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政治系 华盛顿是最为美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尊崇的美国总统之一，他的崇高历史地位的建立，在于华盛顿不恋权恋栈的政治选择之上。张光的“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一文试图阐明：华盛顿之所以做出如此高风亮节的政治行为，是由他的个人人品和道德、美国的共和国制度及社会压力共同决定的。
在美国数十位历任总统中，华盛顿和林肯是受后人崇敬的两位最伟大的总统。然而，两人造就自己历史英名的行为模式，却不尽相同。林肯依靠“有所为”而成就英名。这个西部农民的儿子，通过自我奋斗，成为国家总统。在总统的职位上，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带领美国人民完成了维护国家统一，解放黑人奴隶的伟业。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中对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呼唤深处，蕴含着一种“明知难以为之而为之”的宗教殉难者般的情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馆里，人们会看到一个瘦长直板的身躯，写照出林肯一生奋斗的艰辛；会看到一双穿透力极强的眼睛，显现出林肯超人的智慧和意志。
华盛顿的历史英名造就，主要靠的却是他终身一贯的“有所不为”，不恋权，不恋栈。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华盛顿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率先解甲归田，不谋政事。作为共和国首届总统，而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华盛顿在当权之前，踌躇再三。在当权之际，屡屡表示去意。最后以一席告别辞，断然止绝任何劝留之声，树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从很早开始，美国人民就开始把华盛顿的“有所不为”看作是他的最伟大、最光辉的政治行为。据学者施瓦茨对华盛顿于1798年逝世后一两年内，美国各地举行的悼念集会上发表的悼辞的研究，人们最集中、最不吝词汇赞扬的，是华盛顿在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权交还给国会，在行将结束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之际，郑重向全国人民表明退休还乡的愿望。例如，一则悼辞里有这样的词句：“当他击败了他的祖国的敌人后，他有没有像凯撒那样，用他掌握的强大军队，去征服这个国家？没有。非但没有，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出现在我们的国会面前，在众人赞叹的目光下，向授权人奉还他的那支克敌致胜之剑”。另一篇悼辞讲道，在服从民意，两度出任总统之后，“唯有他的不留任何余地的退休声明，才让群情激动的人民，不再要求来个第三次全票当选，以此证明他们对华盛顿不减的信任”。总之，如施瓦茨所言，华盛顿“之所以名垂青史，不是由于他为获得权力而做的努力。恰恰相反，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来自他对权力所持的长期一贯的回避态度，来自于他热诚地放弃国人委托于他手中的权力”。[Barry Schwartz,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Whig Conception of Heroic Leade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 February, 1983, pp. 8-31.]
高耸云霄的华盛顿纪念碑，表达了美国人民对这位伟人高风亮节的景仰。为什么华盛顿凭着不恋权恋栈，就能赢得美国人民如此崇高的敬意？为什么华盛顿能够这样做？一句话，华盛顿的不朽英名是如何造就的？答案来自两个方面：华盛顿的个人作为、人格和人品，以及他身前身后的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
一、华盛顿的人品
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美国研究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圣人；是一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是一个诚实的行政管理者，但不是一个天才政治家。”[Marcus Gunliffe, George Washington: Man and Monu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58), p?212.]这是一个当代华盛顿研究者对其人格的评价。类似的评价，早在华盛顿的同代人那里就有了。杰斐逊在华盛顿逝世十多年以后，在一封信里对华盛顿的人品作了长篇评论。他写道：“他的心智是伟大的，有力量的， 但不是第一流的……它的运作虽然扎扎实实，但速度不快，缺乏创造性或想象力”。[Thomas Jefferson to Dr. Walter Jones, 2 January 1814, Merrill D. Peterson, ed, 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4), pp. 1318-1319.]华盛顿对自己的能力完全有自知之明。当接受国会的任命，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他当即提请同僚注意，“我请求在场的各位先生记得，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并不自认为我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个让我不胜荣幸担当的总司令职位”。[John C. Fitzpatrick, ed. ,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1944), vol. 4, p. 292.]他在第一任内，曾向麦迪逊坦陈自己缺乏许多履行总统职责所必需的素质和条件。他曾多次向友人提到，自己“先天不足的秉赋”。[Joseph Charles,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Williamsburg, VA: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of Culture, 1956), p. 40.]因此，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华盛顿都高度依靠助手们出谋划策，运筹一方。
如果说，华盛顿在智力上，至少在领导美国革命和建国的群英中，并无多少超人之处，那么，在所谓情商即人格魅力上，华盛顿甚至可以说是平庸之辈。华盛顿的文笔流畅但缺乏文彩。他在演讲稿的起草上，多依赖麦迪逊、汉密尔顿那样的文章高手。在人际关系上，如杰斐逊所言，华盛顿的待人之心，向来是不冷不热，不偏不倚。刻板、保持距离和冷淡是关于他人际关系行为的最好形容词。“今天，我与总统共进晚餐”，一位国会议员写道，“晚餐的气氛一如既往，就像葬礼一般地肃穆”。[Ibid., p.38.]
