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困扰世界学术界的一个难题是：世界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古代西方对于中国的称名“支那”(China)是从何而来？它与西方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因为历史并不是过去，在一定的意义上，正如西方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国家名称则是其历史的符号，它的所指与能指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直接相关。直到近年，关于“支那”一词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当有人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人时，海内外华人都对于它是不是有贬低中国人的含意十分关注，这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
因此明辨这一名称的来源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这一问题主要是根据零星片断的史料，没有古代语言史上的相关资料的证明，没有能从西方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过程来考虑，特别是脱离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所以研究中往往吉光片羽，不成系统。
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没有考虑到虽然同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与丝绸贸易的关系不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时代不同，所以对中国有不同的称名。也就是说，在中西称名的历史演变中，要同时考虑历史接触与语言系统等不同因素产生的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欧洲重要语系中，斯拉夫语系与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名是完全不同的。俄国人称中国为Китай，意为“契丹”(Khitan)。这是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契丹民族混在一起。中国人与契丹人同属于黄色人种。契丹人较早与罗斯人发生交往，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契丹是10世纪之初兴起于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先居鞑靼地方，然后占据了中国北方土地，公元1125年，被女真人所灭。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罗斯人建立自己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的记载，这一时期是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而中国与黑海地区和斯拉夫人的交往从古代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阻碍，以后斯拉夫人东迁，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与亚欧草原上，与中国直接交往相对更少。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成是契丹民族。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名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而没有采取“支那”的读音。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原因，斯拉夫民族在中国与西方民族的丝绸贸易中距离较远，所以没有以丝绸之国来称呼中国。
称中国为China的古代民族则是印度人与欧洲人，所以“支那”(China)包括“印度支那”一类称呼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个语系在19世纪之后被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无论是古代印度还是希腊，都处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因此考察中国称名这一问题宜从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这一总体思维来研究。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大国的历史称名，不是某个个别国家民族所能决定的，它只能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这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出发点。
目前关于中国“支那”读音的称名中，有以下主要的看法。
其一，中国秦朝说。认为中国称名China来自“秦”的发音，这是一种流行广、拥护者多的说法。法国学者鲍狄埃(M.Pauthier)等人提出此种见解。他认为支那的称名起于梵语，而梵语中的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秦朝而得名，所以称中国为“秦”(sin,chin),而China后的a是葡萄牙人加上的。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支持，伯希和认为: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用Sinoe来指中国，用“塞里斯”来（此处可能少了一个“指”字──笔者注）丝（serm这是用以指“丝”的一个中文词的古代形式），用Tobgatch（桃花石）拓跋氏；另一方面是中国用“拂林”来指罗马，用“犁干”来指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用“安都”来指安条克(Antioche)，用“汜复”来指比凯〔Bambykê，不是幼发拉底河上的赫埃罗波利斯（Hiéropolis）〕，用“罐潜”来指花剌子模(Klwarism)。
（[法]伯希和等著、耿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伯希和的《支那名称之起源》发表于《通报》1912年）
按伯希和的看法，西方的中国称名中，中国与“塞里斯”是分开的。中国从“秦”的音译，而“塞里斯”指丝绸。由于伯希和是西方声名显赫的汉学家，所以在他之后，“支那”之名起于秦，已经成为相当有影响的一种学说。中国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张星良先生也支持这种看法，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赞同者，如德国学者赫曼·雅各比(Herman Jacobi)的反驳就十分有力，他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丹陀罗笈多王朝时的历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曾经写过一本《政治论》，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词，记载了支那的丝绸贩运到印度的历史。而秦朝始建于公元前2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印度已经使用了“支那”来称呼中国（考铁利亚，即考塔里亚，亦称考提利亚、者那迦，丹陀罗笈多·毛里亚的宰相。曾著《政治论》一书，此书现在被考证为公元前2～3世纪所著。雅各比的论点发表于其论文《从考铁利亚论著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学资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集刊》第44期，1911年）。
第二种看法是“支那”为越南“日南”音译。日南（Jih-nan）是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多数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泊。德国学者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并且得到了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的赞同。法国学者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少漏洞。其一，汉时的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其二，汉代日南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在广东读音中是yat-nam，这就与日南的读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古老说法，由古代希腊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来源于“赛里丝”国，而“赛里丝”国则与丝绸有关。但这种说法语焉不详，本身缺乏明晰的论证，在伯希和之后逐渐被人抛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我们不一一详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词，却另有一种语言传播的原因。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经过梵语、叙利亚语、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的转译，形成了中国称名的不同读音。这一名称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的意义就是“丝国”。比较文明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发现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兹简单说明如下：
