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儿庄战役 亦凡无名 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从黄海进入中原地区的孔道。当时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大运河也在附近穿过。之前,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建议之下,曾在附近构筑国防工事,但是在中日全面的大战之后,日本却犹豫着,是否要进攻徐州。日本军部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华北的各个重镇之后,国内正在面临新的政治动荡,日本也在等待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中国政府会接受日本的投降要求,时间对中国的恢复战力极其重要,而日军却因非非之想而坐失良机。 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军部还没有计划进攻徐州的具体计画,并不是日本认为徐州的战略地位不够重要,而是日军大本营当时还不想陷入中国宽阔战略空间的泥淖中。可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却有强烈进一步深入中国作战的企图心,希望军部能够批准它全力出击的愿望。华北方面军的希望是,最好是大本营能增加其兵力,让它能出动大军,沿平汉线从北而南一直攻到武汉,以切断中国东西两部的联系。否则至少要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以联络华北与华中的日军占领区。因为华北方面军,对于中日全面大战之后的战局发展,有着极强的企图心与极大的失落感。 原先华北方面军以为,中日的决战,将在河北爆发,华北方面军有充足的准备,可以围歼华军,一举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蒋介石却把决战地点,移到华东,让华中方面军拣到决战的机会,并且攻占中国首都南京。而华北方面军不但连助攻的机会都没有,还要抽调两个半师团去支持华中方面军作战。本来华北方面军还想有些战场的表现,不料一个防苏作战的待命指令,更让华北方面军毫无发挥的余地。寺内寿一大将白白看着华中方面军取得攻占南京的重大胜利荣誉,因此是越发按捺不住,于是向大本营力陈华北方面军准备深入中国的作战构想。 会战前日本军方的战略构想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没有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侧目相待,但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是当时在日本的大本营中,仍然有着中日战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不扩大派认为,日本已经攻占了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区与战略重镇,都在日军的手中,但是日军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同时将九○%以上的军力,都投入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若要继续深入中国,开辟新的作战目标,那么日本真的已经有些难以为继的压力。 假如日本还要保持军力对付美苏的话,日本必须要适可而止,至少要暂时的按兵不动,等待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然后再进行协商,设法解决与中国战争的问题。因此徐州是绝对不宜再派兵攻击,此外不扩大派认为,就算是日军能够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铁路相连,不但对于日军对于中国的控制力量,所增有限,反而要派出大兵驻守铁路沿线,造成日军战力进一步掉入中国的泥淖之中。日军若是真的要南北相连,还不如使用海运,又安全,又低廉。 但是在日军扩大派的意见是,经过华东与华北一系列的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能力均已残破,所以日本最多只要再派出「几个联队」的的兵力,追击扫荡中国战场,那么中国只有投降一途。因此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与扫荡,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陇海铁路与淮河流域,深入威胁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当然照例的是,两派的争论仍没有结论。 由于日本华中方面军的上海之战,的确打得伤痕累累,而攻占南京,又发生狂暴失控的屠杀军纪问题,因此华中方面军,对于进一步的进攻中国,暂时已经有些气馁。何况日本大本营正在调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屠杀的军纪责任与问题,所以华中方面军对于进攻徐州,甚至是武汉等目标,暂时都缺乏积极的兴趣。 军部中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方面军对于继续深入中国作战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使得日本大本营感到问题严重与无所适从。