然而，华盛顿的人品却为同代人所称道。杰斐逊这样写道：“他的诚信是无懈可击的。就我所知，他是一个最坚定地按照不偏不倚正义原则行事的人。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他的确是一个有智慧、有良心的伟人。总的说来，他的人品堪称完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的处世之道”。与诚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连的是华盛顿具有的另一个美德——审慎。“他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也许是审慎。他从不在仔细权衡每一个情况、每一个考虑之前贸然行动；只要有一丝疑问，他便按兵不动。然而一旦做出决定，不管阻力有多大，他一定要实现目标。”[Thomas Jefferson to Dr. Walter Jones.]
在华盛顿的一切公私行为中，贯穿着一种对个人声誉的执着追求和细心维护。事实上，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18世纪的北美精英文化里，“人品”(character)和“名誉”(honor) 是两个意义相近的词。追求人品之完美，就是努力树立并维护自己的名声。[Edmund P. Willis, ed.,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Bethelehem, Penn.: Moravian College, 1966).]华盛顿就是这一文化的最好的身体力行者。他曾向汉密尔顿表示，“我希望我永远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品德，保持一个诚信的人所应有的人品 (这是我在人生所有头衔里最看重的一个)，并向世人证明我是这样一个人 (这是我希望自己在人们眼中的形象)”。[Washington to Alexander Hamilton, August 28, 1788,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vol. 30, p. 67.]
青年华盛顿对荣誉和名声的追求，没有 “茫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作为一个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主，他的个人经济目标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公共政治志向是在英国殖民常备军谋得一官半职。这种心态在革命前的美国开国元勋中较为普遍。例如，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人生理想是在马萨诸塞州拥有几千先令的财产，坐上四轮大马车，在州的民团里当个上校，在州议会里谋得一个席位。这就是当时规范了我所有想象的人生地平线”。[Quoted in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p. 28.]
华盛顿及其同时代的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吒风云、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时势造就的。正如曾在华盛顿统领下的大陆军队效力，代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大陆会议的大卫·拉姆赛，在他于1789年发表的《美国革命史》中所说：“正是革命召唤出如此之多的英杰，给予他们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假如没有革命，他们的超人才干可能于茫茫宇宙碌碌岁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1775和1776年，这个国家突然被置于一种需要她的儿子们施展才干的境地…… 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心智极大急速的扩展……独立战争仿佛不仅要求而且创造天才。于是，一代英杰，满怀着对自由的热爱……上演了一出出有声有色的伟大历史剧，其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远远超过了人们根据英杰们在革命前所学所为所可能做出的合理期望。” [Quoted in 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pp. 29-30.]
对于美国来说，所幸的是当华盛顿被赋予大陆军总司令和新生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历史重任后，他的道德自律感和对名誉的呵护心有增无减。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八年期间，虽然荒于照顾自己的土地和庄园，但始终拒绝从国家那里领任何薪水。他把从军看作是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从1783年到1789年，卸掉军权的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在此期间，华盛顿实际上已经成为代表新生美国的人格象征。到山庄拜访的国内外人士络绎不绝。招待客人吃住给华盛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国会决定给予华盛顿以资金补助，但他坚拒不受。在世人面前树立一个从政领军为国不为利的清明形象，无疑是华盛顿拒领国家补偿的主要动机。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队总司令期间，把一支由民兵散勇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一个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的正规军。依靠这支军队，在法国的援助下，美国最终击败当时世界最强大的英军，获得国家的独立。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华盛顿，以其手中掌握的军权，加上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有心取代当时执掌国家权力的国会，变总司令为国家最高领袖，甚至当美国国王，至少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是件可能办到的事情。但实际上，华盛顿就任总司令期间，丝毫没有拥兵自重的行为。1780年，华盛顿以总司令的身份，在一封就他为什么在某些问题上持有与众多国会议员不同的意见致国会议长的信中，表白了服从国会的心迹：“我希望我向国会报告情况的方式，不会被视作逾越我的职权范围的不当之举。请允许我自夸，国会完全可以相信，我除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片赤诚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居心。”[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vol. 148, pp. 210-211.]
