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11月16日去世,

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报道

  2006年11月17日 星期五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提并论。弗里德曼始终对凯恩斯心怀敬意,尽管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凯恩斯。

  此外,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赢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文献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之间,保持了连贯性。1966年至1984年间,他每隔两周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专栏,成为运用经济分析阐明当下事件的典范。

  他的赞赏者与批评者均指出,他的世界观本质上颇为简单:坚定信仰个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场是协调个人活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

  译者/朱冠华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顶一个
上天可陪玉皇大帝,下地可伴田舍乞儿

三鞠躬!

弗里德曼的思想,必将继续影响这个世界。

我就看他的<经济学>才知道分析经济学的.[em02]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
弗里德曼对肯尼迪总统一句名言的批驳

   作者:自由湘军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广为流传,已成为一句爱国主义的经典名言。肯尼迪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说出的话却带有如此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给予了尖锐地批评。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不对的实质,就是因为它颠倒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
  
那么,国家和公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国家是手段,个人才是目的。个人的价值永远在国家之上,应该是国家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被国家所驱使。我们把国家工作人员称作“公务员”,邻近的日本把国家工作人员称作“役员”,这些称谓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国家的实质。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极权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国家工作人员常常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这其实是国家的异化。中国在“文革”期间,政府曾反复宣传一种“螺丝钉精神”,就是个人要心甘情愿地成为国家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国家作无偿的奉献。在这样一种宣传之下,国家的权力无限膨胀(但该作为的时候又不作为),个人则变得渺小和无足轻重,其结果是个性被扼杀、人权被践踏。当一个国家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国家灾难降临的时候,典型的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演说中,充斥了“国家”、“集体”和“民族”等与“个人”相对立的“大词”。当时作为个体的德国公民已完全融入整体的国家之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并充当了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炮灰和工具。
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怀有一种深刻的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只是一种作为工具价值的必要。对国家工具性的定位,是对个人目的性规定的逻辑必然。国家就是为公民服务的工具,这一工具到底应该为公民做些什么呢?笼统而言,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因为自由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具体而言,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规定财产权的内容、作为我们能改变财产权的内容和其他经济游戏的规则的机构、对解释规则的争执作出裁决、强制执行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机构、从事对抗技术垄断的活动和从事广泛地被认为重要到使政府能干预的邻近影响的消除,同时,又包括补充私人的慈善事业和私人家庭对不论是疯人还是儿童那样的不能负责任的人的照顾。”(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页)由此看来,人们并不排斥对国家的需要,国家应该为公民做的事情、或者说应该尽的义务也确实很多。最早的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捍卫自由、公正和秩序。
  
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肯尼迪总统的名言也会有不同的诠释。如果一个国家仁尽义至地为自己的公民尽义务,那公民为国家做了什么,也就是为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一个国家与人民为敌,那国家为公民做的越多,公民的权利遭受侵犯的程度也就越大;国家强迫公民为它做什么,也就是为隐藏在国家这张面具背后的独裁者做什么。当然,这样的国家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从消极的方面而言,人民可以对之不服从;从积极的方面而言,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等方式更替它。决定不同语境的,也就是看国家的合法性与否。
  
但不管国家的合法性与否,肯尼迪总统的名言这样改动似乎更为合适:“不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而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或许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的颠覆,使国家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它却真正理顺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将被颠覆了的常识重新颠覆过来。国家何以神圣?人民才是主人。这种颠覆决不是什么标新立异,因为只有厘清国家的真正职能和作用,才能使民主国家变得更民主,更能使极权国家由一个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权力性机构变成一个对公民卑躬屈膝的服务性机构。国家就是服务于人民的保姆,如果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那就象说“不要问你的保姆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保姆做些什么”一样荒唐可笑。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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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悼佛利民   

 张五常

(管理员按:文中的“佛利民”就是张五常首创的、成为香港通用译法的“弗里德曼”)

 

