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革记事

老木匠

文革记事


作者：易卜维

转自二闲堂/四十年细说从头


第一部 疯狂年代

一

一九六六年初夏，我正在河北农村参加“四清”。那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根本看不到报纸，对国内外新闻几乎是一无所知。一天，我收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他和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将积极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这才知道，一场很大的变故又要在中国发生了。出于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直觉，我已经隐隐地嗅出了父亲这封信里许多没有说出来话，而且，信里的措辞越是谨慎，越是带有“表态性”，那些话后面的份量就越沉重。

我开始有心事了，渐渐地，我发现别人也都有了各自的心事。当然，没有人会去问别人在想什么，更不会议论给大家带来心事的那些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特有的警惕，是他们赖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本能。

六月初，各村的“工作队”突然接到“总团”的命令：立即秘密撤离“四清前线”，准备返校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词，但谁都不可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它、猜测它。因为历史已经表明，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骗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真的是“史无前例”。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开始领教了这个词的含义。就在我和我的同学们交谈在农村里遇到的一些事情时，突然间从其它车厢里传来一阵阵大呼小叫的吆喝声和口号声，循声看过去，只见从车厢一头窜出一群人：前面几个人个个被反剪双臂，两旁有人强按着他们的头，头上都戴着又尖又高的“无常”鬼帽；后面跟着的是一群学生，我认出那都是我们系的学生，但个个都是气势汹汹的，满脸杀气的样子，没有人能想象他们昔日里似曾有过的书生气了。他们不断奋臂高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XX！”，“打倒反动权威XXX！”，“打倒走资派…”

这时，我才猛然发现，几个戴高帽子“游车”示众的既有校、系级的负责人，也有教授们。

我被这样的场面惊呆了，我根本不能相信在20世纪的高等学校里会发生这样的时事，不相信以这种现实表现出来的师生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那一刻，我还以为这些同学大概是疯了，难道他们连法律都不顾了吗？但转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眼前这一幕不正好就是那报告里描述农民造土豪劣绅们的反的场景吗？而我的这些同学里，有很多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子弟，他们是有很多理由把大学里的校长、系主任和教授们当成“土豪劣绅”的。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心里造成的第一个冲击，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敲响的第一声警钟。下意识里，我为父亲和我自己萌生了担忧。


二

忐忑不安、焦虑和好奇的复杂心理从火车上一直伴随我回到了学校。

映入眼帘的校园一片白花花，就像是一个在举行祭奠的大院：从所有楼房的墙壁到校园整个围墙，到处是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赫然醒目，更骇人听闻：

“决不容许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无产阶级的大学校园！”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利用大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谁把社会主义大学变成了封、资、修的大染缸？”

“请看披着教授外衣的狼的丑恶嘴脸！”

“把XXX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隻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这些大字包的内容和语气我闻所未闻，也根本无法想象。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写大字报的那些人那充满仇恨的情绪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语言是从何而来的？

最使我胆战心惊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孝子贤孙”们的大字报，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大字报的寒气在直逼我、我的家庭，特别是父亲。当时，他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授。他给我的信里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很清楚了。

接着，我看到了学校里一幅幅随处可见的新景观：许多老师、特别是那些老教授们，人人躬身低头、排着高矮不齐的队伍，不时从校园的一些角落处走过。在他们的胸前和背后都挂着用纸或木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姓名和“反革命身份”，有的是“死不改悔的走姿派”，有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有的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如此等等。一夜之间，整个校园变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颠倒过来。

偌大的中国，连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这真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从不失眠的我，一连几天睡不着觉了，怀疑、惶惑、迷惘、忧虑、痛苦、恐怖…像一只只无形的爪撕扯着我的灵魂。到灵魂变得麻木以后，头脑反而清醒了，我开始能够在这一团混沌中整理自己的思绪，尝试着去理解一些事，搞清楚眼前的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这时候，心里的担忧也越来越大了，当然首先是惦记家里，尤其是父亲。我在梦中好似见到他的胸前也挂着一块写着什么字的牌子，神情忧郁地望着我。

于是，我决定偷偷回一趟家。


三

站在大门紧闭的家门口，我很紧张，不知道家里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当听到应声抢着前来开门的小弟弟和小妹妹的声音时，悬着的心立刻放松了。谢天谢地，看来，家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父亲和母亲都在家，看到大儿子回来，他们都很兴奋。而且，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感觉到他们有很多话要和我说。果然，父母和我几乎谈了一夜。我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亲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动乱。特别是父亲，曾与国民党的军政界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目睹过其中的许多丑行，因此，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前夕，尽管曾有一些人力劝他离开大陆赴台或去港，张家敖甚至派人把机票给我们一家人送来了，但父亲还是毅然留在了上海。其中，母亲的意见对父亲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最初的几年里，父亲的情绪很高，他特别为我们家从此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而高兴，他从ΤΑСС（前苏联的塔斯社）转入邮电部后，由于当时的部长朱学范的器重，父亲工作得非常辛勤努力。后来，由于部队建设的需要，他又被四机部的王铮借去参与设在张家口的原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的组建工作。回北京后，就留在了四机部十局。但厄运从此也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初秋，父亲突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了，母亲的脸上也不再有笑容。我感到父亲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不敢去问母亲。终于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她说，因为我是长子，所以家里的事情应该让我知道了。她告诉我，由于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父亲正在部里接受“审查”。事情已经到了可能移交到法院审判的地步，所以母亲觉得已经不能不告诉我了。她还嘱咐我，一旦父亲作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被抓进监狱，我们全家就必须和他“彻底划清界限”。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治概念都是我第一次听说，那年，我14岁。我准备好了和母亲一起承受这一切，可是，过了不多久，父亲突然在一天下午回家了，我只记得他对母亲说，都过去了，没事了。后来我知道，好像是王铮过问了他的事，解除了对他的审查。父亲就这样熬过了“肃反”。

从此，父亲变得异常谨小慎微，用他自己的话说，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他还不断地用这些话来教训我。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父亲当然也是很多人算计的重点对象之一，据说，揭发检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材料有一大堆。但由于当时四机部有很多工作需要他，还因为王铮赏识他的才干和为人，结果父亲居然得以幸免被划成“右派”。据说，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抱怨：杨作人为什么不是右派？

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除去那几个发动者外，全体中国人民都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父亲、我们全家人，谁敢说我们能侥幸逃脱这场灾难呢？父母和我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我们家可能遭遇什么。当时，母亲是北京四中的外语老师，而北京四中正是大名鼎鼎的“西纠”（红卫兵西城纠查队）的老巢，因为四中集中了绝大多数高干子弟，“文革”初期，正是这伙人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假“破四旧”之名到处打、砸、抢，到处抄家、灭门。母亲说，那时四中的老师已经有好几个被学生打死、逼死的了，其中有一对夫妇双双吊死在香山。母亲担心，不知道哪一天厄运就会落到她的头上。父亲说，虽然北京外语学院里已经有了关于他的大字报，但各系忙着闹派性，眼下还没有来得及想起他，暂时先得过且过吧。父母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们深知我不安分，好露锋芒，生性乖张刚愎，就怕我在外面惹出是非来。所以一再警告我，叫我什么话也别说，什么事也别做，老老实实在一旁观望。不幸的是，我偏偏是个天生的叛逆种，加之诸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观念在心里根深蒂固，所以，即使我从理智上知道自己属于那种不可“乱说乱动”的一类人，知道老实一点可能就少吃点亏，可是总又心有不甘，不能忍受自己在这暴风雨来临的时刻龟缩到一个安全港里去。我口头上答应父母要努力做到“安分守己”，可头脑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危险的念头，而且，就如当时人们经常念念有词地挂在嘴边的那句毛主席语录说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后来，就是这些念头，几乎断送了我的性命。可这些念头不是凭空出来的，我眼前的现实叫我不可能什么也不去想。


四

在北京，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卫兵们的暴行，用骇人听闻和惨绝人寰来形容绝不过分。

在西四附近，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是，几个被一群红卫兵押着游街的人中有个中年女人昏倒在地，于是“革命小将”们就拽起用来挂在她身上的“黑牌子”的绳子倒拖着她走，她的背擦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血印。围观的人里除有几个拍手叫好的以外，许多人都背转身去，不忍目睹。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七至九月，北京市有三三六九五户被抄家，八五一九八人被押解回原籍；仅一个月内就抄走黄金十点三一万两，白银三四点五二万两，文物和玉器六一点三六万件，现金五五四五点九九万元……

当时，其实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支配我的情绪的主要是愤怒与痛心。

我未必对那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有什么“阶级感情”，也并不知道他们为中华民族建立过怎样的“丰功伟绩”，不过仅仅出于人性和道德感，使我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走资派”们在遭批斗时所受的残酷折磨和人格丑化感到耻辱，为我的民族感到耻辱。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丑化我们民族的尊严和良心。施虐者们的残暴、凶恶、甚至嗜血的变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倒也确切。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红卫兵小将”们的暴行和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冲锋队员”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完全是如出一辙。我总是想，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与纳粹份子们扫荡街头的纪录片同时放映的话，让人们能把这两个场面对比一下，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面对当时的情景，一下子涌到我头脑里的就是这个想法。我因此而愤怒和痛苦，我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那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们竟然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本来不过就是个书呆子，对于政治、对于所谓国家大事，向来就是麻木不仁的，可是面对如此的现实，我也忍不住想要“拍案而起”了，我哪里知道，这也就是我后来的祸端。

我们全家人每一天都在提心吊胆中挨着日子，只要听到有陌生的敲门声，大家就面面相觑，先细细听一下动静，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门前向门外张望一番，结果往往是一场虚惊。渐渐地，父母和我有了些侥幸心理：也许老天爷保佑，我们家竟然能逃过这一劫？

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要破灭的。我家的灾难终于露出端倪了：一天，我正好在家，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叫开了我家的大门，他们来“破四旧”了。我记得一共来的是五个人，三男二女，自称是北外法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奉命来查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杨作人家里的“封、资、修物品和一切反动材料”。当天，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的大妹妹和在南口农场当工人的大弟弟都不在家，在家的有父母亲、我，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弟弟、一个九岁的小妹妹。我们被命令集中在北屋的一间房里，并且叫我们“不许乱说乱动”以后，他们开始行动了。经过大约两小时的翻箱倒柜，父亲的一批外文书、打字机、记事本、母亲的几件旗袍、大弟弟放在家里的一批中外文学作品、留声机和为数不多的一些唱片，成了这几名“革命小将”的战利品，被他们装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三轮车。

当他们有打算走的样子时，我和父母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彼此都看出了似乎都有难以置信的幸运感。谢天谢地，他们真的走了！没有动手打人、没有骂人、没有把父亲带走！说老实话，像这样“文明的”抄家，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父母议论说，毕竟是学外语的学生，多少是在头脑里沾染了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使他们的行为还没有那样野蛮、残忍。可是我仍然有些奇怪，这些学法语的人，怎么会居然没有把法国人搞巴黎公社的那一套和中国的这个“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不过，父亲说，幸亏前些天他和母亲把他从前的一些旧照片都烧掉了，其中特别是有父亲在一九四六年和当时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与宋美玲在机场的一张合照。否则，这张照片无疑就会惹出一场塌天大祸来。于是，我们又把家里的东西彻底清理了一遍，把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尤其是文字和书信，通通分批烧掉了——我们不敢放在一起点火，怕的是烟火太大会引来街道上不知什么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那时，人人都可能在暗中监视别人或被别人监视，稍有疏忽，就不知道会惹来什么危险。

不管怎么样，我和父母都松了口气，看来家里也许能有几天安静点的日子过了。


五

觉得家里暂时可能不至于出什么事了，父母就开始担心我离开学校时间太久可能会耽误了我“参加运动”。那年月，赶上政治运动是不可以躲的，谁想躲，谁就难免成为挨整的对象。俗话说，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可是不，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连躲也躲不起的。

我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放心不下家里，也还是准备离开北京回学校去装一装“闹革命”的样子了。不管情愿不情愿，谁都得装装样子，想要不装，就得等着倒霉。

我记得，在我离开北京前，去了一趟北海公园。在北京的公园里，北海是我曾经去过最多的一个。因为，从一九六Ｏ年到一九六三年我因闹“专业思想”而从北京的一所大学退学，在回家当“社会青年”的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到位于文津街的老北京图书馆去看书自学。而北图的西面与北海公园仅一墙之隔，所以每逢离开北图尚早时，我往往就便进北海去散散步，转上一圈。偶尔也在那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上几小时，想一想自己身边的事，打量打量自己以后的前途。那段生活，使我对北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是处于这样的感情，我来到了北海公园，感觉好像是来与她告别似的。