实际上，任命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大陆会议，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软弱无力的中央统治机构。它在战争期间，一直未能对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应有的物质和财政支持。1783年2、3月间，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部分军官，以国会未能支付军人应得的报酬为由，拒绝执行国会有关战争结束解散军队的决定，并表示不惜以武力威胁国会就范。此时，华盛顿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军队，让自己坐上国王的宝座。但华盛顿所做的是利用他在全军将士中的崇高威望，一方面向大陆会议争取将士们的合理利益，另一方面成功地劝解他们服从大陆会议，从而化解了兵变危机。1783年底，华盛顿在纽约正式宣布退休，回到他的弗农山庄。华盛顿这一不居功恋权的举动，奠定了他作为共和国英雄化身的崇高的公众形象。
离开政坛后的华盛顿，为了维护自己不恋权的名声，非常不愿意重入政界。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参加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在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后，华盛顿深知，在行使总统这个职务所具有的巨大的权力过程中，可能会使他多年精心呵护的公正无私形象受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接受总统职位时，竟然抱着像“一个死刑犯步入刑场”似的心情。[Washington to Henry Knox, April 1, 1789, Dorothy Twohig,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Presidential Series (Charlottesville, 1987), vol. 2, pp. 2-3.]
华盛顿在四年总统任期将满的1792年春天，向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郑重提出，将在一届任满后退休还乡。在他请麦迪逊为他准备告别演说的信里，华盛顿写道他希望向人民表达：“在有幸在总统位置上，尽全力组织并管理政府之后，现在已经到了应当退休回归私人生活的时候。这既是我心所愿，也是为国运所必需。因为行政首长的定期更替，是我们国家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保障。请允许我离开政府，就像我以前离开军队一样，让那些支持我国的利益，推进社会和谐和秩序、良善政府的人接替我，让上帝继续保佑我们的祖国。”[Washington to James Madison, May 20, 1792,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vol. 32, pp?46-48.]
可是，华盛顿的退休请求当即引起杰斐逊等人的极度不安。在他们看来，华盛顿连任总统是新生的美国保持统一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因为，在第一届华盛顿政府时期，美国统治精英内部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一是以汉密尔顿为首、代表北部工商利益的联邦党，另一是以杰斐逊为首、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利益的共和党。两党之争，几近水火不容、不惜南北分裂之势。华盛顿以其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是联邦共和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人选。
为此，杰斐逊请求华盛顿不要退休，“只要您在，南北就不会分家。”杰斐逊致信华盛顿道：“我完全了解，您现在的公职给您的心灵带来的压迫，我也清楚地知道，您是何等地渴望退休后平静的生活。但在一定情况下，社会对一个伟大的人格，有权要求他暂且压抑追求个人幸福的欲望，而他的克己行为将造福今人，惠及后代。在我看来，您现在正处于这种情况”。汉密尔顿也恳求道：“我相信，先生，我乞求上帝，您务必再一次为公共利益牺牲您个人的平静和幸福。”麦迪逊在为华盛顿撰写告别演说后，致信华盛顿道，“尊照您的嘱咐，先生，我以您即将从公共生活退休的口径，撰成您的告别演说。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的愿望。我希望您再次考虑您的退休决定。为了您的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再次做出巨大的牺牲”。[Jefferson to Washington, May 23, 1792, Julian P.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NJ: 1950-), vol. 23, p. 539; “Hamilton to Washington,” July 30 - August 3, 1792, Harold C. Syrett , eds.,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1961-1981), vol. 7, p. 139; Madison to Washington, June 20, 1792, William T. Hutchinso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Chicago 1962), pp. 299-304.]
在举国一致的劝留声中，华盛顿允诺再次参选总统，并以无反对票当选。四年后，华盛顿在国内外大多数人期待他再次参选总统的情况下，于1796年9月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辞。在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华盛顿陈述了他的退休愿望，字字情真意切：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
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September 19, 1896. 译文摘自美国驻中国使馆网页，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infousa/living_doc/GB/washingtonfarewell.htm.]
