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刚

只要你灌得满，灌得顺，灌得风流，灌水也要加精。

王清营

仿戏仿一下周老先生呀,莫见怪:

向者,华族之人偕行，遇巨石，阻。久之,困，议曰:何若辟之?有为前锋，有为后勤，或曰:盍描石之状而绘石之害,亦奋吾人且传后世也。

中有文士,闻之,曰：石,我睹之矣，石之害,我亦知之。然,巨石于我何有哉,石必文之,而文必石乎?若文必石,愚,一世而亡,非吾志也,余之所志,其在千秋万代乎?

   问:咋办?

   答: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

兮兮

32的不错。总算说了“石必文之”，然则留待何人文之？码字的都不文,难道要农夫去文？要厨师去文？还是要商人去文？（不过哦，我现在觉得，真是可能要由他们去文了。）我文可从来没有阻挡作家写花鸟虫鱼，不存在“文必石乎”的罪状。好一个千秋万代！好一个人性！既然你承认作家要表达人性，请问，熟视无睹的精神创造者，可怜的鸵鸟作家，当下黑暗里的人性，他们是否表达？哦，你会说他们要表达的是晴空下的人性，是超时空的永恒的人性，呵呵，晕死~~明明是石使你们不敢言石,还要说"巨石于我何有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4:40:00编辑过]

网事情缘

文学在中国，太特色也太悲惨了，有时候说什么都不可以，有如文革，有时候说什么似乎都可以，有如当代。但不论什么时候，就是不能说真话，不能直面现实。

或者，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性都不包括这两个内容，想想，偶尔会感到愤怒，但更多时候却是悲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心何在？又到底知道什么？

周泽雄

兮兮：“我文可从来没有阻挡作家写花鸟虫鱼，不存在“文必石乎”的罪状。好一个千秋万代！好一个人性！既然你承认作家要表达人性，请问，熟视无睹的精神创造者，可怜的鸵鸟作家，当下黑暗里的人性，他们是否表达？哦，你会说他们要表达的是晴空下的人性，是超时空的永恒的人性，呵呵，晕死~~明明是石使你们不敢言石,还要说"巨石于我何有哉".”

——不得不说，兮兮兄过于愤怒了。按照你如此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作家，也会同样被你痛斥为“鸵鸟作家”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这位无名氏写出如此美妙诗歌的时代，竟然会比我们今天要稍稍民主一些。——当然，我也记得，在兮兮兄不太愤怒的时候，你也曾高度肯定过这两句诗。

身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中国写作人遭遇的不幸处境，我自忖未必比兮兮兄和网事兄缺少了解，我的愤懑和沮丧，也未必比二位来得少。对中国作家的整体失望，说不定我还比二位更加强烈。为什么我还会与二位持异议呢？我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我是作者还是读者，我都没有权利指责别人不够勇敢，指责别人不够正义。作家不是战士，他们没有赴汤蹈火的义务；捍卫正义，这是属于众人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单独属于作家的事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原是所有人的职责，把作家单独揪出来，让他们单独承担原本应由所有人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不公平，还有点寻找替罪羊的味道。作家，一般讲起来，除了具有更多的文学天赋、更多的文学抱负之外，与别人（包括兮兮和网事兄）没有任何两样，那针对作家的指责，也完全可以针对所有人。

换个角度，假如中国的实情是这样：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实情是这样吗？根本不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作家做得不好，但哪个领域的从业者又肯定做得比作家更好呢？作家不是一群特殊的选民，他们本身也来自众人之中，中国作家虽然不太有出息，但与别的行业相比，他们并非特别没出息、格外没出息。

