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晚明与传统士绅社会的消亡

老木匠

晚明与传统士绅社会的消亡　　

作者：成庆

学术中国 >> 阅读在线 >> 06年12月 >> 旧字重温  发布时间：2006-12-22

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似乎还稍显陌生，从学术资历而言，他和现在海外中国学“尔湾学派”的当红人物王国斌是在哈佛时的同届，他也是哈佛中国研究的头牌教授孔飞力(Philip Kuhn)的学生。这些背景并无法恰当定位卜正民的学术成绩。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中，卜正民已经被公认为数一数二的学者，他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获得了2000年美国中国研究最高奖项之一的“列文森中国研究研究最佳著作奖”，而就是依靠这一本书，卜正民还获得了加拿大历史学会每五年评选的最高历史学奖项---Francois-Xavier Garneau medal，获奖辞里说：“该书是历史学工艺品中之典范”。这些都无疑凸显出卜正民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

　　但是，卜正民的研究特色又在哪里呢？他对于北美中国研究学界的意义到底体现在何处？我想这些内容，不仅一般读者无从得知，而且就连专业研究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也并不十分了解卜正民教授的学术特质所在。好在国内已经开始陆续翻译出版了他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上述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以及他和格力高里·布鲁教授合编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以及最近刚刚出版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假如从这三本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发掘出卜正民教授在中国史研究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他个人的关怀所在，如果从更大角度而言，也能看出当代北美学界对中国史研究的某些主流研究趋势。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出版于1993年，这要比获奖的那本《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早了5年，但是当时这本书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引起了不少质疑，正如卜正民自己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的，当时很多学者会问他，这到底是一本明代佛教史研究还是明代的社会史研究。但是他个人倾向于认为该书是二者的综合，不过这样一个研究取向在当时的北美，还并非主流。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拿他那本获奖的著作来看，这样的研究方式已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获得了主流学界的充分承认，但是在当时，《为权力祈祷》一书似乎还只是卜正民试图突破传统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初步努力。

　　仍然还是拿《为权力祈祷》与《纵乐的困惑》来作比较，从后者的结构和叙事来看，它表现的更为成熟，也能给读者带来更畅快淋漓的感受，或者可以和其师孔飞力的巨著《叫魂》来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用历史故事来串联起对一个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变化的看法，那样一个看法隐藏在叙事背后，彰而不显，你可以仅仅从叙事部分获得高度的阅读快感，但是对于那些有着充分历史敏感的人，那背后的意味却又是那么自然和丰富。但是假如读者无法清晰地感受到卜正民教授对于明代历史的一套基本看法的话，或许 《为权力祈祷》将是一本比较清楚展现他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预设和对历史过程本身的一些基本看法的书。

　　晚明的佛教史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选择一段历史作研究，往往要具备一些足够的理由。一般对晚明的关注，似乎还是晚明整个皇权以及官僚政治的运行问题，因为那直接与朝代交替相关。抛开对皇权政治的注意，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对士绅社会的关注也大多集中在晚清以降的变化。卜正民一方面结合了对士绅与社会及国家的关怀，一方面他又注意到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士绅们，是如何利用佛教文化及其载体---比如寺庙等设施，来反过来巩固和彰显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从社会角度而言，又是如何获得了那些借由文化来实现的社会资本。

　　更为细致的来考察的话，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儒家和佛教本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文化系统，而且在观念上，儒家的“入世”精神与佛教的“出世”观念更是无法包容的两套价值。特别当宋代理学的兴起之后，儒家与佛教世界观之间更是存在难以调和的紧张，但是王阳明等后期理学家开始试图融合儒家与佛教的思想，这直接影响到晚明，当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晚明腐败的政治情境，他们很自然地想利用佛教的退隐姿态来回避国家的公共生活。但是这种极端的选择并未成为主流，不过对于儒家与佛教持有融通态度的士绅群体越来越多，比如在书中提到的王弘撰，他就曾经因为他的二儿子经过佛像时没有进行跪拜，就斥责其子，并解释说，虽然儒家文化不承认佛教教义，但是佛陀作为有智慧的代表，理应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适当尊重。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当时儒家士绅对佛教的一种比较基本的看法。

　　不过假如仅仅从观念的分离与融通来理解晚明儒佛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清晰地描绘出这背后其他历史动力。正是在这里，卜正民开始了他最为精彩的分析，他注意到晚明士绅群体与佛教及其载体之间的联系，虽然士绅的儒家背景与佛教教义及其规范之间存在分歧，但是由于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比如丧葬仪式、居士会所、旅游观光与文化赏析，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书院传统形成之前，士绅大量利用寺院来进行讲学活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士绅利用寺院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形成了与国家权威相对的一个自治形态。

　　在文化形态上，士绅与佛教存在了上述种种的勾联，但是士绅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与佛教机构长期而有效的发生关系呢？在这里，卜正民发现了捐赠，他重点以广东的鼎湖山地区寺院的捐赠作为个案来进行考察，在详细的描述了士绅的捐赠过程之后，作者认为，士绅的捐赠并非出自宗教信仰的原因，实际上，大多数的士绅在信念上仍然秉持着儒家规范，但是通过家中的女性，以及宗族由于祈祷的需要而与寺院发生的长期捐赠传统，以及佛教本身具备的教化功能，更重要的是，佛教寺院在社会交往网络中独特的作用，以及通过捐赠过程来彰示士绅的社会地位。

　　这样的一幅图景，背后反映的是帝国一统的政治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的冲突，不过这还不是卜正民所真正想说明的问题。他认为从晚宋到晚明直至晚清，士绅都处在一个几乎相同的处境，就是利用各种资源来实现社会从国家中分离的努力，晚明士绅与佛教的结合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已，士绅开始利用对寺院的捐赠来获取以前要从帝国那里获得的某种政治及社会性的权力，他也满足了士绅自我组织来形成公共权威的某些冲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士绅社会的兴起也反映了王朝末年帝国政治权力的衰落和地方权力的自我组织化和重新确立的双重过程，但是正如卜正民敏锐感觉到的，士绅的这种自我组织的努力从来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它无法自我独立出来形成和国家相对立的权力系统，因此随着晚清的灭亡，士绅社会与其赖以生存的国家与社会基础都化作乌有，他们也自然永远的走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