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现在常常被人们从历史研究中剥离出来，通过种种方式成为剥离者阐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一些意见的道具。这正应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句话，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上的一种倾向。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面对着一个个自己都不认识了的“历史人物”，发出微弱的声音。于是，恐怕他们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或“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的初衷，惟其声音之微弱，是不能使那些声音大的人们有动于衷的。
一
现在争论得很厉害的问题之一，是西太后究竟是“卖国”还是“爱国”。因为要有个了断，当然就要对西太后的所作所为，即她在政治上是否了得，有所举证。笔者未研究过中国近代史，本不便置喙。但根据常理，我要说西太后恐怕是因为爱国才卖国的，或者说她还只有卖国才能爱国。这不显而易见吗？江山是她的，她不爱谁爱？同理，她不卖谁卖？李鸿章能卖？她不卖，又如何能爱下去？
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西太后时，要找到西太后爱国和卖国的材料都不难。一种不成熟的历史研究，或者会仅凭西太后爱国的材料，把她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或者会仅凭西太后卖国的材料，把她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者；或者很“折衷”很“辨证”，说她是既爱国又卖国。但是，一个成熟的历史研究者，则是在有关西太后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材料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从中找到西太后之所以“爱”、之所以“卖”的问题所在。这就涉及到那一个时代的历史大背景和人物与制度的基本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历史人物评价与历史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不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怎么可能对于那一时代的历史人物作出评价呢？就人而论人，就事而论事，与深入的历史研究无关。比如，对于秦始皇的残暴，大家都是知道的。但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残暴呢？这才是一个历史问题。秦朝统一伊始，始皇帝就说他的国家将“黔首是富”，但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却是“天下苦秦久也”。“黔首是富”是始皇帝用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秦始皇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是地主阶级的本性。这样的“阶级分析”，固然可备一说，却也显得荒唐。汉朝建立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否就是汉朝皇帝违背自己的“阶级本性”呢？
其实，始皇帝的残暴，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秦统一天下，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局面，要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必须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设施，因而必须有大量的投入。就此而言，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除了修骊山墓和大量修建宫殿这两件事外，都是必须的，而且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此说如果成立，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秦始皇的残暴，是其必须维持并且不断增加秦朝巨大的制度费用的结果。因此，仅仅以秦始皇的残暴，来说明秦朝的短命而亡，是没有意义的。
与秦朝一样，隋朝也是短命而亡的。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之后，隋朝重建统一国家，其制度费用的投入同样是巨大的。隋炀帝的残暴，与此同样有着很深刻的联系。隋炀帝开运河，不就是为了调运全国物资，以支持其将政治军事重心放在西北的基本战略吗？
秦隋都是短命而亡。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统一初建，制度费用的支出巨大，以致天下不能承受。这就是秦、隋残暴统治、短命而亡的深层原因。评价秦隋的统治者，如果仅从残暴出发，一些人很可能就是对这种残暴大张挞伐，进行所谓的性格分析、心理分析，自以为是用了新方法。但是，如果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深层原因，对秦隋之残暴的认识就会丰富起来。当然，秦隋短命而亡，还有其他的深层原因。我们把握得越多，对其残暴和短命而亡的认识也会越丰富。
研究历史人物，仅有历史大背景不够，还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制度层面。谁以为知道历史大背景，就一了百了，是非常可笑的。读过明史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明朝皇帝普遍都很吝啬。明朝内库储银，从来都是入多出少。只要外库稍有储银，皇帝就急着往内库搬。等到国家经费不足，要内库往外库拨，皇帝就不干了，觉得是主管大臣惦记着他的银子。恼怒之下，皇帝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派宦官到户部各库去搜银子；搜到就往内库搬。一些事实给人的印象，是明朝皇帝如不枕着银子，就睡不着觉。明朝后期，皇帝派宦官到户部搜银子的事，差不多是经常性的。大家都知道，明末三饷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三饷是向老百姓收的。而三饷之外，皇帝还经常要大臣们向朝廷捐献银子。名目有助工、助饷等。明朝灭亡之前，很多大臣都上书皇帝，要把内库的金银充作军饷，但崇祯皇帝死到临头还是舍不得。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内库所储的约三千七百万两白银和几十窖黄金，都成了李自成的囊中之物。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为时人所哀叹，于后人为笑料。相比之下，宋朝皇帝同样也有内库，凡外库所余，往往也都搬入内库。但是，每当外库告急，内库即迅速拨出。由此给人的印象，是宋代的皇帝很“慷慨”。
