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袁中郎 文／黄岳年 诗曰： 世人纷纭说中郎，中郎到底如何样？ 中郎一去不复返，全集天壤流华光。 袁氏三兄弟中最小的袁中道在《珂雪斋集·答须水部日华书》有云：“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诚哉斯言。后世诸人都想以自己的想法打扮中郎，然而中郎到底是个何等样人，却也似云里雾里，有些不好把握。 我正有此想，翻书才知道阿英先生在民国二十三年时代图书公司印行《袁中郎全集序》的时候早已经提出这一问题，并有明白的阐说了。他说：“世人竞说袁中郎，世人竞学袁中郎，可是所说的袁中郎，究竟能有几分像？所学的袁中郎，究竟还是姓袁否？” “方杖而出，谐数衲往玉泉，收堆蓝山色，饮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经由，他日入沮漳，闻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头陀，须发如败苇，身若竖铜，饮岚卧石，语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节，屏侍史，踪之或可得；不然，与鹿麝同骇而去。”这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袁中郎写给朋友，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何其升的尺牍里的话。这一年的袁中郎，是34岁。《左传》里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这沮漳，也可以说是袁中郎以身心相许的胜地了。后来，他竟然真的住到山里面去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给萧云举的信里说：“屈指十年之间，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杨几堪作柱，百念哪得不灰冷也？山中莳花种草，颇足自快。独地朴人荒，泉石都无，丝肉绝响，奇士雅客，亦不复过，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以水竹代，丝肉以莺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简代，亦略相当，舍此无可开怀者也。”当然，他也不是真的忘记了人间，比如他在此后写给顾天埈的信里就说，这种情况，“非真忘长安也”。 我有些怀疑，袁中郎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陀呢？ 万历十年（1582）年，15岁的袁中郎结文社于公安县城南，自立为长。在他的带领下，公安文社树起反对“复古”的旗帜，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气息，有力地推动了晚明散文创作的发展，他也因此成为公安派的领袖人物。 万历二十三年（1595），28岁的湖北公安著名才子袁宏道被朝廷派到江苏吴县（县治在今天的苏州）当县令。在给社友的信中，他意气飞扬地带着几分兴奋地在《寄同社》短笺中告诉社友，我已经当上吴县县令了！吴中得到我这个县令，那么，“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这令我到底想起了时下青藏铁路通车时唱红了的那首歌曲《天路》里的句子了：“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我们带进幸福的天堂。从此后山不在高，路不再遥远，各族人民欢聚一堂。”这天路是不是就那么神奇，我们能不能进入天堂，一首歌是说了不能算数的，人们也不会苛责这歌声。袁中郎是否在县令这个职务上快活，这封信肯定也不能说了就算。但袁中郎在上任的那一刻，确实是高兴的，这信倒可以作以证明。袁中郎在任上的工作也能说得上是尽心尽力，效果不俗，他为官清廉，处事干练，识见过人，关心百姓疾苦，政声良好。当朝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吴县“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据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所载，吴县“县繁难治”，中郎却“能以廉静致理。”这是一个好县令。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妙。在富庶繁华的吴县，“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在给与他同时离京赴任的好友沈广乘的信中，他竟这样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只直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事非。”万历二十四年（1596），中郎在给湘潭知县何起升的信里又说：“作令如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山水风光，徒增感慨，顾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哉。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穽，日深一日;波光电影，日幻一日。更复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声名籍甚，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远，当无此苦。然令为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当同之，但分数有多寡耳。” 不过，袁中郎究竟不是一般的俗人。他对作吴令这事也还是有一个一分为二的评价的。他在给舅父,也是对公安三袁人生发展影响最早最大的人物之一的龚惟学的信里这样写道：“甥尝谓吴令苦乐皆异人，何也？过客如蝟，士宦若鳞，是非如影，其他钱谷案牍无论，几次三苦，谁复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今之称吴令者，见乐而不见苦，故每誉过其实；而其任吴令者，见苦而不见乐，又不免畏过其实。甥意独谬谓不然，故虽苦其苦，而亦乐其乐，想尊者闻之，必大有当于心矣。”一面洞见人生的实质，一面怀有生命的热情，这便是袁中郎。他把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叫做“适世”，与儒家的谐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并列同观。实际上，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适世似与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间。