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与企业及企业家精神

老木匠

近代中国社会背景与企业及企业家精神　　

周戌乾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06年12月B >> 中国研究  发布时间：2006-12-15

一．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与企业发展

　　1. 1840年代至甲午战争

　　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的签订，以清政府答应包括“五口通商”在内的一系列要求的结果结束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面对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对倾销商品表现了极大的奢望。首先是英国，将大量工业品运抵中国。从1843年起，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直线上升，1845年达到一个高峰。但此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尚未大面积解体。对外来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西方工业品在华市场的销路并没有真正打开。

　　1846年后，英国对华出口开始大幅度下降，直到1850年代中期，才再度上升。这种局面的持续，使西方列强感到它们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愿望。在“五口通商”的局限下不能得到满足。

　　1856年清廷正为对付太平天国而调兵遣将，无力他顾。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藉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战争以清廷屈服并签订进一步接受列强政治、经济利益要求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在此之前还有1858年的《天津条约》）为标志而结束。1864年，在列强的帮助下，清政府击败了太平天国运动，得以苟延其统治。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使一批清朝实力派官僚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也清醒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统治手段已难以应付新的局势这一客观现实。于是，他们认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以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当时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得到恭亲王奕诉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洋务派对西方国家“长技”的认识，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19世纪60年代初，他们所看到的“长技”仅仅是船坚炮利，故大力引进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创办制造局、船政局等。此后，他们进而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着手建立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

　　“洋务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统治集团的“自强”“求富”运动。洋务派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的“道统”——典章制度远胜西方列强。仅“火器”不及西方，所以他们欲“自强”。先从“练兵”、“制器”入手。洋务派为了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罗致了一些科技，经济人才，为西方科学的输入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洋务派的“求强”与“求富”运动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以工、商为“末业”。历代统治者多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整个晚清时代，清政府内部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和推行“新政”是“用夷变夏”，持应恪守古法的保守观念者在清廷内外仍势力强大。所以，拥有官方身份的洋务大吏提出“自强”、“求富”，事实上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性的发展打开了缺口。

　　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共约20多家，除少数几家采取完全官办的形式，个别一度官商合办外，其余都属于官督商办形式。洋务派举办民用企业的同时，完全商办形式的民用近代企业陆续出现。据粗略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约50多家，资本共500余万银元。这些商办企业开启了在中国举办西方式自由企业的先河，然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正式承认，缺乏法律上的保护。

　　1895年春，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全面失败后，被迫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在割地、赔款、增开商埠外，允许日本在华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其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按协议定关税率（值百抽五）纳税。《马关条约》订立后，列强掀起了在中国不同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谋求优惠和排他性特权的新浪潮，中国顿时面临着被瓜分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后的危局，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上书，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改革。清廷在社会舆论与危机压力面前，迫不得已采取三方面的改革措施：（1）编练新军；（2）开源筹款; （3）允许民间设厂。

　　清政府允许民间设厂，另有经济上的原因。此时，洋务派已无力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既已允许在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就不便对民间创办私营企业严加限制。这一措施客观上刺激了社会中上层投资近代企业的欲望。西方列强在这期间纷纷加紧对华资本输出，也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条件。根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仅新设的商办厂矿企业就有50余家，投入资金总额达1，200余万银元。

