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政治转型自1986年3月拉开帷幕，至今仍在曲折地、艰难地前进。本文对“政治转型”的含义界定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1]并且这种改革“引发了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的结构变化”。[2]单有前半句，则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政治改革”，失之过泛；光是后半句，则成功的暴力革命也被括于其中。两者合二为一，较为相宜。转型的基本色彩是温和的，渐进的，不失控的。
台湾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它通过自我和平演变，使台湾社会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层面走上全面提升品质之路，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中启动和推展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成功范例；它对专制政体民主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样本和推动力；它将民主宪政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将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点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统一于专制政治的“大一统”模式不复有实现的可能；最后，它对大陆的政治变革，是一种有力的激励和宝贵的启迪。
本文将限于论述台湾政治转型对中国政治史，对两岸统一事业，对大陆政治变革的意义。为此，先简要叙述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与发展态势。
一、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与发展态势
台湾的政治转型是从前资本主义的集权专制向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转型。自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算起，到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其间40余年，台湾实施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意味的威权政治体制：政治强人独裁下的一党专制，政治空间基本被锁闭，民众政治权利大部分被剥夺，民主运动遭弹压。
1986年3月，国民党决定实行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标志台湾的一党专制体制开始松动。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事实上突破党禁，组建民主进步党。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废除实施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并随之正式开放报禁和党禁。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主政后，突破蒋经国不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积极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使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
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可归结为：
1、政治体制由“一党专制”向“一党独大、多党制衡”的方向演变。开放党禁后，反对党取得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开展竞争，发挥政治制衡的作用。然而，反对党或反对党联盟还远未具有通过选举击败国民党、从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力量。目前的政治格局可以定名为“一党独大、多党制衡”。国民党加紧进行由独裁垄断性政党变为主导性政党的角色调整，增强自身作为民主政党的竞争性和应变能力，而反对党也在逐步从一味批判与反制走向体制内竞争。
2、政权结构开始“回归宪法”。“勘乱戒严”是政治上冻结民主宪政、实行专制统治的依据。在这种体制下，“总统”成为独裁者，“民意机构”形同摆设。既解严开禁，则政权结构“回归宪法”乃成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中央民意机构”的功能随政党政治的运作而逐步增强，“立委”、“国代”选举已成朝野较量的一个主战场，“立委”党团成为政治运作制衡的重要力量。1991年5月1日正式终止“动员勘乱时期”，移去了宪政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回归宪法”的重大步骤。终止“勘乱”、废除“临时条款”，“总统”超常权力被取消，所有“资深”代表于91年底退职，“民意机构”将按计划全部改选。这样，以党领政进一步弱化，以法治政不断凸现并渐趋主导。
3、民众参与意识增强，社会思潮活跃，社会运动勃兴。解严开禁后，民众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活动空间，政治恐惧开始让位于政治参与。除组党与国民党匹敌外，各种利益团体亦纷纷成立，舆论市场热闹非凡，自力救济层出不穷，走向街头司空见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开始真正落实。
台湾政治转型是在社会力充分涌现，社会多元化已成不争之事实的情况下肇始的。尽管目前政党政治呈低质化，政治参与和竞争事实上存在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国民党走向制度性妥协的意愿和体认尚可质疑，独立于国家体制的多元的、自我组织的自由的市民社会还不成熟，但是，由于阻挠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执政主流派“对历史负责”，顺应潮流推动政治变革的取向清晰可见，因此可以肯定，台湾政治转型已经走上不归之路，其发展态势已可估测，这就是：
1、政党政治将渐趋成熟，“一党居优、多党竞争”将是90年代最可能模式。目前虽然台湾党派林立，但勉力可与国民党一争的反对党只有民进党，且该党内耗严重，近来又公开打出“台独”纲领，短期内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殊无可能。然而，朝野关系会从现在的粗鲁、亢激走向良性互动，抗争的主要手段将由街头运动让位于议会斗争，而议会中的肢体抗争亦将趋于消失，形成“一党居优、多党竞争”格局。