北海非常冷清，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只是偶然能看到几群身着绿军装、臂套红袖章、手擎“红宝书”、口操外地方言的红卫兵们指指点点地走过。也不知道他们是趁到毛主席身边来闹革命的机会来逛北海的，还是想到北海来闹革命的。后来听说，文革期间还真的有过那么几个红卫兵，打算对九龙壁、五龙亭、坊膳和琼岛春荫闹一闹革命的，不过他们的“革命行动”是怎样进行的以及是否“彻底”，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不觉走到了“濠濮涧”，那是北海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看到一个姑娘背对着我坐在一方石头上，她的背影就已让我感到了她的忧伤。我悄悄地坐了下来，从远处不时打量她一下，不知为什么，我想能看到她的脸，也许那张忧伤的脸还很美丽。我忽然发现她在翻看手里拿着的一个本子，直觉告诉我那很可能是一本日记。好奇心使我想看个究竟，于是我决定一直坐下去观察她。过了一会儿，她开始环顾自己的前后左右，很明显是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当时，除了我和她，这里没有其他人了，而我坐的地方对于她几乎是个死角，加之我又有意抽了一下身子，所以她没有看见我。她取出一块塑料布，仔细包好那个本子，然后迅速把本子塞进了一个很深的石缝里，又找了一块石头塞住缝口。最后看了看四周，她站起身来要离开了。就在这时，由于我的疏忽，她一下子看到了我，立刻显得惊慌失措起来。惊恐中，她又无奈地坐回了原处。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走开，别再让她紧张、让她恐惧了。就在我起身走开了几步以后，我莫名其妙地一阵心血来潮，突然转身朝那姑娘走过去。来到她身边，看着她那已经吓得发白的脸，我轻声说了一句：别怕，不是人人都是法西斯！她的脸上突然浮起一丝隐约的微笑，那果然是一张美丽的脸！

留下那句话，我怀着满心的畅快大踏步地离开了濠濮涧。

一路上，我一直想着的不是那个姑娘，却是那本被她仔细藏起来的日记。她在那本子里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呢？爱情往事？抑或是“反动言论”？还是姑娘家自己对自己说的悄悄话？那又有些什么珍贵的内容使她舍不得销毁那个本子呢？

我忽然想到，她把那本子藏起来，这就意味着她还怀着希望，希望会有一天她能让自己写的东西面对天日，难道这不也是我的希望吗？

在回石家庄的火车上，北海公园的这最后一幕一直浮在我的脑海里。


六

校园里满地一片狼籍，满院人声鼎沸，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离开学校这段时间里，学校里的上百个“战斗队”逐渐分成了两大派：两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可有一派称另一派为“保皇派”。

其实，“造反派”反的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同样，“保皇派”保的是哪些人我也是既不知道又并不想知道。在那个时代，无论假如哪一派的人，从根本上说首先都是要保住自己：反正我是参加了运动，投身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所以，不管什么派，都总是要祭起“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当成虎皮把自己包装起来的。

不过必须承认，的确有相当一批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由衷的“阶级感情”的。就拿我的同班同学来说，那些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的一伙人就是打心底里拥护这场始料不及的“革命”的，其中尤其是那些学习无能、功课极差的一些人，“文革”不折不扣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如果不是“文革”，他们根本就没有毕业的希望。后来的事实是，由于“文革”，他们不但都顺理成章地毕了业，而且还一个个爬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这些人的“阶级感情”的一种“革命”表现就是对于我和我这一类人的本能的憎恶与仇恨。

我来自大城市，家庭优裕，学习上自主、从容，且遥遥领先于他们。出于狭隘的农民意识，自卑和嫉妒心使他们一直对我和我这一类人有很深的心理隔阂，并且隐生出一种潜在的积怨、甚至仇恨。在正常的年代，他们对我是无可奈何的，毕业后各奔前程吧了。可是偏偏就来了这样一场“文革”，这让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在我面前扬眉吐气的机会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早已被列在他们的“革命对象”之中了，只是何时对我进行“革命”、以怎样的方式来“革”我的命，还要等待时机。

在那场“文革”中，这种情况是当时的社会里的一类相当普遍的潜在矛盾，是人与人、派与派之间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至于是不是真的“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其实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一九六六年秋，运动“大方向”还是以揪斗、批判“走资派”为主，似我等被划为“狗崽子”之类的人，是没有权利参加造反派，没有权利批判任何人的。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派”。除了每天在校园里像看热闹似的看看大字报，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学校图书馆。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个时期，学校图书馆竟然还在全天开放，由少数几位老师轮流值班。结果，那儿成了我一个人的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书全部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也许这正是图书馆还维持开放的原因。我历来对政治和政治读物没有任何兴趣，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下，我产生了看看这些书的想法，想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何以成为“必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它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又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于是我开始选择我认为可看的马列著作逐一阅读起来，看得还十分认真，作了许多笔记。

我是有所收获的，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搞懂了以前从不曾懂得的东西。社会主义，无论是空想还是科学，它们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共同点：都是从原本可能善良的愿望出发的理想主义，认为人人完全平等、可以“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人们产生了如此的“觉悟”、建立了这样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理想蓝图就会变成真实的乐土。我从明白了这个理想的宏旨以及某些细节和产生它的历史背景那一刻起，就突然间觉悟到：这是不可能的！

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却多了一个与其本愿完全相反的东西：鼓吹暴力至上，认为只有流血的革命才是造就全人类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由于我对苏联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对这种理论的怀疑和否定就成了我最可能的选择。

我的父亲接触到的所有苏联人，从苏共和苏军的一些高官到在中国“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专家，还有一些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他们一提起苏联的社会、尤其是斯大林时代时，异口同声都必然要说的一句话就是“Ужасно”！

老木匠

七

终于有一天，校图书馆的大门锁紧了。这时已是深秋季节，该是准备冬衣的时候了。虽然不时能接到父母的平安家信，但还是总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于是我又回北京了。

看到我的时候，父亲的微笑很勉强，我看出他的心情很不好。母亲告诉我，北外已经停发他的工资了，每个月只发给一点生活费，记得大概是30元左右。我发现，一向只抽“大中华”的父亲抽起了只有六分钱一包的香烟，饭桌上从不断顿的肉也很少见到了。但我还是感到庆幸：父亲还没有被揪到学校去受“批斗”，免遭了皮肉之苦。

母亲不定期地要去四中，回家通常很晚，她说是去参加学习。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被四中的“红卫兵”勒令到学校去打扫操场、厕所去了。这些情况，她和父亲都没有告诉我，因此，她在四中是否被押上过“批判台”，我始终都不知道。可能是他们怕我难过，也可能是他们怕我一旦知道了什么真情就会惹出祸端来。因为我对他们说过，如果有人敢对他们下手，我就绝不会饶过那些人。他们深知我性格中暴烈的一面，最担心我对意外的心理承受力和极端化的行为方式。因为我是他们的长子，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再三嘱咐我，如果万一他们有什么不测，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护和照顾好两个幼小的弟弟和妹妹。我从道理上接受父母的嘱咐和告诫，但另一种强烈的感情和欲望一直支配着我，我不甘心对这个社会就范，这就像一颗扰动性炸弹悬在我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就会引爆。

回家不久，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一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随时准备迎接各种事件的我去开了大门，跟在我身边的好像还有我的小妹妹。让我吃惊的是，面前出现的是几个军人，军衔最大的是个少校，另外还有一、两个尉官，其余的是几个士兵。除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张家口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工作的一段时期，此后我家在也不曾和军人有任何关系，所以当时我很紧张。不过那几个军人态度倒还比较客气，为首的少校问我：这里是杨作人的家吗？我只是点了一下头，他们就径直走进了院子。父母闻声从房里出来时，脸上也满是惊讶之情，但是任何话也不敢说。那少校看看我父亲说：我们奉命来看一下你们家的房子。然后就带着那几个官兵在我家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最后，那少校说：你们不大适合住在这里，等有了合适的地方，我们会通知你们的。说完就扬长而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太蹊跷，而且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稍稍冷静下来以后，我和父母立刻得出结论：这几个兵是“林家大院”派来的。当时我家住在后毛家湾48号，而林彪的私人官邸则恰好是在中毛家湾。林家大院原来是平安医院，附近的居民大多都去那家医院看病，我家的人也都在那里就过医，非常方便。好像是在50年代末，不知什么原因这里被林彪看中咳，于是好端端的一家医院就被赶走了，据说是被迫迁到了青海。以后，那里的围墙加高了，有卫兵巡逻了，经常有好几辆黑色“吉斯”开来开去了，终于，老百姓们知道，“林副统帅”住在这里了。

我和父母分析的结果是，由于我家在街道上的地位有一点特殊，也许林家大院的人还去北外调查过，了解了父亲在国民党时期的“历史问题”，使他们感到我家成了对这位作为党和国家的“副统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潜在威胁，于是想到要赶走我们这类“危险份子”。

我家的房子是1953年父母买下的，到“文革”时已经住了十三年。现在林彪要把我们赶走了！我心里涌上一股恶恨，随口骂出一句话：狗操的们，我搬走了也要回来给你们扔一颗炸弹！其实，我心里早就积了一肚子的愤怒：你们凭什么就把一家方便一方的医院赶走？而且，我还亲眼目睹过一件事，让我对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极端反感。几年以前的一个夏天，胡同里的几个儿童在中毛家湾踢小皮球，小皮球被踢进林家大院围墙的排水孔时，一个小孩弯下腰用手去洞里想把皮球掏出来。这时走过来一个兵，恶狠狠地吼道：不许掏！这是在白天，要是在晚上，就开枪打死你！那士兵的脸和他的吼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对父母讲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对自己家住房的担忧很快就被对林彪的议论之声代替了。其实我们以前对林彪所知也并不多，只是知道他打仗有些了得，指挥“四野”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所向披靡。然而，“文革”伊始，他那副嘴脸让人越看越觉得丑恶，尤其是他和江青的一唱一和的表演，更是令人作呕。

-------------------------------------（串联去上海）

八 返校、军宣队进驻

九 武斗

十

与父亲诀别

我回家不久，就接到了学校“革命派”寄到我家里的一纸“通令”，内容十分简单：令我在限期之内回学校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交代我在“文革”里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否则，将到北京对我和我的“反动家庭”“采取革命行动”。

父亲看了这张“通令”后，很久没有说话，后来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回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那里的“革命群众”到北京闹到我家里来。父亲详细地问了我在学校里都做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言行被人家抓住的，我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必须抗住，我也相信自己能抗得住。接到“通令”的当天我就想走，但父亲留了我一天。也许是他还要和母亲商量一下，权衡一下利害和我可能的处境。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打点好行装要走了。那天，我的大弟弟也在家，父亲吩咐要他送我。

我记得和父亲告别的时候，父亲是坐在一张躺椅上，他看我的神情很忧伤，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你要好好的…好自为之…”

就像有一种预感，我生平第一次双膝跪在父亲身前，抱住他的腿，说了句“爸爸，你要保重…”。然后站起身就离开了家。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告别父亲，最后一次告别有父亲的家。

我和父亲就是这样永别的。

弟弟送我上了火车后，我看到他一直在张望渐渐离去的火车。

十一

决定逃亡

一进学校，立刻就看见了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请看YXY的反动面目”、“反革命份子YXY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一切罪行”…

由于早就对这类用语司空见惯了，所以我并没有太感恐惧，我甚至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能把我怎么样，这场“革命”究竟会把我抛到哪里。

在宿舍里，“同学”们见到我时目光都是阴森怪异的，有个姓席的家伙故意大声颂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正如我已看透了这个社会一样，我也早就看透了这些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抽烟，估计我面临的形势和可能的结局。但很快我就知道这没有什么意义，在那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在正常的预料之中的，所以只能走着瞧，看事态的变化采取行动。我只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不管采取什么做法，都不要给家里造成麻烦。不幸的是，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此愿相违。

天色黑下来时我走出了宿舍，想要在不大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看看学校里就近有多少关于我的大字报，里头有些什么要害性的内容，以便我准备对付即将受到的“审查”和“批判”。但是一走到外面，我立刻就发现有人在跟踪我，而且是在两个人的监视之下。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也都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人。他们或许以为，这样我就不容易发现自己被监视了。真是好笑，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徉作全然不知，继续游荡在校园各处寻找针对我的大字报。让我有点失望的是，这样的大字报并不多，除了校门口那两张以外，就只有宿舍楼前的两三张，内容也都不过是些虚张声势的恐吓之词和“无限上纲”的陈词滥调。而且，就如这个学校的大多数人一样，大字报上的文字总是语病连篇，错别字更是满纸随处可见。不过如此罢了，原来有些紧张的心绪反倒放松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大概是特意安放在我住的那栋宿舍楼前的高音喇叭吼醒了：反革命份子YXY听着，勒令你今天上午八点半准时到校行政楼军宣队办公室报到。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接着，宿舍里有几个人幸灾乐祸地“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语录歌”之一：“什么人站在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我心里泛出一阵恶心。不但对“唱歌”的人恶心，更对这些“歌”和“譜曲”的人恶心。世上就总有如此无耻下贱的一类人，竟能想到来“譜”这样的“曲”，又有如此既愚昧也下贱的一类人，居然能兴高采烈地拿这种东西当“歌”来“唱”。对这类“歌”的“词曲”的无比厌恶也是我对这个所谓“文化革命”极端鄙视的原因之一，把这和“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放在一起，整个运动的流氓性就看得很明显了——按当时流行的用语，就叫“昭然若揭”。

我将不得不对付的那些人，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和文化痞子，而这些人正是那个时代的宠儿。

