两样了。我们都习惯用电脑和打印机。每天写完的东西都要打印出来，或者存在磁盘上带走。为了保住劳动成果，一些措施还是必要的。我的工作作风仍然严谨得像个财会人员，时刻做好电脑被毁的最坏打算。 从家里到这儿来的路上，总经过一家冥纸店，门口摆着一个点心摊。在"寿衣香烛?的幌子下，葱油饼生意竟十分红火。我总是一块钱买两个当作早餐，同时想象着，无数鬼魂正簇拥在摊前，无形中早已分享了我的食物，不禁慌恐、多疑起来。这种感觉也是离开单位以后常有的，失道寡助似地，不免把前途想得有点暗淡。 反正一个人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一点我并不后悔。其实它也没法后悔。我不可能选择第二次，从头再来。我并不羡慕别人在外国的露天咖啡馆写作，虽然很有风情，但我想那会很吵，很不适合我。写作是一桩进入到内心深处的工作，每当埋头在里面的时候，外界对我来说几乎是密闭的，连视线和打字的手都没有注意到它们在移动。所以我需要四周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空间。铁门反锁着，看不出里面有人，也不放任何音乐，不发出任何声响。静谧。安宁。绝对地见不得人。我乐意这样一如既往，占据自己身体一样占据这种生活，我希望自己因此也变得纯粹起来。每当幸福的灵感降临时，我就能幸运地率先捕获它，用的是如此古老又如此绝对的方式。 周晓枫（196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数年儿童文学编辑，后调入北京出版社。主要作品：《上帝的隐语》和《鸟群》） 成长过程中，孩子有过许多榜样。我心暗许的有过高大威猛的英雄，也有闲云野鹤的散仙，各色人等，没有定势，而且相互之间有时立场对立，既说明我兼容并蓄，也说明我想法没准。好在近年来，最令我折服的形象日渐稳定：那些运笔疾驰得像在速记、让报刊杂志立等可取的写作者。 如同赞叹上帝，人们更愿意唱颂那些自己不具备的美德和能量；通过我的钦佩对象，你可以准确判断出我的蜗牛步伐。是的，我染上了恶习k k当准备写作，即使只是一篇检讨，我也无限挑剔：我要求天气云淡风轻，周围荒无人烟，自己的情绪无喜无忧，胃口不饥不饱……沏一杯咖啡，穿舒适的拖鞋，缓慢地构思。我的家人对我的作态极为反感，因为他们必须像窃贼一样蹑足行走，一旦不慎打嗝放屁，就会遭到剧烈反应k k我咆哮着冲出书房，脸色铁青。他们愤愤不平，写作怎么了？没听说这么事事的！眼见又是温度计又是量杯地折腾，还以为要做什么化学实验，其实不过是对一口可以马上喝的水，至于吗？我也气急败坏，因为刚才的功夫全白搭了，要重新花费漫长时间来铺垫心境，平息下来，然后徐徐地，徐徐地……但愿我一直支愣着的耳朵别再捕捉到什么动静。 一个朋友直言我的毛病都是生生让自己给惯出来的：人家在厕所里都能写诗，你非得进太空舱；都是伺候人的命，凭什么你就以为自己是王母娘娘的使唤丫头，拿自己当个仙女似的爱惜？我承认她说得有理，夸张的仪式感已经伤害到写作本身。我不仅产量低下，一年写不了万把字，而且气脉常常难以贯通，最后只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句子上k k整体感欠佳，谁都看得出文字背后是一个修辞爱好者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摆弄零件。可是怎么办呢？克服缺点的难度总是大于培养优点，尤其是我这样一个长期不忍对自己下手的人。 因为仰赖环境的配合，进而也使我把写作当成一种天赐，它像美妙的内心音乐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才能降临。一个过分期待灵感的人往往缺乏写作自觉，也难于以饱满的职业状态进入写作领域k k什么是职业？就是到点就上班。我明白，我业余，我自卑。偶尔写了还说得过去的散文，我觉得自己像那个被幸运意外光顾的拾兔者k k这只灵感的兔子不是我生，不是我养，感谢老天让它偏偏撞上我的门牙。从此，树下日复一日我满怀希望地等待，也许将在徒劳消耗中了度残生。同样的机会，别人却受到启示，做出另外安排，他们开办养兔场，大量繁殖，供应市场。我眼红，我心凉，我爱恨交织。我继续等，安慰自己这是从容；嫉妒的同时我还劝自己别把养殖场的兔子放在眼里，我希望自己这么隆重等待的下一只兔子终会出现，它是珍稀品种，最好打高处不胜寒的月亮那儿来。 邢育森（博士，网络写作者，网站制作人，天天的父亲。已近而立之年，现于北京谋生。出版作品：长篇小说《网侠》、《极乐世界的下水道》，小说集《当我再也无法离开》、中篇小说《活得像个人样》。） 自幼虽聪颖超群，后天却被教化日渐愚钝，幸坚信天道可酬勤，勤亦可补拙之理，努力奋斗而不敢稍有懈怠。出身于邮电大学，沉迷于互联网络，曾在网络空间舞文弄墨写些文字，进而与志同道合伙伴共创兴趣事业。去者逝矣，时不我待，继续上路，低头前进。 我学理工科出身，在校园里晃荡了整整20年，博士读完了就搞技术，没离开电信和互联网这个圈。写作是爱好，放弃不了，在网上写东西挺爽的。就是写自己想写的那些文字，有专业和职业养活自己。2000年网站红火的时候，也搭车风光过几个瞬间，现在都老实了。 明年就而立了，儿子两岁，叫天天，熟点的朋友都知道我爱他，掩饰不住。在北京跟特好一哥儿们叫俞白眉的一起租房子住，都不善于经营生活，简单得有些粗糙，好在很是快乐，而且正在改进。 