　　2. 甲午战后至抗日战争前

　　中国近代企业虽然在甲午战后有初步发展，但政治、经济环境却仍然显得形格势禁。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一切进口商品均按5%的固定税率征税，这使幼弱的民族工业得不到必要的关税保护。《马关条约》后，列强纷纷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在特权的庇护下在华投资，经营企业，使得中国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劣势的位置与强劲的对手竞争。另一方面，清政府尽管承认了商办企业的合法地位，却并没有正式立法给予保护，相反，“厘金”等苛捐杂税严重妨碍了中国企业产品在国内的自由流通以及原材料的获取。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的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1902年至1903年间订立的中英、中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使列强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中国企业的发展则呈现出缓慢的趋势。1905年的抵制美货与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使美国和日本的对华贸易和投资急剧下跌，其它列强在华经济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设厂自救”和“收回利权”的呼声中，中国新兴的实业家投资近代企业也相应形成一个高潮。据估计，这期间每年新投资本在1，500万银元以上。（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为振兴中国的工商业制定一系列法令、政策。1912年3月，临时政府实业部制订“商业注册章程”革除清政府对申请注册者“有至一帖恒纳千金左右”的弊政，减免注册费，准许各埠公司自由注册。实业部取消前清政府授予某些企业的专利垄断权，确定自由办企业的原则。此外，地方一级政府也采取若干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减免清查自围剿太平天国起征的“厘金”；鼓励开设民办企业；以多种渠道资助民族企业。袁世凯获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后，在工商政策上与南京临时政府保持了连续性，他的政府也公布几种发展实业的行政立法。1912年12月，袁政府工商部颁布“暂时工艺品奖励章程”。张謇就任袁政府农商部总长之后，先后制订了“商人通例”、“公司保息条例”等法令条例。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使社会各阶层掀起影响巨大的实业热潮。（胡绳武、程为坤：《民国初年的振兴实业热潮》。《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意外良机，在战争的困扰下，列强无法向中国推销大宗工业品，如棉布、化学品和其它消费品，而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则剧增。再者，中国国内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及1919年“五四”运动，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市场机会。这段时期，中国的企业成长迅速。从厂矿数的比较上看，1904~1909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50家；而1914~1919年间，每年注册的工厂达90家。（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21页）从产值上看，1912~1920年间，近代工业中比重较大的棉纺织业年平均增长率达17.4%，面粉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2.8%。（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并且，在这两个行业中，开始形成企业集团。此外，在卷烟、水泥、火柴等工业部门及商业部门，也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

　　从20年代到抗日战争前，中国近代企业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发展。一次大战期间工业发展的势头尚未完全消失，如增长较快的棉纺业，新的投资此时才形成生产能力，所以直到1922年仍有显著增长。此后，则陷入萧条。从1926年起，在国民革命和抵制外货运动推动下，工业又转入顺利发展。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市场银价下跌导致中国银元贬值，而且该年中国恢复关税主权，实施了保护性关税，这些有利因素，反而刺激了民族资本及外国厂商在华投资，中国工业出现繁荣。1931年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货币金本位，银价上涨，中国市场物价低落，企业发展进入低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沦于日寇之手，加之各列强为了摆脱危机而纷纷向中国低价倾销商品，更加剧萧条的严重程度。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法案”，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金融危机，市面银根奇紧，利率大涨，物价暴跌，中国工商业遭受更大打击。1935年，上海31家华商纱厂中就有8家停产，61家丝厂中停产的达28家，面粉厂也有一半停产，商店一半停业。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白银国有和法币政策，对经济的恢复起到一定作用，通货贬值后，市场物价上升，1936年起工商业逐渐复苏。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工商业再次趋于繁荣。

　　在这段曲折发展的时期，中国的传统型工业（如缫丝业）发生衰退，但占产业结构中比重较大的棉纺及面粉业却依然有显著增长。民族棉纺工业在危机中进行了技术和管理上的改革，许多企业到1935年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已与日资企业相同。新兴行业如制碱、橡胶、机器织绸、搪瓷、日用化工、制药等工业门类开始形成并具备一定规模。近代科学技术的推广，电力与电机的应用，使得20年代以来投资设厂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中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建立。

　　3. 抗日战争至1949年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给中国企业带来极大灾难。抗日战争前，中国薄弱的工业生产力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与华中通商口岸及周围地区。到1938年底，这些地区大多沦于敌手。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下令将东南沿海的工厂内迁，但由于政府军不断后退，大批内迁工厂不得不多次迁移，资金、设备损失惨重。未能内迁的企业，不免遭到敌伪的洗劫。

　　内迁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企业，最初因为得到国民政府的财政资助，以及日本的经济封锁造成保护性国内市场和适度通货膨胀，一度都获得丰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张。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假借战时经济需要之名，一方面竭力扩充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对私营企业实行竭泽而渔的经济管制政策，使民族工业企业在恶性通货膨胀、价格限制、统购统销和专卖政策的压制下喘息，生产不断萎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囤积居奇，商业性投机猖獗，大量资金从制造业流向投机市场。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工矿交通业损失约31亿美元，（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第1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多数民族企业都因此大伤元气。以在棉纺和面粉两个行业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荣家企业集团为例，抗战结束时，纱绽比战前减少1/4，布机减少1/2多，粉磨能力降低1/6。