我准时到指定的办公室时，里面已经聚集了几个人。我认出其中有一个是数学系1964级的学生，其余的那几个我都不认识。知道我就是他们的“审查对象”以后，他们的眼光像打量罪犯似的集中到了我身上，有的冷眼盯着我，有的露出得意的狞笑。一段短暂的沉默以后，一个眉目倒也还清秀的家伙慢吞吞地说：你在运动里，还有过去，都干过哪些坏事，进行过哪些反革命勾当，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当然更清楚。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坦白交代，想蒙混过关，那是痴心妄想。从现在起，你回去好好反省你的罪行，写出完整的交代材料来。再警告你一次，你要是妄图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我没有想到开场白这样简单，只对我说了这样几句话就叫我走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坦白交代”的，我也没有打算写任何东西。到时候反正是什么也没有，看他们拿我怎么办吧。为了避免看见“同学”中的那几张无赖面孔，也为了不在吃饭前和大家站在一起“手捧红宝书”念念有词地“颂读”“最高指示”，我就到校外一个小饭馆里找了个角落坐下，随便叫了一碗面和一个菜。我忽然想到应该有个“随行人员”，于是暗中搜寻了一下店外的情况，果然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小杂货店门口发现了我班上那个姓马的“同学”，正在那里傻头傻脑地朝我这里张望。于是，我又叫了两个小菜和二两酒，满吞吞地享用起来。心里想：就叫你在那儿看着我吃吧，愿意看多久就看多久！

我回到宿舍刚躺下没多大一会儿，就有人进来喊着说要全班集合开会。

人们在一间教室里聚齐了以后，军宣队负责我们（连）系的“指导员”卜庆中一脸严肃地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当他看到我以后立刻开始了训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份子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随地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当前，从全国到我省，从我们学校到咱们连，特别是你们这个排，阶级斗争的形势都非常严重。就在你们当中，据我们掌握的可靠证据，就有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在活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挑动武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他失去的天堂。他极端仇视广大的贫下中农、仇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鸣冤叫屈…他里通外国，与苏修、美帝特务勾结，出卖国家绝密文件，妄图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很清楚，这明明就是针对我来的，我心里一阵无名火起，恨不得给这小子两记耳光。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尝到了被枉加之罪屈辱是一种什么感觉。其实，姓卜的所说的那一席话在“文革”里就如听厕所里的蒼蝇的嗡嗡叫那样不足为奇了，每个受过“批斗”的人都被这类污言垢语泼头盖脸过。可是如今轮到我自己头上的时候，我却像蒙受奇耻大辱一样无法忍受了。我这才对那些经历了千批百斗还能吃、能睡、能活下来的人们产生出由衷的敬意。

宣布散会以后，我原以为有人会把我留下来，审问或威胁我一番。可是竟没有人理会我，让我自由自在地走开了。

我没有回宿舍，而是出了校门，走进马路对面的大操场里游荡了一会儿，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开始琢磨“军宣队”和班里那几个视我为眼中钉的人究竟对我有什么打算。由于有过学校里“四清”的经历，我原本并没有把准备挨整当成一回什么事，可是此刻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好像头顶上悬了一把刀，也许，我真的应该好好想想。

天已经很晚了，先回宿舍吧，好好睡上一觉再去应付一切。在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监视我，我还有点儿感到意外。走到离宿舍不远的一个饭厅前时，我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说话，声音很熟悉，那是我们班的“班长”刘守春。我立刻闪进饭厅的一处黑暗的拐角，后面两个人朝我这里走过来，他们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听的清楚。刘守春说：这小子是个死硬份子，这回非好好教训教训他。另一个声音是我不熟悉的：明天给他来个下马威，他要是不老实，先打他个半死，三角带、棍子，都给他预备好了。刘守春哼了一下：看他还威风什么，真想看看他满地打滚叫娘的狗熊样儿…

他们走过我的身边以后，说些什么就听不清了。但刚才的那几句话分明就是在指我，我想，事态严重了。我知道在“文革”里“造反派”打人是怎么打法的，把人活活打死是很平常的事。何况，我当年那样的烈性脾气，是不会甘心受这样的屈辱的。一旦控制不住我自己，也许我不被他们打死，反而打死了他们当中的哪个家伙。那时，我身体很健壮，浑身的力气，如果动起手来，一时性起的话，我甚至可能干出“打死俩赚一个”的举动来。

躺在床上，我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一直在想我应该采取怎样的做法。脑海里一再出现的是我和别人拼命的影像，如果真出现这样的场面，恐怕真的不是我被他们打死，就是有人死在我的手里。我摸了摸一直带在裤兜里的一把折叠刀，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被人打死，父母会怎么样，如果我打死了别人，我全家的人又会怎么样…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最终选择了避免和这些无赖、痞子们正面冲突的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老子走！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谁知，那是个想躲都躲不起的时代，至少从“反右”开始就是这样了。这是我后来才明白过来的道理。

十二

南下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做出了逃离这是非之地的决定，而且我知道不能迟疑。于是，早上一起来我就找了个机会把空书包背在身上，把那件父亲的美军大衣穿在外面，空着手离开了宿舍。一走出宿舍楼我就发现有班里的两个“同学”在我的不远处跟踪我，而且显然比以前盯得紧，这更促使我决定要尽快逃离。

我根本不理会监视我的这两个小子，径直离开了学校大门。那时，从学校到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很少，只有一路，而且大约半小时才有一趟。我依在车站不远处的一颗大树下抽烟，暗中扫视着那两个跟踪者。当汽车终于开来时，我没有急于上去，而是在车刚要关门时突然跳了上去，跟踪我的人即使想追也来不及了：我的确看见他们在后面抢跑了几步后失望地站住了。

到了火车站，我立即设法绕开进站门从货运处进了站。看见一列开往郑州的火车停在面前，我马上跳进了车厢。那个时候，火车管理几乎完全失控，列车员对上上下下的人根本不管，尤其对我这种学生模样的人更是不闻不问。在车厢里，我一直注视着站台，但始终没有发现有人来追我，列车开动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看着逐渐远去的月台，我心里突然涌出一阵伤感，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知道的是，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这才发现车上非常挤，到处是人、满地污垢、一车浊气。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挤出一个地方坐了下去。由于昨夜一夜没有睡，在不知不觉中我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我忽然想起衬衫口袋里的三拾块钱，摸了摸还在，心里踏实了一些。那是我离开家前父亲给我的，在那个时候，三拾块钱已经是很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了。估计火车大概已经驶离了河北省境，该是做下一步打算的时候了。为了不牵连家里，我首先决定暂时不给家里写信，让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可能使他们对我的失踪少些责任。尽管这在感情上是残酷的，我也只能如此了。

那么我该到那儿去安身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不能投亲靠友，一来那难免给人家带来麻烦，二来，在那种年代，是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的。特别是，这种做法与我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一生从不有求于人，这个本性至今未改。

最初我有过到边远的乡村找个藏身之处的念头，但很快就打消了。我想我是不能长期忍受那种乡村生活的，何况在当时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什么能逃过这个政权的“世外桃源”呢？一想到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政权，以及我身边所看到的这些愚顽的芸芸众生，绝望的痛苦使我突然冒出一个另我兴奋的想法，当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想法：脱离这块土地——越境。在“文革”中，我已经听说过有人从中越、中缅、中苏边界越境以及偷渡去香港的不少情况。以我的能力，去苏联是最容易适应的，因为那时我已有相当不错的俄语水平。不过从父亲那里我深知苏联的许多黑幕，而且如果我真的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苏联，就极有可能被迫变成苏联的间谍，而这种身份和生涯是我所不齿的。

我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因为这块土地上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也没有了”，因为这里的人们都已经不得不靠谎言或告密来求得生存权了，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把其他人当成时刻都可能戕害自己的狼而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因为这里只有那些生性最无耻、最下贱、最无知的人生存空间最大、地位爬得最高、活得最自在，因为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极端仇视人性、仇视科学和文化的地方，一个煽动一切人仇视一切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地方。

……

的确，我以前早就有过要去国外读书的想法，但经过试探以后马上就明白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出国留学对于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只是白日梦，对此我也早已不再幻想。自从中国陷入“文革”的深重灾难以来，这个社会已使我感到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于是，出国读书就和逃离这个“一片红”的江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纠缠在我的心里了。只是一直还都仅仅是一个愿望，至于实际去实现它，我仍然顾虑重重。一来是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将给家庭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时我也确实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当然，没有促成我下决心的直接缘由也是我犹豫的原因。

此刻，我已经走上逃亡之路了，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感觉强烈地支配我下了越境的决心。毫无疑问的是，我只能取道香港。因为那里有我的一个交情不错的朋友，“文革”前不久他还托人带过一封信到我家里，问我几时能去他那里。父母接到这封信后拆看了，他们很为我担心，把信烧掉了，没有给我看到。后来在他们追问我认识香港的什么人时，我才知道这事。另一个原因是，我“串联”到上海时，认识的那个中山大学的学生卢某曾对我说过，无论何时，如果我到了广东都可以到太平去找他，即使他不在，他家的人也会帮我偷渡。

那时我真的很天真，满以为一旦到了香港，凭着我一身的力气和“一肚子的学问”，总能想办法找到谋生之道，攒下点钱来去欧美混出个样子来。

坐在慢吞吞晃动着的火车上，我一面做着这样的美梦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九点多钟了，从时间估计，火车应该已经进入湖北境内。我忽然想到我有个表妹在武汉，于是决定到她那里去一趟。既然我已经下了越境的决心，那么我行动前只有她是我最后可以相见和话别的亲人了，而且，她也是唯一能把我的打算和去向在方便的时候转告我的父母的人。那时的火车根本没有正常的运行时间，我乘的这次车到达武汉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当我找到表妹住的地方时，已经很晚了。看见我，她十分惊讶，可让我意外的是，当她听说我打算越境时，却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她虽比我小很多，但对于“文革”和产生出这个怪胎的这块土地，也有切腹之痛和切齿之恨，她同意我的想法：与其在这里忍受心灵的煎熬和身体的折磨，倒不如冒险来一次突围。她说，如果她是个男孩子，一定会跟我一起去冒这次险。

第二天傍晚，她把我送上了继续南下的列车。上车时，她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塞给了我。（从衡阳到岳阳）

老木匠

十三

开始失去自由

天朦朦亮时，火车终于开进了广州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广州，我既紧张又有些兴奋地走入了这个城市。但是，我的紧张和兴奋并非由于对广州的好奇和向往，而是因为我打算从这里踏上一条也许是没有归期的路。

在珠江岸边作了少许的徘徊后，我带着一副辘辘饥肠走进了一家早茶店。那是我第一次领教广州的早茶，只见一个个店伙轮番端出不同的大木盘，吆喝着我根本听不懂的广东话走过每张茶桌，盘内摆放着几个盛有同样点心的同一花色的小碟子，由顾客随意自取。不同的木盘里的碟子和里面盛放的点心则各有不同，于是，几个店伙走过后，顾客们桌上就可以出现几种不同的点心了。最后是数碟子算帐：每个花色的碟子代表其中点心的价格。

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要了几碟不知为何物的点心和一壶黑漆漆的凉茶，时至今日，那点心和茶的味道早已没有了任何印象，留在记忆里的只是当时很感到惊诧：我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种社会情况下竟然还有这样一个看上去如此平静的地方和这样一些如此安闲自在的人们，他们慢条斯理地品味着茶点，偶或简短地耳语几句。此外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这是不是就是这个“革命圣地”的人们对待“革命”的一种超然态度呢？

但我的心思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事情上，我想起了太平——我和朋友约定的接头地点，他曾告诉我，可以从广州坐船到那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了一下同桌喝茶的一位中年人，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船票。那人很仔细地告诉了我码头在什么地方，此外没有问我任何事情，显然他是个有些修养的人。

码头的具体地点如今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离我吃早茶的地方还有很远的路。码头的售票处是一间不小的房子，里面挤了许多人在那里排队。我排进了卖去太平的票的队伍，和大家一样都坐在地上等待售票窗口开门。最初，我担心的是不知买票会不会要什么证明之类的东西，如果要的话我该怎么办。问过其他人后我才放下心来：至少去太平不需要任何证明。

拿到票不久就上了船，大约上午十点多钟船开了。船沿着珠江一路向南驶去，只见江面越来越开阔，迎面看去已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了。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沿江不断看到一座座拔水而起的小山岗，看上去蔚为壮观。由于它们都足以隐藏很大的船只，所以即使是个外行，我也能看出它们作为海上军事要冲的意义。午后不久，我踏上了太平镇码头。我只记得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城镇的味道，走出码头好像就进了村子似的，这使我很疑惑，不敢相信能在这里找到朋友告诉我的地址。

当时，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找人问路，不知道该找什么人问路和如何去问。于是决定先自己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路标之类的东西来自己辨别一下方向和道路。我打算要尽可能少和别人接触，以免在接触中被人问出什么马脚。

谁知，我的东张西望和犹豫踟躇很快就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还没有走多久就被迎面撞上的四个年轻人拦住了，为首的一个很客气地问我要到哪里去和找什么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情况会来得这样突然，但本能仍让我很快作出了反应：完全回避了我真实的目的地和所要找的人，而是立刻编造了一个假名字，声称我是来找这个朋友的。那几个人用我根本听不懂的当地话商量了一番，为首的那人说，那我们帮你去找吧，说话中，我看到他脸上渗出一丝冷笑。我赶紧摇头说不用，我自己想办法找。那人晃晃脑袋，连话也不说就推了我一把，他在强迫我跟他走。直觉告诉我，这几个一身农村土气的人可能是当地的民兵。由于不甘心这样容易就就范，我提出了抗议：你们要带我到哪儿去？我又不是坏人，你们没有权利……我站住不走了。为首的那人转到我的面前板着脸说：我也没有说你是坏人，中央文革最近有指示，像你这样外地到我们边境地区这里来的人，没有证明的，一律要交到审查站审查，你要老实一点，不然别怪我门对你不客气了！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沉，审查？送到哪儿去审查呢？要是真的审查出我的身份来把我送回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开始想到要在途中找机会逃跑了，但是这三个人在我身前身后把我围得严严的，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跟他们动武。可是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这是在他们的地盘，要是把事情弄大了，最终总是我吃亏。如果大不过他们，他们就算是把我打死，在那个年头，根本就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先跟他们走，以后的事，再随机应变吧。

