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身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透露说,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 具体说,该校今年的招生名额分配办法是:将2000个计划招生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各地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得出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这样,山东、河南、四川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历来,高校招生指标在各省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公开操作,而且,也是舆论界指责教育不公平的一个焦点简单说,在北京考大学和在河南考大学,录取比例会相差甚远,在北京,这个比例会比在河南高出许多。 徐的表态瞬间传遍全国。许多年来围绕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的争论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一步。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政法大学此举)是打破高考录取地域差异的破冰之举,使得中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第一次有了一个公开的规则。”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就是考试与录取制度的改革,这么多年大家的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考试制度的改革上,而实际上真正要害的还是在录取制度上。”中国政法大学将招生名额分配问题提出,使得录取制度改革成为公众话题。 然而在3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主任刘琳琳对记者说,“前几天几十所高校的招办主任聚在一起开会,没有一个人提及中国政法大学改革的事情,问的也没有。”到记者发稿为止,根据媒体的,无论是北大校长许智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还是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都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类似的改革。 而南开校长侯自新、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等虽然认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做法“是个好事”“应该得到尊重”,但同样表示本校没有这方面的改革。 3月21日,教育部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政法大学提出要按照人口比例招生的问题,教育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集体讨论过。高等学校对于各个地方的指标分配,在教育部统一下达了之后,各学校再如何具体下达分配这些指标是学校自己决定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这种做法也可以视为一种尝试。 遏止不平等还是遍撒胡椒面 200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2000名的招生计划里,在京招生人数为185人,占该校招生总数的9%。中国政法大学在京生的这一录取比例,在北京的高校里还是属于比较低的。 2005年6月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来自武汉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列举了他的调查:近20年来,清华、北大在鄂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500人,两校湖北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而湖北总人口是7500万,北京为1500万,是北京的5倍。 这意味着,湖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二十五分之一。 在同一考试试卷的时代,湖北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高160分,最高时高220分! 这个比例,也不是最高的。据新华社报道,北京1.7万个人中就有1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56.7万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相差33倍――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如果招生名额太少,必然造成录取分数线的抬高。 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另有过计算:2005年,北京几所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清华16%,北航13%,北京理工大学11%。而同时,北京之外的几所著名高校,本地生源比例显然更大。温俊义的计算是:复旦44%,上海交大47%,武汉大学50%,南京大学55%,浙江大学61%。 2005年的“两会”上,洪可柱就曾经指出:“全国重点大学已退化成为地方重点大学,必须遏止这种不平等现象。”在那一年的“两会”上,他还曾经联合3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提案。 而本次“两会”上,徐显明最为铿锵的一句话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参与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分析这句话时,如此评价,“谁都知道啊,没有人说它不是中国的政法大学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徐显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样会毁掉中国高等教育的。” 孙东东说,这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一味考虑按地域人口来平分招生指标,结果就会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假如全国高校都这样做,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不同,遍撒胡椒面,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滑坡。徐显明的这种炒作是没有意义的,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关于各高校招生名额在各省的确定方式,无一例外的答复是:按照历史惯例、报考人数、生源质量以及教育部的倾斜政策等。 而生源质量,在记者采访中,成为高校确定各省招生名额的最主要指标之一。但对这个指标怎么判断,迥然不同。 曾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中央教科所博士储朝晖说,“农村的学生与城市里的学生,差距最多表现在课程上,在智力上不会有任何差距。而课程上的差距那是极易解决的。” 来自网上的一个最典型的质问是:浙江有一个县级市镇海出过28个院士。这算是一个人家不是“高分低能”的权威证明吧?湖北大别山区也有一个“教授县”蕲春县。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向这两个地方的考生倾斜呢? 杨东平教授说,“各地基础教育质量确实差别很大。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衡。” 杨说,不能够以单个学校的所在地学生比例来说明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央各部属的100所高校中,就有50多所集中在北京。相较于只有一两所中央直属院校的省来讲,50所高校10%的本地倾向与一两所高校50%的本地倾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连一所中央部属的大学都没有。 就在“两会”上徐显明透露招生政策改革的消息后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各部门就得到校方低调处理的通知。但是校方宣传部门告诉记者,按省人口数分配本科招生名额从今年招生起就在操作了。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主任刘琳琳明确地告诉记者,四川、河南、山东等省招生名额会历史性地突破100人,而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则没有调整。 就在记者采访刘琳琳时,碰巧北京电视台也在做相关的节目。刘琳琳一再对录制节目的北京电视台记者表示,这次招生名额调整,会充分考虑北京的情况,不会对北京录取名额产生太大的影响。 记者追问,既然诸如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都会历史性地突破百人,那么哪些地方会减少数量?对此,刘琳琳未予回复。 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内部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之所以在此当口保持低调,与该校当前的校园拓建计划有关。 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本部,位处昌平,校园面积280亩,被政法的学生们戏称为袖珍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的领导班子一直希望能够为学校再拓展一下空间。这也成为徐显明在任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政法大学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告诉记者,中国政法大学曾极力争取新校址的建设能进“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在数年向教育部和财政部的申请之后,国家已经明确同意划拨2000亩地给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新校区。最开始的校址选在颐和园,然而最后与北京市协商的结果,却定在更远而显得荒凉的南口,而且面积被压成800亩。 这一说法在中国政法大学一部门负责人那里得到证实。 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