　　抗战胜利后，在三年内战中，大量资源被用于战争，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恶性通货膨胀中挣扎。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8月物价飞涨5，334倍，外币汇率猛涨7，122倍，与战前1937年相比，物价上涨470余万倍，汇率上涨310万倍。在经济混乱的局面下，国民党政府依靠巨额财政赤字度日，这种扬汤止沸的手段，造成国统区经济最后完全崩溃。在如此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工商业，除棉纺业因海外市场需求能获取较高利润外，一般靠正常营业的工商企业，成本与价格的关系很难梳理，设备的更新与原材料的补给相当困难，陷入严重危机。1947年，南京即有500家商店停业。1948年初，平津工厂倒闭70%~80%，青岛700家私营工厂全部停工，上海未倒闭的工厂开工率仅及平时的20%。（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476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更加紧其经济上的掠夺，整个中国的工商企业都危如累卵，处在濒临瘫痪的险恶境地。

　　综上所述, 尽管中国近代某些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诱发并促进过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成长，从总体上看，近代政治经济格局很少给中国企业有自由顺利发展的机会。鉴于近代中国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利于企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实现，整体上的近代企业生产力水平始终处于较低层次。据估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是4.9%，1936年是10.8%，1949年是1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从未超过1/5的比重。与低水平工业生产力相对应，近代工商业未能向结构复杂、能量巨大的现代型企业转化，工业中通过正常途径集中化的趋势十分微弱。

　　二. 中国文化背景与企业家精神

　　1. 韦伯命题及其局限

　　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作用于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在微观的层次作用于企业管理风格的形成。在此先分析作为社会背景一个重要方面的近代文化之功能与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产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文化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西方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孔的学说。他们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是价值系统。本文的讨论从这个定义出发。

　　近几十年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中提出过“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韦伯比较了儒家思想和新教传统，认为两者的经济伦理观念迥然不同。第一、在新教中，上帝是万物的主，“人”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给予人的天职是积累、增加社会财富。这种观念演化为“人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进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人”的出现。韦伯看来, 在儒家思想里，道德剔除人与神的关系而只保留人伦孝悌关系，放在首位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人格上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这一切都成了目的而非手段，最终把人引向“慎独”修养、崇尚文辞，轻视世俗工商技术，因此不同于新教伦理将道德引向工作和实际事务，也就无法诱导出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韦伯认为尽管两种伦理都是主张入世的，但儒家视宇宙和人间的基本结构是谐和、平衡的，因而儒家伦理中不存在“摆脱传统与习俗的内在力量以作为影响行为的精神杠杆”。这就使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缺乏对政治权威和社会传统习俗克制或抗衡的心理能量。不像新教徒具有那种内在的控制自己、控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因而韦伯指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都是‘理性主义’，但这两种理性主义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理性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理性主宰。”韦伯进而得出他的结论：儒家伦理不具备新教伦理那样的进取精神却拘泥于传统，也就难以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时，从反证的角度考察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提出的从儒家道德至上的经济伦理本身衍生不出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不无中肯。然而，韦伯研究视角的涵盖面毕竟有很大局限，再者，他对儒家思想的把握和分析未必确切和全面。尤其是他归纳儒家传统时，并未深入研究在中国社会有深远影响的儒家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这就使得他的结论显得缺乏历史感。