从这时起，我开始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十四

在樟木头收容所

我被带进了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派出所立刻派了一名警察和这三个人一起把我送进了樟木头收容所。这间收容所的名字是在他们为我办收容手续的时候我注意到的，当时我还很奇怪，怎么我在太平下船、被扣，结果却来到了樟木头？后来这里的人告诉我，樟木头收容所是当时这里最大的收容所，扣留在这个收容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附近被捉到的偷渡者。

当天，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就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胡乱编造了自己的来历和姓名，满以为能蒙混过去，过些日子就会被放走，或者能找个机会逃走。但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

收容所有个很大的院子，三面都是关被收容者的牢房，牢房面朝院子的一側没有墙，都是碗口粗的木栅栏，除非有人被送进送出的时候，门整天都是锁着的。我进去的时候，牢里已经挤满了被收容的各色人等，总数大约有二百人以上，甚是热闹。物以类聚，人到了任何新地方总是先要找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接近，而且也总是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人。我很快就认识了几个学生，他们都是广东人，其中有一个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姓潘。在那种环境里，彼此之间也很容易相互信任，话题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怒和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不满开始，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各自的个人前途命运上，结果，我们几个都是因对中国和个人前途的失望而打算越境的。这让我有些兴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同志”，可以和他们一起交流有关越境的话题。他们知道我来自北京时，都很佩服我的勇敢。尤其是那位潘某（我至今仍记得他的名字，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在这里提及），他是学西方哲学的，知道许多事，对社会的看法也比较尖锐、深刻，这使我和他最谈得来，话也说得最多。

我告诉他我的实际目的地并不是香港，而是想取道香港到欧洲，在那里勤工俭学学数学。

当我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以后，他警告我想要用报假身份的办法从这里混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久前发生了一次广东人大规模集体强行越境到香港的事件，当局为此立刻加强了对边境的管理和戒备，特别是对内地到这里的人查得更严，搞不清真实身份的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了解到我没有什么刑事问题以后说，像我的情况属于最多属于企图越境，对于当地人来说无非也就是拘留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建议我讲实话，他认为，如果收容所与我的原住地的公安部门联系以后，只要确认我没有刑事问题，一般说来这里就会放人。他还特别希望在我们出去以后能很快见面，他说他要找更好的途径帮助我一起去香港，然后再去欧洲。

……

十五

我成了“犯人”

1968年1月初，石家庄来人了。他们一共是四个人，除去一名警察外，其余的都是学校里的人，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候庆义。原本是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因为几门课程不及格而蹲班，就到了我的班级里。我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和他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也没有过任何直接冲突。更让我意外的是，回程的一路上，对我最凶恶的人就是他。他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冷冷的目光始终恶狠狠地盯着我，但几乎不和我说一句话。以至于我有什么事或要求也从不和他说，我只把他当成一条狗、一条“文革”的走狗。后来我被押回学校接受“批斗”时，有四个同班“同学”曾在“批斗大会”前用三角带和木棍打我，侯庆义也是其中之一，他下手也最狠。

经过两天两夜以后，火车在一个晚上到了石家庄。我原来还天真地以为要把我押解到学校去，可是接我们的吉普车停在了站有两个持枪军警的大门口，一下车我就看见了写有“石家庄市看守所”几个字的牌子。于是我明白我已经成了“犯人”了，奇怪的是，我没有一点慌乱或沉重之感，其实，当时的整个社会就让我觉得它就是一座大监狱，无形罢了。从一个大监狱关进一个小监狱，不过如此而已。

不过我的确是个书呆子，及至进了看守所我才知道“犯人”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一进看守所的院子，就听到有人喝令我面朝墙蹲下。押解我的那几个人走后，一个满脸恶气的警察命令我一件一件脱衣服，每脱一件他就里里外外搜一遍，直到我全身只剩下内裤。当时正值一月份的严寒天，加上又是晚上，我已经被冻得开始发抖了。最后，这家伙又叫我张开嘴、伸出舌头，这是要看看我嘴里藏了什么。他确认我身上没有任何其它可以找到的东西以后，下令叫我穿上衣服，跟着他来到一个小窗前，把从我身上搜缴的手表、钱、粮票和腰间系的皮带都交给了里面的值班警察。我不得不用手提着裤子按他所指的方向走，他紧随在我的后面。经过一条又窄又长的小巷来到一扇关得严严的大门前时，猛听见头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我心里一惊的同时，跟在我身后的那人用很像咬牙切齿的声音对我说：脸朝上，喊‘报告班长，进号！’我犹豫了一下，按他说的喊了一声。随即听到大门上的什么机关响了一下，门开了。我这才知道，刚才的声音是房顶上的一个家伙在喊，那肯定是个站岗巡逻的兵。我心里在骂：妈的，一个傻大兵，可真找着耍威风的地方了。我被带进一个院子，走上一个高台阶上的大木门前，押送我的狱卒从手中一大串钥匙里找出一把，把门上那个足有拳头大小的铁锁打开，又向我喝道：进去！我知道是要我自己把门推开，我只得一只手攥住裤子，另一只手慢慢推开了门。

在昏暗的灯光下，几十双黑洞洞的眼睛一齐盯在我的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冷战。带我进来的狱卒用手指了一下一个座在小木箱上的人：这是值勤员，叫他告诉你这里的规矩。又对那人说，这是“195”，交给你了！“195”是我的狱号，办手续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告知在看守所里不准讲自己的名字和案情，195就是我在看守所里的身份代码。

牢门随着铁锁的咣哴一声在我身后关紧了。那值勤员看了看我，说声跟我来，我就被带到大屋左边的一间大约有6平米的側室，里面散着一股呛人的臊臭味：室内墙角是一个水泥抹的小便池。紧靠小便池的地面有块空出来的地方，那上铺了些草，值勤员的手一指：你就睡这儿！

我没有任何铺盖，只好先靠墙坐下。我右边的一个犯人往里靠靠：喂，先凑和几天吧，新来的都是先睡这儿，你要是运气好，明后天再进来人，就该他挨着尿池子了。没事儿，很快就习惯了。呆了一会儿，他又悄声补充道：这是让刚进来的犯人先得学会挨“泚”（呲）。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下意识中，我对这人似乎有了点好感，他在这个阴森可畏的地方让我感到了一丝人情味儿。也许，这也是我的来到给他带来了他所谓的那个“运气”。

我一直没有说话，也很快就不在乎身旁那刺鼻的鸟臊气了。我的心思集中在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上，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和结果会是怎样的。那时我还存有乐观的幻想，认为等搞清了我没有刑事问题以后，学校就会把我弄回去，到那时我再想脱身之计，到老潘那里去。

一月份是北方最冷的时候，我没有铺盖，幸亏有身上那件美军大衣，我紧紧地裹着它，一会儿就睡着了——在火车上的两天两夜我几乎没睡。


十六

第一次提审

我身旁的人把我从睡梦中推醒：嗨，195，叫你呢！别忘了喊“报告”。

我走到牢房门口时，狱卒已经站在打开的门前了，他看我一眼：提审！我没有想到第一天到这里就有人来“提审”我了，而且时间已经是深夜。这倒让我有写高兴，我以为，这说明我的事情大概很快就会有结果。经过从牢舍大院到审讯室所在的前院的窄巷时，又听见房顶上的卫兵大喊“站住”的恶吼声，我只得按嘱咐的那样回应：报告班长，195提讯。窄巷的门随着一声脆响打开了。

我被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一进门，看见在一张桌子后已经有四个人坐在那里，其中有个女的。他们凝视了我一会儿，朝桌前的一个低矮的水泥墩指指，示意叫我坐下。

当中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开始向我发问，看样子他是个主审，后来我知道他姓赵。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所在单位以后，他歪着头，一脸神气的样子盯着我看了很久，我知道他是在用沉默来示威。终于他又开口了：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里来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我企图越境。我的想法是，反正就是这件事，早点儿让他们弄清楚了早点儿给我个处理，我也好再作打算。他们彼此看了看，赵点一点头：你仅仅是企图越境？就这么简单吗？我回答说是，心里想，他们会认为我还有哪些事呢？赵接着对我说，你对你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还很不清楚，但我们很清楚。今天第一次提审你，就是要告诉你你的问题很大、很多、很严重，你必须想清楚，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比你更自以为聪明、更加狡猾的人我们也都见过。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郑重地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抓错人，我们抓你，那就说明你一定有罪！

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也就是从这里才真正开始。

他这是警告我、暗示我，还是吓唬我呢？从离开审讯室我就开始琢磨赵说的这一番话，回到“号”里也一直在想。这时，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了，而且，下意识中也开始感觉到一切也许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简单。一下子就是四个人来审讯我，这意味着什么呢？

想来想去，我突然明白过来，这一定是我班里的那几个一向把我视为眼中钉的“根儿里红”起的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个有大背景、大阴谋、大问题的家伙。联想起当年学校里高“四清”的时候（那是在1965年），他们就以此想做一次大文章，把我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结果什么名堂也没有搞出来。但他们没有死心，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到机会来把我往死里整了。所以，公安部门的这些卒吏们想知道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企图越境这件事，而是要拿这当成一个“突破口”，“挖出”我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来。

我得认真对待以后的审讯了，在什么情况下该说些什么，说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说，看来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我这才开始感到自己的问题远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心里也变得沉重了。


十七

适应新的环境和身份

日子过去了几天，我很快就适应了看守所“号”里的生活。在“号”里，犯人们彼此之间互相称“同犯”，最初我觉得这种叫法很可笑，但叫来叫去的也就习惯了。特别是在接续又进来几个新犯人，终于把我从尿池边“挨泚”的位置顶替下来，使我进入了隔壁大间牢舍后，渐渐就和一些“同犯”熟悉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似乎默认了自己的“犯人”身份。我没有必要向这些人去解释自己，或者说明自己无罪，用这把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其实没有任何意义。需要我去认真对付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我眼前代表这个专政的那几个审讯我的人，尽管他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几个浅薄无知的蠢才，但他们有无法无天的权利，想要在他们面前保护我自己，是要动一些脑筋的。

至于在“同犯”们当中，我还是知趣一点好，不只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也犯不上和他们一般见识。这几天里我已经眼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宝”之一：如果有谁在审讯当中“不老实”，看守所的狱卒就会叫号子里的“同犯”给他“端正端正态度”，也就是说用尽一切办法加以虐待、折磨。比如“批斗”——其实是假“批斗”之名拳打脚踢；又比如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少给打饭，或者在大家吃饭时强迫他背“语录”，背不出来就不许吃——在那种天气的牢房里，稀粥或菜汤很快就能冻成冰。另外，如果冒犯了号子里的值勤员或他周围那些“积极接受改造”的犯人们，那么一举一动就都会受到监视和挑剔，最终逃脱不了“违犯监规”的罪名而受到各种类似的虐待和折磨。

我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虐待，除去我处处谨慎以外，我还慢慢地体会到一个现象：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时代环境里，许多人仍对“有文化”的人有一种由衷的敬畏心理。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大学生”，是号子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这使得有的人对我敬而远之，有的人甚至努力来讨好我、接近我。这甚至让我有些感动，使我觉得这些犯人远比那时社会上的“造反派”们可敬得多。就这样，我和许多“同犯”成了朋友，有的几乎达到了可以交心的程度。其中有的人也的确对我有些帮助：帮我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在我情绪不好时帮我排谴…….。

当时看守所里关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革命犯”，偷鸡摸狗、杀人抢劫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在“反革命犯”里，有几个是“历反”，也就是“历史反革命”，像什么“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日伪汉奸等等。其余差不多就都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了，当时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 “罪状” 主要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击旗手江青”、“恶毒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等等，归根结底都是“反革命言论罪”。在这些“反革命份子”中，最可笑的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他唯一的一句“反革命言论”是：九千岁得罪了万岁爷，万岁爷火了，就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把九千岁整掉。他说他在受审时只问了他一句话：你说的九千岁是指谁？万岁爷又是指谁？他的回答也简单：九千岁是刘少奇，万岁爷是毛主席。

了解到这些情况对于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它们让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案情：我的情况要比这里的好几个人的加起来还要“严重”得多，而且，有人无意中在议论我的事时脱口而出一句“他是叛国投敌”，引起我心里很大的震撼。没有想到，后来我的主要罪名居然就是这个“叛国投敌”。