二、华盛顿的国家
华盛顿之所以终其政治生涯，始终表现出不恋权、不恋栈的高风亮节，并以此赢得美国人民的崇敬，除了个人因素外，还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和总统期间，一直是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不许有任何可能变共和为王制或终生制行为的压力下度过的。
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两百余年历史上，华盛顿是唯一在生前就得到举国一致的崇拜甚至神化的政治领袖。其中原委，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尚不在于华盛顿的个人素质和人格，而在于社会的需要。他认为，华盛顿之被神化印证了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的如下论断：“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我们看到社会不断从平凡人物中创造出圣贤。如果一个人碰巧得到社会的厚爱，如果社会在他那里发现了所追求的主要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那么，这个人就将被提升于云云众生之上，换言之，被神化。神化的作者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本身。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可谓不胜枚举，我们只消看看有多少平庸之辈因得到社会的垂青而成为神圣。”[Shwartz, “George Washington.”本节的论述受益于此文处甚多；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pp. 243-244.]
华盛顿之被神化，始于他1775年就任大陆军总司令。有意思的是，当华盛顿接受任命，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美国尚未宣布独立，也不存在着一支大陆军队，尽管当时在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是马萨诸塞州，当地民兵已经在同英军作战。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不仅因为他曾在殖民地英军里任校官，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如下具有象征意义的考虑：一是由代表南部大州弗吉尼亚的人士出任总司令，本身就表示南部对北方的声援，表示殖民地各州利益与共的决心；二是由于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1755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对是否脱离英国宣布独立，尚未形成一致或多数的意见。此次会议，一方面通过《武装起义宣言》，另一方面又在宣言中强调武装起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毁坏那个迄今为止存在于我们〔指北美十三州和英国〕之间如此之长、如此之好的联邦。”[Quoted in Shwartz, “George Washington,” p. 21.]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是会议中对英独立派和妥协派都可接受的结果。这是因为，妥协派认同华盛顿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独立派认为华盛顿是南方人，对他的任命有助于动员南部的人力和物力，参加抗英战争。
于是，美国人民对国家独立的追求，首先通过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表现出来。任命宣告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本会议谨宣布，它的全体成员将全力以赴，以他们的生命和财富为担保，维护、支持、听从尊敬的华盛顿先生的指挥”。[Ibid.]自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起，他就不仅是作为一个将军，而是作为代表美国独立希望和精神的人格象征，得到人民的爱戴和崇拜。
由此，1755年，华盛顿从一个弗吉尼亚的地方政治家，一举成为一个举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在他自费城赴麻州上任的途中，不断受到沿途各地群众的欢迎。在华盛顿尚未指挥作战之前，大量有关他的书籍已在美国出版，父母亲纷纷以华盛顿命名自己的新生子女。1776年3月，国会一致决议授予华盛顿金质奖章，紧随其后，哈佛大学于同年4月授予华盛顿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虽然至此，华盛顿所率领的军队尚未打过一次大的胜仗。随着战争的推进，华盛顿的声望蒸蒸日上。英国国王的塑像被推倒，画像被撕毁，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的肖像。传统赞美歌中的“上帝保佑国王”被改成“上帝保佑华盛顿”。假如华盛顿有黄袍加身的野心的话，那么，在他的一生中，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1783年，是他行动的最好时机。但如前所述，1783年，华盛顿做出的选择是解甲归田，还军权于大陆会议。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华盛顿与当时美国社会互动的全部或首要内容。对于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的美国政治精英来说，始终处于头等位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使新生的国家在为社会带来秩序和统一的同时，不使其变成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个剥夺人民自由压迫社会的暴力机器。麦迪逊在为说服纽约选民批准《美国宪法》而作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必须让政府受被统治者控制。”[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s, ed. Jocob E. Cooke (Middletown, CT: 1961), LI, p. 349.]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这个问题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退为次要。
华盛顿时代的美国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在当时人的笔下，国家权力被描绘为一种极富“侵略性”，“四处膨胀直至吞噬一切”的东西。权力是一个“贪婪的、不知满足的、随时都要吃人的”血盆大口。国家之所以如此可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器本身性质的缘故，因为国家机器的合理使用，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出在人的自私性。如华盛顿的同代人塞缪尔·亚当斯所言，“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种追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难以避免的缺陷”。另一个同代人托马斯·阿伦认为，“暴君的种子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之中。”[Quoted in Shwartz, “George Washington,” p. 26.]由此看来，华盛顿时代的美国社会精英，大都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抱有很深的疑心。