没有谁不希望他长生不老;没有谁不知道哀伤的一天会来临。凌晨五时电话铃响,我感受不好。是自己太太的声音,更不对头。「什么事?」「米尔顿去世了。」静寂了好一阵,太太说:「你的朋友都要知道你怎样想。」早一天她飞到上海去办点事。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两星期前我们还跟米尔顿通信,他还是那样清晰。五年多前在他三藩市的家相聚,我说他的智力还高人几级。他说:「史提芬,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教了你那么多次还不记得。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样的。」我当然知道。认识佛老时他五十出头,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二十多年后带他畅游神州,相聚了两个星期,感受上他的思想依然不凡,但没有把我吓得要命,不知是我有了长进,还是他缓慢了下来。当时他七十六岁,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对我说:「史提芬呀,思想是脑子运动,跟任何运动一样,几天不思考脑子会退化。」佛老乐天知命,但岁月无情,五年前的他,与四十年前的神鬼说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想在这里说佛老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或比较重要的在价格理论上的贡献,或更上一层楼,说他对人类自由作出的贡献。众所周知的事不谈算了。外人不知,但今天行内还活着的古人,都知道佛老曾经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统计学天才,也不用多说。说长少之交,说教导之恩,说一点温馨的回忆吧。

我结婚是由他老人家穿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袍主持婚礼的。他的太太萝丝代表着我卧病在床的母亲。婚礼天下独有,历史没有出现过。请柬由张滔设计。这个鬼才拿着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年的广告,照办煮碗,男女主角改了名字,而导演变为佛利民。艾智仁收到请柬后,给我电话,夸夸其谈,说整个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他一个是天才,解通了那广告是结婚请柬。

婚礼在我亲自设计建造的园林中举行。你道佛老说什么?他说:「今天的婚礼史无前例。结婚的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基督徒,而我是犹太人。我说你们结婚就结婚!」亲吻我的太太后,转向我说:「你吗?我不吻!」这是佛利民,言出由衷。

去年我七十生日,广州周燕提到我教她在学术上不能说半句假话时,声色俱厉,使她有点怕,而长沙朱锡庆则说因为我永远不说假话,使他有恐惧感。是佛利民对我的影响,希望会在中国传开去。衷心话不容易说。形势所逼,灵魂之价要下降时,我会想到佛利民,于是把心一横,哪管给人家杀了,说自己相信的。佛老比我高明,他笑口常开,要杀你时先说:「对不起,我恳求不同意……」我可没有这种礼貌与耐性,会说:「蠢到死!」也是言出由衷,但众人皆欲杀矣。

十七日清晨太太打电话给萝丝问候,我要拨好几次,接通已是我们的中午时间了。萝丝很安详,九十多岁,记忆好,说话清晰,彷佛是四十年前我认识的她。跟她谈了一阵佛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她听到很多。

佛老谢世,整个地球给我有轻微地震的感受。美国的媒体不断广播,加拿大的姊姊来电话,说那里也播个不停。一位同学把我写过佛老的十多篇文章放到网上去,扩散开来,中国青年的反响感人,一些说要学佛老做人,一些要把他的思想发展下去。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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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Milton Friedman 

下午3点有课,与往常一样,课前与学生讲点闲言碎语。冷不防,一个学生说“Friedman去世了。”“哦……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大家又渐渐热闹起来,有人提议今天只上半堂课以作哀悼,大家继续说说笑笑。时间到了,大家安静下来,我说:“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还是接着讨论案子吧。”

大家翻书,我也翻书。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要找的章节,悲痛却开始一阵阵袭来。控制自己,再控制自己,直到抬起头说:“刚才传来噩耗,Friedman逝世了,让我说几句……”

我讲了两分钟。没办法继续下去,只好收尾:“Friedman说过:‘我从不在私下场合说我在公开场合不会说的话。’他是伟人。让我们努力做个正直的人。”

课进行到一半,有个学生才进来。没带书本,只是撑着脑袋听着大家为合同纠纷争论。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个学生忽然冒了一句:“Friedman去世了。”

“你为什么忽然说这个?”我反问。这个学生回答:“我听说后跑到酒吧里喝了酒,所以才迟到,坐在这里却看见你们还在争来吵去。”

我望着这个同学,什么也没说,悲痛又再次阵阵涌来。

沉痛悼念Milton Friedman!

薛兆丰

2006年11月16日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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