在回复博客留言时，我曾写过：“倘若一代中国作家突然集体丧失了胆量，那么，原因一定在别处，中国作家反而可以集体免责了。就是说，别说区区顾彬先生，就是歌德活在当代中国，也会变得胆怯。事情真到了这步田地，被指责者还应该是中国作家吗？”既然你们认为中国作家集体堕落了，那你们事实上是在说，一旦你们中（或国民中）的任何一位成了中国作家，那么，他也同样会堕落。既然如此，堕落者还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呢？当堕落成了一种概莫能外的规律，当凡中国作家都会堕落就像凡人均会死亡一样成了一种宿命，扪心自问，谁又真正能以超然物外的态度谴责别人的堕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作家都在堕落，如此简单的判断，除了激扬愤慨，我看不出有多少认识上的价值。当你们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古拉格群岛》，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可以有很多种回答。比方说，如果是绝对意义的相像，那么，苏联也只不过出现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假如《古拉格群岛》可以随随便便地在异地复制一本，那反而说明，这是一本毫无文学独特性的书。如果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相像，而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大致说法，那么，第一我想问：你确信自己的阅读，已经足够对中国作家下出如此肯定的判语了吗？第二我想问：假如中国出现了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的著作，同时还能被你读到，那样的中国，你还会如此义愤填膺吗？关于第一，据我有限的阅读，中国作家并非寸功未立，类似《中国1957》以及一些纪实类著述，如《夹边沟纪事》，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们谁也无权为了一己快意而轻率抹煞。关于第二，你们的谴责事实上是建立在一种猜测基础上的。记得兮兮还说过一句“千万别说什么……”的话，我真不明白，你凭什么让别人“千万别……”。我只想提醒一句，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古拉格群岛》，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兮兮

泽雄兄：不得不说，兮兮兄过于愤怒了。按照你如此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作家，也会同样被你痛斥为“鸵鸟作家”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这位无名氏写出如此美妙诗歌的时代，竟然会比我们今天要稍稍民主一些。——当然，我也记得，在兮兮兄不太愤怒的时候，你也曾高度肯定过这两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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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笑曰：花鸟虫鱼之文，吾等素闻之，亦好之。然石器时代，吾先祖所思所忆，岂是花鸟虫鱼之文可尽!"泽兄,上面是我那篇涂鸦古文里的话,足以表明,我不是个抛弃艺术表现力和反对表现非石题材的文学作品.只是想说这样的一个事实:生活不能逃避,生活无法逃避.你可以暂时逃避,但不能永远逃避.

另外,我认为作家特别是要志于成为伟大作家的,应该有志永远成为对立面的勇气.作家的胆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体现.在古代,可能自由恋爱就需要胆量,作家的胆量可能就能够在争取人性解放方面了(非指关雎一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23:12:33编辑过]

兮兮

泽雄兄：我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我是作者还是读者，我都没有权利指责别人不够勇敢，指责别人不够正义。作家不是战士，他们没有赴汤蹈火的义务；捍卫正义，这是属于众人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单独属于作家的事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原是所有人的职责，把作家单独揪出来，让他们单独承担原本应由所有人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不公平，还有点寻找替罪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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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忍久困，众合议，各司其职，开辟前路。有青壮革命者攘臂，有资财者为后勤，众人慕其中有文才者，描其石状，绘其石害，或可感奋众人，或可传之后世。"这又是我的原话.说明我根本没有要把作家单独揪出来.我私下甚至认为,有人负责流血,有人负责破财,作家负责真实表现,相比风险未见得比他们大,而收获倒可能大,因为千秋万代的美名往往是眷顾作家了.

兮兮

泽雄兄：记得兮兮还说过一句“千万别说什么……”的话，我真不明白，你凭什么让别人“千万别……”。我只想提醒一句，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古拉格群岛》，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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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句话,是防止逻辑上存在不可知论出现.既然提到《古拉格群岛》，我仅仅读到不到一半,所以,只能借助文学史资料了.泽兄上面的话,应该符合事实.因为《古拉格群岛》写于1973年，直到198*9年苏联文学刊物<新世纪>才发表了首批官方认可的《古拉格群岛》的摘录.对泽兄对该作品如此熟稔,我钦佩不已.