于是在一月十一日特别召开御前会议,在军事上,决定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能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敕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是期待中国内部因为战力与国力的受创,会导至中国的内斗,甚至会将蒋介石逼倒,因此日本政府最好暂时的等待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在中国方面而言,一九三七年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个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因为在华北与华东双线的作战,中国是以血战力拼的方式,勉强的得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中国在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五个月之后,仍然坚决的抵抗下去。中国没有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膝,的确是叫国际社会为之刮目相待,同时日本付出了十几万伤亡的代价,以及几十亿元的战费支出。中日之战对于日本的人员与财物的耗损,已经超过了日俄战争。 但是同样的是,在中国方面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镇,都被日军所占领了。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被日军攻占,影响到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关税与盐税,失去了主要的来源。在军事方面,大部分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中央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非常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大量的整补。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因此,根据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福尔肯豪森,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假如中国军队装备能够得到补充,那么他认为中国勉强可以再支持六个月,他建议蒋介石应该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战力的估计,比福尔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的情报估计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最多只有四个月而已。当时外国驻华的情报与军事人员,也都认为,国民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而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回绝日本的和谈条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余,干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任何交涉的正式声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就是假如中国要想与日本谈和,那么中国内部必须先将蒋介石推翻,日本为了坐待这个时机的蕴酿与来到,因此日本举行大本营的御前会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看中国方面将由谁出面来收拾残局。 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可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西尾寿造所统帅的第二军,更是觉得不满,因为原先华北方面军认为与华军决战的重点,应该是在第一军主攻的平汉铁路沿线,因此在津浦铁路作战的日本第二军,是负责右翼的助攻与合围。不过由于华军主力没有在平汉铁路集结,日本第二军就没有机会展现战力,而更为意外的是,由于山西的战局扩大发展,造成日本第一军的主力进入山西,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第二军就成为方面军的掌控的预备队兵力,因此不能沿津浦路深入的攻击华军,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北地区待命战备,以防苏联对日军的进攻。 直到华中方面军顺利的攻占南京,冰雪又封住西伯利亚的交通,苏联军队并未出现集结的威胁,这样日本的第二军才解除预备队的待命状态,因此西尾寿造要求方面军允许第二军,进攻山东半岛。而在日本原先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攻占山东半岛,也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因为山东半岛离日本九州只是一水之隔,又与满州国的辽东半岛遥遥相望,是防苏的战略纵深要地,事实上,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一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利益,这次日本绝对不能放过对山东的占领。 韩复渠不战而弃守山东 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要求大本营准许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大本营看到华中作战目标已经接近达成,苏联军队又没有集结的活动,于是准许寺内寿一派遣华北方面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半岛,于是寺内寿一下令日本的第二军西尾寿造,指挥日本的两支钢军,第五、与十师团越过黄河,进攻山东,当时指挥第五师团的是板垣征四郎,指挥第十师团的是矶谷廉介,两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交情深厚,又爱互争锋芒。