明朝皇帝如何吝啬，宋朝皇帝如何慷慨，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历史题目呢？我想是不能的。写历史小说，拍电视剧，与专业的历史研究是不同的。对于明朝皇帝的吝啬和宋朝皇帝的慷慨，专业的历史研究所要追寻的，是他们之所以吝啬之所以慷慨的原因，而只有那些客串历史且具有惰性的人，才会一言蔽之为宋明皇帝之性格不同。其实，只要懂得宋朝财政内以制外的制度，我们就可以发现，宋朝财政的外库，虽然同时有几个机构在运作，但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故而宋朝皇帝对外库的收支了如指掌，对于外库告罄是否属实能够准确判断。明朝则不同。明朝财政重内轻外，却不能以内制外。这是因为明朝在废除相权之后，内阁不能起到政府中枢的作用，而只是备员内廷为皇帝顾问，还要受宦官的牵制。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制度的紊乱自不待言，财政制度也极其粗疏，职能又出于多途。比如，皇帝一方面通过内阁管理户部，另一方面又用宦官分理财政。宦官绕过内阁，领了皇帝的命令，到户部掌管的外库去搜银子；或将外库独立出来，再划归内库；结果是内阁无权直接过问户部的事情，宦官则随时随地侵蚀户部权力。户部的财政职能本就紊乱，又随时受到宦官的扰乱，以至户部尚书无论是否兼任内阁，都无法统理户部。而宦官为了保证和扩张自己的权力，则以户部管理不善为由，怂恿皇帝放手让他们继续侵蚀户部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皇帝根本无法像宋朝皇帝那样，对户部的收支情况了如指掌。而越是如此，明朝皇帝对户部越不信任，总以为户部隐瞒实际收支情况，却惦记着内库的银子。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显得格外“吝啬”，而不能像宋朝的皇帝那样“慷慨”了。
可见，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必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作具体的理解，才可能对他们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想当然地以为无论明朝皇帝宋朝皇帝，反正都是皇帝，所不同的只是个性；而不知皇帝的个性，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与他们各自所处的制度环境，正有着很深刻的联系，是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的。
二
以上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还只是在“理解”的层面。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除了理解还应当有一种同情。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但是，他并不因为有如此高远的立意，就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摆出一付吏狱判案的样子。司马迁的胸怀是宽广的，情感是丰富的。这使他对人性对历史，具有非常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同情心。他对于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无论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或其他人等，都设身处地地给予理解，而不管是褒是贬。我们现在常说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理解”，其实，司马迁正是这种同情的理解的最伟大的典范。
比如，吕后是个大人物，也是司马迁极不喜欢的人物。吕后的残忍，是令人发指的。但是，对于吕后的种种残忍行为，司马迁并不是仅仅将它们作为吕后残忍性格的证据。如对“人彘”事件的描写，司马迁虽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吕后的残忍。但是，他对戚夫人处心积虑地要取代吕后，并让儿子如意取代太子的描写，更揭示了曾几何时吕戚结怨之深和吕后处境之险，为“人彘”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与吕后相比，郭解则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了。这样一个人，对西汉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司马迁却要为他立传，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郭解正代表着西汉社会的一个方面。对于这样一个小人物，司马迁在感情上非常投入。在郭解的身上，恰恰就有一种令司马迁十分欣赏的“侠”气。他赞赏郭解“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以及“自喜为侠益甚”的风格。显然，存留于郭解身上的某种战国遗风，可以唤起司马迁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某种激情。不过，司马迁最终还是以“阴贼著于心”５个字，点出了郭解和他那一类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某种可怕的东西。郭解之死，具有戏剧性。他自己没有犯法，却因有人敢于为他犯法而获死罪。对于他的这个结局，司马迁哀惋至极，可还是借公孙弘之口，说出了他虽未犯法，却不得不伏法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在司马迁心目中，将军李广则是一个古典的英雄偶像。对于李广一生不得封侯，他是不平的。但是，读《史记》李将军传，跃然于字里行间的，是司马迁在自己的想像中，赋予这位“飞将军”如战神一般的形象。他写李广射虎，写李广的机智、勇敢和善战，是那么生动而传神，使读者在凝神暇思之际，竟如亲临其境。“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是孝文帝曾经对李广的赞赏之辞。但司马迁的引用，并没有使人感到他是在为李广得不到封侯而遗憾，而感到的是他对李广没有生在一个可以尽情展现其英雄本色的战争年代的遗憾。当李广最终因迷失道路而贻误军机，不得不面对审讯，而为了保持一贯的尊严，选择了“引刀自刎”时，司马迁写道：“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是怎样的悲痛，能使司马迁的笔下，生发如此震憾人心的力量！也许，正是由于曾经经历过李陵之祸的奇耻大辱，使司马迁对李广能以生命悍卫自己最后的尊严，情有独钟。但是，即便是对李广，司马迁也不曾掩盖他曾经犯下的罪孽。李广泄私忿而杀霸陵尉，背信弃义地杀害羌人降卒，司马迁都笔之于书。
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情的理解，不是类己者的小世界，而是天人古今的大世界；不是一己之言，而是一家之言；不是对所爱者的溢美，对所恶者的欲加之罪，而是对历史和人性全神贯注的思问与悲悯。所以，我们对于司马迁，不能说他是属于“贵族的”或“平民的”，或其他什么。在一切方面，他都是那样地超乎其上入乎其中。他对于吕后杀彭越、杀戚夫人、杀刘姓子孙的种种残忍的描写，真正所要表达的，是在人性残忍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那种权力斗争本身的残忍法则，是对人性在权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自私的哀痛与悲伤。至于他既能断定郭解内心的“阴贼”，同时又能够由衷地欣赏郭解所展现的“侠”，赋予他某种人格的力量，则反映出他在理解人性方面所具有的十分健全的心智。而他对于李广的形象和人格的浪漫化，最终又不为他隐恶，分明是在哀伤一个古典的英雄时代的逝去，并且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人性不能完美的感伤。