　　然而, 韦伯的命题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事实验证。尽管儒家经济伦理本身未萌发资本主义精神，但儒家思想中的实用理性，对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却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催生作用。从现象上看，一部分深受传统影响又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旧商人转变为企业家。他们的开拓之力，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2. 实用理性精神的作用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实用理性”。这种理性精神的特点是它关注于社会现实，极少作纯粹抽象的思辨，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直观地表达了这种理性精神。强调经验思维与“实用”、“实际”、“实行”，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乐观进取和清醒理智，是这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般置“闻道”于最优先的地位，阐述的内容多集中在社会现实人世生活方面的问题，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体现了实用理性精神。（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6页～3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近代中国的早期，列强的大炮打破数千年来沉湎在“华夏中心”、“礼乐教化至上”之类僵化观念中传统士大夫的美梦。一开始，活生生的先进文明不能被传统的思维方法所认知。受过强有力儒学训练的士大夫走入文化心理上的两难困境。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一部分顽固的士大夫依然因循于传统的经验型认识方法和行为模式，对西方文明采取否认与排斥的态度，把学习西方贬之为“用夷变夏”，把近代工商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这样保守的国粹主义观念、立场，导致一幕幕历史悲剧。另有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严峻的社会危机和西方近代文明铁的事实前面，逐渐放弃“华夏中心”、“圣学至上”的价值判断，承认西方文明的领先地位。虽然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依恋旧的传统，不无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但是，实用理性的作用毕竟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大势，从而迸发出学习西方的热情，以及同列强并驾齐驱的进取意识。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从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重农抑商”，轻视工商业的小农经济合理主义，演变到以近代工商业为自强手段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在近代中国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实用理性精神事实上促成了这个演变过程。

　　主要生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龚自珍（1792~1841）虽然已直接从经济方面寻找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契机，可是基本上还未摆脱“重食轻货”的传统思想的支配。鸦片战争前后的包世臣（1775~1855）和魏源（1794~1857）终于开始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樊篱，提出“本末皆富”（包氏语）与“缓本急标”（魏氏语）。洋务运动后，曾游历过英、法、俄等国家的王韬（1828~1897）彻底摒弃“重本抑末”的传统，以恰好相反的“恃商为国本”的口号为替代，明确主张采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及自由企业制度。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1858~1927）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变革理论，提出“定为工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强调工业化作为“富国”、“强兵”的物质前提。在理论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严复(1853~1921)。不仅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引进了进化论思想，还将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翻译介绍到中国，直接用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自由办新式工商企业的理论依据。

　　从传统经济伦理出发的小农经济合理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演变，在中国, 时间上跨越半个多世纪，经由这个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考察发展线索，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起的代表人物总是比他的前驱者更能把握现实，更能提出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见解。这个过程可以视为实用理性精神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动态展现，从一个侧面表明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舍弃已在实际中被证明是无用和过时的制义、经义、策论，而倾向吸取西方文化中与自己现实生存和生活有利的因素以“经世致用”。

　　在文化现象上，晚清时代严复翻译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曾风靡了几代人。许多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以及年轻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以生物进化为依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变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观。 “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的思想恰好与儒学传统中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修身”原则——“自强”、“刚健”相契合。于是，在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背景下，进化论思想成为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近代精神，起着指导人生斗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巨大社会作用。

　　3. 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与个案

　　在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下，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主义终于取代了传统经济思想的地位，进化论思想变成近代先进中国人的人生信仰。这两种新思想，正好构成近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

　　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一般是指以资本主义经济合理主义为主导的敢于向风险挑战，勇于掌握新的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在中国近代，不同的是，企业家精神是在实用理性这一传统文化背景作用下产生与发扬的，另外在内涵的外显形式上与西方也有所区别。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在近代中国是以“实业救国”思想作为其转换形式出现的。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中存在泛道德主义倾向，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以为：“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孟子·梁惠王上》）“义”“利”分叉可谓是源远流长。对于受传统熏陶较重的近代中国企业家而言，彻底突破传统义利观羁绊是不可能的。在国势日衰之时，明确表示以“利”为目标，不但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屑，也会使自己失去心理上的平衡。只有“化利为义、“义利合一”，将资本主义的合理主义“中国现实化”，才能既维持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又获得社会的赞许，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实业救国”正好在近代多难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化利为义、“义利合一”的意义。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之转换形式。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中，并不具备冒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而这些精神要素是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引进，直接弥补了传统的不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向人们提供了应付挑战和竞争、开拓的精神之源。于是，进化观念广为近代中国企业家接受，转化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因此，近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应该表述为以“实业救国”思想为主导的竞争、开拓精神。以下分析典型人物及事例。