这两支日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顺利的进入山东,更不战而攻克济南之后,立刻分兵二路,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第五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 当时中国方面在山东最高的军政长官,是前西北军中首席战将韩复渠,他在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背叛西北军而投效中央,由于韩拥有强大的兵力,因此国民政府就地招安,让韩出任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于韩拥兵自重,日本又把山东视为国民政府不得直接干预的地区,韩复渠在山东,可以说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政策立场经常游走在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过多年的经营,韩复渠已经累积了可观的实力,这时韩复渠出任第五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以及第三集团军的总司令,统率三个军的兵力,待命防守山东。 韩复渠本来对于国民政府的号令,就是经常采取应付与利用的立场,他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他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的设法保持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只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立刻又退兵。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 在韩看来,蒋介石在华北失去了河北与山西,在华中失去京沪地区,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几乎耗尽,这正是自己保存实力,在关键的变局,发挥权力制衡的重要时刻,因此韩并不积极的在山东进行布防备战,反而是在山东进行大量的搜括,将可以带走的各种资产,全都先运往河南的南阳,然后自己指挥部队,一路退却待机而动。 日军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对山东发动攻势,韩复渠未经抵抗就下令部队后撤,使得日军如入无人之地,顺利的渡过黄河,韩复渠自动放弃济南、日军在无抵抗状态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顺利的占领济南。西尾下令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急攻烟台与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而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追击韩复渠撤退的主力部队,因而指向鲁南,逐渐逼进徐州北部。 虽然韩复渠一再的接到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军令,甚至军委会蒋介石的急电,要求韩务必在津浦路沿线的战略要地,进行防御作战,绝对不可不战而退。但是韩复渠竟然完全置之不理,一路的不战而退,让日军喜出望外的一路追赶,因此在山东作战的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蒋介石失去了号令部队作战的权威。 韩复渠的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的率军大撤退,造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震怒与恐慌,因为韩完全不予扺抗,就让日军轻易的就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徐州,如果不能制止韩复渠的这种公然抗命的行为,李宗仁如何还能指挥第五战区的其它部队作战? 而蒋介石也看到韩复渠的这种作法,会造成整个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瓦解,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紧急的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以军法审判韩复渠,由军统局干员在会场逮捕韩复渠,送到武昌进行军事审判,结果以抗命与率军逃亡罪枪决韩复渠,蒋介石的这个果决的行动,重振了低迷的军心与士气。(韩复渠在法庭上大胆抗辩,丢掉济南有什么罪?蒋介石不也丢掉南京,幸好蒋介石在极端不利的状况下,仍然在南京布阵迎敌,否则假如蒋介石不战而弃守南京,别说韩不服,其它各路诸侯都有样学样,蒋介石何以号召军民,继续抗日?) 虽然韩复渠连续的不战而退,使得日军顺利的深入鲁南,兵锋直接威胁徐州,日军的大本营却严令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临城、枣庄与临沂的禁制线(刚好在台儿庄北面),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第五与第十师团,却恨不得一举直捣徐州,攻占第五战区指挥部,日军根本就不相信华军会认真的反抗,更别提是否会发生孤军深入,而受到华军包围的问题。不过他们也不敢公然的违背大本营的军令,只有在鲁南暂时勒兵观望。 第五战区的战略部署 这时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确有其胆识过人之处,因为华军在南京撤守之后,战力与士气都处于低潮时刻,战区内受李宗仁指挥的,只是一些装备与战力都低的地方部队而已。