2、宪政体制将进一步名符其实。国民党政治新生代已经全面接班，其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追求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底“国代”全面改选，国民党取得“修宪”主导权，92、93年将全面改选“立委”、“监委”。照目前趋势，“宪政改革”的推展与实现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台湾政权的宪政体制将更为名符其实。
3、“脱序”现象将渐趋平和，民意表达渠道将更为通畅。随着政治活动合法渠道的营建与拓展，各种“脱序”现象出现的频率和烈度将呈衰减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还会冒出激烈的街头运动和非理性抗争，如前不久民进党为吁求“总统直选”而搞的游行静坐。不过，这类做法将越来越少，“脱序”现象渐趋平和是一种大趋势。
二、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
长期以来，大陆居民东渡台湾从事垦拓、经营，因此，台湾社会发展状况大体上与大陆相一致。公元1335年，元朝在台初设府治，从而正式将台湾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之下。经明、清而至民国（1642——166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1895——194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在政治上由君主专制到一党专制，也与大陆一样，始终未脱专制窠臼。尽管在政治转型之前，台湾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但似乎国情和文化的“特殊”，阻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到来。
正在进行中的台湾政治转型，在台湾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撼动了专制统治，并将其导向民主政治。毫无疑问，台湾政治转型是台湾地区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然而，台湾政治转型的意义未止于此。它还是中国政治演进史上的历史性转折。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国文化背景既不是市场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是政治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人自己治理下的社会同样能全面走出传统文明，汇入现代文明，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此，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基本的史实。
在中国政治史上，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在封闭循环圈中悠然运转。它虽然一再由盛到衰，由衰而败，却又能死而复生，生生不已。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外部给它的一次空前打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使其转型的历史机会：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然而，由于统治集团的愚昧、昏聩，由于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的麻木、迟滞，也由于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的强大惰性，质言之，由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冥冥昏睡，使中国失去了这个有可能实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
5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惨败，朝野震惊。士大夫阶层起而救亡，吁请改革。这时，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比较开明、着力维新的力量。1898年，光绪帝实施戊戌变法。这也是一次有可能导向政治转型的历史性事件，但不久即被顽固派所扼杀。
清末的另一政治事件是1905年改革。时隔8年的这次改革，是由当年腰斩“百日维新”的统治者所推行的。它除了对教育、军事、行政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外，还鲜明地确认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制。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国会前身），各省设立咨议局，并宣布9年后实行宪政，定于1917年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然而，不管是真心想办还是虚与委蛇，一切都为时已晚！这时的清末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实现政治转型的能力，王朝政权机器已经千疮百孔，衰败不堪，很快就遇上了灭顶之灾。
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下而上地、强制性地结束了绵延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共和政体推上前台。然而，这个政体面对的，是传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是虽经戊戌思潮冲击和突破但仍唱主角的传统文化特质和社会价值观，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处于基本上无法耦合的状态。因此，政党政治刚有发韧，议会民主稍有运作，便被粗鄙军阀打入冷宫。极不稳定的共和政体如陨星闪过，很快便是军阀割据，群雄争斗，陷于内乱。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政党，如国民党，共产党，基本理念殊异，竞争包容鲜见，你死我活为真。
1927年后取代北洋政府的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内乱外患之中，没有一天安顿过。孙中山的宏愿，民国的宪法，统统束之高阁，其政治体制的实质是一党专制。
1949年以暴力革命手段取代南京政权的共产党政权，基本宗旨就是一党专政，既载之于宪法，更付诸于实践。而这种一党专政的实质，或大体类同于君主专制，如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中的一段（1979——1989），或是寡头专制政治，如1989年到现在，由几个垂暮老人共同掌舵。与此相映照，乃是民意代表上头圈定，民意机构形同虚设；“民主党派”须将“执政欲望”自我阉割，社团组织必须官方化、半官方化；舆论一律，学术、创作不自由。