他要做做的是“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终其一生，他是怀着生命的忧患意识，怀着纵浪大化的超脱心境享受人生的。 之后的袁中郎辞官。那是在吴县县令任上，他病倒了，而且病得还不轻。“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那原因，他说是“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也罢，他“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一病半年，中郎离开吴县去了。 六年后，袁中郎曾经在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写给礼部尚书冯琦的信里说过另一个版的自己本志向：“居常持镜自照，此等骨相，岂堪入甘肥场？自分与吠鸣蛙，一体歌咏太平，亦乐而甘之。”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在《博望驿》一诗里写道：“不恨君家开远路，恨君尚未识昆仑”。中郎是很重视修道的，然而他更喜欢浪游啊。他再给黄平倩的尺牍里说，自己的愿望是“春秋入山谘访，冬夏则闭门读书”，后来郑逸梅接过此话，说能够这样的人，是“世间惟一福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给陶望龄的信里说：“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来春当之西湖，谐游天台、雁荡，便了武夷、普陀诸约。新其所常见，而证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数椽残茅，十亩怵田，已付之妻儿管理，身口自足。无庸劳心仕途。”在给萧永举的信里，他说“解夏后，入衡岳，遇缘则住，不则去，亦足以乐而待死矣。” 在中郎那里，湖水可以当药, 青山可以健脾。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就写过《为官苦》的诗章：“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他把怀抱万里的山和水，视为自己的生命。正如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里所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且而与其死于床第，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郎获准辞官。归隐后他在老家公安栽了许多株柳树，在堂上题写了“柳浪”之匾。高卧柳浪湖上的袁中郎，过着他在《与友人》信里所说的“实参究，广诵读，多会人”，终日蔽长林而啸傲水石的生活。据弟弟小修《珂雪斋文集》中的《宗镜摄录序》里说，“中郎高卧，至辰常高歌一诗而醒。”惹得方外高人喟然叹曰：“阎浮提觅此胸中无事之人，定不可得也。” 关于这种生活，中郎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里的解释为：“山有色，岚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昔夫子之贤回也以乐，而其与曾点也以童冠咏歌。夫乐与咏歌，固学道人之波澜色泽也。”“俗儒不知，叱为放诞，”“颜之乐，点之歌，圣门之所谓真儒也。”此前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郎在兄长袁宗道的催促下入京师任职。 在北京，兄长作官，弟弟入了太学，中郎也作了京城中国子监里的教官。尽管他的学生后来没有做得成皇帝，但这是他们兄弟三人，“公安三杰”最快活的时候。说到公安三杰的兄弟怡怡，不免又想到了现代的周氏兄弟三人，那也是人杰啊，最后却成了兄弟反目的局面。人心的不古，在那么好的让千百世都要敬仰的人的身上，也要反射出来，真是无可奈何。 还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底的时侯，中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中华佛学史上不朽的名著《西方合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被尊为净土宗祖师的藕益大师藕益大师智旭很重视这部见地透彻的著作，将其选入筛选标准极为严格的《净土十要》刊行，藕益高足成时大师指出：“袁中郎少年颖悟，坐断一时禅宿舌头。不知者，以为慧业文人也。后复深入法界，归心乐国，述为《西方合论》十卷。字字从真实悟门流出，故绝无一字蹈袭，又无一字杜撰。”不朽的《西方合论》，成为佛门圣典《净土十要》中唯一的居士著作。知堂老人是不大喜欢《西方合论》与中郎的谈禅的，然而我却喜爱，并且我觉得这也还不坏，心里也还颇有些不怀好意地想，这正如明清时候的人颇不喜欢中郎，而知堂却喜欢一样的无可厚非。如果再套用一下知堂的句式来说，就是佛教在当代虽然不是新思想，却总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容得下我们托足。 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开始，山居六年之久的中郎再读出仕。先是礼部主事，一年后是吏部主事，精明练达，政绩突出。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郎有诗记述京官的生活，他曾在《残冬选曹乏人，戴星出入，不觉过春，感而赋此 》里写道：“若问曹中事，但观鬓上丝。经年未见水，初度也无诗。夜月闲怀子，春光恼侍儿。西郊有 游骑，唯汝不相宜。” 这段日子，是袁中郎一生中政绩最突出的时侯。 他曾经逮捕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有效遏制了吏部书吏操权的歪风，使得并中的吏部尚书杨时乔“蹶起而叹”，称颂不已，说吏部有袁中郎，是“国家之福也”。 万历三十七年（1609），中郎任陕西主试，出试关中。应该说，他为国家选出的都是一方人望。科考之后，中郎和朋友们遍游名胜，凌云华岳，登临嵩山，饱览太室秀色。他在《场屋后记》和《华嵩游草》里细记录了这些事。之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中郎即离开了人间。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说袁中郎：“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临监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依赖，故发此感尔。’（《顾断文公年谱》）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中郎之不能被骂倒，正如他之不能被画歪。