　　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家多数来自洋行买办和地主官僚集团，他们基本上都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清末民初以创办大生企业集团和提倡“棉铁主义”享有盛誉的张謇，曾是光绪朝状元。张本人在民族危机四起之际毅然放弃仕途，认定“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利用厚生而正民德”。从而投身于发展近代实业。儒家的积极入世观念，重视行动的实用理性，无疑在张从一位士人转化成一名出色企业家过程中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经无数波折，才成厂屋，置机器，而股本已尽，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佇辛佇苦，又数年而始收效。”（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实业救国”思想使他“办事则立定脚跟，踏实做去，愈遭挫折，愈求精进”。（《张总长政策之如略闻》，《通海新报》1913年9月30日）成一代风气的开创者。

　　著名的荣家企业集团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投身于经营近代工业者行列，既有经济上原因，又与“实业救国”思潮直接相关。荣宗敬回忆最初设厂的内心动机时说，他眼见“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维时吾国商办事业无多，而洋粉洋纱运销与吾国者，为数至巨，窃思衣食为人生要需，解决衣食问题，莫如多办面粉厂与纺织厂”。（荣宗敬：《总经理自述》，见《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1929年。）荣德生在其晚年更急切指出：“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之“实业救国”精神。激发了荣氏兄弟旺盛的事业心，他们以凡事不进则退的宗旨为主导，敢于向风险挑战，“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李国伟：《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工商史料》第一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大刀阔斧地创业，在本世纪20年代建立起一个实力雄厚，横跨面粉、纺织两行业的企业集团，占当时中国面粉和棉纺工业之鳌头。

　　近代学者兼企业家穆藕初，曾留美学习农业，回国后又创办道大、厚生、豫丰纱厂，从事实业活动。穆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实用理性精神引导下接受西学。“岁甲午，余年十九。是年中日战役起，嗣后知我国之所以弱，他国之所以强，求学心日益切。盖不学则无知识，无知识不知彼我之短长，无从与他国竞争。求西学之决心，于是时始。”在美国目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逢勃兴旺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力强盛，更加深对“优胜劣败”的理解。在将实业作为他的事业后，进化观则几乎成了他的主导意识。他曾写道：“处此经济竞争时代间，苟不力求善处之道，发愤为雄，取积极之义，开发固有富源，以图供应之相剂，则我不自谋，而后人始代谋。”“万国通商，优胜劣败，商业竞争之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凡我商人，不可不应社会之需要，而为种种之进取。”（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年。）（按：此处商人即指企业家）穆藕初在中国首先翻译出版了泰罗（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并在他经营的企业是试行科学管理。进取精神使他成为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先驱。

　　近代中国航运界名盛一时的企业家卢作孚，曾以其充沛的事业精神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赏。卢在1925年创办民生轮船公司前，长江上游的航运被外资航运企业所掌握。他有感于国家经济落后及利权旁落，深为焦虑不安，遂决意兴办中国航运企业以挽回利权。在经办民生轮船公司的过程中，卢作孚始终以“救国”、“保障航权”作为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和职工努力工作的号召。卢把他的事业精神称作“事业中心论”，希望公司“每一个人都依赖着这个事业，一直到老；而每一个人的努力，亦一直到老为着这桩事业、这个目标，纯在造成一个社会，而非为着个人”。（童少生：《回忆解放前的民生轮船公司》，《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事业中心论”基本上是“实业救国”思想的具体化，但在激发公司同仁进取心方面异常成功。民生公司从一条70吨的小客轮起家，十年之间，由嘉陵江而长江，由长江上游而中下游，竞争不断获胜，事业不断开拓，卢作孚本人则成为当时中国航运界的骄子。

　　从上面所举几位近代中国开拓型企业家来看，个人背景不尽相同，各自表现的企业家精神却有大体一致的内涵，“实业救国”思想与把握事业机会的进取心，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十分突出。

　　近代中国企业家处于回顾亘古未有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变动时代，传统文化中的实用性使他们以兴办实业的形式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道德义务。实用理性精神渗透下的近代文化培育了有当时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经由杰出企业家们的实用探求体现出来。不言而喻，企业家精神是近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