通过以上勾勒的中国政治演进画面，可知台湾自公元1986年开始对专制政体的实质性突破，决不仅仅是地区政治演进中的历史性突破，而是整个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在40余年政治专制时期，台湾的经济体系已由传统农业占主导，成长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工商服务占主导；现代文明价值观已在全社会深入人心。1986年后，政治上迈向民主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得更好，更稳定。比之辛亥革命后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昙花一现的“民主政治”，台湾跨出的这一步是扎扎实实的，是真正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而前者，充其量只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悲壮预演。
三、中国统一品质的划时代提升
对大陆当局和台湾当局来说，对海峡两岸大多数中国人来说，E•拉兹洛对“虚构出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神圣性”的批判，[3]，[4] 虽然不是完全难以理喻，但起码是太超前了。中国统一过去是，现在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中国人追求的神圣目标。
回溯历史，中国统一局面的最后一次失去，是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崩溃之后。1912年建立的民国共和政府无力控制政局，大权很快旁落军阀之手。北洋军政府统治下，内乱烽起，军阀混战，谈何统一？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翌年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为使自己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不惜使出浑身解数：诉诸武力，金钱收买，经济封锁。但终因日本入侵，攘外而不得安内，加上不搞土改，自身腐败，不仅始终未统成，反被共产党赶出大陆，退踞台湾一隅。
共产党统一中国大陆后，虽出兵攻取金门受挫，但武力解决台湾之决心未改。如果不是金日成利令智昏，操刀过急，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则台湾被攻占，由共产党统一全中国，是极有可能的。朝鲜战端一启，美国由军事上中立迅即转而护卫台湾，中共武力解决方案使再无希望。同时，国民党“军事反攻，光复大陆”亦毫无现实可能性。
然而，双方都从没放弃“统一大业”。武斗不成搞文斗。到80年代中叶，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民党则应以“一国良制”，反制“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是说：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北京；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在谁也不吃掉谁。不过，“到将来多少代人以后，有一天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大陆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台湾”[5]，于是台湾人民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一国一制”水到渠成。而所谓“一国良制”，是说：一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设在大陆；良制，大陆、台湾均实行三民主义制度。理由是，台湾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大陆，因而三民主义是“良制”。
说到底，两家的目标都是一国一制。且按国际法基本原则，唯有一国一制才算统一。显然，两种统一模式是内在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其症结在于：两家各自确认相互对立的一制，并且无论口头上多么渴求统一，乃至标谤“祖国统一……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6]，实质上均以统掉对方为先决条件和核心要求，而决不愿意为对方所统掉。看起来，国民党是要么不统，要统就统掉对方。共产党则是先精神上统掉对方（去其“国”号，贼汉易位），以后再物质上统掉对方。共产党统掉对方的依恃是：49年打败国民党，以后一直控制大陆，其面积占全国的99%以上，人口占98%以上，综合实力明显强于台湾。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地区，面积不及全国的1%，人口不到全国的2%，在综合实力、国际人格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国民党为何不“理性务实”，接受被统，反而要统掉对方呢？国民党当初提出“一国良制“时，其依恃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台湾经验。其根本点是经济制度加上适时调正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现在，让我们超越党派纷争，换上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到，共产党从实力地位出发，本质上寻求的是“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统一，即将全中国统一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一如既往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实行强控制。而国民党凸现“良制”，即统一于让经济领域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制度，这样的统一是对“大一统”格局的冲击和突破，预示了中国统一将在品质上有所提升。可以认为，在台湾政治转型前，台湾当局寻求的是半大一统式的中国统一，一种经济能自由发展，但在政治、思想等领域实行强控制的格局。相对于过时的大一统格局，半大一统架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指向未来、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台湾的政治转型，将台湾从政治专制导向政治民主，从而初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全面突破超稳定结构模式的伟大社会变迁，而同时，这也对中国统一品质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升。因为，它使中国统一的新台阶得以最终形成。而构成这个新台阶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两大基石。