不过在蒋介石接受李宗仁等将领的建议,以军法处决韩复渠,将山东的部队交给孙桐萱指挥之后,李决定运用战区内的军队,采取主动反击、南守北打的战略指导方针,这样才能诱使日军陷入战略被动的状态,而让中国部队能够恢复作战意志。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特别的是,中国再生战力恢复之快,也超乎所有军事专家的估计。孔祥熙在欧洲的活动,大有成效,他成功的争取到欧美民生用品与军火供应合约,并且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也买到大量的装备,令千方百计要想切断中国外援的日本政府,为之气结,加上苏联适时地提供了飞机与军火给中国,这些支持作战与民生的物资,源源不绝的大量运到香港,湛江、河内、新疆,然后转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区,开始补充中国部队的作战所需的装备。而中国内部也开始搬迁一部分的军火与民生工厂等设备,到大西南的抗战基地,进行生产,此时购自欧洲以及来自苏联的作战飞机,也很快的成军作战。 而从京沪战场退到安徽与江西的华军部队,虽然重装备全失,人员死伤的数目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队仍然保持着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且誓为战死的战友复仇,在得到人员与装备得到部分的补充之后,以克难的精神,又开始重新的恢复战力。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对于华军的作战方式,提出改进的措施,要求华军的作战,必须尽量地机动与灵活,减少与日军正面的交火,多多利用中国宽阔的战略空间,进行后退包围的作战方式,并且为了增加日军维护补给线的沉重负担,各种的敌后游击战,更是开始有系统的展开。 这时蒋介石不愿日军就此盘据华北与华东的精华区,而要准备继续的诱敌深入,以进一步的消耗与分散日军的战力,蒋介石看到,若是能先将日军的主力,朝向津浦铁路方向吸引移动,是可分散日军的兵力,并且增加武汉地区部队的整编时间,因此蒋介石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对于在山东的日军,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战,同时设法守住淮河以南的防线,以南守北攻的战略,来因应一九三八年年初的战局。 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京沪会战中的战力消耗极大,同时又因军纪问题,正在面临改组的命运,因此对于继续深入攻击中国军队的意愿不高,不过在攻占南京之后,基于守江必须先守淮的战略观点,派出第十三师团,渡江沿津浦路北上,扫荡淮河以南的华军,北上的日军在渡过明光河之后,就遭到李宗仁指挥的广西与东北军队的逐次伏击,与后退包围的作战。 日军第十三师团一路上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虽然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攻占蚌埠,但是日军已经无力渡过淮河而继续的北上。而日军十三师团遭到华军顽强抵抗以及灵活反击的情报,竟然没有受到日军指挥系统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指针,代表华军的作战意志仍然旺盛,同时作战方法也大有改进。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消华中方面军所有的战斗序列,包括上海派遣军以及第十军的组织,另外改设华中派遣军,由俊六大将出任司令官。这代表大本营对于松井石根无法控制部队的烧杀掳掠,严重败坏日本军纪的集体严惩,松井石根虽然立下击溃上海华军,以及攻克中国首都的大战功,但是不但并未获得高升与重用,反而从此退出现役,显见日军对于南京大屠杀是相当的知情的,甚至参与连战斗序列的番号,都予以撤销,但是日军大本营对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将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眼看日本的华中部队,正在遭到改组与整肃,因此判断华中方面军在短期内不可能会有重大的作战任务,因此下令李宗仁,放胆的在北线的鲁南地区,对日军进行各种的反击战,以诱使华北方面军大胆的轻进南下。而日本的第二军对于自己在华北战场,一直没有机会充分地发挥战功,加上它在进攻山东之后,华军根本就不战而退,因此日本第二军显出相当的焦躁与轻敌。 在山东的日军部队,一再的受到华军反击之下,又遭到不少的损失,自然怒不可遏的要对华军进行报复。因此第二军旗下的第五与第十师团,要求华北方面军允许他们向南攻击华军在鲁南的基地。华北方面军同意第二军进攻扫荡的建议,也认为日军不能画地自限遭到华军一再的反击,因此向大本营争取到给予第五与第十师团攻击鲁南的许可。不过大本营仍然划出日军南下的禁制线,不得超过临城到临沂的前线,因此第五与第十师团在奉命出击之后,立刻朝向徐州北部,形成左右两翼的钳形攻势。 特别是日本第五师团在中国的战场,可以说是闷了一肚子的气,从在华北的南口开始,经过平型关、忻口作战,不但非常不顺利,而且损失很大。就连进攻青岛的任务,也落在海军陆战队之后,造成日本的海陆两军,差点没有在青岛爆发枪口相向的冲突,最后还是惊动了大本营,才摆平这场自家人的海、陆阋墙之争。加上第五师团还不断地受到华军的反击而遭损失,因此在接到可以南进还击的命令之后,立刻率军往南猛攻,完全没有考虑可能孤军深入的危险。 临沂序战 李宗仁抓到日军南攻的战争时机之后,立即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五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治军一向刚烈严明,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期间,与日本人进行各种的周旋,曾受到不少的怀疑、批评与委屈,因此张在从北平脱困,重掌握兵权之后,对日作战就特别的勇猛。 