十八

“预审”初期

不久，对我几乎不间断的审讯开始了。正式审讯的第一天我面对的审讯者多达六个人，其中有两个记录员，我记得他们好像还在装模作样地摆弄了一阵一台老式的钢丝录音机。

我立刻明白这是在暗示我，也是在向我示威：你的案情重大，留神你的后果！

我也已经拿定了自己的原则：可以和只能说实话的痛痛快快说实话，其它的一切相机行事。

在审讯中我发现，他们对我越境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更大的秘密。我被反复追问的是我是受什么人的指示去越境的，有谁帮助我越界，如何策划的，特别是我出去以后要找什么人，去干什么。这些追问反倒让我放心了，因为这说明他们的确什么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知道的东西。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唯一的目的是要取道香港到欧洲去，我最想去德国读书。因为那里是高斯、黎曼、爱因斯坦、希伯尔特、康德和马克思的故乡，而且，我努力学习过德文，我还提出了要他们找人检验我的德文程度的建议。对此，他们曾相顾不语，我感觉似乎他们心里是承认了我是讲的实话。

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们不再在我越境的背景问题上纠缠了。

但接下来我所面临的问题才真正是我最为难的，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里的言论和行为。最初，我想要和他们讲讲道理，我在审讯中曾说：法律只能惩罚行为而不能惩罚思想，言论只是思想的表达，不是行为。既然不能惩罚，所以审问言论是没有意义的。这几个“法官”一定是对我这番话闻所未闻，更不必说是否懂了，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反应，彼此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

姓赵的那厮突然转过湾来，带着一脸恼羞成怒的样子对我大喝道：你太猖狂了！这只能说明你反动！革命的行动是由革命的理论来指导的，同样，反革命舆论当然就是煽动反革命行动的。你想用狡辩来对抗吗？他这一喝，我明白了其实早已明白的道理：和我面前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绝无道理可讲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公然高帜的旗号就是反对人性，而道理只存在与人性之中。

我必须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

老木匠

二十

在学校被“批斗”

大概是他们也要“帮助”我消一消我的气焰，没过两天，我被押回了学校。预审期间里，对“反革命份子YXY”的批斗大会早已在学校里等着我了。

我双手背铐着被带进学校行政楼二层的一间房间，不一会儿就从门外走进来四个人，都是我的班级的“同学”。看见我，他们脸上都露出得意的狞笑，眼睛里冒着气煞煞的凶光。押送我的警察低声向他们交代了一番就离开了。曾是班长的那个叫刘守春的家伙走到我跟前打量了我一下：你小子也有今天！他咬牙切齿的声音里分明渗着同样咬牙切齿的恨。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早已准备好的三角带，把我围在当中开始了对我的声讨：

你长期欺压我们贫下中农，今天这就是你的下场！

你在班里搞资本主义复辟，为封、资、修摇旗呐喊，你的罪恶十恶不赦！

你老实交代，在班里，在学校，你组织了什么反革命集团，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

你叛国投敌，要去找谁？谁派你去的？说，不说打死你！

………….

他们越说越气愤，一个叫陈宝山的家伙猛地一脚把我从椅子上踢倒在地，与此同时，他们四个手里的三角带就轮番抽打到了我身上，一面抽一面骂，随着骂声的提高，三角带在我身上也越发打得重。不过，由于冬天的棉衣还算厚，身上并不觉得很痛。他们大概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把抽打的重点部位落在了我裸露的部分：双手和头顶。因为我被背铐着，刘守春就用脚把我踢成附卧的姿势，使我的手完全暴露在他们的鞭子之下。更重的几下是落在我的头顶上，我当时还有些纳闷：为什么他们竟然一直没有打我的脸？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是因为还要把我押上有几千人在场的批斗大会会场，他们是在顾及“影响”！

鞭刑大约持续了有半个小时，有人来通知他们“批斗大会”就要开始的时候才告结束。放下三角带时，刘守春还恶狠狠地说：下次再好好收拾你！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从房间里抓了把扫地的扫帚把我身上的泥土扫掉，又扯了扯我的衣服，然后我就被三个都不认识的学生连推带架地押上了学校操场的水泥舞台上。

“打倒反革命叛国投敌份子YXY！”之类的一阵口号过后，对我“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就开始了。

我很仔细地听每个人的批判发言，因为其中会含有我用来应付预审的某些信息。

这些批判发言里，除去那些吓人的大帽子和几个无中生有的可笑捏造以外，我知道了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事情。

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所谓“叛国投敌”的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二是我在学校里搞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三是我历来的“反革命言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里我的各种“疯狂攻击”和“恶毒攻击”的矛头所向。其中，真正值得我重视的其实只有我在“文革”里的言论。整个“批判大会”进行了只有个把小时，各式各样“打倒”我的口号声起伏了很多次，但是并不让我觉得多么慷慨激昂，而是明显地显得很苍白无力、稀稀落落。在被三个人架成“喷气式”的姿势下，我几次把被强按的头台起来向台下望去，那一张张仰向我的脸上看到的多是木然和同情。

“批斗大会”一结束，马上就把我架上了回看守所的汽车，这倒让我舒了一口气。

这次回学校留给我的最大触动和最深记忆是我的被打和把我押在挨批的舞台上的那三个人对我的折磨。那三人我都不认识，可是他们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却想尽办法来折磨我。除去不断踢我的后腿以外，还用力捏我的手铐，但手铐被锁住了，他们捏不动，于是就拽着手铐用力拧，在我的手腕上造成的淤血好几天以后才消去。

无论是我同班那几个“同学”，还是这三个素不相识的学生，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真的出于“阶级仇恨”呢还是来自人类那种虐待受害者的兽性本能？这是对在整个“文革”里残酷地虐待、迫害过别人的每个“造反派”和每个“红卫兵”都可以提出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德国纳粹何以能那样对待犹太人，侵华日寇为什么对中国人那样惨无人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本质上必然是一样的。

自从“文革”以后，对纳粹和日寇的一切暴行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了，何况他们对待的还是“异族”。这就是答案。


二十一

交代问题

批斗我以后，对我开始了几乎是不间断的提审，多数时间是在晚上，有时甚至是半夜。

在出国动机和背景问题上，审讯者们很快就默认了我的供述。因为他们从一切渠道所获得的信息都说明我这个人不过就是个书呆子，长期以来戴在我头顶上的“白帽子”就是“不关心政治”和“白专道路”。从我家里搜走的20几本厚厚的笔记本，全部是数学、物理习题和科学笔记（这些笔记本至今还保存在河北省法院里，始终没有还给我），对此，我想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把时间和精力是用在了什么事情上。

我知道让他们相信我是个书呆子对我只有好处，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表述，尽管我深知我说的许多话对于他们不过是对牛弹琴，但我还是用一副认真的样子说下去，知道他们不耐烦地制止我为止。

这种努力带来的另一个效果是，我比较轻易地摆脱了对我“组织反革命集团”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怀疑。我想，他们也会相信，花了那么多工夫去念书的书呆子大概不大可能组织什么“反革命集团”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太多地纠缠我。

这以后，审讯我的人一下子减少成两个了，这说明他们开始放弃了我是一条“大鱼”的猜测。

最困难的是我的“反动言论”问题。“文革”之初，我的确在曾与我比较接近的几个同学中间讲过一些对“文革”的不满言论，其中很自然就会涉及到毛泽东、林彪、江青这几位主角人物。但我究竟具体说过哪些话，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对谁说的，还真的记的并不清楚了。我很像父亲，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是对琐碎事、闲杂话却时常很快就忘记。

现在轮到要我一一回忆这些言论的时候了，我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涉及到了别人：听我的这些话的人和告诉我这些话的人。

我只能有一个根本原则：尽一切努力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同时，我也得设法尽量使自己所承担的罪名变得似乎可能被谅解。当时，我确信有许多中国人对“文革”是心存不满的，我面前的审讯者里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人。一旦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么我就可以用自己的说法引起他们内心的某些共鸣，或者这就可能争取到哪怕是一点点同情也好。我决定和他们赌一赌。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做法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我记得给他们的第一个回答是：对谁说过什么我都几不清了，让同学们揭发我吧，他们揭发什么我都承认。这样说当然是过不了关的，赵甚至威胁我说我这是在试探他们掌握了我哪些材料。


二十二

漫长的等待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初，对我的审讯进入结束期了。经过几次叫我确认我的“亲笔供词”，在每个有修改之处加按我的手印后，连续几天没有提审我。到二月八号这天上午，我被叫到提审室，又问了我一遍姓名和身份以后，赵突然厉声喝道：站起来！这已经吓不着我了，我镇定地站了起来。赵凝视了我一下，拿出一张纸，神情严肃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

宣读完毕时，几个审讯者都在注意观察我的表情反应，但我没有一点表情。于是叫我签字，我默默地照办了。最后，赵对我说了一句话：看来，你对自己的结果已经有思想准备了！

的确如此。一个多月的看守所生活和审讯过程已经完全打消了我最初那些天真的乐观想法，我已经深知自己所犯“罪行”是什么级别了，我也准备好要在铁窗里头呆上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只是和其他每个被关在看守所里的人一样，希望能尽快对我宣判，尽快把我送进监狱，好离开看守所这把人变成鬼的地方。然而，殊不知这又是我的一个过分天真的希望。在逮捕令上签过字以后，又有过几次零星的审讯，主要是核对一些事实和追加几个问题。从此以后，审讯我的人就像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人来过问我的任何事情，好象我已经被遗忘了。

在这段日子里，思念亲人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我想父亲、母亲，想弟弟、妹妹。想得最多的是父亲，因为自从“文革”以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心情更是越来越压抑、忧郁。有一天，我忽然在冥冥中感到父亲已不在人世了。我不愿相信这个预感，想要推翻它，但我心里好像很清楚，为了推翻这个预感的做法所带来的也许只能是对它的证实。

最后一次提审我时，我向审讯者提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他们似乎有些吃惊，问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我坦率地说，在对我的审讯过程中几乎没有叫我交代过父亲的任何“问题”，以他们对我父亲可能有的看法来判断，这是不正常的。他们相视无语，对我不作回答。这更使我确认了我的判断是真的。那天夜里，我梦见了父亲，他看我的眼神里含着严厉和悲伤。但我没有哭，甚至也没有流泪，只有心在殷血。

从那时候起，为了面对现实，我决定横下心来尽量不去思念家里的亲人。在这种境遇下不思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理智告诉我每当处于这样的感情状态时必须移开思绪。因为这不仅毫无用处，还会让我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久而久之，精神难免崩溃。在感情上这是非常残酷的，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做到，无论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家里的每个亲人，我都应该这样做。

为了能把思愁从对亲人的想念和担忧中解脱出来，也为了让时间过得有一点意义，我觉得自己应该思考一些什么。无论思考的东西是否有用，让思维保持活跃是使精神不会垮掉的保障，只有精神的健全才能在这种环境里维持身体的健康。对于还有没有未来，我心里没有把握，更不敢预料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必须保持健全的身心准备迎接任何可能的未来。为此，首先就必须下定熬的决心，做好熬的心理准备。在看守所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了解到，我所呆的这间12号牢里，至少有十几个人已被关押两、三年以上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历反”。至于“现反”，则从两、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里呆多久，但我还是作了一个预期：半年。我觉得自己有个预期可能容易熬一点儿：哪怕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期待也比什么期待都没有好。

前一段时间，由于要认真应对审讯，我只是机械地服从号子里的生活程序，根本无心去顾及这些程序对我的影响。现在，我得开始用一点心思对待我周围的人和事了，毕竟我已置身在这个环境里，每天都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我得从周围的人和事中打扫出一块我自己的生存和思考空间。

看守所里的生活非常单调，如果不算睡觉的话，每天主要就是三件事：吃饭、放茅（全体上厕所）和“学习”。

管理看守所的卒吏们非常重视在押者们的“学习”，这是思想强制和行动约束的十分有效方式。利用“学习”，可以分散人们的精神、缓解一些人的紧张和忧虑，减少各种可能的意外事件的发生。还可以对在押人员进行分化，区别出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接受改造”的和“抗拒改造”的几类人犯，利用前两类管理后一类，或者利用在这几类人之间所制造的各种矛盾实现“互相监督”，以犯制犯可以让看守们随时了解号子里的动态，方便他们的监管。所谓“学习”，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学习“毛选”和语录，二是读报。

相当一些人犯也很重视“学习”，他们天真地认为，如果在“学习”上“表现好”就可能减轻一点罪行，从而争取到某种程度的“宽大处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很快就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一块宽松一点的生存空间。在这点小小的空间里，我度过了整整30个月。


二十四

体验饥饿

熬的是时间，因而也就是在熬生命。为了保住生命，就得吃饭。看守所的伙食标准是一天八两，每天开两次饭，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上午每人给两个玉米面饼子，一大海碗菜。所谓菜，主要是清水煮萝卜或白菜，水里漂着能数出数来的几粒油星。下午是一个饼子和一碗玉米面萝卜粥。

由于缺少油水和定量不足，犯人们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处于饥饿状态，因此，盼望开饭几乎成了我们的一种享受。特别是在开饭前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家就都开始兴奋起来，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话题都离不开吃。有的人猜测今天的饼子是不是会比昨天大一些，有的人希望这一顿的菜汤里菜多汤少，如果伙房里做菜的家伙不小心多倒了油那就更好了。有些已经在看守所里关了多年的“老号”甚至能准确地预测出哪一天的饼子会大些、菜汤里的菜会多些。这是可以从哪个“队长”（看守所里的狱卒被称为队长）值班推断出来的；有的队长心肠比较好，对犯人有点儿同情心，他就会在值班的那天命令伙房的犯人把伙食搞得份量足一点。也有一种“恨人不死”的队长，只要是他值班，就千方百计降低标准，克扣伙食供给。

