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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胡宝国：父亲的书

时间:2006年11月1日
作者：胡宝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来源:学术批评网

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正好八十岁了。他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是1979年由
三联书店出版的，距离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儿子、同行，似乎
应该写点什么，但我实际上是有些为难的，一方面，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对他所
从事的经济史研究纯粹是个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说话。另一方面，儿子评价老子总是
比较困难的，不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都不妥。我想，学术上的分析、评价还是留待
他人来作吧。适合我说的，或许只是围绕着他的书、他本人所发生的那些边边角角的事
情。

人有了一个念头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走。父亲写《形态研究》其实是由
来已久了。他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
生讲授的。据他说，王亚南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这对他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
大影响。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我以后要写一部
《地租论》。” 那时他才20几岁，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大想法的年龄。后来他虽然以
研究隋唐史为主，但这本《形态研究》的问世也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此书就是他心
中一直酝酿着的那本“《地租论》”。

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以后《形态研究》一书的前奏。文章发表后，王亚南先生来京开会，特意
约他到北京饭店谈话，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工作。1978年，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他
在序言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只是泛泛地说：“很多师友不断对我进行鼓励”。以
后的多年里，他总是为此感到遗憾，多次对我说，如果以后再版的话，一定要专门讲讲
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很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此书重印过，但从未再版。有趣
的是，他虽然在书中没有提到王亚南先生的名字，但日本学者却发现了这一点，菊池英
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
真正继承王亚南先生的工作，追溯前近代史的著作。”父亲看后很高兴。

《形态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的其他论著也基本上是如此。大概因为这个
缘故，有一次赵守俨先生问我：“你父亲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父亲没有参加
过任何党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学术方面，当然，最终还是影响到
了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是阎锡山的外甥。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阎锡山找他谈
话，想送他去英国留学，但他不愿意去，他对阎说：“我读过共产党的不少书，觉得挺
好的。”阎说：“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先甜后苦。”阎最终还是未能说服他。


上个世纪早期，我的祖父留学日本，学的是纺织。他死的早，对父亲没有影响。我有时
想，如果祖父一直活着，受家庭环境影响，父亲或许不会对文科的书籍有那么浓厚的兴
趣，如果是这样，他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我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假设一
段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但“假设”毕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不
免会有些“假设”的念头产生。

1949年，父亲不过20来岁，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属于他的，以及他可以继承的房子居
然有好几百间，其中一些还是带花园的高级宅院。这些房产他都没有要，他认为很快就
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以后用不着钱了。他只为自己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派克笔。就这样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穷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说：“你妈真
可怜啊，嫁了个有钱人，穷了一辈子。”

在清华读书时，他学习很好，老师们想让他留校，或者保送他去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家
庭出身不好，又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所以195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河北。河北省又
把他分配到了邢台师范学校。连生气带着急，2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即使如此，他仍然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给周一良先生的信中，表达了继续研究的愿望。周先生回信
说，收到来信“有如空谷足音，倍感亲切”。周先生还为他开了详细的书单。按照这个
书单，他买了自己的第一批书，以后孙毓棠先生又送了他一批书。这样终于有了研究的
可能。在类似于中学的师范学校当教员是比较苦的，他年轻，上课任务繁重，常常只能
是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看两页书，晚上回到家，再点着煤油灯继续读，那时他住的地
方还没有电。

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肃反时，他被关了半年。当局说他是阎锡山留下的
特务。他一再辩解说，阎锡山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外甥当特务。不知道是因为辩解发生了
作用，还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终被放了出来。

因为连续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终于被调进了一所大学——河北
师范学院。有了肃反的经历，所以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时，他一言未发，由此意
外地没有当上右派。本来按他好说话、好议论的的性格，反右是绝对躲不过去的。后来
我发现，1949年以后，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
时，有杂志约他写一篇署名文章。他谢绝了，还写信告诉人家他的几个“不写”，如不
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不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不写，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文章不
写，等等。因为不写，所以失去了一次走红的机会，也因为不写，所以文革结束后，他
没有任何问题，活得欢天喜地。