不过,我总结泽兄那段话的意思,能否得出结论:"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索尔任尼琴"?答案经我查资料是:否.索尔任尼琴1962年就以他在斯大林劳动营中的经历记叙了斯大林时代一座劳改营中的一天的生活.1964年他的小说受到公开批判,并于1969年被苏联作协开除.所以说,前苏联人对他应该不陌生.期间,他的<第一圈>(1968年)<癌症病房>(1969年)得以在国外出版并获得国际性声誉,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述他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经历,至少应该可以佐证这样的推理:索尔任尼琴被大量前苏联人知道的概率在迅速增大.也就是说,大量前苏联人当然不知道《古拉格群岛》(因为1989年才能看到摘录),但应该不可能不知道作为有胆量的作家的索尔任尼琴.代表索尔任尼琴胆量和艺术成就的岂止仅仅是《古拉格群岛》!同样有胆量的<癌症病房>据说文学成就更高.小弟我边学习上面的资料,边的出这样的结论:索氏的胆量,早就开始,他的声誉,早就被公知.

其实,我内心多么希望,我的"千万别说~~"的判断纯属胡说八道,因为中国作家已经有鸿篇巨制,双胆洪天的人物出现,足以让我欣喜万分,宁可甩自己嘴巴子.但一般的推理告诉我：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在无论如何也比索尔任尼琴的劳改营时代要宽松的今天，我们知道一个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的时间周期绝对不会比他那时长，也就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哪怕是近30年来，我们不可能埋没掉一个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我们公开批判的机会就是作家被公知的机会），也就是说，环境比索尔任尼琴好，却仍然没有出现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何况，中国作家如高行健，哈金，虹影（他们人在国外应该不构成容易发表的理由），他们在国外也已经多少有影响，说明如果怪罪国内没有出版自由不能发表而被埋没的借口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作家可以选择海外出版（电子邮件投稿已经寻常，或者其他方式，至少作品想要发表，不是没有口子）。那技术层面的便利都解决了，为什么我们还迟迟看不到双胆都足以傲世的作品和作家呢？我痛苦地这样想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23:18:29编辑过]

流星雨

换一个角度，比如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争论，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楼上的所有回帖或许都应该被看成一种文余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创作”是英王女皇殿下都会坐在台下有滋有味地看个“有始有终”的，即便其中针对她和她的政府的芒刺是如此明显哈？并且，实在来说，其实它们也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仍然希望不要什么事都和“政治”搅在一起，即便那种很明显的讽刺当下政治的话题也不好搅在一起，因为，这一切终归还是只是一种“文学”，是文学的衍生！！！而非政治的延续！！！这种说法，也是“文学不是政治”的一种进一步推演。也许，不这样推演一下，后患仍会多多！！！而这样一推演，却就……很多事，其实也就一个看的角度，推演的初始立足点而已哈？

如果这样“遮掩”、“蒙混”了，还是有贴友坚持说：“不，我的帖子是文学，但更是政治，我的文学和政治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我也只能坚持说：“不，你那不是政治，你搞的还是文学，你跳不出文学的范畴的，你死定了！！！”ok?

这样可好？

流星雨

多少祸事，其实就在界定不清或是界定有误，把作家的“文字请命”界定为“文学的衍生”，虽然事实上是有边缘化文学的嫌疑（相对传统中国文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但另一种事实又何偿不是拯救了文学本身？把文学“打”回文学本来的位置，这或许正是今天不得不补做、重做的一件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哈？从今以后，谁都不要随便弄“刀”了吧，真弄“刀”的“我”也只当你是在“杂耍”而已（呵呵），“刀”可以救人但也可以杀人三！！！我觉得有其延续政治和文学联姻的传统，不如像美国人那样的每人发只枪，呵呵，中国人，害人也害己哈？就一支笔还冲冲杀杀的，而且居然还真会弄出人命，book11(不可思议)，呵呵。[em06][em06]

每人发只枪吧！！！（纯属幽默哈）呵呵。

网事情缘

继续与泽雄兄嘀咕，嘿嘿。

 

泽雄兄说：“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这确实不假，但这并不能构成作家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根据，作家的精神到底在向谁看齐？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有其精神的独特性，使之形成了一个与他人所不同的群体。作家不能以“别人不做我就可以不做”的话语来回答自己的良心。从最基本的技术上讲，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他们所从事的正是别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教师可以授业，法官可以断案，公务员要为政府工作，他们中间或许有能够舞文弄墨的，但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操持“写作”这个事业的本领，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更要有直入心灵的洞见。就以泽雄兄自己为例，泽雄兄之所以拥有广泛的影响，正因为掌握了别人所不能掌握的技术，也更因为泽雄兄有一颗纯真的心。