开饭前有关伙食的各种议论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快些，不知不觉就迎来了享受饼子和菜汤的可贵时刻。

吃过饭以后也总有一段时间是大家用来对这顿饭进行评论的，这既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享受吃饭的快乐的一种延长方式。有人会非常认真地比较或争论是这顿反的饼子大还是上一顿饭的饼子大；也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解释他对菜汤里究竟是萝卜多好还是白菜多好的研究结果；有时，还会听到关于干粮和稀粥哪个更容易吸收的辩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饭后这些对吃的讨论话题往往都会收敛到某人对他吃过的某个美味的回忆上。这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描述那道菜怎样备料、怎样做法和如何去吃，乃至怎样吃才算是内行。

（改善，骨头汤、肉渣。。。。。）


“ 一打三反”（等待判决）

公判大会

星期六一整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人犯们又开始了种种猜测，有人认为，公判会将推到下星期举行。但立刻有人反驳说，下个礼拜就过了“五一”了，而这类节日前的杀人祭祀仪式是不可能取消的，所以明天的可能性最大。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说：那就等晚上的骨头汤吧！

下午的饭开得很晚，而且，太阳一偏西，就从外院传进来一股股浓重的油腥味儿，深深地嗅着鼻子：骨头汤！这就是说，要给明天的人送行了。

晚饭果然是骨头汤，而且饼子也明显比平时大一些。人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那份美味，没有什么人大声说话。吃过饭以后，除去从个别角落里偶尔传出几声窃窃私语外，多数人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舖位上，似乎在谛听、在等待什么。整个看守所的大院也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得让人发毛。这样的宁静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突然，院子里传出了一阵阵皮靴声、铁锁声和门声，随后就听到脚镣声。那嘩啦嘩啦的声音在夜色里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像是来自地狱，也像是走向地狱，凄怆幽邃，让人不寒而慄。老号们都知道，这是在提解明天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包括从省里其他看守所的死刑犯一起集中起来，关在一间或几间房子里，由狱警加以特殊严密的监管。明天一起被带进公判大会的会场，再一起被押往刑场。据说那个时期人犯被枪毙前都是用这种方式看押的，如果发现有哪个人犯“不老实”，特别是那些大喊大叫的，就要采取特殊手段来防范。后来看到张志新的事，才知道这“特殊手段”之一就是在“示众”前割断气管。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最怕别人说话，尤其怕大家讲真话。人在临死前是最想讲真话的，也是最敢讲真话的，所以就必须剥夺这些人讲话的权利。这就叫“只许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些天里，我一直在时刻准备着迎接自己的这个日子。所以在大家等待骨头汤的时候就已经穿好我比较干净完好的一件衣服，谁在我身边的人看出我的用意，笑着对我说：别胡思乱想，没你的事儿！我说：反正我早就准备好了，保证“脸不变色心不跳”，也做给共产党员们看看！这时候，我和他的目光又不期而遇了，互相笑了笑，谁也没有说话。

门外铁镣的声音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完全寂静下来，我们监号的门始终没有被打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提完了！大家似乎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张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了，号子里突然间泛起了一阵嘈杂声，有人又开始回忆这顿意犹未尽的晚餐，有人则议论起了明天的公判和目前的“打击”形势。我的心里也的确一下子放松了，身边的人捅捅我：怎么样？我说没你的事儿吧？我也笑了：阎王爷刚把我给忘了，也许明天又把我给想起来了呢。

房顶上的卫兵很早就喝令“熄灯”了。我躺下以后一直没睡，突然思念起亲人来了，觉得非常想念他们。我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已真的不在人间了？不知道妈妈在经历包括我的遭遇在内的一切后，身心能不能挺得住？尤其是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他们在“文革”开始时都还没有成年，社会的动荡和家庭的离乱将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和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些影响里有多少是直接因我而起的？我默默地流下眼泪。

自从我失去人身自由以来，我是第一次这样思念亲人，第一次这样感到揪心的内疚。我不能想象将来是不是有一天还能和他们相聚，不知道那将是在何年何月，不知道那时他们会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也不知道那时的中国社会又是个什么样子。

老号们都说，人在判刑前、特别是在被处决前，想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亲人，妻子儿女、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此刻我体会到的确如此。想到我和我家庭所遭遇的这一切，心里的思愁马上就被愤怒代替了。但是愤怒又有什么用？我是有知识的人，应该知道把愤怒变成理智，用理智把我这两年来思考的问题告诉社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我门的国家究竟得了什么病，中国人究竟中了什么邪，为什么仇恨和杀戮这样容易就被煽动起来。

不管我的想法对或不对，既然它是对社会的一种思考，那么说出来就是我的责任。当许多人的思考能力被剥夺的时候，思考能力尚存的人就有责任帮助人们去思考，至少要设法引起大家思考的意识。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它来自我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从此，我也开始珍惜自己的生命了，我得设法保护自己。

从此，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不死，我就必须写些什么，以备在任何可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用我的思想和社会罪恶交锋，这可能是我以后生命和生活唯一的意义了。

天亮的时候，一夜的思考使我变得很兴奋，毫无倦意。

第二天还不到八点就开饭了，吃饭时不断听到院外传来卡车阵阵轰鸣声。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准备押送犯人的汽车。

吃过饭后，大家都又像昨天一样，静静地坐等牢门被打开的那一刻。这个号子里有几个人和我一样，都预感自己的“日子”差不多该到了，我发现，他们都显得神情特别坦然。

不一会儿，铁锁声和门声响起来了。本来十分放松的我，一下子还是感到不由自主的紧张，我甚至要责备自己了：怎么，害怕了吗？我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

皮靴终于踏响了我这间牢房外的台阶，门被打开了。号子里的人都低下头去，我则端坐着，两眼平视前面的院子。这时，我突然间完全平静下来，有点旁若无人的感觉。

经过一段示威式的沉默，狱卒突然喊出我的名字，我立即应声站了起来。他看着我，又问一遍：你是杨晓雍？我回答是。

出来！

我走到门外。狱卒跟在我身后，命令我往外走。我沿着提审时必经的路线走到了隘门前，房顶的卫兵大吼：站住！我报过名后，隘门打开了。当我一步跨过门坎时，立刻过来两个狱警，反拢起我的双臂，把我紧紧地五花大绑起来，同时还戴上了背銬。我被推进前面的院子时，看到那里已经蹲满了被捆绑好的人犯们，至少也有十大几个。我被带到一个人的旁边，被喝令也蹲在那里。这时侯，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竟然丝毫也没有恐惧的感觉，仿佛这样的场景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又好像我不过是在途径自己的一段路，只等着再走下一程而已。

绳子捆得很紧，就在我觉得膀子有点发麻的时候，白（最后审讯我的人）走了过来，他蹲下用手拉拉绳子，然后给我松了松，意外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你没有事，你要老实些！我立刻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他是在告诉我我不在受死刑者之列，警告我不要闹事，否则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自然不会那么傻。我和其他人犯一个挨着一个被押出看守所，又被架上汽车，然后一路来到了当时的“东方红体育场”，在那里，几十万“革命群众”已经等着对我们进行的“革命审判”了。

被押进会场前，我们先被带到看台下面的分隔间里。原来，那里早已有人为我们这些将要被“公审”的人准备好了“胸牌”，上面写诸如“反革命份子XXX”、“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类的字样。但是给我们往身上挂时都是翻过来、字朝向贴身一面的。我故意弯了一下腰，恰看见我身上的牌子上写有“死刑”两个字，最初我怔了一下，白不是刚对我说过“没我的事”吗？也许，他是故意骗我，怕我闹？或者他是弄错了？但这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昨天晚上拉出去的那些人又作何解释呢？我把心一冷，对自己说：难道你怕了不成？难道原来不是每天都在为此作准备的吗？现在，到时候了！

上面的几十个高音喇叭乱哄哄地叫了一通，终于传出了“公判大会现在开始”的声音。人犯们依次被拉了出去，先拉出去的都拖着脚镣，这些肯定就是死刑犯了。见这情景，我心里又涌起了生的希望。我忽然明白了：我一定是“死缓”，我的牌子上写的一定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面的字我没有看到罢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公判大会”开的并不长，几个发言者唸了那时代千篇一律的“批判”八股后，就开始“宣判”了。前头十个人都是“死刑立即执行”（其中有的是杀人、强奸犯），第十一个轮到的就是我：“反革命叛国投敌份子杨晓雍”，罪状是“ ”，判决果然是“死缓”。我后头还有几个死缓，接下来的是无期徒刑，少数几个是有期徒刑。

公判大会一结束，所有人犯立即被押上汽车。我前面有十辆车，每车一个人，从我这辆车开始是每车两个人。车队缓缓开过市区最繁华的主路——中山路，马路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许多人还向车上指指点点，极少数人甚至向车上投石子，但搞不清是想打犯人还是押解犯人的卫兵。车队一过桥西，我这辆就向左拐弯了，而前头那十辆则一直朝前开去，我知道，那是去刑场的方向。

那天，一共是判决了三十个人，死刑的十个，我是第一个没有判死刑的。

回到号子里，我明白人们都已经知道对我的判决了，因为那时外面的各种“公判大会”的实况都一定要在看守所里转播，为的是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威慑，指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同号们都用微笑迎接我，有人轻声说了句：捡了条命！看我那种似乎是无动于衷、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唉，起码住半辈子监狱，出来的时候，五、六十岁嘍！

有几个平日和我较为接近的人则围向我，有安慰、有劝戒、也有开导。主要是叫我想开些，到了监狱里千万不要“犯任何错误”，两年以后，一定会改判无期徒刑，如果表现特别好，也可能改判成有期徒刑，但至少是十八年以上。人们异口同声的是，不管怎样，到了监狱总比看守所这鬼地方好得多，那里活动范围大多了，可以劳动、能学到些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能吃饱饭。总之嘱咐我到监狱后要好自为之，既然留了一条命，那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方长啊！

而且，我被告知，要随时准备离开这里，没有几天了。

对他们的各种善意表示，我自然一一回以感激之词，但是我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夜我没有睡

昨天晚上是公判大会的前一天，那一夜我想了很多事，几乎没有睡觉。今天晚上，在了结了一件大事的同时，我又迎来了另一件更大的事。了结的是在看守所里两年多来一直在等待的判决结果，就是这个结果让我迎来了另一个等待，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尽头的等待。

这一夜我根本没有睡意。

在公判大会上我对宣判场面和判决结果差不多是麻木的，我想不起来自己想过些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想的，即使想也没有用。此刻，一团团思绪却像肥皂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盲无方向地到处飘来飘去。最终我还是盯住了一个，一直追逐它想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迈过鬼门关的时候把命从小鬼们那儿偷回来一样，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这段“一打三反”期间里，前后宣判了好几批人，每次都有人被枪毙。在这些人里，特别是其中的“反革命犯”，大多数人都是屈死的。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罪行”很少有比我更“严重”的，就当时的历史状况看，我的“罪状”够杀两回也不止。可我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这不能不仍我去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我相信是我最初的“交代”策略把我从枪口下救出来的，这是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善恶感大体上差不多的结果。在那个年代，

接着我想到了前头那茫茫无期的时间和其中完全未知的狱中生活。

押往监狱

一九七Ｏ年五月四日，这一天正好是“青年节”，我和看守所里的十余名人犯一起被押上了开往监狱的汽车，来到了市“第六劳改队”。

这是一所以汽车为劳动主业的劳改队，我被分进了“大梁”中队。中午饱饱地吃了一顿后，下午立刻就和中队的劳改犯们一起进入了工地。所谓“大梁”中队，劳动任务其实就是组装汽车底盘。那时所组装的主要就是“解放”卡车的底盘，其中大部分组件也都是这个劳改对的其他中队生产的，如大梁、过桥梁等等。

这个中队一共大约有四十几个人，中队值勤员姓张，据说原来是部队里的一个连长，因“男女关系”问题犯罪，所以是个刑事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狱方从犯人里指派来管理其他犯人的班组长、值勤员一律都是找刑事犯，他们对刑事犯要比对 “反革命犯”放心，一向如此。

我被分进这个中队时，一定是有负责“管教”的卒吏对值勤张事先做了交代，所以一到工地张就特别对我提出警告：你是个什么刑期你自己很清楚，无论是在工地还是回到监号，你的一切行动都必须随时随地报告，你要规规距距接受监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两年以后得到从轻改判。这是个犯人小头头，也是直接管我、监视我的人，我知道，对他我必须表现得绝对服从，否则他有的是办法来“修理”我。不过我后来发现，此人却并不太恶，对人还算厚道。

开始“劳动改造”

我很快发现，没有任何人对我有丝毫的同情，有的人甚至在幸灾乐祸地想要看我的笑话：看看这个“大学生”有多大的能耐吧，叫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劳改，什么叫监狱！积看守所里30个月的经验和种种道听途说，我已经知道了监狱里的一些“规矩”，至少知道每个新来的犯人是一定得经过各种欺负以后才能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我不打算破坏这些“规矩”，也没有必要去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先要求自己能“入乡随俗”吧！