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中，最使当时美国的社会精英们不安的是行政部门。这种不安源自他们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经验。篇幅不长的《独立宣言》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对英国国王的控诉。该宣言判定“现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此段《独立宣言》的中译文取自美中网http://www.usacn.com/usa/tocgov/declaration.htm.]对于推翻英王在美国的统治，赢得独立的美国人民、特别是其政治精英来说，在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可能搞绝对专制的共和政府。美国人民所极力避免的是，在结束了英王暴政后，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美国国王实施的暴政。
显然，从制度性权力上看，没有哪个职务像掌握军权的总司令那样具有黄袍加身的可能。古罗马共和国的凯撒，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以及华盛顿就任总统几年后出现的法国的拿破仑，走的都是从将军到国王的道路。因此，美国国会在1775年决定总司令人选时，舍在军事指挥上经验丰富、声名赫赫的查里李将军，而取在道德上口碑甚佳的华盛顿。即便如此，在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几周后，纽约州议会发表公开信，告诫华盛顿：“〔我们〕坚信，一旦这场伟大的战争结束，您将愉快地辞掉我们现在赋予您手中的重任，恢复您模范公民的身份。”1779年，当独立战争正艰难地进行时，一篇谈及华盛顿的评论道出了一个为许多同时代人共有的担忧：“当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行将结束之际，那支由一个人人崇拜的将军统领、带着巨大光荣的胜利之师，将可能变得比那被赶走的暴君更为可怕。此时，奴役的绳索可能勒得更紧。汝若不信，请看看克伦威尔。”[Shwartz, “George Washington,” pp. 23, 26-27.]
因此，当华盛顿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辞掉军职，回乡务农，顿时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百倍尊敬。如施瓦茨所指出的，华盛顿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独立战争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战争期间，华盛顿第一公众形象是代表民族独立运动的英雄。从1783年战争结束到1789年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期间，华盛顿成为共和国领袖应有的不恋权、无私公正的道德精神的化身。正是由于此，华盛顿得到了所有选举人的一致同意，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因为举国上下对他不会滥用总统权力，尤其是不会搞任何形式的终身制，抱有十足的信心。进而言之，华盛顿对于美国能从邦联制过渡到联邦制，进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功不可没。
美国虽然在1776年宣布独立，但直到1781年才通过邦联宪章，从法律上规定十三州共同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邦联制下的美国不设行政部门，以不定期召开的国会为中央政府的唯一机构。在国会休会期间，由各州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处理邦联事务。该委员会任命其成员之一为主席(president)，但任何主席任期均不得超过一年，且必须在各州代表之间轮换。邦联宪章没有赋予中央政府即国会以征税、设立和保持国家常备军的权力。这些制度安排，除了反映当时美国的大多政治精英，仍旧把北美十三州的联合抗英行动，看作权宜之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任何导致中央集权、特别是集权于中央行政部门的措施，都不能容忍。 邦联制下的美国中央政府所具有的权限，大抵与今日的联合国大会相当。到18世纪80年代中叶，邦联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缺乏一个执行法律的行政部门，暴露无遗。1787年在费城通过的宪法，设立了以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机构。值得注意的是，一反不给行政部门以任何位置的邦联宪章，宪法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尽管根据宪法，联邦法律由国会、而不是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制定，但宪法规定，“一切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同时也是统率全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宪法虽然规定总统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但没有对总统连选连任届数做任何限制。即便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中，集国家元首和政府行政首脑于一身的美国的总统，仍然在制度上属于强势总统。考虑到这一点，从1781年不置行政部门的邦联宪章，到赋予总统大权的1787年宪法，不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一巨变尽管是时势所造，但华盛顿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在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上，有代表提出美国行政部门的最高机构，应是一个由三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三位成员应分别来自北部、中部和南部。华盛顿持支持由弗吉尼亚代表团提出的单总统制的方案。可以断定，假如委员会方案被宪法接受，华盛顿是不会代表南部出任三委员之一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代表都认为，如果实行单总统制，则首届总统非华盛顿莫属。如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代表所言：“许多〔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一方面把华盛顿出任总统视作当然，另一方面根据他们对华盛顿人品的认识，来解决总统这一职务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权力问题。”