 

作家断不好案，不仅不会有人责备作家无能，反而会指责法官的混帐；而官家的腐败，也没有人直接从作家身上寻找根据。但是，为什么当人们诉说社会正义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问问作家在做什么？且不说外国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就从中国的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记录历史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能写者”，尽管他们在“能写”之余还能做点别的。比如说到司马迁，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其后才想起来他也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在中国历史上，作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与科学家，几乎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良知的担当者。除此以外，不是说别人就应该忘记社会正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历史的优秀书写者，即便那些叱咤风云的领袖，他们不仅写不好自己的历史，最终还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交给写家，作家怎么能够说自己就责有旁贷？

 

而同样，这里对作家的批评，不等于就放弃对其它群体的批判，也包括对自我的批判，只是在说作家“没胆量”的同时，不一定非要把所有人都弄到这一锅里煮个大杂烩，尤其在书写的问题上，我不觉得操持其它职业的人与作家担当同样的责任，就如从来没有人要作家担当专制的责任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作家的良知不能觉醒，沦为帮凶倒是极有可能的，尽管对专制而言多一个帮凶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状况，也知道自己曾经的历史，唯一能够呈现这样这些的只能是作家，不能期待别人来书写这些，特别不能期待别人把书写的自由送给自己。而往往，当农民感觉到生活不堪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觉醒”之后会指着作家的后背说：你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可当我们遭到欺压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做。而中国的农民是每隔百余年就要“觉醒”一次的，最后一次“觉醒”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尽管我对农民从来没有任何成见，以我“十年插队”的经历，我知道他们的苦。

周泽雄

一会儿要出去，简单说两句：

我和网事兄的一大分歧在于，作家在我眼里，的确是各各不同的，同样冠名以作家的，其中差别甚巨。我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个行业像作家那样，从业者之间竟然如此缺乏共性。这使得我永远没有胆量和心情，针对作家这个群体说些概括性的话。

经验上，有几个特殊的行业，人们在认识上特别惯于以点带面，比如，足球界就是如此，出现几个混蛋，人们几乎二话不说就将这几个混蛋放大成足球圈的代表。作家也是如此，无论打架还是乞讨，分明都只是个别现象，但人们却是那么容易把它视为整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一个作家打架了，记者写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很可能会写出“中国作家怎么啦？”这样的标题，奇怪的是，读者通常也会不以为怪。

我说过，我还想不厌其烦地重申：优秀的作家，与蹩脚的作家，几乎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共性远远少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一个索尔仁尼琴，似乎可以使整个苏联作家跟着沾光，哪怕苏联作家中的混蛋、懦夫完全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也是如此。出现几个不争气的作家，也可以使中国作家全体跟着倒霉，哪怕陪绑者对那几个不争气作家的恼怒，远在声讨者之上，也是如此。

网事者切莫如此抬举俺，俺承受不起，真的。

明天再聊。

橙橙

谈论中国作家的胆识,还必须横向比较,与同样处于集权体制的苏联、东欧各国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群何止是胆子小，简直就是良知的缺席。

周泽雄说的不应该要求作家如何如何的话，对于某一个作家个体而言当然没有错，网事情缘和兮兮所说的责任是对于作家群体的要求，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童志刚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近30年来，一个又一个的“禁区”都是中国作家“领导”突破的，笼统地说他们“胆子小”、“良知缺席”恐怕有点冤枉。仅以湖北为例，曾经放胆喊出“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将军，请你洗一洗”的就是湖北的诗人，后来在那风波之夜后的早晨公开张贴出退DANG声明的也的湖北作家，结果，有的只能出逃，有的身陷囹圄……这些，应该可以证明，中国的作家，至少是有那么一部分还是有胆量有良知的。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橙橙在2006-12-30 21:39:00的发言：