来到大梁中队，作为新犯人，我被指派干的活是抗大梁片。“解放”卡车的大梁片每片长六米多，重量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斤的样子，这个重量，对当时的我来说原本真的是“小菜一碟”，那时，在学校的举重场地，我可以轻易地举起九十公斤的杠铃。不过，由于刚刚从看守所出来，身体还处于严重营养不良和虚弱的状态，所以抗大梁时还觉得相当吃力，走起路来总是一路踉跄。我是个要强的人，无论什么事都不愿给人看不起或看笑话，所以我还是咬着牙坚持着一根一根抗了起来，并且轻轻地放到了指顶的地方。有些人对我也报以惊叹的目光，我听见他们悄悄地议论说：没想到这个书生样的人还真有把子力气！行！得到这样的肯定，我知道已经为自己争得了立足的一席之地。

在“大梁”中队，有一些属于“技术活儿”的工种，比如在大梁上用量尺给各个组件定位，用锋钢划针在大量上划出定位线，为铆接做好准备。通过简单的观察，我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技术”之所在。当时，在做这项工作时，经常出现分别在两条梁上尺寸准确，但最后却发生较大误差的情况。其中的原因，我早已心知肚明。有一次在收工后的“生产讨论会”中，我提议说，除了在两条梁上分别定位以外，还应该在两条梁之间用对角线法加以校正。经过我的建议，后来很快就解决了误差问题。为此，值勤张还在小组会上夸赞我说：“看看，还是人家大学生，刚一来就把咱们一直没法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以后，大伙该学的就得学着点儿。”就是从这件事上，我看出这个值勤张人性还是好的。

不过，在这里，我也看到了自己从来也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所谓“无声铆”。无声铆是个弓形的铁家伙，在弓弦的位置上有一个可以伸缩的“铆头”，动力是液压。只要一按液压控制按钮，铆头的活动部分就会自动向另一端迅速压去，把烧红的铆钉压扁，直到把两块要铆接的组件紧紧压在一起。这东西很重，至少有三十来斤，“把铆”的犯人是很有力气的，他举着无声铆一天在大梁上下起起伏伏几百次，劳动量相当大。而且他发出按钮指令的时间和决定是否铆某个铆钉，对铆接的质量也很关键。所以这个“把铆”工是很受大家尊敬的，他也因此而往往很得意，自视比别人高了一等。

不过，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液压按钮与铆把是分离的，由另一个人来控制，控制按钮的人必须听到把铆的人喊“好”后立即按下按钮，铆头才加压而动作。两人配合稍有不当，铆接效果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在不久以后解决的。


对消极怠工、破坏生产者的“批判”

犯人们每天从工地收工回到监号里以后，吃过晚饭就立刻开始“学习”。劳改对里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和看守所里也差不多，只不过时间短得多，另外还时而要总结一天的生产，这就减少了一些令人厌恶的程度。

在总结生产时，除了要提出和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产量以外，往往还对那些“劳动表现好”的犯人给予表扬，如果有谁被认为在劳动中消极怠工、甚至“破坏生产”，那就要遭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和“批斗”了。

消极怠工者确实是有的，有的犯人是生性就懒惰，也有的人是因为“不认罪服法”或者其他什么“思想问题”而在生产中有意或无意磨洋工。对于这样的人，通常是在班组里给予警告，有时是用减少第二天的口粮来加以威胁。克扣口粮一般是监狱里不公开允许的，但班组里的犯人私下这样干，带对的“队长”（监狱里的中、下层卒吏）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而多出来的那一、两个干粮通常就被班组的犯人头头偷着分吃掉了。这种办法对消极怠工者其实倒是最行之有效的，毕竟在监狱里把肚子填饱是头等大事。

至于所谓“破坏生产”的“反改造份子”，尽管我所看到的都是莫需有的罪名，但遭受的折磨就难熬多了。记得有个犯人搬了一个有裂隙“元宝梁”（保险杠后的第一个横梁，用来安放并固定发动机的）放到了待铆的纵梁上，铆接好以后被人发现了裂隙，于是不得不铲去铆钉，拆下来换上好元宝梁重新铆接。班组里的头头立刻把这事报告给了队长，队长把手一摆：回去批他！

于是，一吃过晚饭，这个“反改造份子”所在班组的犯人监舍里马上就热闹起来了，我恰好是在这个班组。犯人组长一声喝令：XXX站起来！此人刚一站起来，立刻就出来几个犯人对他又是按头、又是剪臂、又是踢脚的收拾了一番。

老实交代，今天你干了什么？

我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你没干什么那个元宝梁自个儿跑到纵梁上的？

是我搬上去的。

你搬了个什么样的元宝梁？

有个裂缝。

有个裂缝你还往上搬？

我没看见。

没看见？你有眼睛没有？你瞎不瞎？

不、不瞎。

不瞎你为啥看不见？低头！再低！妈的，不老实！

我没注意。

别人怎么注意了？说，为什么别人看见，你看不见！

我……下回注意。

下回？这回不交代，下回怎么注意？

他妈的，你不老实……

于是，一阵推推搡搡和拳打脚踢就落到这可怜的家伙身上了。

接着，上面的“批判”又几乎完全同样地再循环一次。

一般地说，对这些“破坏生产分子”的“批判”至少要持续三、五天，直到又有新的“破坏生产”的“反改造份子”被发现，或者劳改队里要传达和学习什么重要的改造精神时，“批判”才会不了了之地结束。结束的方式是被“批判”者写出“思想检查”，向“政府”认罪。


我的狱中生活原则

基本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以后，我做了长期在这里活下去的准备。不知为什么，自从踏进监狱大门的那天起，一种预感就在冥冥中出现在我的心里：我不会就这样按既定的刑期在监狱里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或者死在这高墙里，或者有一天突然间离开这个地方，不过到底是何年何月就无法预料了。

我为自己定下的第一个原则是必须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在这里，我看到、听到许多因工伤而致残的事，有人被迸溅的铁屑打瞎了眼睛，有人被冲床轧断了手，有人被大梁片砸折了腿…….。我想，如果我能活着从监狱出去，那就一定还要能做我想做和该做的事，所以必须有一个完好的身体，绝不能让身上的任何地方受到伤害。在这种天天和铁打交道的地方，我务必处处小心翼翼，每一个动作都要求自己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完成。果然，此后原本是个粗枝大叶的我，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准确了。在狱中的十来年里，我没有缺过一天工，同时我也一直毫发未损。我本是个多少有些粗枝大叶的人，但是在监狱里我却养成了非常强烈的劳动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我在狱中生活的第二个原则是不给自己制造任何人为的麻烦。对人、对事一律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尤其是在那些蛮横无理的家伙们的面前，防而避之、敬而远之。在监狱里，或者是生性粗野、或者是出于对判决的极端不满而寻求发泄，有少数人是非常蛮横的，尤其是那些生性粗野的人，经常会无端寻衅闹事，轻则谩骂、重则打架斗殴，甚至打得头破血流。

在他们面前，我尽量避免发生任何冲突，当他们无理寻衅时，我总是卑谦地表示：我是初来乍到，有冒犯的地方，请多多原谅。这些家伙大多是“顺毛驴”，经我这样一缓解，一般也就不再继续为非作歹了。不过，每当这时，我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显示一下我的肌肉和力气，比如顺手用手指把一根八号铅丝从弯处弄直——那是要有很大的指力的。

还有极个别因偷盗抢劫、杀人强奸之类的罪行入狱的人，由于自己是文盲，处于极狭隘的嫉妒心而特别仇视有点文化的人，初见我时也是白眼相待，甚至借用毛泽东的话来冷嘲热讽说：，“他妈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这类人，我心里既蔑视又怜悯，在态度上努力保持平和，绝不流露丝毫看他不起的神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对犯人的要求上，非常被重视的一件事是所谓“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我当然不可能“认罪服法”，更谈不上什么“接受改造”了。但是，为了能够求得一个生存空间，特别是为了争取到一点自己的自由思考空间，我不得不打造出一副“接受改造”的假面。在哪个时代，人人都不得不用两副面孔生存，一副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另一副则是专门用来展示给他人看的。监狱里的人则尤其要学会这样的本领，否则，不被别人逼疯，就是自己把自己逼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非常健全的心理、非常顽强的意志。就这样，一个十分善于“伪装积极接受改造”的我就渐渐地成形了。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原则，这个原则对我完成我的“写作”任务，是必不可少的。


开始“重新犯罪”活动

因为我决心要在监狱里完成一件事，为此我必须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使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这就需要我让狱方对我感到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还要让他们觉得我对他们有点用处。所以，我不得不个自己戴上一副假面。

什么是我长久以来就一直想要做的事？那就是写下我对中国社会的思考。这已经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了，为此，我甚至置生死于度外。时时刻刻都在想：我要写些什么、利用什么机会写、写在什么上面，以及如何把它们保存下来。特别是写在什么东西上的问题最为关键，因为这决定了能否安全地保存下来。最初，我用柔软轻薄的稿纸作尝试，但发现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存放它，当我试着把几张这样的纸塞进被子里时，如果用手捏一捏的话，它的硬度和声音是很容易被感觉出来的。只有把布塞在被子里才难以被察觉。于是我想，把字写在布上可能是最容易藏匿起来的。我开始试着在布上写字，为了能写下尽可能多的字，就必须把字写得尽可能地小。为此，我做了许多尝试，最后，我终于能够用磨得极细的沾水笔尖在白布上写出只有绿豆大小的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认辨出来。不过，我极力使我写的字只有我自己才可能认辩，为此，我着意自造了一些特别的字和符号，既可以节省书写空间，又能用来掩盖其中的某些关键性内容。这样，如果万一我的形迹败露，事情被发现，我还可以保留一点为自己开脱、减轻的余地。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在后来真的救了我。

从此，我开始了这一在狱中的极端“重新犯罪”行为。无论是在劳动的时候，抑或是在休息时间里，我都在构思我的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每晚上床后则把一天里想好的东西加以整理，并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那么又选择什么时间、利用什么机会写呢？这倒并不困难。那时，狱方经常要求犯人向直接管理犯人的卒吏——即“队长”们“汇报思想”，其内容主要就是“深挖犯罪根源”、表示“积极接受改造”之类的东西。写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不消十几分钟就能拿出一篇像样的“思想汇报”来。于是，我就以写“思想汇报”为借口来为我的“犯罪活动”打掩护。而且每次都先用一点点时间把“思想汇报”写到差不多结尾的地方，就立刻开始在早已准备好的布上写我自己已经贮存在脑子里的那些文字。可笑的是，在布上写的文字常常恰好是和纸上的“思想汇报”完全相反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思想汇报”里刚刚“汇报”说“自己后悔没有好好学习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ˊ，所以走上了犯罪道路，今后只有积极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深挖犯罪根源，彻底改造反动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写在布上的话则是：“毛泽东的头脑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帝王思想，他害怕并仇视一切科学的、民主的、先进的现代观念……为了统治和愚弄人民，他创造了ˋ无产阶级专政ˊ这个用铁拳张开的铁幕，用来剥夺人除了衣食以外最重要的思想自由……”

每当做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我时常暗自好笑，感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以剥夺思想和思想自由为业的“铁拳”在思想面前其实是多么愚蠢和无能。

由于我几乎每周都要向“队长”交上一份“思想汇报”，所以不久我就受到了口头表扬，很快就成了一名“积极接受改造”的犯人，并要求其他的重刑犯（当然是那些“反革命犯”）向我学习。而队长的表扬对于其他犯人来说具有一种权威性的作用：许多犯人开始对我毕恭毕敬起来，经常设法用各种方式和我接近，例如，帮我打饭，替我卷烟等等。还有一些人也来求我为他们写“思想汇报”，希望也能以此获得“政府”（在犯人里，“政府”一词是监狱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的好感。

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犯人对我不以为然，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敌意和蔑视。这主要是一些“现行反革命犯”，其中有“公开不认罪”的“反改造份子”。而在我的心里，对他们却是油然起敬的，我不打算、也没有权利责备他们“不识时务”，他们选择了自己公开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这至少表明他们是条硬汉。至于我是不是“硬汉”，我自己不下结论。

到劳改队大约两个月后，我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的写作。预先洗好一块白布是基本的准备工作，每次使用时，从这块布上撕下巴掌大的一块来用于写字。布必须是质地细密的细布，否则钢笔写上去就会洇没字迹。经过试验，监狱里发的白布狱服是合用的料子，所以我保存了几件半旧的狱服作为我的“稿纸”，直到最后也没有用完。然后，我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危险的工作，每次最多大约可以写一千字左右。为了不致忘乎所以而出现任何差错，我也限制自己每次最多写不超过一千字。多数情况下只能写五百到七、八百字。写好以后，我草草检查一遍就立刻把布片塞进早已偷偷拆开一角的被子的棉絮夹层当中，再把被子缝好。事实说明，我做这件事的过程的可靠性是有保障的，从未引起过任何人的怀疑，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不过还是有过一次险情，那是在一个星期天休息是发生的。那天午后，犯人们大多在洗衣服，有些人在下棋或玩扑克。我缩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开始了紧张的思考和写作，正当我埋头用功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轻请叫我的名字。我一抬头，中队长（记得好像杀姓李）正站在我面前的床沿边。我立刻压住了心里瞬间的一惊，极快地把写了一半字的布片用左手折成小块纂在手里，然后用左手拿起一叠纸站了起来。