三
像某些人那样，从某些固定的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对于历史人物有同情的理解的。如五代的冯道。五代是乱世，朝代的兴替，如走马灯一般。那时，中国的西、北部，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各种战争的持续蹂躏，已是一片破败；武夫专政，社会奄奄一息。在这种情况下，好官是做不成的。冯道曾在刘守光那里做过官。刘守光于公元９１１年称帝，国号燕。他是个贪残愚蠢的人，冯道用道德仁义来劝他，差点被他杀掉。从刘守光那里逃走之后，冯道又投奔了李存勗。李存勗是李克用的儿子，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冯道在后唐做过宰相。后晋灭后唐，冯道又当了后晋的宰相，后出任节度使。后晋为契丹所灭，耶律德光召冯道到开封，任为太傅，后随耶律德光至大漠。后晋节度使刘知远占领中原，建立后汉，冯道又回来，做了后汉的太师。郭威篡夺后汉帝位，冯道立了功，又做了后周的太师。柴荣（郭威义子）继承了后周的皇位，要去攻打北汉，冯道劝他不要去，结果改任山陵使，为郭威修建坟墓。
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冯道却很欣赏自己。他晚年撰文记述自已的经历，连契丹人给他做的官，都一概不漏，还称自己为“长乐老”，可见他得过且过惯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当时及后人都有所称赞。在政治极端无望，世道又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士大夫既无力保持自己的气节，就只好苟活于世了。冯道就是这类苟活者的代表。其实，冯道也希望能有一个明君出现，救百姓于倒悬。当初耶律德光把他召到开封，曾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天下百姓。冯道说，像现在这种时候，就是佛主现世，也没法救了，只有契丹皇帝能救。寄希望于一个外族皇帝能够救苦救难，说明冯道不相信中原还能出什么有作为的君主。对政治的绝望，这是五代时期士大夫的共同特点。在这样的绝望之中，他们不可能保持气节，做好事最多也不过是一时一事，所以对冯道这样的人自不会引以为耻。
宋朝建立之后，读书人希望能够重振士大夫的气节；而国家优礼读书人，涵养士气，其结果之一就是理学的兴起。理学的宗旨，就是要为天下重建人伦。宋代的理学家张载，对于重建这种人伦，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从中可以感到一股振作的力量，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顶天立地的气概。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气节所在。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为冯道作传，说冯道在他的《长乐老叙》中，对自己的一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是个没有廉耻的人，但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天下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并没有完全不顾五代的历史环境。但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个提倡气节的时代，写史书已不可能像《旧五代史》的作者那样对冯道极尽称赞。《旧五代史》是宋初写的，那时在士大夫中，冯道还是个被人交口称赞的人物。《旧五代史》的作者，对冯道其实是很有些遗憾的，说他不能谥号为“文贞”、“文忠”，其实也是咎由自取，但总的评价很高：“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后来，范文澜先生对于冯道一生的叙述和评价，则大体上是根据欧阳修的意见。相对而言，欧阳修和范文澜对冯道都还有些理解，缺少的是设身处地的同情，对人性与历史的关系偏重于以道德立论。殊不知，在五代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坚守道德，哪怕仅仅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都将意味着什么。
司马迁而后，历代修史者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越来越缺乏同情的理解，史书文以载道的风气日盛一日，到后来干脆就成为完全的载道文字了。正是由于缺乏同情的理解，这些载道文字对人物的评价虽或正确，但对人性与历史的关系已不甚了了。其基本的倾向，就是对历史人物的功过，作三七开、四六开或五五开等等。若非盖棺定论，就是开棺验尸，又好像是断狱之辞。狱吏断案，当然只能根据法律。这也是法律本身的要求，否则就是枉法。评价历史人物，则不能从固定的观念出发。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的历史人物评价，或可以为历史人物准确定性。定得细一些的，可以说出某人早期如何，中期如何，晚期又如何；其某事如何，某某事如何，某某某事又如何；还有大节小节、大功小功等等，甚至还可以量化。但是，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笔者曾就袁世凯其人请教王家范先生。先生说：“袁世凯，他不是一个人，而是生活在被制度环境浸染的一大群人之中。风气，即是由这些人造成的。搞洋务、新学吃香，就作秀不止；共和之名吃香，就打共和旗号；一旦共和而人心不齐，有人假造民意，‘君主立宪’，也就正中下怀。”我想，抛开这些问题不谈，说什么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恐怕是既不能理解袁世凯其人，也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这又怎么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呢？
历史人物评价，在今天的中国，应该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像曾几何时所经历的那样，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窥测风向，制造舆论。对我们已逝去的古人的同情的理解，在今天应该成为化育我们新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当然应该努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内心感受和作为，这是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也许，同情的理解，对于我们长眠于地下的古人已经不重要了，但它却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可能的途径。在今天，要说评价历史人物有什么意义，其意义或正在于此。 《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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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2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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