谈论中国作家的胆识,还必须横向比较,与同样处于集权体制的苏联、东欧各国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群何止是胆子小，简直就是良知的缺席。

周泽雄说的不应该要求作家如何如何的话，对于某一个作家个体而言当然没有错，网事情缘和兮兮所说的责任是对于作家群体的要求，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我不太了解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但我至少知道，由于双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差异太大，即使表面上接受了一个相同的制度，实际执行上，也会有很大差异。所以，拿中国人与苏联、东欧各国进行横向比较，我相信其中存在大量变量和不可贸然比较之处。同理，即使古巴也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拉美国家的民族性与我们过于不同，这决定了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的做法，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曾经有过的严苛。这并非卡斯特罗的原因，而是民族差异的结果。如果真要与中国作家进行横向比较，朝鲜也许是一个最接近（也就是变量最小）的对象，那么我们发现，中国作家并非那么不堪。

橙橙第二段中的内容，我前一帖已经回复过了。除非你能反驳我的观点，否则，你的看法在我眼里就是不成立的。

诸位喜欢举《古拉格群岛》为例，用来证明中国作家的良知缺失，但你们好像不自觉地犯了一个错误，即《古拉格群岛》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没有虚构，没有典型或生动的人物形象，没有完整的故事，它是一个纪实性文本。事实上，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与写《癌病房》的作者，几乎是在从事两种不同的工作。写《癌病房》时，索氏是一位小说家，写《古拉格群岛》时，他更像一位史学家，一位学者。所以，按照你们的举例法，《古拉格群岛》如果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的不足，那它与其说证明中国作家的不堪，不如说证明中国学者的不堪。用《古拉格群岛》来单单烛照中国作家的胆小，是一种误判，真要说，你们得把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给数落一通。——还有，我再啰嗦一遍，在《古拉格群岛》之外（也许还包括一部我没读过的类似著作《科雷马故事》），苏联作家中的胆小鬼和混帐，并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我们不该惑于索尔仁尼琴的巨大光环，而将本应献给索尔仁尼琴一人的赞美，不由分说地献给整个苏联作家群。建立在误判基础上的正义，不是正义。它只是看上去最像正义而已。

附带说一句，早在我还没有听说过《古拉格群岛》时，我就读过《癌病房》，认为《癌病房》中有与《古拉格群岛》类似的内容，是一种臆测，《癌病房》中完全没有类似内容。作家早年一部描述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是因为正好符合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它是由赫氏亲自批准出版的。还有，别忘了，在后斯大林时代（早在沙皇时期俄罗斯也有这个传统），苏联当局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最高处罚，可能恰恰是中国一些作家求之不得的无上待遇：把你驱逐出俄国，送你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索尔仁尼琴1972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后，遭到的待遇是：被送上一架飞机，押送到西德（注意，不是东德），这以后，他就在美丽的苏黎士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假如中国作家也能遭到如此待遇，我甚至会不怀好意地怀疑，个别作家哪怕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可能冒充持不同政见者，以便获得如此流亡的待遇。

猪头猪智慧

“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状况，也知道自己曾经的历史，唯一能够呈现这样这些的只能是作家，不能期待别人来书写这些，特别不能期待别人把书写的自由送给自己。而往往，当农民感觉到生活不堪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觉醒”之后会指着作家的后背说：而中国的农民是每隔百余年就要“觉醒”一次的，最后一次“觉醒”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尽管我对农民从来没有任何成见，以我“十年插队”的经历，我知道他们的苦。”

请问，是那个农民指着作家说“你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可当我们遭到欺压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做。”

俺知道陈胜吴广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作家啥事。农民的苦，和作家的胆量有啥关系？作家有胆量了，农民就不苦了？

“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有啥逻辑关系？

心中有刀

顶此旧帖，怀念网兄。

网事情缘

顶此旧帖，怀念网兄。
心中有刀 发表于 2014-5-28 23:43

刀兄好。网事并不如烟。

老西安

又见网兄，问好。

网事情缘

又见网兄，问好。
老西安 发表于 2014-5-30 00:45

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