台湾当局对这一点的体认，表现在对“一国良制”模式进行了用心良苦、耐人寻味的修订。它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改为“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明确提出要在大陆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的基础之上实现国家统一。这里，刻意张扬、着意凸现的是“政治民主”。
台湾的政治专制，一向多为台湾、大陆知识分子及民众所诟病，也是“良制”不良的根本缺陷所在。80年代后期，在世界民主大潮和台湾社会多元化压力下，台湾当局不避斧钺，在政治上换骨脱胎；而####，却见大陆当局之专制劣根无可救药。两岸政治遂由难分伯仲而成天壤之别。至此，民主政治将是统一中国之不可忽缺的基本特征。而任何统一于经济统制、政治专制的大一统模式，已经决然行不通。
“一国两制”这个大一统模式，80年代落空了，90年代同样将落空。其所以会落空，固然在于台湾执政者不愿俯首称臣被“矮化”，不想由凤头变鸡尾。但更在于台湾人民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相信共产党会让台湾长久保留现有制度，从而迟早会蒙受物质上的损失。二是不堪忍受精神强暴。把生活在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人纳入实行落后制度的国号之下，是一种精神上的“降格”，一种由“公民”变“臣民”的贬辱。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人民，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就决不会因物质利益暂不蒙受损失，而愿被置于过时的大一统阴影之中，在精神上失身。
近5年来，占台湾人口九分之一的老百姓来大陆同胞探亲、旅游、做生意，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确认台湾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几乎百分之百地拒斥“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尤其是89年东欧巨变、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台湾人民明了大陆的制度寿数将尽，就更加不愿在精神上被强暴了。
同样朗若白昼的是，大一统中的内含的经济统制和政治统制，亦为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民所不能忍受。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着处于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自然地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大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大陆亦不能免。不用太久，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将会共同认同和选择更为优越的社会制度。那个时候，中国统一的时机就到来了。在大陆专制政权被非暴力地瓦解掉之后，将由新的政治力量与台湾朝野共商国是，协力推进和完成统一大业。届时，各方既有统一的愿望，又有对同一制度（法统）的认同，大家坐下来谈统一，就不是谁统掉谁，而是形成中华联邦或联邦的问题。
一种新的统一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来中国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专制政治；而将在新的台阶上实现的统一，是一种崭新的统一，统一于民主政治。
四、对大陆政治变革的激励与启迪
共产党控制大陆之后，将中国古已有之的中央集权专制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也预示着，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已经到了它寿命的最后阶段。而自70、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世界民主化潮流，则是推动大陆政治变革、结束专制统治的重要外在激励因素。
放眼全球，但见世界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自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秘鲁、南朝鲜、菲律宾、台湾到东欧诸国、苏联、蒙古，席卷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冷战政治格局，使人类进入了民主宪政走向全世界胜利，专制制度走向全面崩溃的新时代。迄今尚存于中国大陆、北朝鲜、古巴等地的专制政体，已经从根基上被这股潮流所深深撼动。
在人类文明的伟大进军中，出现在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转型不仅令举世瞩目，而且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享同一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同一巨大历史负担，存在同一民族特征，一句话，同文同种。一水之隔的台湾，继经济自由化之后，又成功地走上了宪政法治的不归路，这就雄辩地证明，所谓 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民性，并不是专制政体民主化不可逾越的障碍。台湾的政治变革，有力地击破了反对大陆政治变革的诸多推诿欺人之辞，并为大陆提供了一个极具可比性的可贵范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台湾的中国人能够完成历史性的飞跃，而大陆的中国人却注定要陷于专制政治的泥潭？
除了可贵的激励，台湾的民主化政治转型还为大陆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启迪之一：力避暴力手段。台湾的政治转型是在执政者比较明智，倡导暴力推翻政权的力量又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相比于台湾，大陆的执政者要差劲得多。这时，如果奉行暴力革命宗旨的社会政治力量积极活动，则容易造成革命形势，最后以枪杆子定乾坤。然而，如果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坚定奉行和平促变方针，则将有可能找到契机，迫使较为明智一些的统治者变法革新，造成和平过渡的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么做，不是仅仅着眼于统治者的分化，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的成长。暴力手段从未使中国政治从专制走向民主，和平手段却在台湾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以史为鉴，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力避暴力手段。