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最快的速度,兼程向临沂方向增援,由火车将五十九军运到距离临沂还有一百八十公里的峄县。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五十九军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因此日军估算张自忠部不但不能及时赶到临沂成为救援军,反而成为送上门来的「找死军」。 但是张自忠却率领五十九军进行日夜并进的急行军,这是吃苦耐劳与豪气干云的西北军特质,在军长的一声令下,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因此五十九军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就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因此在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的临沂决战中,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师团长板垣仅以身免,其私人对象都被华军掳获),造成日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只有先撤退回莒县以困守待援。(当时日军虽以超过一百多辆的卡车,满载阵亡的日军尸首匆促地奔逃,但战场上仍然遗留了不少的死尸。日军一向非常重视同袍尸首的处理,不是危急到没有办法,通常都会设法带回焚化,将骨灰带回日本。) 张自忠的援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庞炳勋部更是将士用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华军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打法,日军第五师团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造成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正当日军第五师团因为大胆轻进,而在临沂遭到华军围攻之时,日本的第十师团,也同时在左翼沿着津浦铁路南下,形成对徐州的左翼攻势,并牵制攻击第五师团右翼的华军。三月十四日,日军第十师团先进攻滕县。面对日军左右呼应的钳形攻势,李宗仁所指挥的兵力有限,他优先将部队东调救援临沂,左翼西线只有先调川军一二二师王铭章部在滕县进行抵抗。李宗仁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派出驻在河南东部的中央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驰援华军左翼,蒋介石立刻答应。 但是由于华军的运动速度太慢,又被日军阻挡在临城,使得救援滕县的时间还是迟了,王铭章部的川军,无论在人数、装备与火力,都与日军相差过于悬殊,在遭到日本第十师团强大火力猛攻,以及空军的协同攻击之下,川军奋勇血战,但是整个被日军优势炮火猛轰,整个阵地化为灰烬,三月十七日,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王铭章力战身亡。但是滕县之战,为李宗仁的调兵遣将,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已经赶到徐州,立刻在徐州北部的台儿庄阵地,进行布防,而汤恩伯的部队,也渡过大运河,开始与南下的日本第十师团,进行接战。 日军第十师团的指挥官矶谷廉介中将,根本就不把华军的兵力放在眼里,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又拥有空军协同支持作战的能力,他在攻占滕县之后,又攻克临城,这是日军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的南下禁制线。 但是矶谷判断李宗仁手边的部队不足,可以调动的部队,已经先在右翼与板垣的第五师团缠上了,所以他决心大胆深入,越过临城与枣庄前线,准备直捣徐州,一举攻占华军第五战区司令部,好为自己建立一个显吓无敌的战功,所以他命令第十师团继续全速南下,根本不接受大本营设给日军在鲁南作战的禁制线。 这时候,鲁南战局的重心,移到左翼的津浦铁路,矶谷的部队原本可以沿着津浦铁路,由济宁南下,直接冲向徐州,但是矶谷在得知右翼的板垣部受到围攻的重创,以及孙连仲部又在东边的铁路支线,向日军发动诱敌攻击,因此造成矶谷的部队,先向东旋转,再向南沿着铁路支线顺势攻击。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已经进攻到台儿庄的华军阵地。矶谷认为日军只要攻占台儿庄,渡过运河,就可以直指中国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徐州,同时也可以减轻左翼第五师团所受到的压力。 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 但是矶谷低估了孙连仲部作战的韧性。第二集团军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奉命驰援华北战场,在与日军几次的大型接战之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在攻击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是一支战力旺盛的队伍,在阵地防守上,更是会进行决死抵抗的部队。因此李宗仁要求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附近布下袋形的防御阵地,以吸引日军的攻势,然后下令装备与火力较佳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在外围进行运动战,当日军的攻势在台儿庄受到阻挡之后,立即设法由外线进行包围,攻击日军的背侧,形成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围歼日军。 