1.从时代来说，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到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产地中国称名，这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必然过程。这在秦建国之前，而且与越南日南无关。日南只是罗马人来华所经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国，才有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而且，日南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成为中国丝绸这样举世闻名产品的产地代表，这可以说是历史常识了。简单说，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会因日南而知中国，更不会把日南附会为中国。
2.最直接的证据是印度经典与文学中的中国梵文称名Cina，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已经提到了Cina(Mahabharata, Sabhaparvan,9,26,ed.by P.Edgerton .Poona, 1943～1944)。《摩呵婆罗多》的成书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上文所提到的考铁利亚《政治论》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都远在秦国或秦朝之前，而且，这一称名不会是从西方传入印度的，因为《摩呵婆罗多》中同时提到，与中国人相关的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这一民族应当是最早与印度产生交往的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民族。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判断，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过东方路线来接触中国的。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与基拉塔斯人一样的东方人。”(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 - 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 ,p.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8)估计这个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国西藏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最早与印度发生交往。
3.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为“中国人”。据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享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记载，这种称名就是起于“丝（ser）”(参见前文所引的米勒(Mü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书店版本，转引自[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也有可能如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腊志》中所说，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êr）”。我们可以肯定，希腊文中是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与此相异的是，关于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Thinai,《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又写道：
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泰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
(《厄特里亚海航行记》，本书作者佚名，据说是埃及之希腊人，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记述红海、波斯湾与印度半岛的航行。参见法布里西尤斯版本，1883年莱比锡出版)
这本书中出现了“支那国”（Thinai），这是较早出现的与希腊人的“赛里斯”Seres稍有差异的中国称名。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名称是与丝绸运往印度的记录有关的。其余希腊罗马人的中国称名中，基本以Seres为本，并且衍生出各种称名，如见于多种著作中的中国丝绸serikon,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阿克伦(Acron)的《颂歌》中所说的“赛里斯人织物”(Sericum),见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Ptolémée)《地理志》中Sinai。
4.我们比较一下几种古代文字中的关于中国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
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东方古代文字当推梵文。梵文中“支那”为Cina（考铁利亚《政治论》即“Arthasastra”，并且说明中国丝绸贩运到印度）,“支那”在梵语中也是Chinas(参见《玛奴法典》Laws of Manu)。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梵语中的Cina与Chinas，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都是起于丝绸的中国称名。汉语中的“支那”其实是对于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卷五所说“摩呵至那”，《宋史》卷四九○《天竺国传》中所载“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系来自梵文，Mahachinasthana是从古梵文中所变化出来的。
东方文字中，闪族语系是另一个最重要的古代语系，腓尼基语就是闪族语系，它以后影响到古代希腊的语言。在希伯来文中，《圣经旧约》的《以赛亚篇》中也提到了中国：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来自赛那姆(Sininm)。
这里的Sininm就是中国，明显即“支那”，其读音与希腊文中的“赛里斯”的第一个音节是相同的，而与梵文中的第二个音节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说，闪语是介于梵语与希腊拉丁文之间的一种中国称名，其第一个音节“赛”同于希腊，而第二个音节“那”则同于梵文，这说明它可能是从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
其他中东与中亚的古代语言恰与希伯来文、印度文相呼应，如中国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叙利亚文写下了中国的名称：支那斯坦Zhinastan。这一称名基本同于希腊文拉丁文中的读音。
粟特文(Sogdia)是中东的一种重要文字，英国斯坦因所整理的粟特文书中，据法国葛底奥特（M. Robert Gauthiot）的研究，中国记为Cynstn(参见《通报》，1913年，第428页)，这也可以证明，中国丝绸在西运中，曾经通过印度与西域，众所周知，古代西域是众多宗教汇聚地区，来自印度的佛教、伊朗的拜火教等都曾在西域流行，并且传入中国。这就是汉代以后的丝绸之路三条要道。所以粟特文的记录也是一个明证。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中国丝绸古代通向希腊最早是通过西域、印度和中东，最后才到达雅典与罗马，因此，中国的称名也随同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而传播。所以最早的中文称名可能来自梵文与希伯来文，这两种文字中都以“丝”的发音来称呼中国，即梵文中的Cina与希伯来文的Sininm,这两种重要语言的称名翻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了“赛里斯”Seres之名。这种称名的形成除了语言的音译外，相当重要的是丝绸贸易本身所形成的影响，名与实相得益彰，这就是“支那”一词指中国的来源。这一过程的音转关系与对音关系如下：
古希腊文 Seres
梵文 Cina
希伯来文 Sininm
叙利亚文 Zhinastan
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是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而叙利亚自古以来由于地处中国、波斯和欧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响。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的名。
这样，支那一词的来源就基本清楚了。顺便说到，《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从年代来看，也都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甚至早于秦国的存在。这也是西方中国古代称名支那不可能为“秦”的音译的重要证据，前人多忽略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其尤其重要，有必要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支那”本义为丝，说明中国丝绸之路是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丝绸可能已经远行希腊与印度，因此，这条以后日益发达的丝绸运输道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弥深。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索解中国称名的历史。
另外要说明的是，这个词从本义来说，是没有贬义的。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认为含有贬低与歧视的色彩，要恢复本义，必须要经过这种正名。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人的义务，无须赘言了。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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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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