但因此也就不能作他的蛀虫们的永久的巢穴了。”（《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 真是要感谢鲁迅，要不是他，陶渊明在我们的印象中，就只是一个不求甚解，悠然见南山的隐士，袁中郎在人们的视野里也只是一个只谈性灵的的山野村人。有了鲁迅，就有了怒目金刚的陶渊明，也就有了不能被骂倒或者被画歪的袁中郎。换言之，鲁迅帮我们“发掘”和“振拔”了需要振拔的自觉认识。人生，需要明白一些才好。 中郎忧患民生的文字也是我们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袁中郎《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 》其二诗曰：“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德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这是他在万历二十七（1599）北京作闲官的时侯的心声。而《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所说的“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的民间疾苦，更是中郎一刻不曾忘怀的。这怕也是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们永恒不变的心志。中郎在《闻省城急报》一诗里写道：“二百年来好纪纲，辰裂星纷委平地。天长闇永叫不闻，健马那堪持朽辔。书生痛哭倚蒿篱，有钱难买青山翠！” 忧患国书，长歌当哭的作品，在袁宏道的诗作中 虽然少，可是分量并不轻，那是袁中郎之所以成为袁中郎的原因所在。中郎《与黄平倩》中有言：“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 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了此亦静退者之忧也。”太平盛世，做隐士才可以真正无忧无虑，而艰难时世，即使做隐士， 也做不安稳，因为没有安全感。 袁中郎是个明明白白的人。他的处世和他的行事，都和这个明白有关。“忧时心耿耿，学道鬓苍苍”，才是一个真正的袁中郎。 又想起中郎说过的人生“五快活”之论了，那是青年中郎在写给舅舅的尺牍《龚惟长先生》里说的，人们特别喜爱的文字：“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这些话，还要和下面的文子合起来看，才是一个更加完整、通达的中郎。 万历三十八年（1610），就要离开人世间的中郎在《题陈山人山水卷》中说：“善琴者不弦，善钦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孔子曰:“知者乐水。”必溪涧而后知，是鱼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乐山。”必峦壑而后仁，是猿揉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我们可以把经历了人生宦海，游历了名山大川，阅历至于沧桑的中郎绝响，当作是人间中郎最好的告白。 中郎的兄长宗道极喜欢白乐天和苏东坡，他甚至把自己的书斋叫作白苏斋，文集则径称《白苏斋集》。受宗道影响，中郎特别对民歌感兴趣，受民歌民谣的滋养，中郎的诗歌作品明显地晓畅易懂。当然，他的这类作品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非议。他信腕信口，语语生动，字字鲜活的诗文风格，却影响久远。他在《答李子髯》诗中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他在《叙小修诗》里以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劈破玉》、《打草竿》是当时流传于民间，很不为正人君子们所喜欢的民间歌谣。有血性的中郎甚至在《与张幼于》的尺牍里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他是在当时犯了众怒的，他掀起的是滔天巨浪。他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他信奉信手信腕，皆成律度的性灵和天籁。 袁中郎的诗文，那时候得罪了文人，得罪了皇帝们。在满人作主的清朝，袁中郎的诗文集是被当作禁书的。他在民国时期也很不走运。幸亏有了刘大杰、林语堂他们，印了一回《袁中郎全集》，不然，那时候还有后来的我们，大约和清朝的人们一样，可能就见不到袁中郎的书了，至少读起来会极不方便的。四九年以后，钱伯城的《袁宏道集笺校》在1961至1965年完稿之后也搁置了二十年之久，1981年才得以出版。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这书已经难找。我向一个网站上开书店的朋友求援，他又向朋友的朋友开口，书是有的，还精装本，但对方最低要七百元才可以割爱。没有办法，这纸本的袁中郎我还是难以读到。向从事出版业的朋友询问，说是古籍书现在是冷门，出了不好卖，所以不会出。我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决然，梁漱溟为什么会发出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文化大革命的歹毒，这一回又算是领教了。尽管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文化，不会就这样不被传承下去的，可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会不会冲垮列祖列宗往圣先哲苦心？我又惴惴然如杞人忧天般的想起了都德的《最后一课》，那是德国鬼子要去灭掉的，这一回，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 不过，我终竟又记起房龙的话来了，他说人类无论路途是怎样的曲折，最终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不以哪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终於在网上找到了《袁宏道集笺校》的本子，虽然下载打印很是费劲，但已经可以大慰我心。民国二十三年郁达夫先生为《袁中郎全集》作序的时候，说见到可以再印的《袁中郎全集》，仿佛报了市侩让大家看不到这书的仇，找到《袁宏道集笺校》的网络版，我似乎也隐隐有此同感了。 2006年11月24日午间写毕于弱水轩。 | 
发表于 2006-12-2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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