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一按：文革过後四十年，有人出来发话说：“不纪念文革四十年”。当然，这是废话，这是一厢情愿，事情本由不得他作主。
譬如，我读了《“访蒯”》一文，于是就有感而发；旁人读了我的《读“访蒯”有感 》于是再有感而发，这有感的有感让我更加有感。这就是纪念，这是没有人可以箝制住的纪念。
北南先生的纪念文字续写了文革过後的往事，那些被我们渐渐淡忘掉的往事。而这些往事让我不得不对这些文革过後依然顾念旧情的人们有感。
图一：校足球队员，右边第一位站立者为小时
图二：毕业前陪小时在园明园散步
图三：小时和他的“战友”们在北京积水潭医院 《读“访蒯”有感 》的有感作者：北 南
维一先生，您好！
您的《读“访蒯”有感》我先后看了好几遍，因为我亲历了您所描述的清华文革一幕。您所见到的“老施的兄长”是我相熟的同学，他本姓时，系清华大学电机系九字班（一九六三级）学生，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大家称他小时。当时清华的体育代表队和文工团有独立的党团组织，有自己的宿舍和食堂，是校内跨系跨级的特殊学生群体，在文革中也常常在一起活动，组成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我认识的小时是一个开朗稳重、善思考有主见的人，文革中不是激进派，而或多或少属于逍遥派，只是随着大流参加代表队同学的“革命”活动，担当干部专案组的保卫工作。您提到的是一九六八年清华“百日武斗”中著名的五·三Ｏ大武斗，蒯某一派攻打浴室楼，双方经过数小时“冷兵器”（长矛、砖石等）搏斗，不仅造成许多伤者，而且已有人阵亡，包括校击剑队的小许同学。小时并不是第一线武斗队的成员，我们都说不清楚，在乱纷纷充满狂躁气氛的武斗中，他是怎样跃上云梯爬到楼顶的。现在想来，肯定不是蒯某的直接“命令”，因为蒯并没有在现场指挥；您分析到，“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传统在起作用（每一个狂热过的“红卫兵小将”都会或多或少承认这一点），但当时小时与蒯还没有任何交往，说到可为之献身的“知己者”首先应当是毛，或许还有知近的同学朋友而不会是蒯；也许还有其它种种内外因素，不管怎样，冷酷的事实是，小时上去了又摔下来了，造成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在以后与小时近二十年的交往中，我们从未涉及这个敏感的话题。诚然，探讨文革期间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是一个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而其前提是弄清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每一个亲历者都有责任从自己作起参与其中，促进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希望今后继续与您以各种方式交流讨论。
我想告诉您的是，自小时受伤到一九八五年去世的十八年间，他的以清华体育代表队队友为主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更没有置他于不顾，因为大家心中有一个坚定的承诺：要对小时一辈子的生活负责。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制止了武斗，翌日凌晨毛泽东招见“五大领袖”，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年底前，高年级学生陆续“毕业”并分配工作。小时在住院数月后也回到学校。离校之前我们作出一个安排：以自愿为原则，各人到工作单位后视具体情况给小时提供一些资助（因为有补发工资）；此外，每人每年按指定月份给小时寄二十元钱，保证他每月至少收到四十元生活费（当时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四十六元）。那时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知识分子被划为“臭老九”，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去向叫“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留大城市难上加难；工作安排的原则从“先当工人，先当农民”改为“要当工人，要当农民”，最后拖了好几年才转正为国家干部。为了能有同学留在北京帮助照顾小时，我们竟想出幼稚的“馊主意”，帮几位同学在北京找女朋友，以便有留京的借口，当然最后都没有成功。
同学们陆续各奔东西远走高飞。在北京的小时很快就收到大家的汇款，最多有一次寄来三百元的。在其后的十几年间，国家处于不断的动荡和变化当中，政治运动不时冲击着包括小时的“战友”在内的昔日红卫兵们；“臭老九”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奔忙——调动工作，考研究生，奔出国等等，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没有忘记按指定月份给小时寄钱。而且，一旦有机会到北京，必然到小时家“报到”，与小时畅谈，从国家大事、生活趣闻到同学近况无所不聊。小时家成了学友联络站，小时就是大家的新闻联络官。我时时记起在小时家忘情地海阔天空“臭聊”，不觉就到了吃饭时间，慈祥的时伯母会端上大碗面条，配上简单的芝麻酱或花椒酱油，感觉美味极了。以我所见，小时的日常生活是安稳的，精神生活也是充实的。小时的坚强、乐观、博学和真知灼见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激励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挫折。
小时属于高位截瘫，自胸以下毫无知觉，康复很困难。1985年他终因肾功能衰竭引发尿毒症去世，时年四十岁。我当时正在东北一所大学里教书，得悉噩耗，悲愤之极，因工作拖累竟无法给小时送行。北京的同学发出动议，每人再出一百元，凑起来给小时父母买一台彩电（当时彩电属稀缺的高档商品，要凭票购买），算我们最后代小时尽孝。如果小时能再坚持几年，我们大家就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康复条件，使他也受惠于改革开放和现代科技的成果，可惜这已成为终生的遗憾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小时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记忆。或许正因为有那么一段经历，使一些体育代表队学友，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数十年相连相聚至今，二ＯＯ一年还一起专程看望了搬到新居的小时父母。看到他们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得知在他调教下长大的子侄一辈都学有所成，小时在天之灵应该感到些许宽慰吧。
我同意您有感而发的结论：不要再指望任何人，特别是政治家。我不知道蒯某对小时有过什么许诺（顺便说，将当时的蒯视为政治家有点高抬他了），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九六九年学校的当权者工宣队将小时送回家时，对他父母是有过“不会不管他”这种承诺的。这种廉价“承诺”不值一文，还不如您所说的蒯的许诺，起码蒯某在许诺时是出于真心，而工宣队的承诺不过是甩掉小时的一个手段。在那可怜可悲可恶可憎的政治氛围中，还是有一些平凡的人们十八年如一日地履行了他们心中的承诺，使小时感受到一些人间真情，使他的生活得以安稳、充实，比起同样因摔伤而早逝的数力系同学小马、比起清华文革中数十名牺牲者、比起千百万在文革浩劫中罹难的人们，小时还算幸运的。
谨以此作为对您文章的补充。
顺颂
秋安！
北南
二ＯＯ六年九月十五日
发表于 2006-9-24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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