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背景——论勃兰特的真诚一跪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国纪平”的《从参拜靖国神社看错误的历史观》中提及“1970年12月7日上午，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跪’。勃兰特之跪，没有令德国失去尊严、失去荣誉，相反，却赢得了欧洲的谅解和全世界的尊敬。”含有重大历史常识的错误。 首先，屠杀600万犹太人并非仅仅德国的行为，还包括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这样的“胁从国”的参与。有人估计仅在罗马尼亚，被屠杀的犹太人就不少于28万，而且其中相当数量就是罗马尼亚人实施的。再有，以奥斯威辛大屠杀为条件的德国，战后形成三个国家遗产，即奥地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勃兰特所能代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联邦德国。其行为与民主德国无关，也与奥地利无关，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也就当然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 上文中明显出现了“联邦德国”、“德国”这两个全然不同的称谓，可“国纪平”愣是不做分别。出现这样的混淆，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如此隆重混淆，开始仅仅不过两三行间隔而已的混淆，我以为，实在不应该。其实，即使如此，勃兰特的行为也未必代表国家。因为德国的国家代表是总统，勃兰特身为总理，通常只代表政府。这当然不是抠字眼，因为勃兰特的行为属于“礼仪”，而国际场合中的礼仪的确是很有讲究的。而这样的行为受到世人赞誉，直至褒奖到联邦德国国家，我相信这是人们的意愿。
但勃兰特总理的下跪，其内涵绝非仅止于此。与他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轨齐名的还有另外两宗事情：“新东方政策”，或者称为“勃兰特主义”，和“纪尧姆事件”。勃兰特因前一个事情而上台，又因后一个事件而下台。而两个事情的共同根结就是联邦德国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勃兰特是因其国际关系的立策和失策而上台且下台的，联邦德国切身利益及国际关系选择是勃兰特的政治基调，其一切政治作为都基于这个基调而展开。
以“北约”和“华约”为冷战的对抗实体，双方各自都并非铁板一块。戴高乐的法国和其它北约国家的姿态明显有差，罗马尼亚对华约出兵镇压“布拉克之春”的谴责也是极为明显的例证。二战后美英法三国将其占领区合并成联邦德国，苏占区建立了民主德国。东西德两个现实政治实体之间相互不承认，且西德宣布凡承认东德的国家，西德将断绝与其的外交关系。进入冷战中期后，美苏两国寻求对话，同时将近20年的经济增长，西德的国际地位与在欧洲的作用得到了极大提高。面对这个新的国际形势，以勃兰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从原来为北约所左右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是联邦德国自主的国际政治政策。该政策以全面缓和西德与华约组织各国的关系为阶段目标，寻求建立西德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独立甚至主导作用，以承认东德的事实存在为策略，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并就此，勃兰特政府着手与苏联进行谈判，在1970年8月双方签署了《莫斯科条约》。与此同时，勃兰特还与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华沙条约国进行建交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民主德国的相互关系的谈判。
《莫斯科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文本。联邦德国和苏联相互保证二战后的欧洲边界不可质疑，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与波兰以奥得—尼斯河边界不可改变，该条约另一个要点是承认民主德国为国家内部特殊的主权国家。回过头来再看，勃兰特“新东方政策”动心非常巧妙，全面掌握“两个德国”的主动，而民主德国没有真正的发言权，这个开端就决定了对德国统一的主导权和民族意志的代表性。勃兰特正是在这个前提和背景下开始其对波兰的访问。
寻求和波兰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然是勃兰特出访的目的，甚至可以说是首要事项。说起来，除了细节需要逐一解决外，苏联代替波兰同勃兰特政府已经谈定了一切原则，可勃兰特并没有利用访问的时机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德国对波兰和波兰人民的罪过道歉。我们知道，正是德国和苏联肢解并吞并波兰才使得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由此正式爆发，波兰人民也由此蒙受屈辱经历惨痛。再有，波兰人民积极反抗纳粹占领，举行了“华沙起义”，近乎屠城的代价是另一个令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华沙建有“华沙起义”纪念碑，更宏大、更壮观，但勃兰特还是选择了“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来“谢罪”。三十多年后，是另一个总理，统一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来到“华沙起义纪念碑”前鞠躬道歉。
面向“华沙起义纪念碑”，行为是代表国家，纳粹对波兰的凌辱与吞并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面向“华沙犹太人纪念碑”，行为是代表民族，是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屠杀与摧残，是种族主义的行为。这个分野显而易见。勃兰特选择后者谢罪，所要代表的是正在追求德国国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而不是国家。但这样做法依旧表明是联邦德国担当纳粹德国的罪行，同时也就担当了“第三帝国”的遗产正当继承，把握住两个德国未来统一的主导责任。勃兰特下跪的行为，不仅仅是对犹太民族的认罪，甚至也不仅仅是对种族大屠杀的文化精神的责任担当，更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政治，张扬未来德国的大国责任和人文取向。更重要的是用政治家的手腕收容德意志民族的心灵，获得精神归附与道德理念聚集。
回顾那段历史，一些人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源头就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且欧洲在1970年代以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也与勃兰特主义相关。当然未必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历史的变故的瞬间就是发生在勃兰登堡，那堵柏林墙的崩塌，当东西两个德国间的阻隔打开的时候，横亘历史四十多年的冷战时代便猛然终结了。勃兰特并没有对战争暴行谢罪，他做到的就是向种族大屠杀的犹太受难者谢罪，以民族感觉向那些屈服的和不屈亡灵做出忏悔。
勃兰特1992年10月去世，他亲眼看到了他所期待、所努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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