台儿庄血战十三天重挫日军 当时孙连仲在台儿庄的口袋阵地的部署,是以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主阵地,三十师与一一○师在台儿庄以西,二七师与独立四十四旅在台儿庄以东,分别建立阵地。这样日军一旦攻入台儿庄,就会陷入华军的口袋阵地之中。此时,蒋介石也充分地掌握到这场作战的重要性,于三月二十七日,亲自率领军委会的高级参谋白崇禧与林蔚等将领,前往徐州视察战局,并且设法调动所有能够动用的部队,前往徐州的第五战区增援,准备给予孤军深入的日军重大的一击。 这时日军却对于华军在台儿庄的布阵,缺乏真正的情报掌握,还以为只要日军运用优势火力狠打,华军就会溃败。蒋介石特别将将刚刚到手的一五五公厘巨炮以及反坦克炮,运到台儿庄前线作战,甚至出动空军,炸射日军(数量当然极其有限,巨炮只有九门而已,飞机也只出动了几个架次),但是这对于华军而言,帮助实在极大,因为华军面对日军优势的火力与坦克的打击,几乎是束手无策的挨打,现在有了可以让日军遭到压制的火力,士气大振,华军先后击毁日军几十辆攻坚的坦克,因此得以守住台儿庄的阵地。 台儿庄的血战,从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日军第十师团进攻到台儿庄阵地,进行到四月七日,日军整个溃败退出台儿庄,总共是十三天十二夜的血战。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附近的阵地之中,进行多重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在台儿庄内,更是到了逐街、逐房、逐门、逐窗的战斗,日军几度增援,曾经控制了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并且一度准备渡过运河,冲向徐州,但是华军拼死不退,孙连仲将军亲自下令守城的部队,即使全员战死,也绝对不能撤退。同时他也将司令部移往前线,表示必要时自己与司令部也将投入战场作战。 正当中日两军在台儿庄进行阵地争夺的殊死战之时,在台儿庄北部外围的战线上,正是汤恩伯部伺机而动的机会,他眼见矶谷把日军一波波的投入台儿庄战场,正是李宗仁所期待的口袋战术运作。汤恩伯的部队就是负责收紧口袋,切断日军补给线的主力,只要日军补给线一旦遭到切断,所有在台儿庄作战的华军,立刻就会蜂涌而出的进行里外合击,准备把日军予以围歼。三月二十八日,汤恩伯下令部队开始对深入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合围。直到这时候,矶谷廉介才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深陷华军的包围之中,在台儿庄附近的阵地,华军攻势异常的勇猛,日军部队已遭华军的分割攻击,情况对于日方非常的不妙。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矶谷只有向华北方面军发出求救的电文,华北方面军是绝对没有想到南侵的日军,在大胆的越过禁制线之后,无论是左右两翼的部队,竟然双双的都遭到败仗的打击。而日军大本营更是对于华北方面军不听号令,深入华军阵地,遭到包围而感到震怒,但是却不得不追认事实,要设法支持深入华军阵地的日军。 先前在右翼板垣的第五师团部队,败退到莒县,在得到酒井旅团的支持,正准备向临沂进行反攻,同时由于李宗仁低估日军在右翼的威胁,突在三月二十日,抽调张自忠部向东支持台儿庄战斗。 当张自忠部队刚刚向东调走,日军的板垣师团就立刻反扑临沂,差点击溃华军阵地,张自忠只有发挥在战场的独断指挥判断,直接向军委会请示,而又将部队紧急回防临沂。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临沂打成难解难分之际,日本另外的援军本支队由青岛赶到,板垣认为这是报仇良机,准备非在临沂大破张自忠部不可。但是这时在左翼矶谷第十师团已经面临被围歼的危机,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越级直接指挥本支队,命其不得投入临沂作战,立刻要以全速向西转进,以解救矶谷的部队,板垣力争无效,三月二十九日,本支队奉令以急行军方式脱离临沂向西转,经向城朝台儿庄阵地急攻,日军一下子就冲到汤恩伯部的侧背,这下子差点把汤恩伯部给反包围起来。因此汤恩伯当机立断地重新打开口袋,命令五十二军向东移动,让本支队进入台儿庄战场。由于 本支队奉十万火急的军命救援矶谷,没有注意到汤恩伯部的移动,以为自己已经打通矶谷部受困的危机。受困的日军在得到支持之后,立刻发动逆袭,台儿庄各处阵地都遭到日军强烈的反攻,孙连仲部陷入苦战之中。 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令所有参战的华军,掌握日军溃退的战机,全力反击扫荡。一时之间在鲁南地区,华军是四面合击,日军是拼命地奔逃,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人,是日本皇军自明治维新成军以来,在战场上最大的一场败仗。 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与临沂所遭到的挫败,不但震动了华北方面军,更让日本的大本营感到震惊。日军大本营根本没有料到华军竟然能在战局最为低迷的时刻,会如此快速的凝聚战力,对日军展开诱敌深入的包围作战,而且获得如此优异的战果。毫无疑问的,日本皇军终于遭到建军以来的第一场重大的败仗。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无法再考虑战略上深入与分散的问题了,日军必须立刻设法击败华军,以挽回「皇军无敌」的声誉。同时日军大本营掌握到中国正在将超过六十个师的部队,源源投入徐州战场的情报。这是蒋介石是希望李宗仁能够掌握胜利的战机,扩大战果。因此日军大本营匆促的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决定,下令在中国的所有日军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徐州会战,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华军主力,予以围歼。 