启迪之二：完全按台湾路子走行不通。这里所谓台湾路子，是指台湾处在政治专制之下，却完成了经济的根本转型，提升了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从而为降低政治结构变化时的社会动荡烈度创造了条件。这个路子是分两步走的路子。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而不是两者同步进行，并驾齐驱。应当说，这是一条好路子。
40年代末，台湾公营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0%，民营企业不足30%，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形塑，实质上是一种计划性很强的统制经济。而到1985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15%和85%！民营企业的资产总额已占台湾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三，运行机制已是市场调节为主，政府控制为辅。80年代后期，当国民党进行政治变革时，中产阶级已是台湾社会的主导力量，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不低，政治转型显得更象自然历史进程，而不是人为强制进行的社会改造工程。
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台湾“摸”出来的这个路子，在大陆却实难践行并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在共产党基本理念的框架中，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结构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换句话说，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是不允许的。无论对以“猫论”开路的中国共产党主流派，还是对矢志于鸟笼经济的党内保守派，这都是禁区。（当然，保守派设的禁区比这宽得多，广得多。）共产党推行的不问姓“资”姓“社”的经济改革，如果不曾提前夭折的话，也将最后在公有制为主体这一人为设障前停止下来。
人们或许会问，由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会通过只做不说，让“私有化潜行”，从而实际上突入最后的禁区，更为彻底地实践“猫论”？不能事先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只要开始大力扶植私营企业，从而让各种所有制进入事实上的公平竞争，维系共产党的理论体系就将崩塌，共产党的队伍就将大分化、大改组，共产党推动的经济改革就将中断，从而无缘实现经济的根本转型。当然，更不能指望在这之后，再由共产党走出第二步，即启动政治转型，并主导实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了。
启迪之三：在动荡而不动乱中实现全面转型。中国大陆不会在先有经济根本转型之后，再开始政治转型。因而，最有可能的，是经济、政治、社会同时进入转型期。这是东欧、苏联等国家的转型模式。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原执政党嬗变，由其中的民主改革力量另组新党，继续执政，启动和推进转型，如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一类是原执政党嬗变，并在开启政治转型后，立即成为在野党，由社会民主力量上台执政，推进转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苏联的情况稍有不同。苏共嬗变，但仍以共产党名义启动政治转型，至八•一九政变失败而土崩瓦解。现由苏共民主改革派与社会民主力量主导社会全面转型。
原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经济、政治转型，难度很大，步履维艰。中国将来的全面转型，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承受能力与苏东的差距，只会更加不易。局部失控，活动脱序，民怨从生，社会动荡，都是可以想见的。必须看到，社会全面转型是一个极为艰巨、相当痛苦，且常常不得人心的历史进程。横亘在前面的完成转型、提升中华的宏大任务，是对民族素质和精英能力的严峻考验和无情挑战。为了避免欲速不达和减少转型失败的风险，为了减少转型期的社会震荡和民族灾难，从台湾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从台湾政治转型动荡而不动乱，从而得以稳步推进的事实，我们认为，在全面转型期来到之前，应当尽可能地使经济改革深入展开，提高经济部分自由化程度，缩小与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差距，使经济系统逼近面临根本转型的分叉点。这样做，对提高社会理性化程度、改善民众素质并最终在动荡而不动乱中启动、推进和实现全面变革是最为有利的。
对愿意献身中国现代化壮丽事业的人来说，台湾经验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台湾轨迹是一种很好的参照，台湾模式是一种很好的借鉴。本文对台湾政治转型的意义进行试析，意在抛砖引玉。望能看到更多的学者同仁写出文章，切磋探讨中国现代化之路。
江棋生
1992年3月30日
注释：
[1]姚一平：九十年代台湾政局发展趋向之探讨，《台湾研究》91年第2期。
[2]李水旺：台湾“政治转型”问题之研究，《台湾研究》90年第2期。
[3]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译本第139页。
[4]E•拉兹洛：《世界系统面临的分叉与对策》，中译本第35页。
[5]李家泉：有关“一国两制”几个问题的思考，《台湾研究》91年第4期。
[6]力文：中国和平统一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台湾研究》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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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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