不怎么在网上泡着了，没以前那么有意思。出了书了，逮谁送谁。摇滚给我很大的内心力量，好多作品是听着音乐写出来的。自己的性情就那样，没怎么大喜大悲，有什么事，默默一扛，也就过去了。 买房买车出国旅游，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恐怕都在琢磨这个。早早晚晚的，总能弄踏实。写小说就是为了多活几回，不能让想象力总闲着。写完扔到网上，自己闷头去睡，就不用管，回头天上爱掉什么掉什么，没馅饼别的也能将就，不挑。 肖铁（北京市人。1979年8月生。中国作家协会目前最年轻的会员。现为北京大学学生。曾出版长篇小说《转校生》、作品集《成长的感觉》，并有作品翻译成德文介绍到国外。） 我觉得日子过的越来越有条绪，也可以算是循规蹈矩，上课、进图书馆、背单词、听打口带、顺序不太一样，但内容就是这些了。周五或者周六回家，听父母告诉我这一周干了什么，一起看VCD，吃水果。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很难说有什么特别。回过头看，会觉得日子像水被吸进土壤里湿乎乎的一片却理不清头绪。 再有的乐趣就是买打口带，一周一次，也有买到糟泔的时候，音乐响起来，便等着下一首会变好一点。想读漂亮的小说，读到后总要兴奋地告诉几个有同好的朋友。出版卡尔维诺的书后，大家都去买，第二天上课便纷纷表示服了，说"卡爷……"至于未来，却不像以前那样敢说了，总觉得能够决定明天几点起、吃什么、读什么书，而至于明天自己真的会怎样却没有把握了，想出来的不如做出来的。不过真的想写一个长篇小说，开了个头，两万字，写小时候，想写《瑞典火柴》那样的小说，总觉得自己小时候还没有写干净，总觉得小时候的人和物清晰的不得了，涨在脑子里。所以想有一大段空余的时间来写小说，听音乐，听音乐，写小说，不用考虑时间。 祁又一（1982年出生。初中毕业于44中，与王朔是校友。2000年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同年保送北师大中文系，主编《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目前逃课在家创作，喜欢漂亮姑娘、音乐和北京的夏天。） 有时候我想，我为什么写小说呢？这么做似乎没什么意义：我想表达的东西，在表达的过程中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即未必有那个闲心搭理我；更何况，在如今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还有多少人愿意看正经小说呢？大家更愿意花钱买点简单过瘾的东西，再不然买点有助于发家致富的东西，总之没人愿意花钱买些劝人从良的玩意，尤其是当这个东西十分无趣的时候。 这种现象常常令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的理想之一就是一辈子写正经小说。现在我天天不去上学，泡在家里写小说，目的正是用实际行动向我的理想大踏步前进。说实在的，目前小说的状况令人担忧，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小说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必须有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才可能搞出好东西。这个新东西必须好看--好看才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一本好小说其他方面的要求。必须给小说包上一层漂亮的"皮"，让所有看书的人都不觉得烦，你可以在那张漂亮的"皮"底下藏刀子，但是必须藏得够好，不能让人第一眼就看出来。 目前我最苦恼的事有两件，一是正在写的长篇有些段落达不到"好看"的要求，这问题我正在边写边改，我相信苍天不负有心人，早晚有改完的一天；第二件艰巨一些，我担心这书卖得不好，果真如此的话可要了我的命--现在的漂亮姑娘都喜欢嫁MBI还有"IT精英"，写小说的社会地位如同二道贩子。这个二道贩子生意好点尚可，要是某位二道贩子的货没人买，那他可完蛋了。 张浩（出生于60年代末，现在京专业撰稿，已出版社科书籍约2000万字。） 我曾尝试过给报刊杂志写稿，很辛苦，也不稳定。现在主要写实用方面的社科书，跟随市场走，收入稳定，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也还满意，我想会一直这么做下去。我比别人勤快，几乎每天熬夜，白天联系发行、跑出版社，但我的兴趣是搞纯文学创作。我一直很想清清静静地写诗。在意象的远空，心中无尘。诗歌一直伴随着我人生最美丽的年华，已经有十余年了，可我却是游离于诗坛的诗人，没有精力和实力为诗歌命名。可我一直静静地关望着诗坛，怀着敬畏与深爱…… 《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5日 | 
发表于 2006-8-28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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