你写什么呢 ？队长看着我问。

报告队长，我在整理中队的学习情况汇报。这是高队长要的材料。

我从容不迫地回答着，同时把预先已经写了两页的“汇报”交到右手递向李。李只是在铺前用眼扫了一下我手里的那两张字纸，连拿也没拿，朝我点了一下头：快点，高队长等着要呢！

看着他走过去的背影，我心里长长舒了一口气，冷汗也出了一身。幸亏我每次做这事以前总是预先准备好几张写好的字纸，而且这些字纸也都有由头：家信、“思想汇报”、小组或中队的学习情况汇报等等。不过，这次有惊无险的事件还是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务必得分点心留神身边的动静。就这样，在劳改队里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大约写下了将近十万字的密文。载有这些文字的布片已经铺满了我厚厚的褥子夹层，以至我的褥子比别人的都要重些。不过无论用手怎么去摸，都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我是在每积攒一批写好密文的布片以后，就利用拆洗被褥的机会把它们缝进褥子的夹层里。后来又安全地带到了省监狱，继续了达近三年之久。

老木匠

第二部 在二监狱

转移到第二监狱

我在劳改队过了不到一年，一九七一年，刚刚过了新年不久，一天出工前的气氛让人感到有些紧张，大队、中队的所有队长们都来到了监舍区。

犯人们整队集合后，大队长满脸严肃地站在全体犯人面前宣读了命令。他先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命令这些被点到名字的犯人出列，留在监舍里待命，我是被点到的一个。

被留下的这些犯人都很紧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人们开始在下面悄悄地议论开来，出现了各种猜测。我倒很平静，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一样的，反正一切都只是在这高墙之内。不过我们很快发现，留下的人一律都是重刑犯：刑期至少都在二十年以上，大部分是无期和“死缓”。

大队长又点了一遍名以后说，我们这些人将立刻离开这个劳改队，转移到省第二监狱去。他命令大家马上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他又特别交代说，这是监狱对犯人改造的正常调动，要求大家不要产生任何情绪波动，还说，第二监狱里的条件要比这里的好。

押送我们用的不是大卡车，而是大客车，两层玻璃窗都关得严严实实。20几个犯人坐进大客车里很宽松，另有十几个携枪的警察也上来分散在几个重要的位置上，对我们进行监视。大客车的前后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几部警车分别在前面开道和在后面监押。

一路上，大客车经过市区的一些主干道，我们这些在高墙里关了几年的人看到久别的街道和行人，包括我在内都显得很兴奋，尽管这些“景色”原本十分平淡无奇，但不知为什么还是那样让人感到亲切。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景色是与我们的自由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它仿佛使我们在一瞬间暂时置身在曾经有过的自由中。我叹了口气，心想，即使现在我能够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去，那又怎么样呢？那里有什么能让我快乐的事吗？那是个能容我的世界吗？唯一可以短暂慰籍的就是我可以和亲人团聚一时，然后又将如何？一起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苦争苦渡吗？我不愿再想下去，这时，我怕想到亲人，怕去想象他们的处境。

大客车缓缓开进了另一座高高的围墙，这边就是后来我呆了八年的第二监狱。

下车以后，又点了一次名，我们这批人就被第二监狱的队长们分别带到了不同的中队，我来的中队是汽车修理队。到了监舍里，有值勤的犯人为我安排了房间和铺位，并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吃过午饭，我就被送到了工地，那里到处是破旧的汽车，绝大部分是载重卡车。中队的一位队长问了问我的情况，就叫人把我领走了，我和两名老犯人在一起，干的是“钣金”。所谓“钣金”就是修理汽车的各处蒙皮，把被撞坏的地方加以焊接、补平、拉直，然后再交给喷漆工打腻子、喷漆。我觉得这活儿很乏味，打不起精神来。两个老犯人认为我的思想压力重，就在一旁开导我，劝我说，熬着吧，你还年轻，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你看我们都已经熬了二十多年了，这不也都快要出去了吗？听了他们的话，我的心里一沉：二十几年！难道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监狱里一呆二十几年？说来也奇怪，不知为什么，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信念：我绝不会像这些人一样在监狱里呆上二十几年，甚至大半生。我或者会死在这里，或者将在某一天离开这里，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这像是预感，也像是信念，后来，就是这种预感或信念一直支持着我在监狱里的生活。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对一些烂铁锤锤打打，很是乏味。但处于对两个老犯人的体谅，我还是尽可能多做一些，他们看在眼里，对我渐渐有了好感，也尽量要我做些技术含量高一点的活儿。在劳动中，那个姓马的老犯人经常好问我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我的案情和我对判刑的态度。这也是监狱里的犯人之间常见的话题，我没有特别的警惕，无意中难免带出一些牢骚和不满。

（未完）

老木匠

我的先生易卜维和他未完成的《文革记事》

作者：绿枫

　

我和易先生的妹妹在大学里不仅同窗，而且同室，注定了我和易先生的缘分。在易先生出狱重反他的母校任教后,我认识了他,并嫁给了他。我因为与其小妹相知，故他与他的家庭都让我钦敬。经历过文革时代的我，看到这个家庭在经历巨大灾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正义、善良、坚韧和文化教养。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宣武区的简易楼里。就如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所说的一样，这个曾经住过上海的花园洋房、住过北京花木扶疏的温馨庭院的人家，在被抄家、扫地出门、经历各种劫难之时，一个个外貌纤秀的人，依旧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对文化的渴望、不甘颓唐、保持着尊严，并且不屈不挠地为蒙冤入狱的易先生申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看到太多的扭曲的人性，虽然争取生存得更好是人的本性，但是亲人的背叛、朋友的落井下石、邻里的反目，那些“人性”中的自私、卑鄙令我颤栗。我眼见亲人的背叛使我的老师走上绝路，朋友的诬告让无辜者死于非命。可是，易先生的家人在那个年代里，虽然屡遭磨难，一家人始终互相关心，彼此安慰，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没有人因为易先生入狱而怕沾边，影响自己。从燕山野人的《怀念哥哥》中，从易如玉纪念哥哥的文章中，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自己也处于困境的时候，还一直惦记着倒霉的哥哥。郎郎先生在他的博克中所写的《我和易先生故事》中，回忆了易先生的母亲和妹妹去狱中探监的情景。这些都是年年复年年，多少探监路的一小段。除非，他们自己也无人身自由的时候，探监、寄包裹的事就没有停止过。在我整理易先生的遗物时，在一只漂亮的糖盒里，还珍藏着他在狱中时，亲人写给他的一些信和包裹皮。

当我一九七八年在大学里认识易先生的小妹时，他的年近七十岁的、失去丈夫和一个儿子后，依然仪态高雅的妈妈还在不断为他申诉，十余年，没有一天放弃。是正义、善良与爱心的坚持感动上苍，申诉信终于得到邓小平的亲自批示。我的婆婆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女性、普通的中学教师、典型的贤妻严母，在我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四个孩子在经历巨大惨剧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变节、背叛亲人，没有一个人消沉、放弃真理，没有一个人放弃学习，女儿们甚至不放弃美丽的仪表。在国家走出文革阴影之后，她幸存的孩子们个个事业有成。而且，她的儿女个个有好厨艺，女儿还都会做衣服。80年代初，每逢假日回来，我们的女生宿舍都举行自发的“时装表演”，易先生小妹带来的都是姐姐易如玉的新作品，我们称如玉姐姐是八杉恭子（日本电影《人证》的女主人公、服装设计师）。我的婆婆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我认识的易先生，不修边幅，架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镜。我佩服他在一番炼狱中所保持的镇定与坚毅，在他来说，这坚毅体现为书生本色。他周围的环境十分复杂，也有社会渣滓，根本谈不上文化氛围。而他以服刑人的身份，不仅在狱里做出数学难题，还成了修理汽车的好手，并完全自学了英文，这真是身陷囹圄不堕青云之志。后来，易先生对我讲他的经历时，曾经说过，他在狱里一度摘去眼镜装文盲，但是其他犯人不信。易先生专攻数学，理化亦好，所以他后来教理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时，所有专业的同学都爱听他的课。当时，更令我这个历史专业毕业生佩服的是，他的中外文史修养超过我这个学专业的。

在与易先生朝夕相处的二十余年中，我体会到他的书生本色还体现在他的社会责任感与真诚上。他教书全心全意，完全无功利之心。文革遭迫害，青春已经被摧残，而他平反回母校任职，以往十余年一分钱未补。从四十六元开始拿月薪。他的一位恩师是省人大代表，自己为他奔走，得一千元生活补助。这位老师告诉他，要他配合，继续争取。可是，易先生觉得他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于是领了一千元，谢了老师，从此不想此事。家中一切木工、电器活儿他都自为，生活简朴。在我们的陋室中，唯一令来客注意的是书。我们一直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最大富有。当商品经济冲击着各个领域，人际关系、甚至学术圈中出现的所有“新的游戏规则”，他都不懂，或者说根本不理睬，他认为学术只有求真。

大约在一九九六年，他受聘给外校的研究生班讲授自然辩证法，班上不少学员都是省市机关干部，甚至身肩重任。当时，省科技厅一位年轻干练的副厅长也是学员，他曾经说过，不知道省里还有这样好的教师。一天晚上已经过了十一点钟，他忽然来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访。他带来一箱水果，提出请易先生主持省里一项重点课题。我也在大学任教，对学校里的事情和新的现象比较了解。我知道多少人为了一个小课题千方百计，如此重点课题送到面前，不喜形于色，满口应承，也要心里偷着乐。但是，易先生不管我的眼色，提出要我去干自己的事。他对副厅长说，这个课题需要团队，并建议找省科学院某所更为合适。而我完全了解按照现在的“游戏规则”，遗憾他没有接下这个课题，如何干是下一步的事，而主持人必是自己的，也许因此而获奖，或成为省管专家。对于人生不顺利的易先生，也许是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但是，他不愿意“沽名钓誉”。我们有时也请客，不是他的老师，就是他的同学、患难朋友和有困难的学生。他觉得，如果谁已经身处要职，人家很忙，就不必打搅了。如此，他的一生有传奇，却不算“成功”。

他没有写完的《文革记事》，也完全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认为是留下一段历史给后代。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与论文。他退休之后，还写了一本指导高中生如何填写高考志愿、走进大学如何学习的书，书名是《走进大学》。因为，我们周围总有一些家长带了孩子，就高考报志愿的问题向他咨询。在他去另一个世界不久以后，他的一个在加拿大读博的学生回国探亲，我把易先生的两本书送她留念。2006年11月的一个晚上，她来电话，告诉我她几天前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那个时候，她想到的就是她的父亲和易先生。她说，她打电话告诉我，就是觉得冥冥中，易先生关注着她，她想让易先生高兴、放心。她说，她重读易先生的书，其中一些话是易先生在讲课时强调过的，她说，她现在把这些话继续告诉她的外国学生。我想，这才是易先生内心真正想要的。

这个家庭是普通的家庭，易先生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普通的男人。作为丈夫，他还时时表现出大男子主义。我们的生活再普通不过，而且各忙各的，很少浪漫。其实。许多事情平平常常每天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会习以为常，没有感觉。可是，当这习以为常消失之后，却让人回味无穷，有时会觉得痛断肝肠。当我在学校开马拉松会的时候，我再也接不到他带有质问口吻的电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我散会回来，抬头望望，再没有等待的灯光。上火车，我一个人走，下火车，站口再没有他的身影。我清理我们那经常结霜的冰箱时，我知道他在的时候，我没有清理过。由于误诊，我一直以为他的腰痛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他的好胃口一直到确诊之后。我只顾期末学校的繁忙工作，谁知竟是胰腺癌转移至骨。他去另一个世界以后，我才发现他藏着的一本日记。从日记中，我看到，他在确诊一个月之前，已经怀疑自己身患绝症，但是他觉得我压力大（值我校的年终考核严格，而且学院要我授课之余给全院教师计算考核分数），家中八十多岁的母亲尿毒症数年），因此不想告诉我他已患重病。在我回家的时候，他一直强打精神，想坚持到我回京探母，他再自己看病（他很有个性，在平日有不适的时候，也烦我嘘寒问暖，总说让他一个人安静安静最好）。在这本日记上，他连遗嘱都写好了，粗心的我真没有发现。就和没有发现这本日记一样，我还发现他十年前写给我的一首词：“天长地久，有几回花好月圆？夫妻恩爱，更多少情意绵绵。难得今宵这般好，光阴且住，休去也。……”为他弟弟的诗集出版，他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写道“犹忆儿时两同行，于今具是霜鬓人。瓢蓬劳尔携弟妹，丧乱代我侍双亲。为兄惭愧乏爱助，长夜无眠吟不成。和须夸张长枕被，诗心可共手足情。”重读这些诗词，我百感交集。

人们都说，时光可以修补一切创伤，但是值得珍藏的东西，时间越久，才越显珍贵。

我和易先生的弟妹，为他写了一篇铭文，大概可以概括他的一生，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少年聪睿，言行卓尔不群。文革罹难，陷囹圄十有奇年。一九七九年平反回母校任教，其博学多才，深刻敏锐，教书育人，广有口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获曾宪梓基金会授予之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卜维一生，上孝下悌，铁骨柔肠，斯人已去，亲人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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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有关易卜维更多的文章可以在我们为他建的易卜维博克看到。他当年在监狱的死刑犯难友张郎郎也在他的博克中回忆了那一段历史，请到郎郎的博克去看。

caida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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