日大本营以八十号大陆命,发出徐州会战的作战命令,动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持,由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与华中派遣军俊六大将的位阶平行,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的指挥,因此只有紧急派遣大本营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组织包括华北与华中日军的参谋军官,进行徐州会战的作战协调工作。 当然负责徐州会战的日军,是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主力攻击,由于蒋介石同时在山西南部发动华军的牵制作战,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的部队一再地告急,无法抽调更多的部队参战,因此由关东军抽调的部队,直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徐州会战。华北方面军立即整补第五与第十师团部队,在台儿庄北方附近的阵地,进行诱敌拘束的作战,以吸引华军的继续攻击。 然后日军以主力第十八师团,配合关东军的第三、十三两个混成旅团的精锐,沿津浦路的济宁南下,进攻徐州西部。并以第一军的第十四师团,由荷泽渡过黄河,准备在远方截断陇海铁路向西的交通,在一一四师团抵达战场之后,立刻接防第十师团,由第十师团参加第十八师团围堵华军西方撤退的通路。大本营认为徐州是华北方面军的战区,因此规划由华北方面军的部队攻占徐州。 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而华中派遣军则负责由南向北进攻,第十三与第九师团强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是指向经由宿县,而扑向徐州西方的陇海铁路要站砀山,准备和华北方面军的主力在此会师,以达成切断华军西撤通路、在徐州附近围歼大量华军的战略目标,而华中派遣军为了争功,特别又增派第三师团以及两个支队北上,直逼徐州,此外,日军又出动陆战队在登陆连云港,日军对于徐州,进行了三面包围,并且急攻徐州的西部,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以南北夹击的作战方式,将作战的重点放在截断华军与西方连络的交通补给线,然后在徐州西方,成功的围歼蒋介石刚刚完成整补的华军。 蒋介石对于华军在徐州的作战,几乎是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放手给李宗仁运作指挥。在华军不负众望的取得台儿庄作战胜利之时,蒋介石认为这正是掌握战机,扩大痛击日军的机会,因此将手边能够用上的部队,都调到徐州战场,在最高峰时达到三十四个军,八十九个师,总兵力超过五十五万人。蒋介石并且一再的去电,要求李宗仁,大胆用兵,彻底扫荡战场,并且攻击受困待援的日军,打击前来援救的日军先头部队。 但是此时李宗仁却一味的敷衍蒋介石,将五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像排兵棋般的安顿起来,既无强烈攻击的企图,也无认真扫荡的动作,李宗仁此时缺乏旺盛的企图心[1],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运用优势的兵力,对日军残部,进行加强的猛烈打击,一直等到日本的大军源源到达徐州外围,对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李宗仁在五月十七日才一声令下,整个司令部与所有华军全部西撤。此时掩护撤退的是由张自忠与刘汝明部担负重任,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九师团的北上,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由于华军掩护得法,撤退的决断又十分的清楚,所以大军能够顺利的退出日军的包围。五月十九日,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十三师团部队,首先攻入徐州空城,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 李宗仁是独断决定由徐州撤退之后,才告知蒋介石这个决定的,而蒋介石仍要求李宗仁,至少能够率军从徐州由东向西攻击日军,蒋则亲自到郑州指挥部队,由河南向东攻击日军。但是李宗仁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只下令全速的撤军,日军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要想在徐州西方的附近,捕捉华军主力,但日军判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只能经陇海铁路向西退却,因此南北进兵的日军主力会师计划,都是以截断陇海铁路,防止华军向西方撤退为首要目标。但是当时的华军多数是由西南方向,绕过日军的背后,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退出战场,日军虽然攻击到一些分散的队伍,但是却没有包围到华军的主力部队,日军的整个徐州会战攻击,可以说是扑了个空。 虽然日军没有在徐州附近完全合围华军的作战,但是日军却没有放弃这个企图,日军的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的目的,就是在陇海铁路的更西段,对逃出徐州包围圈的华军,进行再攻击。 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中国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二○○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2]。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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