[Quoted in James T.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New Nation, 1783-1793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 134.]美国史学家大多认为，华盛顿的个人崇高的道德声望，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以巨大权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正因为此，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但总统的光环，并未使华盛顿免于社会的监督和批评。恰恰相反，身为总统的华盛顿，面临的社会压力，比身为将军和平民的他来得更大。华盛顿出任总统后不久发生的总统头衔风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这场风波起于以副总统身份出任参议院议长的亚当斯向参议院提议，应当用一个庄严典雅的头衔，而不是非常平民化的称谓称呼总统(President原意为主持，是一个至今仍旧为任何团体和组织都可以用于称呼其首长的英文名词)。这个提议在参议院中反复讨论，最后表决通过的称呼是“合众国总统和国家一切权利的守护者陛下”(His Highnes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tector of the Rights of the Same)。在辩论过程中，一位参议员起身朗读了“世上所有君王的头衔”，以此证明“陛下”是一个几乎无国不用的称呼。然而，这个充满宫廷气息的头衔遭到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坚决反对。国会两院协商的结果是参议院接受众议院的意见，以“合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简单明了的头衔，来称呼国家的最高行政领袖。
华盛顿本人对这场头衔风波不以为然。作为总统，华盛顿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担任总统期间，在履行总统的职责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不恋权、有威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公众形象。为此，尽管华盛顿本人在政治上倾向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代表北部工商阶级利益的联邦党，但在他的第一届内阁里，他在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的同时，延揽汉密尔顿的政敌——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利益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出任国务卿。
然而，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政治发展，并没有像华盛顿所希望的那样无党无派，人人同舟共济，共图国是。统治精英内部的党派斗争，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愈演愈烈，几近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结果，在华盛顿第二届总统初期，杰斐逊辞去国务卿职务，华盛顿政府由清一色的联邦党人执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的互相攻击中，双方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政见分歧直到个人隐私，都成为政治攻击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连德高望重的华盛顿也未能幸免。杰斐逊和麦迪逊这两个曾在革命期间，与华盛顿生死与共的弗吉尼亚同乡和晚进，前者成为批评华盛顿政府的幕后精神领袖，后者则以人人皆知的笔名，发表文章批评华盛顿政府。在同情共和党的报纸上，不断出现对华盛顿的人身攻击。富兰克林的孙子彼彻在费城出版的《晨报》，就是这样一家同情共和党、对联邦党和华盛顿不遗余力批评的报纸。一篇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质问道：“难道我们不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同一个虚伪的面具，曾戴在那个凯撒，那个克伦威尔，和那个华盛顿脸上？”彼彻本人在华盛顿发表告别辞后，仍穷追不舍地指责华盛顿政府是一个充满“无耻、无义、无信和贪欲”的政府。接着，彼彻写下了一段为后人经常引用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强奸的话，那么，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强奸吗？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被一个人欺骗的话，美国不正一直遭受华盛顿的欺骗吗？把他的行为当作一个后人必须加以警戒的样本吧。 绝对不要把任何人当成神来崇拜。”[Quoted in Bernard A. 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Jeferson, Adams, and the Revolutionary Election of 1800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pp. 204-205.]
《常识》的作者潘恩对华盛顿的人身攻击，同样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在一封致华盛顿的公开信中写道：“至于你，先生，在私人交往上背信弃义，在公共生活中伪善作秀。世人不知你究竟是个变节者还是个伪君子，不知你究竟是已经背弃了做人应有的原则，还是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原则”。[Thomas Paine to George Washington, 30 July, 1796, 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ed. Moncure D. Conway, 4 Vols (New York: 1906-1908), III, pp. 213-252.]
让爱惜名誉甚于生命的华盛顿最难以承受的，不是因政见不同提出的批评，而是对他个人人品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在公共场合，华盛顿对这些人身攻击不置一词。在他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华盛顿表示不屑与那些人身攻击者为伍：“他们的诽谤之甚，唯有被他们的无耻超出，而两者都是天下无敌。”但在他最接近的小圈子里，他仍然流露出巨大的愤怒。尤其让他憎恨的是那些恶毒诽谤所使用的肮脏词语，“甚至在人们形容像暴君尼禄那样的人物，恶贯满盈的骗子，乃至于人人喊打的扒手时，都不屑使用的。”杰斐逊有一次亲眼见到，华盛顿板着脸看了一眼《晨报》，然后把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并狠狠地骂道：“混账。”[Weisberger, America Afire, p. 205.]