在《形态研究》的序言中，他写道：“本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
曾一度失落，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找了回来。可是那时林彪和‘四人帮’正在横行
，显然没有出版的可能。从1974年开始，我每晚利用业余时间在书斋里进行修改，也没
有想到几年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确，如果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恢复了党的‘百家
争鸣’的方针，这部稿子是出版不了的。”他说得含混，没有说清楚书稿是怎么失落的
，也没有说清楚后来怎么又找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
版这本书了，文革爆发后，一切都被搁置了，书稿被退了回来。当时学校已经大乱，他
作为“牛鬼蛇神”也已经被抓了起来，所以自然收不到书稿。几年以后，一个曾经造过
反、后又被打倒的学生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发现了这部书稿，这才找了回来。这个学生
多亏以前看惯了父亲写的各种交待材料，所以对他的笔迹相当熟悉，一看到书稿就立刻
辨认了出来。

1998年父亲去世后，关于这部书稿我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位河北师院的老师从人事处
复印了一份1961年6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河北师院人事处的来信。信中说：“贵系教
师胡如雷撰有‘中国封建制形态简编’一稿，尚有一定见解，但亦并不成熟，我社本拟
争取出版，以供学术界的讨论参考，校样也已排出，后接贵处来信，告以胡的政治情况
，我们决定不予出书，当即列举书稿的缺点，将稿件退还给胡。”这说明在《形态研究
》之前，甚至在《历史研究》1962年发表的文章之前，他曾经写过一本类似的书。这件
事，我居然完全不知道。我想，当时出书大概都是要政审的，所以上海人民出版社才会
与河北师院人事处联系。父亲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当上右派，为何“政治情况”
不合格？我想这大概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还抄有父亲给他
们的信。从信中看，这本书最晚是1959年冬天完成的。书没有能出版其实是因祸得福了
，他1952年才大学毕业，1959年就写出了书，质量肯定好不了。

1979年刚刚拨乱反正，没有多少人可以立刻拿出著作来出版，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学术
界很轰动，第一次就印了5万册，不久又加印了一次。以后，台湾还出了盗印的。80年
代初，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动向》。该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
门介绍《形态研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菊池英夫先生。周一良先生看到此书后，立
刻告诉了我。言谈话语间，能够感觉到周先生很是高兴。当老师的，看到学生有了成绩
，自然是高兴。

为了写《形态研究》，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读了不少书，史料不说，单是《资本论》
就认真读了三遍。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不可避免地要拿中
国史与外国史广泛对比。进行这种研究，作者必须对外国史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研究，
而他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这本书是通贯性的，涉及到从战国到明清的漫长
历史时期，他虽然在大学教过很多遍中国通史，但毕竟不具备像钱穆等老一辈学者那样
广博的通史知识，所以，这本书到底说对了多少？到底有多高的价值？老实说，我是始
终心存疑虑的。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毕竟是一次快乐的旅程
。抛开一切庄严的、宏大的理由不谈，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形态研究》出版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尽管当时很风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意
忘形。一直到老，他对自己始终还是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去年春天，在一个纪念唐长孺
先生和父亲的会议上，播放了他在70岁生日祝寿会上的讲话录像。他说：“我经学、小
学、外语都不行。外语学过三种，没有一种能通的。”他还说：“我的成绩只能做到这
样，再大了也不可能了。”说这话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当时他因多次脑梗，已
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老年痴呆的征候，没想到还能讲出这样清醒的话。这好像又印证了
我前面说的：“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继承了他的藏书。线装书基本都归我了。过了几年，我把
这些书都卖了。按说我们是同行，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纪念，这些书我都应该留下
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些线装的二十四史我基本不会看，有标点本的，何必看线装
的呢？我又不搞校勘。我知道，这种态度必定会受到严肃学人的批评，所以不大敢对人
说。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
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
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
掉，我这种态度并非不孝。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
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再往深一
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
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原载《书城》2006年6月号】

自觉的梦游人

倒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子，老爹的书不想留着，就以有标点本，不搞校勘为由；老爹的卡片也不想留了，就因为“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掉，”还说些文章是对老爹的最好纪念，又觉得不如没有这个名目的好：所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云云。 于是，这最后的一条大概也就可以成为不写文章的理由了。

反正虽然老实巴交，却一点不可爱，特别是关于卡片的那段议论总让我觉得这小子在说他老爹文章写得不如他。这种摆谱的纪念文章，不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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