这些人身攻击，无疑使华盛顿心生倦意，更加希望退出政坛，并借此向公众表明，自己出任总统完全是应国家之召唤的无私之举，绝非出于实现个人权力欲。1796年春，华盛顿开始着手准备告别辞。他决定在这个告别辞里，使用他在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请麦迪逊代笔撰写的告别辞中的某些词句。华盛顿在致汉密尔顿的信中说，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样一篇告别辞已曾写就”，而且还由于现今对政府持最强烈批评意见的“那么一两位人士(麦迪逊和杰斐逊)完全了解那篇告别辞。”在由自己撰写的告别辞初稿中，华盛顿不无怨气的为自己的人格作了如下的声辩：“同胞们，这是我写给您们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如您们所知，在美国的一些报纸中，充斥着种种唯有妒忌、无知和虚妄才可能生造出来的谩骂。那些谩骂意在伤害我的名誉和感情，意在歪曲我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形象，意在削弱(如果不是彻底毁灭)你们对我的信任。在我告别公共生活之际，有人也许认为我会去反驳那些诬蔑。然而，我将一如既往地对这些不实之词，保持沉默和不理睬。”[Quoted in James T.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Anguish and Farewell , 1793-1799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 pp. 292-293.]但在由汉密尔顿帮助撰写的告别辞定稿中，没有一句直接针对某些报纸对华盛顿施政和个人批评。忍辱负重，是华盛顿对社会压力做出的最终反应。
1796年的美国第三届总统选举，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联邦党候选人亚当斯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杰斐逊。1797年3月4日星期天，当选总统亚当斯的就职典礼在费城国会大厦举行。紧邻该大厦的独立宫，是22年前亚当斯提名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地方。那一天，华盛顿身着一袭普通的黑色礼服，独自步入国会大厦。亚当斯则身着盛装，乘坐新制的官用豪华马车，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典礼结束后，华盛顿向亚当斯表示祝贺。后者后来回忆两人这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时的情景时写道：“他看起来倒像一个真正的胜者，而我却是一个失败者。我仿佛听到他在说，‘嘿，我下台你登场。看看咱俩谁将过得更快活。’”[Willard S. Randall, George Washington: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p. 493.]
三、 结论
杰斐逊晚年在总结华盛顿历史英名的成因时写道：“说实在的，人品和时运从来没有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人造就成伟人，把他送入那些值得人类永远景仰的英雄的行列”。[Thomas Jefferson to Dr. Walter Jones, January 2, 1814.]杰斐逊在华盛顿执政时期，成为反对党共和党的领军人物。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这两个弗吉尼亚州出身的政治家在华盛顿卸任后，彼此断绝往来，几十年的同志友情就此中断。然而，杰斐逊在华盛顿去世十多年后，回首评论美国第一位总统的人品和伟业时，流逝的岁月洗却了他对故人的种种因政见分歧带来的恶感，留下来的是肯定崇敬之情。杰斐逊的人品加时运造就英雄华盛顿的结论，可谓画龙点睛的千古绝论。
毫无疑问，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是同他的个人人品和道德分不开的。华盛顿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大陆军总司令还是在全国总统的位子上，始终不恋栈恋权，克己奉公。如此一贯的高风亮节，决不是仅用社会压力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华盛顿的道德自律和历史荣誉感，就像恒古不变的星空一样，时刻指引着他的政治行为。
当然，社会压力也是造就华盛顿英名的重要因素。美国社会众多政治精英对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还军权于国会的期许，对不允许凯撒或克伦威尔第二出现在美国，颠覆新生共和国的警告，甚至那些对华盛顿极尽政治批评和人身攻击之能事的报纸，无不成为造就华盛顿不朽英名的必要条件。总之，华盛顿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当时世上所有其他统治者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新生的美国，是第一个把分权和制衡的欧洲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完全付诸于制度实践的共和国，是第一个从宪法上保护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国家最高领袖自由的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华盛顿是美国共和政治制度的产物。
麦迪逊在谈到美国的建国事业时说：“我们正行进在一片没有任何足迹可循的原野上。”[Quoted in James R. Sharp,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New Nation in Cri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华盛顿以自己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两个先例。一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还军权于国会，树立了军人服从民选文官政府、军队国家化、不干涉国家政治的先例。二是在第二届总统任满后不再寻求连任，恢复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树立了美国担任总统不得超过两任的先例。这两个先例，为美国得以通过民主竞争的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内部矛盾、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奠定了政治基础。
原刊于《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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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31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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